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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壁真意辨析对于赤壁之战中以火攻大败曹军的周瑜，世人一向非常推崇。晋人陈寿称他“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三国志·周瑜传）宋人苏轼也曾极力称美其“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儒雅风姿，及其“谈笑间，橘橹灰飞烟灭”的潇洒豪迈气度（念奴娇·赤壁怀古）。然而，晚唐诗人杜牧却唱了一曲空前绝后的反调：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冬春深锁二乔。赤壁明显，这是诗化的史论，表现了诗人对这一历史战役的独到见解：周瑜之成功，事先固不乏周详之运筹；但是，倘如不是碰上有利的气候条件，则未必获胜，其中多有侥幸成分。诚如前人所言：“牧之之意，正谓
2、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牧之精于兵法，此诗似有不足周郎处”（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然而，当今颇有影响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以下简称辞典），却有另一番争论：杜牧有经邦济世之才，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心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晰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假如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成功，完全归之以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见辞典P1086）辞典之说，颇有值得商植之处：诚然，杜牧通晓政治军事”，曾精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
3、”（杜牧上李中丞书），善论兵，作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守论等篇什，注孙子兵法，着实有“经邦济世之才”。然而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他的赤壁诗显示出异乎常人的灼见卓识。乍看起来，杜牧的观点好像有悖常理，让人“很难想象”。但若将其放到当时的详细情境中去考察，倒是反经合义的。周瑜，作为江东的三军统帅，面对曹操盛气凌人的气概，一反张昭等人“降曹”之看法，毅然主见“联刘抗曹”，其主观动因多在于他那宁可玉碎，不愿瓦全”的特性与节操；至于胜败之数，其说周瑜，恐诸葛亮也难以料定（终归三国演义中的“神算”出于虚构）。曹操深谙用兵之道，其军事才能远在周瑜之上，决不行能不顾兵家大忌而贸然用兵；周瑜所谓曹操用兵的“数
4、四之患”，“将军擒操，宜在今日”云云（见三国志·周瑜传），只不过是为“长我士气，灭敌威严”，意在坚决孙权抗敌决心的策略而已。无论是从当时的天下大势还是从曹操的一贯格略看，只要不出现意外变故，应当说这次战役曹军是稳操胜券的。曹操这位建安时代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自初创以来至赤壁之战前的历次决策中，尚无“失算”之纪录：建安元年（196）,李傕、郭汜兵洗长安，汉献帝仓惶逃出关中，沦落为无人收留的“破落户”，曹操独具慧眼，遂迎献帝人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便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洛阳以东的大片土地。此时，群雄并起各霸一方，曹操占据中原腹心地带，四面受敌，倘如处置不当，将会成为众矢之的
5、、瓮中之鳖。然而这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却方寸不乱，从容应对着各种困难局面，以稳健的步伐向四面出击。建安二年（197）,他假天子诏令招抚关中，韩遂、马腾俯首听命，未动一兵一卒便首先稳住了西方。同年，他亲率大兵进攻南阳，收俘了距离自己最近的张绣，铲除了心腹之患。他实行屯田制，保持了中原一带的社会稳定并解决了军粮问题；他广招贤才，知人善任，“战将如云，深土如雨”，军事力气不断壮大，为扫平四方作好了充分打算。同时，他采纳笼络与离间相结合的方略，让雄踞于徐州一带的刘备、吕布以及盘踞淮南的哀求之间相互攻杀,没费多大气力便相继灭掉袁术、擒杀吕布、击走刘备，平定东方。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曹操以弱胜强大败
6、袁绍，然后挥师北上，快速扫平袁绍残部，占据了河北冀、并、幽三州大部分地区。建安十二年（207）曹操乘胜北征乌桓，并招降了割据辽东的公孙康，至此，曹操统一北方。对于曹操略定北方的举措，杜牧在一篇军事著述中曾给以高度评价：“魏武举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罪言）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挥戈南下直捣荆州，起先实施其南方战略。他深思熟虑，细心部署，妙尽机权：稳扎稳打且大张旗鼓，以数倍于敌的兵力造成强大的攻势与威微力：先夺荆襄，然后顺江而下，扫平江东，一统南北。荆襄之役颇为顺当，割据荆州的刘表新逝，其子刘琮率部归降。其间，尽管一度遭到借居于新野的刘备之阻击，但因寡不敌众，诸葛的几囊小计并未阻挡曹军的大踏
