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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提要：星期休息制在近代中国普及的历史过程，并不完全是民间习染和被动顺应的结果，而是凝聚着国人多方面的理性认知和主动抉择。此种理性认知也并不是对星期制的简单化认同，而是包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和态度。此种差异性评价的背后，实际是近代中国保守与求新、民族主义和世界化、内地和大都市不同立场之间的对抗。以往研究甚少揭示这一过程中的理性和主动面相，也无暇注意这一面相内部的认知差异，本文即试图在这一点上做出突破。“时间”事实上构成透视中国现代性的个特殊面相，这原来仅停留在学术“感觉”层面的认知，近年来陆续落实为具体和实证的史学研究.一位台湾历史学者甚至在一本相关专著中大胆断言，采纳西方的时间制度是中国
2、进入现代社会或者说接纳现代性的一个基本面相。该学者在书中所界定的西方时间制度，包括阳历、公元纪年、钟点计时，却唯独“遗漏”了星期制。这种有意的“遗漏”也许缘丁作者的这样一种理性判断：相比阳历、公元纪年等计时方式，星期制主要作为一种作息习俗而存在，至少就测度时间层面而言缺少现代性意味。然而，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星期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计时制度，传入之初又被认作是西方宗教的衍生品，因此，近代国人从自然习染、被动适应到主动仿效这西俗的历史，就绝不仅是其自然而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的简单过程，而是多方面地凝聚着国人的主观现代性认同，折射出价值观念的微观嫡变。然而，以往学界对星期制的考察，盾注重考订和梳理其在清
3、末民初推广的客观历史过程，却较为忽视现代化进程下时人对这作息方式的主观体验和理性认知，更无暇细致区分人们基于不同立场所形成的差异认知.本文即主耍针对这一薄弱之处展开论述，以期揭示近代时间社会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张力。-星期制：休憩节奏与娱乐休闲日常化()星期休息制的扩散在西方，星期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星期大概是最稔固、最能按其本来意义来体验的时间单位，特别是在星期天与其他日子有所区别的时候二在传统中国，则不存在如星期一般对所有阶层均广泛作用的社会作息。汉、唐、元等朝代曾有过五天和十天休沐制，但仅限于官僚阶层。可以说，在晚清以前,即使作息相时规律的仃方行政机构和教育机构，也并没有统一的日常化假
4、期0此种情形正如民初的一篇报纸文章所生动形容的：“我们从前，读书人只知道初一十五拜孔子，三六九做文课，商人只知道初二十六请财神，吃猪肉，其余的种种人，据我所知，信教的既没仃定期的礼拜，不信教的更没有定期的休息。.近代以后，伴阴着西风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展开，从西方舶来的“礼拜作息”渐渐浸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鼓先在华洋杂处的通商口岸城市塑造了种新的生活节奏。清末新政期间，星期日又被官方规定为各级学校、政府机构的法定假期，借助行政力量在全国范用内开始普及。美于这历史过程李长莉等学者已有过相当细致的考订，不拟赘述“本文试图稍做补充的，是以往学者所未述及的民国时期这一制度的社会化情形。民国时期，随着现代
5、国家政治架构趋向健全和新式教育的拓展，星期日休息制在政界学界的接受程度更加广泛，并进步在工商实业界扩散渗透。民初仃人描述其普及情形：“自海禁之开通，学校之林立，丁是国人如其制焉，凡业有星期，凡校有得假，上臼政府之机关，下至荒瞰之小学，莫不皆然。”这当然是一种略带夸张的形容，但在都市中的强行、金融、贸易、保险等西化程度最深的新兴行业中，由于社会经济陕系加强产生的连带美系，星期休息制的普及确是大势所趋。1930年代上海一位资深商界人士己扉利地指出：“则惟观夫近年来上海市场之实际情形，星期休假，珀将成为各界必然之趋势，有关国外贸易之商号公司在星期日固无法营业，而国内之大企业及各机关，更莫不休假，金业
6、、纱布、证券、杂粮、面粉等交易所之休业，根本已使商业市场处于停顿之地位，而继续营业者，不过一部份字号及若干门市商店而己“在新兴行业内部的新旧竞争中，新型商业机构因业务优势而掌握了行业规则主导权，它们追随西方的作息惯例，并迫使日趋没落的传统商业机构只能放弃固有的营业时间。在上海，老式钱庄全年无休的商业惯例被打破，最终迫于形势跟随新式银行实施星期日休假，就是典型一例。在收入普遍较低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社会行业中，劳动力供大于求而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受制于此，星期日休息很雄真正践行。清东民初，大多数的工厂买卖行变相的“星期休息”,即工人两星期左右可享有大假期。然而，1920年代后工业化的推进和国
