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百年争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国学百年争论.docx（59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第一讲 国学百年争论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那么，“国学”究竞是什么意思呢，它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什么是国学？国学之名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国学”就是为了有别于西洋学术而逐渐在文人
2、圈、学术界叫开的。最早称为“中学”的，如洋务派张之洞，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此后，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有人便将西洋学术称为“新学”，而将中国传统学术称为“旧学”。其中，更有一些学者出于保持中国文化命脉的考虑，而将其称为“国粹”或“国故”，如2O世纪初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等皆是。可能由于这两个名称都多少带有一些主观色彩，且流露出保守恋旧的情绪，因而逐渐弃而不用，中性的“国学”便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了，如章太炎作过国学概论的讲演，胡适主办过国学季刊。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学”就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专用名称，如国歌、国旗、国花、国鸟中的“国”一样。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表
3、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洋文化，故有“国学”之名。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这
4、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如果以对国学的态度、提倡国学的目的为标准，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认为国学的兴衰，关系着中华学术
5、之前途和国家民族之命运;另一派则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历史上的一切，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
6、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
7、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
8、定要有西体。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
9、运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
10、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
11、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但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
12、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
13、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14、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争论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他们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对港台还有影响，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对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时间到了上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文化热潮。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西方
15、文化热，主要对象是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会涉及国学和西学的讨论。于是一种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现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这时候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开始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还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
16、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不孝则不会忠君。中国的因果观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因果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国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礼仪到观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的，有的他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等都是外来的，像琵琶、胡琴都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核心特点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7、”的说法。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的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后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高度关注。于是就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引起了东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环保等问题受到关注，我们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
18、引起了重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可能是有一个复兴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那是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以在东方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东方，特别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那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以后进入“后现代”阶段再找回来也不迟。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两个偏差，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重和人文科学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个偏差就是西方文化占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只占次要地位，甚至是极微的。上个世纪末世界经济开始了全球化的趋势，随之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文化成为一种强势，并且借着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异乎寻常地迅速和强大。这就引起了人们的
19、思考：经济上的全球化尚且有很多人不认同，文化如果再全球化了，那多样的文化就会渐渐成为单一的强势文化。所以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思、一种寻根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你的文化消失了特点，大家都一样，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因此，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成了很尖锐的问题。世界文化遗产，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早就设立了，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酝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一直到1998年时才开始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有价值的文化的保护。另外非物质遗产的消失比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要快，而且一旦消失就很
20、难找回来。到2001年开始遴选第一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名录。现在每隔一年做一次，已经做了三次了。中国已经有三项半进入了非物质遗产的名录了。2001年入选的是中国的昆曲；2003年入选的是古琴；2005年是新疆的姆卡木，以及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起申请的蒙古长调。今年中国也启动了国内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进程，第一次征集就有500多项迫切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是随着人的死亡而会丢失的。只是物质文化或者是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精神产物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精神产物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积累，现在只在某个人的头脑里存储着，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他一死，这个文化就中断了。
21、因为非物质文化是口传心授的，一旦人去世，就没有了。当然我们可以重新再整理，但是你想，几百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你再要恢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像我们讲的国学，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非物质遗产，是思想的东西。虽然有一种物质的载体流传下来的，但是看不懂，或者是拿现代的观点、方法去理解它，就会有错误。国学百年争论的启示：在现代化交流中间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国学的问题近代百年一直在讨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我觉得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
22、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现代化交流中怎么样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也很方便，人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让大家有一种主体意识，我想这一点最根本。就像上面讲的，没有主体意识，一交流你就变成了别人，还有什么可交流的？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主体意识指的是什么？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
