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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三传今天接讲班固的汉书。我们常称迁固K史汉”，见得班固汉书是和司马迁史记立在平等地位的。汉书是中国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国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史记实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他从黄帝下到汉武帝，称汉武帝曰今上一现在的皇帝，可见它的体裁乃是一部从古到今的通史。但后人要承续史记接下却很困难。每一部书应该有它自己一个系统，不易往上接。自从史记以后，就有很多人续史记，要接着史记写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地传，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书。而且这样零碎地续，也没有个段落。到了班固，来一个断代史，采用了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的，接着再写汉代的后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
2、，称曰汉书，这样就成了一部断代史。此后的人，都待换了一朝代来写一部历史，直到现代，就成了二十五史。在我认为，断代史有它的必要。刚才所讲的两点，就是它的必要。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个大一统政府，又比较可以说是长治久安，隔了两三百年才换一个朝代。既然朝代换了，当然政治上也换了很多花样。不仅政治如此，一个朝代弄到不能维持，要改朝换代，当然历史也就跟着变。我们用此作分界来写历史，那是非常自然的。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
3、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什么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这问题，就很困难。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K史汉”并称了。我们再说
4、，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断有人来续史记。在班固前，西汉还没有亡，己不晓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地来续史记。较著名的刘向、刘欲、扬雄，还有像冯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举得出名字来的，总有二十人左右，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亲，他也续史记，称史记后传，这是史记以后新写的传，据说写了有几十篇，也有说他写了六十五篇。班固汉书共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连太史公写的汉武帝以前的好多列传都在内。项羽本纪还有陈涉世家，都改了列传。而班彪就续写了六十五篇，或许这些列传，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至少班彪所写的后传，在汉书中所古分量已很大。但我们无法在汉
5、书里找出哪几篇是班彪所写，更无法来考查班彪当初所写，班固有没有改动。大家只知班固汉书是跟着他父亲而来，固然我们不必硬要把汉书附作两部看。但班固写汉书时，有人告发他，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下了狱，把他家里书一井搜去。其弟班超为兄申辩说，其兄并未私改史记，乃是跟着他父亲所写后传继续写下。班团获释后双廷派几人来写新的东汉开国史，班固也是其中之一0以后汉廷就令班固续完他的汉书。至于此书正名为汉书，怕是班固的事。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这一百卷汉书的体例，也该是班固所定。他书有本纪、有表、有志、有列传，而无世家。依照太史公史记，封侯的都作世家。汉武帝以后封侯的人还很多，班彪写后传，恐己只叫列传。只是断代为史，
6、则或许是班固自创新体。自他出狱，朝廷正式派他写完这部书。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工夫，可是书并没有写完，剩下八篇表，还有天文志。外威窦宪得罪，班因也被下狱，死在狱中。但此书我们正可称它做官书，因其是奉诏著作的。不如司马迁史记，是他为武帝中书令时自动撰写的。汉书主要内容是在昭、宣、元、成、哀、平，连王莽共七朝。他死后，有妹名昭，亦称曹大家，奉汉廷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政府还派了十位青年来助班昭完成此举，其中有后来负大名的马融，融兄续，天文志或许是他所续。因此这部汉书，不讲别人，单从班彪到班固，再到他妹妹昭，还有像马续，时间经历了几代。专是班固自己，也就花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工夫。这部书中所
7、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己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
8、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0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因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我想刘歆所录
9、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我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
10、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
11、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
12、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驷，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0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驷，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
13、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亶鹿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亶鹿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
14、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竞天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憩。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
15、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娇，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
16、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对种种世俗纷纭还是看不清。把他们父子相比，也更恰如其分。总之，一位史学作者应有其自己之心胸与人格。对其所写，有较高境界，较高情感的，而适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体会，不能领略，则在其笔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处高处曲曲达出，细细传下。但如诸位此刻学历史，不细读一部书，只一条条地检材料，则从前史家好处坏处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17、如我此处所辨，也将被认为是一番不关痛痒之废话，与史学无关。诸位若知做学问与读书自有一条路，自己做人与论世也自有一番胸襟与眼光，读史书自也无以例外。今再说班固汉书，略论考史方面，有他父亲六十几篇的传，有刘欲之所编录，选材大概是不差。论写史，班氏文笔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论史。当知在考史写史中，无不该有论史精神之渗人。如太史公写孔子世家，主要并不在考与写，而在其背后之论。我们读太史公书，常会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写，如信陵君、平原君、聂政、荆轲，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见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赏这许多人，写来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跃然纸上。一部史记，所以都见其为是活的，乃因书背后有一活的司马迁存在0所
18、以司马迁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书。文学书，而还有其教育意义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传，这是在太史公当时武帝朝上两位大臣，同时也是政敌，一升一沈，一得意，一失势，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实在写得好，显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渗人其间。又如他之对李陵，因而及于陵之祖父李广，史公付以极大同情，而对同时卫青之为大将军者，反而对之漠然。今试问太史公在此等处，此一种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盂子荀卿列传等，在学术上的高下是非讲得极清楚极正确，即对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两人之相轧，在当时政治上也曾发生了大波澜，其实从古今历史大体言，也可说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太史公这一篇魏其武安列传，绘声绘形，写得真好。至于班固的汉书，往往有其事无其人。如说杀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则没有传下。我们若用此种标准来读此下的历史，则真是差得又远，还更不如班固。班固汉书赡而能详，他把事情详详细细地都摆在那里，又不乱七八糟，叙事得体，范蔚宗的批评正说准了他的好处。而范蔚宗后汉书长处自也不须多讲。我们果能用这样般的眼光来读书，自能增长了自己的见识，抑且还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读论语孟子，才知讲道理。读历史则只讲事情，其实在事情背后也还有一个道理。果自己无本领批评，诸位且莫尽看重近代人批评也该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评。即如比论太史公史记和班固汉书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评岂不更值得我们之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