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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部 经济学与诗“哲学真的应该象作诗那样来写”。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980, p. 24e）经济学应该是诗 不久前，在与一位学界友人的“电子邮件”中，我曾说：“经济学，应该是诗。经济学家，应该能用诗的语言，写诗的经济学。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达到写诗一般经济学的境界。”这是我从2000年9月初来剑桥后才莫名其妙地产生的一个梦想。由于这个梦想，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经济学随笔和论文的写作风格。读者稍加留意，也许就会体知，在这本文集 所收的文论中，在六篇“剑桥书简”之前，我的文韵较“欧化”。长句很多，定语从句套定语从句，佶屈聱牙。但六篇
2、“剑桥书简”，尤其是从“剑桥书简之三：均衡与秩序”之后，我力求使自己的著述思想清朗，文句简捷。自然有自然的美。思想有思想的美。语言有语言的美。清晨林中之鸟语，雨后空谷之瀑声，何等之美！经济学的话语（discourse），难道不应该也是如此？经济学是思想。思想是语言。语言是艺术。思想可深可浅。思想或深或浅，必定从语言中表露出来。但思想的深浅，并不取决于语句的长短。著者著书，读者读书，是一种思想交流。这种交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知识交易（transaction）。既然著者与读者之间有一种思想的交流，有一种知识的交易，那著者就有责任，有义务，也不得不，给读者以美，以善，以真。真善美，原在天地
3、间，也在思想中。真善美，三者原为一。信者，拜之；思者，仰之；著者，述之。思想着的著者，可用自己的笔、电脑的键、文著的语，将这三位一体，传予读者的思。天地是美的，人世是美的，思想也是美的，语言更应该是美的。经济学是思想，是语言（包括数学语言），自然也应该是美的。美中就有诗。诗中蕴涵美。经济学，应该是美，也应该是诗。 2001年2月11日晨于英国剑桥学术研究中的“比慢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是笔者所喜欢的数位华裔思想家之一。林教授文著中的许多学术洞见，对经济研究的理论思维来说，常常带有博兰尼（Micheal Polanyi）所说的那种“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
4、）。林毓生教授早年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并为曾任教于该委员会的哈耶克和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怀哲（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的关门弟子。可能是因为门出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一“培养知识贵族”的学术机构和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的两位严师，使他有一甚为严谨慎密的治学风格。特别令人折服的是，他多年来一再倡导和自励，做学问要“比慢”。而这种做学问的“比慢”之精神，在目前中国学界大家“竞相比快”因而显得有些浮躁的时尚风气中，显得特别珍贵。做学术研究，尤其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而有时又是极其困难的思维功夫。这往往要求研究者们能真正坐下来，寻寻觅觅地探索、冷
5、冷静静地凝思和反反复复地推敲。这也自然决定了经济理论的思维时常快不得，也快不起来。如果坐不下来，随感而作，即兴而发（像笔者这样），或东拼西凑、南抄北袭地著书立说，往往就难能像老康德那样真正推进人类自身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理解，并增加人类的知识存量。当然，经济学研究者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非议。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中的天才大教授阿罗（K. Arrow）可谓是快手，也是高手。那位被凯恩斯（J. M. Keynes）所誉称的“欧洲最杰出的糊涂（woolly-minded）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又岂不是下笔万言，著述卷帙浩繁？目前如日中天、大名鼎鼎的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教授从出道以来发了多少文