7、际国内劳工运动的蓬勃展开，使得星期日休息作为工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护。国民政府在1929年底颁布的工厂法就明确规定了这一权益。（I1.）当然，事实上即使在收入相对较丰、社会地位较高的邮政行业、木材业，工人星期日休息的要求也难以兑现，这部分是由于行业的公共服务性质或者季节性特点，更主要的原因在乎资方和当局不愿因此增加劳动力成本，因而多方迁延。（12）实现星期日休息，也就成为激烈的劳工运动的一个具体奋斗目标，上海的邮政等行业工会都曾鼓动和发动工人为此进行罢工。（13）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些会发现，国内尤其是上海、广州、厦门工商界对星期休息制的践行，余波所及，对海外侨界也产生了直接的示范
8、效应.（14）192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华侨聚集的东南亚地区，由于一些重要华侨行业公会的介入和华侨实业家的枳极推动，星期休业问题一度成为侨民关注的社会热点。（15）不过，尽管华文报纸再鼓吹不能落后于世界性的积极潮流”，呼吁工人享有星期休假，但实际情形显然更为复杂.1933年中国驻马尼剌（今译马尼拉）总领事馆发布的一份的外交报告就称，马尼拉市政当局在1931年通过并实施星期休业律令后，工人方面坚决要求实施，商人团体则极力抵制，政府方面态度也因之摇摆。（16）（二）公共休闲日常化很明显，相较清末，民国时期星期日休息制在官方机构和民间社会获得了更普遍的推行，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9、其中对社会交往的促进和公共休闲的繁荣可谓最为明显。从晚清记载上海、天津等地民俗风情的沪游杂记3W津门杂记3等时人著述中，从民国描摹世情的小说和记录个人体收的日记，以及数不胜数的期刊报纸和社会调查等各类文献史料中，可以找到大量反映星期天社交和休闲的内容。追求轻松和自由是人的大性，国人多半是心安理得乃至甘之如饴地享受着星期日闲暇。民初人的调侃，道出的乃是一种社会实情：“所以星期日初次进门的时候，本来是格不相入，但是休息自然谁也欢迎的，所以绝不因他是洋货而有人出来抵制，星期日于是乎在中上级的社会里极通行了。”（17）都市学生对星期日休息可谓翘首以盼，他们尽兴嬉游的情形频繁见诸报端。有经济收入可供支配
10、的都市中产阶级和居社会下U的劳工，在结束r一周的劳动之后，普遍地带着一种补偿心理，乐于在各种聚会和消遣中打发星期日。相比学生，他们的星期日休闲，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色彩，甚至不乏低级趣味的放纵。（18）当时的报纸文章和严用的社会调查都说明，即使是生活捉襟见肘的工人,在满足于低廉的看戏、喝茶、听人说书这些传统娱乐之外，也有不惜花费“血汗钱”更多地看到传统时代价值观的自然遗留。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在生活中普遍重枳累轻消费，形成了一套以勤奋、节俭、节欲、本分等为美第的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套与之匹配的独特休闱观念。具体表现为，占人一方面并不完全否定适度休闲的意义，“一张一
11、弛，文武之道的说法,就说明了古人对于休闹之缓解疲劳和慰帮精神等基本功能的肯定；另一方面，出于维护儒家伦理规范和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需要，正统人士和官府对于日常性、消费型、纯娱乐性的休闲，则常做负面评价，将其与放纵、怠惰、苟安乃至诲淫诲盗等同（43）民国时期对星期消闱持续不绝的批判之声，既反证商业化造成的娱乐大众化和日常化乃确凿现实，又说明此种社会现实对传统价值观构成相当冲击，并强烈地刺激着保守人士去坚定捍卫传统。对于赌博、嫖娼这些自古至今公认的社会恶习，人们的谴货固在情理之中，但将出入游戏场、影院、戏院等活动一并归入“不正当消遣”，对消费性的娱乐一概斥为“虚掷可贵之金钱”，对学生外出游玩的一味禁
12、止，无疑是一种僵化的认知。这种认知的本质，其实是对消费性娱乐兴盛这一事实的本能抗拒，是对变化者的社会生活及民众心理的自觉隔膜”，是以勤奋、节俭、禁欲等传统道德为准绳所做的简单化判断。（三）星期休息制与教育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缴是，由于星期休息的体制化发端于晚清学部，后来又在新式教育机构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推广，再加上教育与道福教化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使得针对星期天体闱所引发的道德性批判，很自然地在教育领域发生,燃爆。从公开言论看，时人对这一新事物的反感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星期休息是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产物，在教目上并无特殊价值，国人“机械模仿”，结果不过是学生无所事事、荒废时光。（44）不少学生家长也