7、步推动，曹操很快地在荆州稳住了脚跟，接着便拉开了赤壁大战的序幕。直至赤壁大战，曹操这位常胜将军、无敌英雄方才确的确实地遭受到一次最惨重的失败。败因何在？这是赤壁之战留给后人的一个疑窦，杜妆以赤壁诗彩象化地点破了疑窦，展示出自己的超人之见。后人在论及曹操的失败缘由时，总爱强调曹军的“劣势”与孙刘联军的所谓“优势”，诸如曹军“远来乏累，不服水土,不习水战”，而孙刘得“地利、人和”等等。然而，倘能摆脱前人既定结论的羁缚而去客观、详细地考察分析一下，你会发觉，事实状况并非尽然。虽说北方士卒“不习水战”，但终归曹操刚刚收编了刘表的八万水师：虽说曹军“远来乏累，不服水土”，终归曹操握有二十万大军（号称八十
8、万），即便因疾病、疲惫丢失一半战斗力，仍是孙刘联军仅有的五万人马所无法匹敌的。至于孙刘的所谓“地利”“人和”优势，则更是无稽之谈：虽说江东素有长江天蟹作屏障，但此役则不然。诚如东吴老臣张昭所言：“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卒，水陆俱下，此为长江天险，已与我共之矣。”（三国志·周瑜传）况且，曹军居上游，联军居下游，“地利”实则转化为“地害”，这也正显示了曹操先取荆州的战略家眼光。至于“人和”，唯恐更谈不上了：孙权部下“皆望风畏惧，多劝（孙）权迎之，惟（周）瑜、（鲁）泰执拒之议”（三国志·吴书），旷日长久的和战之争”早已伤了
9、江东和气；而孙、刘之间呢？则更是勾心斗角同床异梦，其间的联合，只不过是各为图存自保而短暂地相依为命而已。可见，“地利人和”之说纯系牵强附会，孙刘联军的优势，从斗争结果看恰恰是在偶然之间所拣得的，天时，“东风竟与周郎便”！诚然，从普泛意义上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轲的说法不为错误，辞典的疑问也不为无由。但是我们在探讨详细问题时，也不宜忽视一般中的特别、必定中的偶然。须知，在某一详细战事中，“天时”倒能起到确定输嬴的关键作用。诚如兵法所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middot;计篇）这里，孙子便将“天时
10、”列为克敌制胜的五要素之一。而且，孙子认为，倘能充分利用天时，将不难置敌于绝境：“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风起之日也。”（孙子兵法·火攻篇）隧然而起的东南风，着实为周瑜都了个大忙。周瑜的能耐，在于他充分留意并刚好抓住了战机；然而事前周瑜恐也很难料到这隆冬季节竟有东南风起，谁能说这不是苍天所供应的一个“侥幸”的机缘呢？杜牧原来就非常推崇曹操，曾亲为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作注，注中就多次称赏过曹操的用兵之道，而对其败绩却常取回避看法。比如，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典型的火攻战例凡三个：官渡之战中，曹操用许攸计焚毁袁绍辎重；赤壁之战中，周瑜用黄盖计火烧曹操战船；夷陵之战中
11、，陆逊独出心裁，遍燃刘备连营。而杜牧在其所注兵法火攻篇中，仅仅引述了官渡、夷陵两个战例，却对赤壁火攻避而未言。（参见中华书局十一家注孙子）而他于赤壁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倾向，明显是与他对曹操的一贯看法一脉相通的。对于周瑜“侥幸”取胜的认定，当然也是对曹操偶然失败的抉憾。杜牧一向怜悯失败的英雄，这种情愫在其题乌江亭中表现得尤显充分。其诗云：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对于这首诗的评价，向有不同持论。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作评道：杜牧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王安石亦有类似看法：“百战疲
12、惫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虽犹在，肯与君王卷土来？”（乌江项王庙）从历史观点看，胡、王二公的指摘不为无由，但是，倒未必领会到杜诗的真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卷土重来”，而是项羽该不该自杀。项羽以“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这种气节一向为人称道；然而在杜牧看来，作为一位“拔山盖世”的英雄，不能“包羞忍耻”是极不应当的，能屈能伸方为大丈夫。诗的其次句，是对项羽的指贵，更是对“英雄末路”的一种最为深切的怜悯与惋祸。至于能否“卷土重来”，诗中亦未下断言，而是以“未可知”作结，其潜台词是：只要你正确看待失败，从中吸取教训，接着作出百折不挠的努力，那么无论将来成败如何，你都不愧为一个成功的英雄
13、。联系诗人的身世与遭受，杜牧何尝不是一位失败的英雄呢？他一向自负于经纬才略，却因秉性刚直而受到权贵们排挤，长期“落魄江湖”为人幕僚，或做些级别不高的闲官或地方官。但是他从不自暴自弃，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看法对待人生。“十年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杜牧念昔游）从这首绝句中，我们除了能品读出些微的苦涩外，更多的不正是一种悠游潇洒的逸荡之情吗？或许是杜牧精于兵法的原因，他深谙成败得失之辩证关系，从不以成败论英雄，亦不以一时一事之成败为成败，成也未必真豪杰，败也未必不英雄。这就是杜牧一向坚持的“成败观”，同时也正是其赤壁诗的真意所在。而辞典对于赤壁的立意则有另一番概括：他之所以这样地写，唯恐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辞典P1086）这种看法，不能说不着边际；不过，倘如细细推敲起来，好像它距离赤壁的真意稍显远了一些儿。（选自阅读与写作2003、9,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