6、，出了多少书，谁又能数算得清？就连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又岂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快手与“世手”（高于“国手”）？这些经济学殿堂中的巨擘们，均是天份极高的人。他们的著书立说之快，又与他们的学术洞见之深，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者们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目前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竞相“比快”，以致于快得“不得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你我大家竞相比快的时风之中，反省一下林毓生教授所倡导并以此自励的作学问的“比慢功”，对中国经济学之向深层推进，可能不无有益之处。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第316期亚当
7、 斯密的“棋子”原理最近，从书店中买到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欣幸不已。久盼此书，并不因为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亚当 斯密留给世人的两部传世佳作之一，而是笔者早就把此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列为自己正在撰写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一章所必读的两部参考书之一。受学界前人误导，笔者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一本纯道德哲学的书。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在他那本规模浩大、分析详尽的经济分析史中，尽管有几处提到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但他他基本上是把这本书视作为“有关财富与经济活动的哲学”著作（见该书中译本卷一，页277）。这部耗尽了斯密毕生绝大部分心血的巨著，之所以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显然还有其它原
8、因。在西方当代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博大精美的数理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是容不下斯密所提出的同情心和道德伦理问题的。除此之外，在西方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内外诸多辉煌耀眼的理论体系中，除了哈耶克、布坎南和阿玛蒂亚 森等少数经济学大师外，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研究道德伦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因此，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被摈弃于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而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但倒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已注意到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序 的型构、驻存和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斯和诺思为旗手的目前如日中天的经
9、济学的制序分析学派的诸家们，好像还不大注意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然而，读过这本书后方知道，亚当 斯密的这本传世佳作，决不不仅仅是一本伦理学的论著。斯密在其道德哲学的理论分析中，阐发出许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思想与道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初读这本书时，笔者竟似乎发现了能与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原理相媲美的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这里我们权且称之为“亚当 斯密的棋子原理”。并且，对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进程来说，斯密的这一“棋子”原理的参考意义，决不亚于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下面仅抄录斯密有关“棋子”原理的一大段话，愿与读者共想共思。在道德情操论中译本302页，斯密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