13、对此颇多抱怨和不解，认为一年之中既有寒暑假乂有各种年节假日（农村学生还有应农事需要设置的春假、秋假），相比旧式馆学来说，学生休息时间过长.（45）也有人认为，学生确有适度社交和放松身心的需要，但每天劳逸结合即可满足此种需求，不必额外设冏专门的休息日与社交日。（46）在乡村，星期日休假被农民认作是“儿童玩耍，老师浪漫“之日，遭遇了比城市.更强烈更普遍的反对。（47）这种包褰着民族主义情绪乂体现学生家长诉求的反对声音，曾经是新式学制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极为真切的现实压力。二是认为当今社会风气颓摩堕落，又缺乏正当的消遣场所，学校放任学生星期日“自便出入放纵其身则必纵其心”，易使学生沾染恶习、堕入岐途。
14、（48）客观地说，从民初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日记来看，新式教育起步之初，学生课业负担普遍较轻，享有较多行动自由和自主权利，确系事实.（49）从当时报刊描述所见，上海、北京、南京、杭州等都市中，学生在星期H出入公园、游戏场、戏院、影院、百货公司，甚至男女自由约会，俨然已成社会寻常现象。（50）但当时报刊上展见不鲜的谴贵学生星期冶游的文章，乂无不充斥着正统意识和道德说教.强烈的焦虑使得对事实本身的描述也趋丁夸张变形。（51）一些对学生星期日休假持否定态度的教育界人士，还曾试图诉诸行政手段来废止这一规章。（52）1923年，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在该校新任校长、教育家经亨颐的主导下，就曾径行废除过星期休息
15、制。同年，浙江省教育会代表李杰乂在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递交提案，以“玩时帆日”和“闹成学潮无意识之举动等诸般理由，老调IR弹，提议全国各级学校均废止星期休假。尽管这一提案未获通过，但此后直至1930年代教育界乃至政界仍陆续有人倡议。1934年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孙科，呼吁国势陵夷之际当求“时间及金钱之经济”，批评现行学制徒使学生“优游岁月，旷废学业”.谴奏星期休假“无补丁学生之健康，又有碍其学业“，因此提交了缩短学年、改每星期休假为两星期一休假的提案。（53）该提案在五中全会原则上获得通过，但在此后行政院和教育部更议中不了了之。（54）不过，不少内地省份学校对此提案予以
16、支持，1935年春之后，陕西、湖南、河南、山西、福建等地的一些肺范学校和中小学堂，或直接付诸行动，或以实验为旗号，相继废止星期日休息。（55）教育界在星期日休假问题上的保守舆论和行动，其实不过是传统教育观和道德观在过渡时代的顽强延续。就宋明以降的中国古代教育而言，德性或者说道德教育始终占据者优先的位置，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学问德性之养成，要有克己、主敬、内省的修身功夫，不甚注遮身心的全面发展；另外，基于教育手段的单一和对教育内涵的狭隘理解，包括私塾、书院在内的传统教育，不能摆脱礼教束缚，对学生言行举止约束较多,作息严苛，信奉“业精于勤荒于嬉”的教化准则，（56）按照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标准来看，此
17、种传统教育确实包含着过分压制个人大性和探索欲的成分，甚至违背生理规律。上述严禁学生星期日冶游的言论在民初并不稀见，正说明此种既严苛又保守的传统教育理念仍有相当市场。当然，在新式教育尚未站稳脚跟之际，面对尚未成年的学生这特殊群体，杜绝他们治游亨乐塑造正面形型以i得社会时新式学校的信任，这也是正统人士对学生闲暇冶游持不宽容态度的原因之一。（57）有趣的是，民间社会的道德批判和上述教育界的保守行动，即使相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来说都已是某种倒退。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B已经明确规定各级学校星期日休假一日，学部又紧睡商部之后在中央各部中率先实施这一制度。（58）如果仅从1907年清廷会议政务
18、处和学部对某翰林院侍读取消学堂星期休息奏议的批发来看，学部之所以推广星期制，主要原因在于教学安排需迁就西洋教习礼拜之期，次要原因在于七日休息更便利于教学管理。（59）然而联系15）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则会发现，原本仅限:理念的藏修息游”已落实为明确的制度细则，学部对传统学察严苛教育的否定与对西式“宽松教白模式的理性认同同样清晰，并非只是为了照顾西洋教习的无奈之举。（60）上述融新式民族主义和传统道德主义于体的舆论和行动，因之招致了新文化阵营的严正批评.针时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的提案，向来十分关注教自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作家周作人在晨报副刊3上相继撰文两篇，表示“颇有点意见想发表“。周作
19、人一面揭去教育界荷单排外的保守民族主义面目，诞货其迎合社会守旧力量：面乂批评其对教育之根本认识浮浅、观念陈IH,”以为只有学校里的授课是教育”，“困在书房里时间愈多愈好，还是以前私塾的办法周作人的主张与此种保守言论截然相反，他认为,“人不能只有工作而无休假，投赠游玩也是生活中所当有的一部分，其用处未必卜.于培养指导”，因此“正当的办法是授课应更认真，而放假亦应更加多。我的意见以为星期休息还嫌不足（61）1934年孙科的提案在知识界也遭遇门同样的抵制.由丁牵涉对现行学制的否定和更改，事关至大，该提案当时即引起了政界和教白界的诸多关注。仅就公开舆论而言，“反对者多，赞同者少”，包括国民政府政要、各