23、、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观念，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象，已经催促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的内容和样式，如文学、艺术、医学、哲学这些就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文化传统则是指凝聚这些文化里面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样式等等。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的意义。我们常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
24、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在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我常常讲，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取得领先的那就是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有那么丰富的传统、丰富的理论。而近百年来，我们又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医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医的主体下面去学习西方的医学文化，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现在可以说让人最失望的就是医学。中医已经不中了，这是大家的感叹。我们到中医院去就诊，有几个大夫能够通过诊脉来诊病？中医的手段也是化验、透视、CT，完全西化了。我们有很大的误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
25、，西医就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中医核心的内容不是说中国的医，是讲的道理。一讲中医就麻烦了，有人说像巫术一样，梁启超、鲁迅都这样说，认为中医要消亡，但是现在中医依旧存在，我们还要发展它!如果不按国别来分析，那么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呢？首先，中医是中道之医。什么是中道？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问题，阴阳平衡了身体就健壮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盛了会上火，阴盛了也会上火。这主要是一种中道之语，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计其余；第二，中国有句流传的话，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有关联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类型的医学，如果我们能真
26、正意识到这一点，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医学肯定会在世界上领先。可是，我们现在是拿整个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中医和整个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抛弃了中医，我们的医学还会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说没有了，我们的医学没有特点了，中医不中了，只有西医跟着人家来发展。我这样讲，并不否定在西医的领域中国人也作出了一些杰出的贡献。与中医类似，在学术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哲学同样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它。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用这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就使我们对原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了。举个例子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的，我们讲阳明学，是主观的唯心主义，
27、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王阳明有一天带着学生去郊游，到南镇这个地方，百花齐放。学生开始问：老师，这个花开得那么好，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啊？王阳明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一起开起来；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我的心和此花同归于寂。这里，他并没有讨论花与心那个先存在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显现出来；而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则没有显现。这是说这个花只有和你发生联系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和你发生联系，他的存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讨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
28、。也就是说事物之间只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就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说心第一还是物第一的问题。对于这种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能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还是物第一性的问题。这就是思维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明白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曾经是那样的，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它也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并存、可以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用它们的想法分析具体的问题，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当中有清晰，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丧失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想就会有问题。重振国学
29、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1、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巩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资源丰厚的文化，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非但不会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还能够与之交融，促进并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文化。重振国学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
30、疏离，通过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来实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国学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和灵魂，不论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都拥有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字。我们的传统文化是连接华人世界的文化之桥，心灵之桥，血脉之桥，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3、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正处于一种新文化新道德养成的关键时期。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
31、的一些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完全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加以利用。4、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当今时代，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全盘西化，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弘扬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世界各地的汉学家都在积极研究并加以利用，我们更没有丝毫道理不去继承、不去推
32、动，不去发展。国学名著推荐孔子语录论语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先秦诸子散文之一。汉代有古论语(二十一篇)、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三种，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约一万二千字。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前551-前479)，是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是宋国贵族。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萇弘，学琴于师襄。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曾任鲁国司寇。并周游宋、卫、陈、蔡、齐，楚等国。晚年致力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删修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相传有弟子三千，其中著名者
33、七十余人。论语一书，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内容有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与谈论。全书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教育理论和品德修养等。其中在天道观上，笃信天命论，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但怀疑鬼神，提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天看成是不语的自然。反对鬼神迷信，注重人事的努力。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主张用“正名”的方法恢复周礼的等级尊卑制度，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言行要合等级名分。同时提出要“举贤才”，“学而优则仕”等，反对封建的宗法血缘统治。在教育上，认为人是“学而知之”、“困而学之