10、（the man of system），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它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地摆布诺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 ”。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第327期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管好自己在笔者为复旦经济学院的学生们讲授比较经济学：社会制序的经济
11、分析导论这门课时，在每次课间，总是有几位学生走到前面来，问这问那。记得在讲完了“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一章后，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说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中，应该更注重下面的自生自发的力量与秩序，那么，你认为政府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位学生的这一问，当时一下把我给问住了。我回答这位学生说，这个问题我回去好好思考以下，下星期上课时再回答你（我向来不靠拍脑袋回答学生们的问题，除非这些问题恰好落在我所熟知的研究领域之内）。说来也巧，同一周，我教的研究生班的数位同学来“寒舍”坐坐，一位学生亦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先生（不少学生愿意这样称呼我，虽然我自
12、忖年岁还不太老），你比较哈耶克与诺思，我们基本上能理解。但先生认为，在当今中国复杂困难的改革格局中，政府能作什么？”我还未来得及张口，坐在我身旁的胞弟（一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自营企业家）抢了一句：“哼！政府做什么？管好自己就行了！”胞弟的一句话，对我的在“象牙塔”中漫游惯了的理论思维的脑袋重重的一击，使我沉思良久，也给了我一个宽阔的遐思空间。是啊！政府可做许多事，能做许多事，也正在做许多事，亦有从堆成山的事（如下岗）要政府去做。可是，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面的一个实践者的一句直话“管好自己（的各级官员）”，可能是在当今中国极其复杂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与增长交缠在一起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最需要做、最应该做和
13、最值得做的事。近些年来，社会上对各级政府中的腐败现象议论很多，中央最近也似乎加强了严打力度，且新闻媒体不断有大量报导。在政府机体内部的腐败毒瘤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坊间书摊上摆着的畅销快书的醒目标题的现今中国，提到“腐败”二字，常常令人错误地联想到红楼梦中粗人焦大骂荣、国二府时所提到的两座石狮子。不管坊间世人街谈巷议的传闻有多少夸张成份，也不知身在其中的知情人如何评估国家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程度，但有一条经济学道理却是这样浅直：只有政府管好自己的内部机器，治好各级政府中一些官员的非廉洁行为，方能理好市场的运行。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只能会有一种 corrupted 市场，一种畸形市场，一种扭曲市场，
14、一种将要被窒息的市场。政府管不好自己，难道不是当今中国诸多头疼的经济难题的根源之一？现在已引起学界警觉的中国资本的外逃，民间投资乏力，以至国家的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等等，等等 这诸多问题，难道都不与政府管不好自己有关？政府如何管好自己？自己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不通国情，更不敢妄下断语。但不知怎的，这时却使我想起了自己青年时候崇拜而现在则却讨厌透了的老黑格尔的“辨证法”：也许政府要管好自己，就要不管或少管市场。用略带点经济学味道的语言来说，政府管好自己、根治腐败的一条思路似乎是把自己的行政控制机制从市场运行的过程中抽离出来。各级政府官员死死看着市场，盯着企业，显然是有物质利益在其中。手在市
15、场中，不拿心痒；大家都拿，我不拿吃亏。几百万官员，上千万只手在市场中，中纪委又能看住几只？当然，要把政府机制从市场中抽离出来，难呵！名曰“中央计划经济”，实为“行政控制经济”。中国计划经济几十年，无非是行政控制机制与经济运行机制整合在一起的几十年。二十年的改革，并未把二者掰开，且近年来似乎又有重新强化二者的咬合之势。现在要把这二者理开，说来实为难事。完全掰开，更是不可能的。就连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典型范型（prototype）的美国，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完全分开了吗？谁也说不清楚。然而，现今中国问题是，政治企业家是尽其所能尽力把二者掰开，还是无意识（？）强化二者的咬合？这就是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思