20、级学校及普通教育工作者均有不表赞成并，I1.反对理由趋同。（62）1935年北平师大反馈给教育部的长篇意见书，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否认/孙科提案本上化、传统化的保守取向，维护现行学制的现代性取向。意见书宣称：“此等问题，他邦积有科学的研究、实际的经验，其所归纳之原理原则，正不必以援引借镜为嫌.今为求时间经济之故、大量增加每年上课之日数，此在汉家，亦科举制度之残余观念耳,在甘为举子业者，焚渐继好、赴速急就、迦等陵节，诚可于短时间达到其所欲达之目的，然真知为学者，仍以息游与微休并重J(63)从周作人的文章和北师大、北大教育系所提交意见书全文来看，反对科举时代戕害性灵和牢笼身心的知识“灌输”，提倡更人
21、性化和身心全面发育的现代教育理念，在五四之后的新知识界中显然已是共识.(64)对于视私塾为“畏途”的学生来说，新式学堂中的星期日休假无疑是一种“解放”和福利，教育会的提案因而激起了这一制度的受益主体学生的激烈反对。(65)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学家的董清川.就在1923年10月22日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反种废止星期放假”一文。该文以五四时代学生特有的激进姿态，言辞激烈地抨击教育者的失职，指出学生之所以有不端和逆矩行为，根源不在于星期日休息而在于教育不良。作者还以他本人学校去活之实际状况为例，具体阐明了星期日集休息日、社交日、纪习日于体的多重意义，强调其“对于学生不光无过，而且
22、有功，极力维护星期天休假.(66)综合观之，围绕若学校星期日休假屣开的激烈争议，折射出不同层面的矛盾认知和对抗。首先，它反映了受益群体(学生)与#受益群体(家长及有家长心态的言说者)之间的不同立场：其次，面对孙科提案，本无话语权、处于被动接受角色的内地学校纷纷付诸实践，而握有话语权、有权参与学制制订的北平各高校则态度强硬地反对，这里折射的是乡村堪层教育界与都市裔等教育界之间的层级认识差异：再者，这种层级认识差异，还与周作人等新文化人对浙江省教育会提案的批评样，反映了保守观念和新派思想之间的新旧冲突。三民族主义心态：从礼拜到星期与近代中国传入的阳历等纪时制度不同，星期制在中国引入之初，是作为基督
23、教的一种宗教礼仪而广为人知的。不少国人也因此想当然地将这一舶来品狭隘地理解为西方宗教的副产品。于是，在影响中国人认知和接纳星期制的诸多因素中，反对西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视角就自然成为其中一项很明显的因素。对星期制之西方宗教色彩的排斥，实际又与近代国人对这一习俗历史起源的表述有所关联。()宗教史与文明史叙述中的星期制星期制的历史起源在近代中国曾有过两种不同类型的表述.第一种是传教士或基督教徒基于宗教史角度的叙述。此类叙述多见于必督教徒创办的教会报纸。信教人士一般都选择从经文出发，用“以经证经的方式来论证星期制的基督教起源。尽管教众内部在应该遵守安息日还是礼拜日问题上争议不休，但拒绝或回避叙述其世俗化
24、历史，则是共同认知前提。(67)比如著名传教士艾约瑟在1879年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圣经礼拜日源流一文，就是利用圣经创世记篇来考证第七日为安息日。(68)民国时期发行量很大的基督教报纸E时兆月报3刊登的星期制之历史文，也认为星期制起源的具体证据存在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犹太民族的古籍旧约圣经中.(69)1937年该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甚至指出：“全世界所通行的以七日为一周的计时方法，乃是现代的凭据之一，证明圣经是真确的“，“以七日为一星期，乃是惟一的计时方法，不能从自然方面去计算来源的“。(70)与宗教史叙述相对的，是自清末开始出现的文明史叙述.此类叙述主要见诸于报端,也偶尔出现于世界文化史之类的学术著
25、作中。(71)最早从文明史角度对星期制加以介绍的，是1903年E大陆报刊登的E七日一礼拜之缘起3的短文。该文已正确指出,以七日为礼拜，此法出于塞密特人种(即闪米特人宅者注)”.(72)之后，各种通俗性的介绍陆续见之丁F国民汇演3展报副刊网科工人享有星期休假，但实际情形显然更为更杂。1933年中国驻马尼剌（今译目尼拉）总领事馆发布的一份的外交报告就称，马尼拉市政当局在1931年通过并实施星期休业律令后，工人方面坚决要求实施，商人团体则极力抵制,政府方面态度也因之摇摆。很明显，相较清末，民国时期星期日休息制在官方机构和民间社会获得了更普遍的推行，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对社会交往的促进和公共休
26、闲的繁荣可谓最为明显。从晚清记载上海、天津等地民俗风情的沪游杂记3津门杂记B等时人若述中，从民国描蒙世情的小说和记录个人体脸的日记，以及数不胜数的期刊报纸和社会调查等各类文献史料中，可以找到大量反映星期天社交和休闲的内容。追求轻松和自由是人的天性，国人多半是心安理得乃至甘之如饴地享受着星期日闲暇。民初人的调侃，道出的乃是一种社会实情：“所以星期日初次进门的时候，本来是格不相入，但是休息自然谁也欢迎的，所以绝不因他是洋货而有人出来抵制，星期日于是乎在中上级的社会里极通行了J都市学生对星期日休息可谓翘首以盼,他们尽兴嬉游的情形频繁见诸报端。有经济收入可供支配的都市中产阶级和居于社会下U的劳工，在结
27、束了一周的劳动之后，普遍地带着一种补偿心理，乐于在各种聚会和消遣中打发星期日。相比学生，他们的星期日休闲，带有明显的消费主义色彩，甚至不乏低级趣味的放纵。当时的报纸文章和严肃的社会调查都说明，即使是生活捉襟见肘的工人，在满足于低廉的看戏、喝茶、听人说甘这些传统娱乐之外，也有不惜花费“血汗钱”逛妓院、赌博以求感官刺激者。至于民初包天笑等卖文为生的职业文人，要求向来并无“星期休假”惯例的报馆满足他“星期休假”的条件才肯加入，以及他在星期日频繁社交的事实，都体现了星期日休息作为社交休闱时间之于都市人的不可或缺活跃的星期天社交和休闲活动已成为城市市民生活的常态，其社会影响还辐射到了出版和交通运输等其他
28、行业。1914年创刊于上海的都市休闲杂志礼拜六讥针对都市读界“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的生活节奏和消闱心理，刊载消遣性强的小说，在民初杂志界大获成功.这一事例最能生动说明星期作息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强力植入。而且，K礼拜六并非一个孤立的通俗文化个案。民国时期的上海涌现出了数量难以枚举的独立周报和周刊,很多大报的副刊尤其是文艺副刊也都固定在星期日出版，民国日报之下就附设了星期评论G文艺周刊3E国学周刊等七八种周刊。大都市的交通运输部门也为了满足市民星期日休闹的旺盛需求而做出调整。1930年代初，为了“调剂沪人休闲生活”，上海铁路部门曾专门开设了上海至杭州、无蜴等周边城巾的星期日专线游览
29、乍。据G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发布的相关公告可知，上海至杭州的专线游览车，可在周六周日两日内完成城市的交通往返，上海至无锡的短途游览专车则每星期日上下行各一次，实现了沪锡城际旅游当日往返。此外，清末以来，各界发起的大型群体性活动也体现出明显的星期周期。清末民初北京的各类中下层社会启蒙活动，如识字会、讲演会、游艺会、慈善会等，就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星期日举行.上述现象发明：晚清以来的城市商业化和近代化进程，激发了更广泛和多元的社交活动需求，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娱乐休闲形式，为公共休闲生活的繁荣创造了诸多的物侦和社会条件。然而，恰如学者所指出的,集体性的公共休闲生活要成为常态，还必须要求人们有大量
30、的公共闱暇时间，而星期休息制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公共休闲对时间的需求。于是，星期休息制普及与城市娱乐休闲发达两者的结合，不仅直接促成了近代大众休闲生活的繁荣,还使得原本散漫、随性的日常休闲在时间上呈现出种明显的集中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星期休息制的引入可以视作推动商业化的一股现实力量，同时它本身也构成近代市民社会生活形态的一个独特部分。星期与放假七日周，最早起源于巴比伦与犹太传统，他们将七大行星视为人类与神的排序原则之一.还有说是巴比伦人认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潦值日，各管一天。“星期”即为星的日期的意思。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星期蒯正式诞生。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
31、大帝正式宣布，星期日修业令h凡是市民工匠在神圣的太阳日做工必要被处死.这七大的英文名字部分是为r纪念罗马众神，部分是纪念北欧与日耳熨的神祇：星期日是太阳日，星期一是月亮日，星期二是战神提尔日（条顿英勇的天空之神），星期三是沃登/奥丁日（条顿/北欧的知识与战争之神,星期四是索尔日（条顿雷神），星期五是弗丽嘉/弗雷日（条顿丰饶女神），星期六是萨杜恩日（宙斯之父）。（条顿人泛指日耳曼人）圣经创世纪记载了前六天上帝创造世间万物，第七天选择休息。因此第七天教徒们都不做工，而是敬拜上帝。这一天也被称为“礼拜天因为星期日修业令讥本来休息做礼拜的礼拜天也就落在了星期日这天。在法国，对1七天的描述同样与罗马异教
32、、新兴基督教案密联系在一起.在法语中，星期一是1.undi（源自拉丁文dies1.unac,即“月亮日”:,星期二是ManH（diesMartis,火星日星期三是MerCredi（diesMercurii,水星日星期四是JeUdi（diesJovis,木星日），星期五是Vendredi（diesVeneris,金星日），星期六是Samedi（diesSaIUrni,土星日），星期日是Dimanche（diesDominicus*“主的日子”）星的日期，在中国古称七曜。七曜在中国夏商周时期,是指日、月、及五大行星等七个主要星体，是当时天文星象的重要组织成份。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火曜日