16、路选择问题。中国的政治企业家选择哪条改革思路，自然要从多维来考虑。然而，但从这一视角来看，只有政府尽己所力把行政控制机制从市场运行的过程中抽离出来，让各级政府官员的手缩回到政府财政库的篮子里，才能管好自己，才能理好市场，才能为发自基层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的型构与发育创造环境，也才能使国内的资金拥有者（且不管谁拥有）有信心地将资金地投在国内，而不致千方百计地逃流国外。说中国经济改革症结在于政府管不好市场，这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中国当今改革与增长的难题，并不在于政府还没有为市场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博弈规则，亦不在于中国经济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可能会在相互博弈中生发出来某种畸形的市场，而在于建立一套廉洁的政
17、府机制。且二十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管不好企业，也管不了企业，焉能管好市场？管好自己就不得了了。中国近些年来所新建的座座高楼是那样地美，条条高速公路是那样地直。然而，一条（似乎是）经济学的道理却是这样的浅而不明：政府只有管好自己（的各级官员），把内部腐败毒瘤的发生源切断，市场中交往着的博弈者的（企业和“经济”企业家）才能会有信心地玩游戏，并在玩游戏中自发地型构其博弈规则，也才会有笔者所理解的那种从习惯（usage）到习俗（custom），从习俗到惯例（convention），从惯例到制度化的市场经济制序正常型构的逻辑行程。镜子也有。如果像印度那样将腐败制度化，中国的改革将路漫漫兮！话说回来，
18、如果政府管不好自己，管不了自己，企业（尤其是自营企业）没有投资信心和投资冲动，光靠老凯恩斯教导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能支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多久？向“钱（财）”看，也有向前看呵！ 1999年元月23日于复旦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第327期，发表时有删节，现为全文。康熙与制度平时，我不大看电视。原因有二：一是不习惯；二是没时间。最近，我却在勉勉强强地看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原因也有二：一是上海天气凉了起来。我最近常常有些些感冒的感觉。躺在被窝里，看着电视屏幕，喝着板蓝根冲剂，热腾腾的，也挺写意的。二是我打小就知道，康熙是个伟大的皇帝。康熙时候，我们中国的版图挺大的。刚小学毕业，赶上文革。我曾收集过毛主
19、席像章，口袋里也曾装着本小红书，还挺珍贵的。那时还小，我就能背诵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呢！也好喜欢。但有些不明白，词中提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提到外族人成吉思汗，为何没提康熙？反复揣摩，觉得大致还是受沁园春的格式限制。怎么用“康熙如此这般”换下“只识弯弓射大雕”？真想不出来。词人提不提康熙，不要紧。康熙是伟人，是圣君，这好像没多少人怀疑。平三蕃，收台湾，灭葛尔丹，签尼布楚条约，还有喝“金鸡纳霜”什么什么的，李世民没做到，成吉思汗也没做到。词人词中没提，大概是因为词本身的“张力”吧！今夜圣诞，我又失眠了。昨晚 噢，不对，今夜，现在两点 刚看完四十二集。戏上好像在演，康熙用了个李光地，把明珠“搞”了下
20、来。正在“搞”索额图，看来势在必行。好大本事。纳兰明珠和索额图，二人结党营私、明争暗斗 不，确切地说，只是暗斗 了几十年。结果，可能是因为“腐败”，均要被康熙分别拿了下来。看着电视，床边放着两本美国汉学家的书。一本是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一本是墨子刻的摆脱困境。我正在写着自己的制序论。由于满脑子都是英文的“orders”，“institutions”，还有中文的“制度”，它们又缠在一起，于是，我问：假如圣君康熙让索额图和明珠二党的“暗斗”变为“明争”，那戏该怎样演？假如康熙能把索额图和明珠二党之争“制度化”下来，他们肯定还会结党，还会营私，还会斗来斗去，但他们还能不能继续“腐败”？明
21、珠相还敢不敢再给小太监500两（现时大概能在京城买个三室两厅吧！）银票？假如康熙皇帝不用李光地，而是用了个“王制度”或“张法治”什么的，设计个什么什么规则，让大家明打明地按规则斗，康熙是不是更是个圣君？那样，晚清帝国社会会沿着“制度经济学家”眼中的“路径依赖”走向何处？但熟读“四书”“五经”的康熙能吗？假如康熙大病后不再服孝庄太皇太后的调养药，而是吃些那两个传教士怀里揣的“脑白金”什么的，他会不会象当今英皇伊丽莎白二世她老妈似的活个九十多岁？那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该怎样写？还象现在这样？假如以上几个假如都不是假如，康熙大帝会不会再哼唱：“我想再活一千年”？请看官注意，这里，我给康熙戏里的歌词加了