33、是星期二，水瞪日是星期三，木曜日是星期四，金曜日是星期五，上曜日是星期六。通常日历上日曜日会在月曜日前面，不符合人们一到七的普遍认知规律，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历法中，把二十八宿按日、月、火、水、木、金、土的次序排列，七日一周，周而复始，称为“七曜”：七曜论中，太阳为首，太阳为尊，为万物之始，自然应置r最前，其余顺次排下。宿曜经是唐朝时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一部经书，后来又传入日木，实际上是唐时期印度占星术的入门书籍。后来G宿耀经通过平安时代的唐朝留学生空海传入日本，沿用中国以七曜为一周每日的称谓.日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宿曜道和宿曜占星术。中国在民国成立后改称星期日至六，但在日本、韩国和朝鲜仍沿用此名字
34、。在古代中国并没有星期的概念。时间上有“候”这概念，在古代中国，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二气为一节。一节就是一个月.所以一年有二十四个气节。休假上则是产生了“休沐制度二“休沐”最早出现在西汉，在此之前，秦汉时期的休假为“告归”，尚未形成完整的休假制度。汉律规定：“吏员五日休沐汉书B记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因为汉朝时，虫员办公居住都是在官府，身边没有家人跟随，所以朝廷规定每五天可以回家一次，休息、沐浴。因为尊崇“天人合一”，因五日为一候，所以定下了“五日一休沐二隋唐时期沿用了“体沐”制度，但不同的是官员无需长时间离家，晚上结束工作便可返回家中，家属也可陪伴。因此，唐高宗时期改“五日休沐”为“
35、十日休沐”，也就是每十天放假一天，称为“旬休”。宋代沿用了唐代的“旬休制度，不但延长了假期，还增加了放假的节日，因此宋朝的官员享有历代最多假期。根据统计，除了常规假期之外，宋代官员每年合计休假可达12()天以上。或许正是因为宽松的放暇氛围影响了政务，到了元朝假期大幅度减少，全年的节假日只剩卜.16天。明朝初期在元朝的基础上增加了两天假期,后恢发“旬休”制度。清朝的休假制度基本沿袭了明朝，但因为力主专制达到了巅峰，是否准许放假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意愿。晚清时期，七日一周的星期制度传入中国。1872年申报B刊登*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文，介绍并点明休息日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
36、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件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郭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遮以聚会宾客为事“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遗兴，六日中之牢腌郁闷而此日惟一切消愁。游H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其乐于此日J“中国日日不息，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卒之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践品，生废弃，可不惜哉!何若振作精神，日进无瓠J并因此得出具有辩证性的结论：“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J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其余日月蜴奋勉以图功，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
37、，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悠悠忽忽,一事无成以了结此去也J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和西方生活习惯涌入上海，星期制度也走出洋人的租界，进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星期日”或“礼拜日”也随之而来。1880年后，星期日休息制度开始从个别新式学堂开始推行。1895年，大批新建的新式学堂，都开始明确规定星期天休息制度，不过当时并无“星期日”这个说法，而是以二十八星宿值日法推算的房、虚、昴、星四字代替。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才正式规定全国的中等、而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1906年，从中央机构开始，清政府自上而下在中国推行星期制度，至此星期天公休日在官员中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民国时期，占据当时经济主导的
38、西方新兴产业带来的公休制度也让传统的全年无休的本地行当进行改变.然而在一些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一些工厂工人的休假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尽管国民政府在1929年底颁布工厂法瓦在法律层面将星期日休息作为工人的项基本权利，但是因为些服务行业以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激烈竞争，实现星期日休息这一目标，逐渐成为劳工运动的常客.有意思的是，当时部分保守势力批评星期日的存在导致人们过度放纵、败坏风气之声也不绝于耳，部分文化民族主义者则坚定将星期制度视为外来猛兽而拒之门外。参考资料：数字之书作者：巴纳比罗杰森，译者：贾晓光6从礼拜到星期：城市日常休闱、民族主义与现代性作者：湛晓白探寻假期的古代来源国人休假始于秦汉作者
39、：母冰中国的星期日公休从晚清开始作者：闵杰注释：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关于此点，王尔敏先生其实早已有所感触只是未曾展开论述，他指出国人接纳星期制，”大部分是习染而成，但习染的基珈，又都是建立在认识与思想的领会上”。参见王尔敏:中国人与礼拜日制,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31页。有关星期制度在晚清中国传入、推广过程的历史梳理，主要参见李长莉：星期日公休制度的推行，刘志峰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3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2-642页；李长莉：C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
40、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I1.期;王尔敏:中国人与礼拜日制,4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第431447页等。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3,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杨联隆：d帝制时代中国的作息时间表讥国史探微M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页。松年：星期日怎样过法3,g晨报副刊31921年IO月16日，第1版.洋务运动是推动星期休息制的我要因素之一，据近代著名出版人商梦旦追忆：“自新式学校工厂成立以来，星期休息，垂为定制。福建马江之船政局，及制造学堂，水师学堂，创立尤早。(八六七)余少时宙居马江，与船局学堂众人往返甚习,星期之观念渐入脑中.马江本滨水荒地,设船政后，居民糜集
41、,皆依工厂学校以为生。时间之地位，星期最为全要。“高梦旦：十三月新历法瓦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3页。菊：反废止星期暑假议瓦医药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140Wj).1936年8月15日。葛成章：钱庄星期休业问题之检讨瓦银行周报第12卷第2期，1936年I月21日。钱业实行星期休假瓦金融周报第4卷第19期，1937年I1.月10日。(I1.)工厂法总则第十五条规定“凡工人每七日中，应有一日之休息，作为例假参见工厂法，纺织时报，第661期，1929年12月31日。(12)上海邮务管理局关于星期日及例假日休息问题复函,邮工月刊3第2卷第3期,1929年。(13)4上海邮务工人要求星期日休息，工商半月
42、刊第1卷第10期，1929年5月15日。(14)子淳：闻巴双坡实行星期日休息有感，星洲新国民日报h转引自侨务B第65期,1923年。(15)在马来亚巴双树胶公董会副会长、华侨领袖颜维汉的积极推动下，巴双树胶公董会率先在1921年8月通过树胶行业实行星期休业的提议。此后侨务新国民日报6群益报3等发行量较大的华文报纸对此事反应热烈，多视之为优待劳工的文明进步之举。参见星期休息M谈讥*侨务第65期，1923年1月Ii日(16)马尼剌市星期休业与华侨利害h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3第6卷第3号第7期，1933年5月5日。(松年:星期日怎样过法,晨报副刊1921年10月16日,第I版。(18)星期日之消遣