22、五百年。 经济学家总是喜欢谈“增量”。这好像成了我们的职业病。戏还在演。明天，不，今晚，我还要看。去年圣诞，英国剑桥，下了一夜大雪，好大好大。我望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夜不能眠。打开台灯，我一口气草就了三篇经济学随笔，还有“经济学应该是诗”的“剑桥书简”。英国的冬天好像不冷。圣诞清晨起来，我踏雪冒雪，去了教堂，走了好几公里，蹦蹦跳跳，象个孩子。今年圣诞，上海天气凉了下来。不过还好。圣诞夜，我打开空调，躲在被窝里，懒洋洋地看康熙王朝。都夜里三点了。有点冷。我冰凉的手指还在笨拙地敲着电脑的键。太太起来了，推开了书房的门。“傻老公，都几时了？还要靠安定”？这是命令，不是经济。2001年圣诞夜凌晨三点
23、于上海杨浦未名斋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2/2/25第35版经济学商品经济学人研究商品（goods）。但好像还没有经济学人意识到，经济学本身也是商品。现在，至少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学应该是商品。说经济学是思想产品（products of thought），大概没有人会对此持不同意见。经济学文著是产品，经济学人没错就是产品生产者（producers）。既然经济学人是生产者，与市场经济中其它行业的生产者，应该没什么两样。经济学人做几篇文，撰几本书，与农民大妹子养几只鸡，或工人大兄弟炼几吨钢，也没什么不同。意识到经济学是一种产品，经济学人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工匠，也许能使我们这些经济学人更本分些，
24、更谦恭些，更谨慎些。经济学人生产经济学思想产品，要付出劳作（labor）。在马克思先生眼里，我们经济学人的劳作，与擦鞋童的劳作，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经济学人的劳作，有时在形式上还真得与街头擦鞋童的劳作差不多呢！曾几何时，我们的经济学，只是为政府经济政策和领导报告“擦鞋”。那种擦鞋经济学人擦鞋，可以比街头擦鞋童擦鞋擦的快，但不一定有他们擦得亮。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市场也开放了。现在，超市货架上放满了美国Red Bird鞋油。于是，街头的擦鞋童少了起来。随之，中国经济学人从事政府政策和领导报告擦鞋劳作的，也慢慢少了起来。但经济学人像街头擦鞋童一样，付出自己的劳作，生产经济学产品和服务，
25、这一实质并没有变。经济学人生产经济学产品，如何生产？好多经济学人生产经济学产品，象西厨（chef）做西餐。西厨们做西餐，蛮简单。比如，西厨做色拉，东切几片西红柿，西切几块西芹，在切上几刀生菜，放在一个盘子中，就是色拉。我们的经济学人，可以食色拉。色拉味道虽不美，但维生素蛮多。但我们经济学人做经济学学问，生产经济学产品，可别学西厨做色拉。经济学人的劳作，象中餐大师傅做菜，倒未尝不可。同样拿来他人的“中间产品”，切切拌拌，煎煎炒炒，放点葱花酱油，再加点味素什么的，也算门艺术。更何况，我们大学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们，正在成长期，吃起经济学套餐来，有点味就行。他们的要求，说来也不高。经济学人生产经济
26、学产品的方式，或许更应该多学学农民，学学工人。熬些时日，出些汗水，但真正种点东西，收点东西；炼出些东西，产出点真玩意。可时下，我们的经济学人，作为经济学产品生产者，像农民大妹子和工人大兄弟的，并不多。像中餐大师傅、像西厨的，倒蛮不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红红火火的经济学家们，东家请，西家叫，南吃一顿，北啜一餐，故识中餐和西厨大师傅者多，见农民和工人者少。我们的经济学人生产经济学产品，焉能不象中餐大师傅炒菜？又怎会不像西厨大师傅做色拉？现在都是市场经济了，很少人还是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世界中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autarchy）。时下，经济学商品生产，也市场化了。经济学产品，不管是如何生产出
27、来的，产出来以后，就要推销。如何推销？经济学产品生产者，可自产自销，集生产者、销售员和广告商为一身。但那有点小家子气。市场讲分工，讲专业化。经济学商品的推销，也就自然会专业化起来。现在，委托代理理论不是好时髦么？还有搞传销，也培养了一大批人。我们顶聪明经济学人，怎么会不懂这些理？开玩笑！中国经济学界生产的经济学产品，质量若何，难能评论。但我们的经济学人，我们的新闻媒体记者、编辑和节目主持人，搞经济学产品推销，倒有Amway的推销员的专业水平。就象前些日子中国城市市民爱“炒股”一样，中国经济学人，爱炒明星，也会炒明星。炒明星，比炒股保险。沪深股市指数会下跌，股市会缩水。但中国经济人的“明星股市”