43、,英美烟公司月报3第5卷第9期，1925年9月1日.(19)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I卷第I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65页。(20)包天笑：4钏影楼回忆录及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25页。(21加开沪杭间星期尾游览专车及G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953期，1934，F4月19EI；沪锡间星期游览专车3,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957期，1934年4月23日。(22)清末民初北京出版的顺天时报g北京大学日刊等报纸中经常可见到星期日社公活动的相关信息.(23)参见李长莉：清末民初城市的“公共休闲”与“公共时间”，史学月刊2007年第11期。(24)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申
44、报A1872年6月13日。(25)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0页。(26)百愚：6各国劳动者保护法(星期日及祭日修业之规定)，生活杂志第7期，1912年7月1日。(27)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g民生第1卷第89Wh1932年12月I日。(28)小健:也谈谈星期休假,木业界第2卷第3期,1940年12月5日：成：星期休假的商榷，木业界第2卷第3期，1940年12月5日。(29)葛延龄:再求星期日休假半天,木业界新第2卷第4期，1947年I1.月15日。(30)微波：工作和闲暇瓦青年进步第136期，1930年K)月.(31)景文：6论闲暇3,京沪沪杭甬铁路日刊第146
45、5期，1935年12月21日。(32)1930年代中期，由于蒋介石对强调集权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产生强烈兴趣，国民党内出现模仿德、意法西斯政治的普遍现象.在这种特殊背景下，1935年意大利政府强制要求国民牺牲星期六的个人休闹时间以参加集体性的军事和政治训练，这一政治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注意，国民党机关党报中央时事周报刊发了篇自罗马发出的报道，报道对这法西斯”新政”肯定之余也表示了借鉴之意“参见许性初：法西斯星期六瓦d中央时事周报第4卷第27期,1935年7月20日。(33)陈雪屏：工作与闲暇，今日评论第4卷第IO期，1940年9月8日。(34)萧了界：&时间经济法讥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
46、13页。(35)孤松：德国人与星期，4中华周报第24期，1942年12月12日。(36)与客论中西勤情3,申报1886年3月140,笫I页。(37)有人认为：“今乃于一月之中，而四其休息之日，是日也，工停其作业，商停其交易，政治停其建设，学校停其课程，使全国之人，破其精神于嬉游娱乐之中,衡以古人惜阴之意，今世竞争之旨,胥有违矣!故日星期可废止也.”菊:废止星期看假议,医药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140期),1936年8月15日。(38)，星期日之消遣hg英美烟公司月报第5卷第9期，1925年9月1日(39)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3,G民生第I卷第89期，1932年12月1日。(40)李德笙:星期日应
47、该做些甚么事,进修半月刊第3卷第16期,1934年6月I日。(41)徐卓呆：星期日,快活第20期，1922年。(42)1933年中国驻马尼朝领事馆就曾建议马尼刺市政府取消星期日休假的律令，原因是他们通过实际调杳发现，由于地位低下、受教育程度有限，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华侨工人在星期日选择赌博和其他不正当娱乐消遣，社会影响消极。见马尼剌小星期休业与华侨利害瓦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6卷第3号第7期，1933年5月5日。(43)参见赵士瑜：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h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9-296页。(44)陈成仁：K废止星期之
48、商榷，E教育周报第134期，1916年9月11日.(45)据教目专刊龙门杂志分析：“内地往往沿私皴之旧习，普通人之心理恒以放学太早不顾子弟入学堂，于是办学者存普及教育之苦心，不得不稍为迁就加多功课.以合社会之心理，甚有日日上课七、八小时看。”普通初等小学堂授课时间,龙门杂志第4期，1910年5月30日.(46)邱直声：革除礼拜日底我见瓦学生杂志第9卷第5号，1922年5月5日。(47)乡村学校废除星期办法之我见h乡村改造第5卷第3期,1936年4月;王行易：怎样利用星期日，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第2卷第5期.1934年I1.月16日。(48)先天客:星期说认竞业旬报第14期，1908年4月11日。(49)从徐志摩日记所见,小学和中学每日授课时间基本不超过6小时。参见虞坤林整理&徐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