28、，好像不会缩水。当下，在中国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好多。人们对音像和电脑软件市场中林林种种的盗版，也因见惯而不怪了。经济学是商品，与其他商品，与音像和软件制品，大概没什么两样。谈到经济学产品，还应该区分开思想产品（products of thought）和思想性产品（thoughtful products）这两个概念。现在，我国每年生产多少经济学产品，谁能计算得出来？要计算经济学商品的“GDP总量”，恐怕得忙坏了中国统计系统半数以上的从业人员。经济学商品多，固然是好事。但可惜的是，这并不就意味着中国出产的思想性产品多。经济学已当代化了这里，我们权且可生造一个英文名词“contemporarili
29、zation”了。这个自造的英文词，再翻回到中文中，可能就成了“时效化”了，“临时化”了，“短暂化”了。当然，当代经济学的“当代化”，一个标志是越来越数学化（在英语中，倒一个“mathematization”）了。但是，否当代数学化了经济学商品，就都是思想性产品？前两天，老泰山来沪上看女儿和尚未出世的小外孙。走时，我傻拉巴几得从超市给他买了几个包装精美的大礼盒，花了几百元钱。礼盒里面装什么，我不知道。只是从礼盒前面的玻璃窗望进去，里面好像有美国西洋参切片之类的东西。老泰山是个刚退休的干部，也是个乡下人。乡下人好蒙。他看我买了大包小包包装精美的礼盒，眉梢扬了几下，高高兴兴地提着回去了。送老泰山出
30、门时，我突然想：当代数学化的经济学商品，不会像超市货架上摆着的琳琅满目、包装精美的礼盒吧？ 2002年1月25日于上海杨浦未名斋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1月18日第35版经济学人的经济学去年情人节，我在牛津。到牛津，自然会到牛津的Blackwell书店。在这家名满世界的书店里的新书架上，我看到杨小凯的皇皇七八百页的英文新著经济学。当时，真吃了一惊，也有些些可能在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词汇库中也没有“对号入词”的情感。从英国回来后，给小凯发了封电子邮件，说：“在牛津的Blackwell书店中看大著，感到汗颜，也感到压力很大。数年不见，看到兄英文大著一部接一部地出，我反躬自问：自己这些年做了
31、些什么？”也在去年，与林毅夫在一块吃饭。闲聊中，毅夫兄告诉我，他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当时听了，也吃了一惊 天哪！经济学人的一本又一本的著作，经济学人的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都是苦出来的，熬夜熬出来的！最近，我与汪丁丁电邮交流蛮多。自己思考一有所得，即传与丁丁，总想听听丁丁的评论意见。我生活还算规则，但与丁丁电邮交流，却不甚规则，有时在半夜，有时在中午，但多在凌晨4、5点。丁丁与我发电邮，也大致和我一样不规则。年前的一个深夜，我曾发了封电邮给丁丁。刚发出，即收到丁丁的回复。我立即又回一封电邮：“老兄，现在夏威夷都几点了？你好像从来都不睡觉？”丁丁又回复道：“你猜得不错，我不怎么睡觉，多年平均5小时左
32、右”。读到丁丁这封电邮，我方明白了，多才多产、几乎“无所不知”的汪丁丁，原来是这么个工作法！于是，我糊涂了：经济学人，尤其是经济学人中的名人，是超人？是铁人？还是机器人？马克思经济学讲价值。照马克思先生看来，所有的价值，最终又可还原为时间。现代经济学，不大再讲价值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但仍讲“投入”，讲“效用”，讲“最大化”。现在的经济学人，研究别人的“最大化”，研究他人的“最优”，几乎研究到了极至。但经济学人的研究（时间）投入，是否也有个“最大化”或“最优”问题？是否也有个“短期”与“长期”问题？看来，帝国主义之风蛮盛的经济学，应该“帝国主义”回自己。经济学人，应该开发一门“经济学人的经济学”
33、。其英文名字，可以叫“The Economics for Economists”。我国的老一代经济学人，不大象时下的经济学人那样多运用数学工具，也不大象当今时尚经济学这样讲“最大化”。但是，他们好像特懂“经济学人的经济学”。马寅初、陈岱孙、薛暮桥等一代经济学人，都非常高寿。现下，巫宝三，吴承明，朱绍文，还有我们复旦的蒋学模老先生，虽都年过八十，但个个身体健硕，思想敏捷。诸位老先生，不懂经济学人的经济学，焉会如此？多年来，每逢见到张五常的文章，都必定细细读一遍，中英文都是如此。张大教授，思想深，文笔也美，中英文也都是如此。看我们的张大教授，不但经济思想了得，文笔了得，活得又多潇洒？学书法，搞摄影
34、，打乒乓，收古玩，听莫扎特如此等等 这难道不都与经济学人的“成本收益”的“最大化”和“最优”计算沾点边？经济学人，可以是超人，可以是铁人，但首先自己就是也应该是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经济人。经济学人，常犯职业病，老是模型别人，模型生产者，模型消费者，模型耶稣，模型老子，为什么就不模型模型自己？经济学人，难道自己不就是生产者，不就是消费者？看来，创建一门“经济学人的经济学”，不但必要，而且急需。经济学人，真应该先学学“经济学人的经济学”，再来写经济学，再来教经济学。 2002年2月26日（元宵）于复旦对这篇随笔汪丁丁补充道：“维森兄，大作读后，颇有同感，当然也就赞成你发表了。不过，或许我有些补充看法
35、：大凡我们看到一位忙碌的人，那一定因为她（他）有所忙碌。各项知识之间，由于有强烈的互补性，于是就把知道了一些知识的人诱惑得要去知道另外一些知识，这诱惑越是难以拒绝，这知识中人也就越忙碌了。我记得王则柯是同意这一看法的，我刚读过他对我一本老书的评论。祝好。丁丁”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3月11日第35版足球比赛的经济学影射足球世界杯来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文尚兄来信组稿，要我就“足球经济学”，写点东西。对足球，我是外行。平素，自己不大看足球比赛，就连足球规则，也一点不懂。但我这个“足球盲”，总还算知道，现下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叫米卢。看来，米卢老外，也挺懂“经济”的。这个老外教练，不
36、是经常在电视上做广告么？厂家付给米卢的一次广告费，比我们复旦经济学教授蛮不错的年薪，肯定会高很多。老外米卢，没错应该是个“中国式的economist（经济家）”。足球比赛，会创造GDP；举办足球世界杯，会拉动举办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应该都是眼下经济学的常识了。这里面的道理，我不大会讲。因为，自己虽杂七杂八地读了点书，但却不懂经济。目前，由于沉迷于思考市场“秩序”与交易“制度”问题，出于“职业癖”，自然想从足球比赛中，看出点“制”与“序”的“门道”来。社会科学界的人，有时很像“盲人摸象”故事里的瞎子，有时又象一个喝得12分醉的酒鬼 总是颠三倒四地看世界。哲学家海德格尔，曾从其存在哲学的进路，把世界
37、视作为“此在”（Dasein）。象海德格尔先生戴着一副哲学眼镜看世界一样，我们这些经济学人，也常常会戴着副经济学的有色眼睛看世界，从而把这个世界，仅仅看成是一个“经济世界”。殊不知道，这个世界，也是一个美的世界，一个诗的世界，一个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可这个世界，是正立着？还是倒立着？我们并不清楚。因为，我们取不下自己的有色眼镜。人的视网膜，难道不就是一副有机的眼镜镜片？思想模式和语言，又是人们看世界的另一副“隐形”的有色眼镜镜片。这几年，博弈论在当代经济学中大行其道。在博弈论经济学家眼中，人世交往，市场交易，以及人类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一切，无非是不同的“games”。足球，是一种比赛，自然
38、也是一种“game”。既然足球比赛是一种“game”，“帝国主义精神”蛮盛的当代经济学，说来就应该能给它一个解释。况且，许多经济学家均相信，有了“game theory”（博弈论）的“魔术箱”，还有什么经济学解释不了的？！但“game theory”，该如何模型足球比赛这种“game”？真想不出来。因为，博弈论，与其是说它是解释世界的工具，不如说它是一种解释人的理性是什么，以及人的理性能达至什么的话语（discourse）体系。足球比赛中的理性在哪里？博弈论能给出个说法么？如果说博弈论还不能能到模型足球比赛，制度经济学家却似乎能给足球比赛中的理性一种说法。因为，照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足球比赛，能
39、映照出经济世界运作的内在秩序。既然足球比赛是一种游戏，游戏，就要有规则。规则，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制度约束”。足球的规则，是怎样形成的？笔者对体育史学，一无所知，不知道足球是起源何国、何时，就更不知足球比赛的规则何来。但现在可以断定，足球比赛的基本规则，应该是与足球比赛的最初出现而一同型构出来的。说的更切近一点，从规则的“发生学”上来想，足球规则，应该是最初踢足球的人试着商定出来的。足球比赛规则，是如诺思所认定的那样由某个人“制定”出来的？我有点怀疑。但它们是人们“制订”出来的，这大概不会有错。最初的足球的比赛规则，与现在的比赛规则，肯定也会有差异。因为，足球比赛的规则，与人类生活世
40、界的其它博弈规则一样，也应该有一个演进过程。且不管足球规则从何而来，也不管它的型构和演变过程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遵循规则的足球比赛。当然，有游戏规则，就有违规行为。没有违规行为，还要裁判干什么？这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家都成了“雷锋式”的好人，也就没必要有政府了一样。但好人也会犯错，正如足球队员会无意犯规一样。故也许马克思先生搞错了？足球比赛，有其内在“建制”（即科斯所理解的“institution” 如比赛分两个队，每个队有11个球员，每一比赛分上下两半场，每场45分钟，等等），也有玩者。足球比赛的的玩者（players），是球队？还是球员？这个问题，好复杂。诺思好像讲了，但
41、没讲清楚。博弈的玩者，应该被界定为是谁？是团队，还是自然人？这乍看来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但许多经济学的高深道理，却正在无聊之中。在足球比赛中，每个球员参都拼命地追求着的自己的目标，亦即本球队的集体目标。这里面就有许多经济学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管理学能说清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许多管理学家、许多管理者，非常喜欢用足球比赛的例子，来讲他们的管理哲学。足球比赛，有对抗，有拼搏，有竞争，也有秩序在其中。这是因为，足球比赛，有其比赛的内在规则。这好像是印证了哈耶克的分析理路：秩序，应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的。于是，看到足球世界杯比赛，使我自然联想到社会博弈中的规则与秩序：如果我们的市场运行，能象足球比赛
42、那样，只按游戏规则公正地比赛，该有多好！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做到象一个足球比赛的裁判那样，只管市场博弈规则的“enforcement”，那几十年后，世界经济的另一霸主，还轮不到中国？再则，如果我们的市场运行，能象足球比赛中那样玩者们有则有序地竞争，即使作为市场运行监护人和裁判的政府里的政治企业家，有点象“中国式的经济家”米卢，也不大要紧。 2002年5月18日于复旦 本文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6月3日第35版 世界杯与全球化中国对巴西的足球大战刚开始，太太把我从书房中拖了出来，按坐在电视机前。我还未抬头看电视屏，却看见了电视旁下午刚从“易买得”买来的两瓶河南“杜康”。太太看我还像没睡醒
43、似地傻盯着杜康，笑了。她转身从冰箱中取中一瓶可口可乐，又取了一个杯子，放在我面前。我拿起杯子，也笑了。我倒了半杯可乐，又加了半杯杜康，陪太太看起巴中足球大战来。看着中国队的“国脚”与巴西队的“世（界级大）脚”踢球，慢慢忘了手中的杯，也忘了杯中的“杜康可乐”。巴西队进了多少球，好像看清了，但多少“杜康可乐”下肚，却忘了。球赛散了，人却醉了。摇摇晃晃，回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键出了如下醉醺醺地文字世界没疯，但却醉了，醉得象我一样。球、球、球，一切是球。球员踢球，大人谈球，小孩拍球。足球是球，地球是球，好像有天文学家说，宇宙也是个球。于是，球是世界，世界是球。还有，地球村，全球性（globali
44、ty），全球化，不都与球有关？全球化？那是什么？在经济学家的眼中，全球化好像是各国经济的的整合。在社会学家的心目中，它是一种全球的社会共生意识（global consociationalism）的增强。在伦理学家看来，它又好像与“普世伦理”有关。在西方一个“羽毛石”（M. Featherstone）先生眼里，它则是指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形成。还应该有政治游戏规则的全球化（具有代议制的法理社会的形成和WTO规则的普世化）？去！去！去！ 在足球迷的眼中，那些都是玄的，都是虚的！“照咱哥们看来，全球化就是世界杯”！足球迷的全球化观，不是没有道理。足球俱乐部的股票，在伦敦股市上了
45、市。世界杯的转播，牵动了全世界各界人士的心，也给世界媒体大王带来了大扎大扎的美元。在俄罗斯队与突尼斯队对阵那天，俄罗斯杜马议会空空荡荡。德国队对沙特队那天，在阿富汗驻扎的德国大兵忘了本拉登是谁。在6月4日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的那天下午，我国又有多少单位取消了“周二的政治学习”？足球比赛及看足球比赛均全球化了，全球人的意识也好像随之足球化了。在足球世界杯比赛中，似乎有经济的全球化、伦理准则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也有国际政治的全球化。美国一位文化社会学家罗伯森（Roland Robertsen）前两年曾说过：“全球化，既是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是指把世界认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
46、增强”。照罗伯森的定义，足球世界杯，无疑是“压缩”了地球村，加速了全球化。足球世界杯的全球化作用，可能还不止这些。有人曾说，足球场是冷兵器时代战场和古代罗马斗兽场的现代延续。照此逻辑，世界杯必定是一个人与人的角斗场。但在一个醉鬼的眼中，足球世界杯，好像是世界的一次狂欢节，又好像是来自五大洲的不同肤色的人在同台演大戏。这场场大戏，演得如此激动人心，如此扣人心弦，如此变化莫测。在世界杯中，人忘我了，人解放了，人自由了，人平等了，人性复归了，人还原为了人，人返回了本真。世界杯比赛中，球员没有肤色之分，没有来自大国小国之分，没有穷国富国之分。球队之间，球员之间，有爱，有恨，有怨，有仇，有发泄，有伤害，
47、有犯规，但却没有希特勒所幻想的那种日尔曼族的高贵，没有英国贵族式的傲慢，也没有山姆大叔的那般优越，更没有儒家的温良恭俭让。足球比赛，是拼搏，是争斗，是谋划，是算计，是竞争，但又是人与人的合作。这合作，不但是参赛队友之间的合作，是比赛对手之间的的合作，也是在场球员与在场和不在场观众之间的合作。不合作，焉能有竞争？有对垒？有观众？焉能存在游戏规则？普世伦理是什么？没必要去从康德的晦涩道德哲学中去找答案。全球文化在那里？没必要去问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什么是公平正义？也没必要去请罗尔斯（John Rawls）来解释一番。这些问题，大师们均讲过，但好像均没讲清楚。也许他们讲清楚了，但我们却读不清楚。最清楚的答案在那里？在世界杯。看足球世界杯，就够了。足球世界杯比赛中，有普世伦理，有公平正义，也有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