34、”的。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提倡“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的教育、学习方法。通过“多闻”、“多见”的渠道，开扩知识面，以“学”“思”并用的方式，掌握事物的真正本质。全书内容丰富，语言形象精练，常常通过对话写出人物的声容笑貌和性格，同时书中一些格言式的哲理名句，含意深刻，富有文学意味。注释者极多，历来国内外多达三千余种，为群经诸子之冠。著名的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bng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有新印本)、近人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今人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等。思孟学派的孟子孟子撰。儒家经典。“四书”之一，
35、先秦诸子散文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现仅存“内书”七篇。另有“外书”四篇，已佚。作者孟子(约前372-前289)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门人。曾为宣传儒家学说，历游齐、宋、薛、邹，鲁、滕、魏诸国，一度任齐宣王客卿。因主张不见用，退而与弟子万章著书立说。孟子一书，内容包括孟子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个性修养。其学说的核心思想是提倡“仁政”，强调“省形薄敛”，恢复井田制，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黎民不饥不寒”的理想社会。主张“民贵君轻”、“保民而王”，反对不义战争，同时又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
36、者治于人”，为“天下之通义”。认识论上，主张人性本善，先天具有“良知”、良能”，提倡“尽心知性”、“求其放心”和“养我浩然之气”，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强谢人的主观精神，在儒冢哲学中形成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在儒学分化过程中，被称为思孟学派，代表孔门嫡系正传。对后代特别是宋明理学影响很大。其文章感情饱满，气势充沛，常以比喻和寓言说明道理，引人入胜，逻辑严密，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深远。注释有东汉赵岐孟子注，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见本书专条介绍)等。近人杨伯峻所撰孟子译注(中华书局版)后附孟子辞典，尤为流行。儒家经典大学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曾
37、子所作。曾子(前505-前436)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学生。以孝著称。全书从内容上包括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而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之根本，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仁政”思想，以德为本，以财为末。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获得民心，指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又提出“生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生财之道。南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四书”之一。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子、子思传到孟子这一儒家道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其成员的政治教育
38、和道德要求，并且成为后来士人应举的必读书。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重刊朱熹四书集注本。另一部儒家经典中庸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相传战国时子思作。子思(前483-前402)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相传曾受业于曾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相传是他的著作。中庸一书阐述了“中庸”之道，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规范，指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对知和行的关系，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种情况，认为“及其知之一也”；又提出“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三种情况，认为“及其成功一也”。同时，还提出“博学之，
39、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至诚如神”。这种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宋代唯心主义理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南宋朱熹将该书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撰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来士人应举的必读本。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重刊朱熹四书集注本。富有哲学思想的周易亦称易经，简称易。古代占筮用书，儒家经典“五经”之一。“易”有变易(穷究事物变化)、简易(执简驭繁)、不易(永恒不变)三义，相传周人所作(一说“周”是周密、周遍、周流之义)，故名。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或称易经，或称周易古经，包括由乾、坤、震、离、巽、兑、坎、
40、艮等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以及组成六十四卦的三百八十四爻。每卦先列卦形，次卦名，次卦辞；每卦有六爻，每爻先列爻题，次列爻辞。爻辞为名卦内容的主要方面。传伏羲氏画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爻辞。成书可能在西周以前。卦辞和爻辞大多为古人根据生活经验作出的一些抽象概念性说明，用来占卜，指告人事吉凶。传包含解释卦辞、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统称十翼，旧传孔子作。据近人研究，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书中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注本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周易
41、注疏，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宋朱熹周易本义，今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中华书局1991年新出有周振甫周易译注一种。反映儒家思想的孝经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十八章。作者众说不一，当为孔门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书中主要论述封建孝道、孝治思想和宗法思想，阐述孝顺为道德之本的观点，在封建社会中产生较大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必读之书。有唐玄宗注、宋邢昺疏之十三经注疏本，清皮锡瑞孝经郑(玄)注疏。另有清丁晏所撰孝经征文，录两汉以前群书征引孝经者，并广搜古注，各附于原文之后，亦可参考。荀子亦名孙卿子。荀子撰。共三十四篇。其
42、中君子等七篇，近代多疑为荀子弟子或后学所作。荀子(约前313-前230)是战国末思想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名况，号卿，汉时避宣帝讳，改称孙卿，赵国(今山西安泽县)人。曾游于齐国，三为稷下学宫祭洒。后至楚，春申君用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著书终生。荀子一书，集中反映了作者各方面的思想学说。作者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对各派学说都有所继承和评论。其学术源于儒学，但也吸收了道家和墨家的一些思想精华。在儒家中则推崇孔子，而反对思孟学派的主张。其政治思想，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强调尚贤使能，反对世官世禄。哲学上，继承宋尹学派“精气”说，认为“气”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总根源。反对鬼神迷信，
43、把“天”解释为自然界，有其自身规律，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认识论上，主张世界可知论，强调“物理可知”，主客观接触才能构成认识。在人性论上，反对孟子“性善论”，认为“人之性恶”，主张通过礼义教化和刑罚禁止，使人向善。在名实关系上，肯定“实”为第一性，“名”则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主张正名说，反对诡辩学说，强调名实必须相符，丰富了古代逻辑学理论。其文气势雄厚，长于论辩，分析透辟，论断精确，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注释最早有唐杨倞荀子注。清代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最佳，有中华书局新印诸子集成本。今人梁启雄有荀子简释，有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道家经典著作老子老子撰。亦称道德经、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
44、。先秦诸子散文之一。分上下篇，八十章，五千字，故称老子五千文。老子，是春秋末期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楚国苦县(今河商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曾任周朝管理藏书的史官。相传孔子曾问礼于他。后见周朝衰微，遂隐退。老子一书，基本记述了老子的主要思想。该书分为道经、德经两大部分，着重用“道”来说明宇宙万物的演变。“道”可以解释为客观自然规律，万物皆由“道”产生，“道”为世界本源。同时，无所不在的“道”，在不断地运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切矛盾的双方，如美与丑，高与下，损与益，刚与柔，祸与福，荣与辱等等，都是互相依存的，互为条件，而且可以向反面转化。具有明显的朴素
45、辩证法思想色彩。在政治上，作者追求“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主张统治阶级“无为而治”。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思想后来演化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重要的政治主张。其思想对于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历代注释者极多，汉代以后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甚为罕见。西汉河上公老子章句、三国魏老子注、明清之际王夫之老子衍影响较大。近有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正诂、任继愈老子新译及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等。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以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为现在发现之最古抄本。表现庄周哲学思想
46、的庄子亦称南华真经、南华经。庄子撰。道家经典著作。先秦诸子散文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作者庄子(约前369-前286)是战国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曾任漆园吏。与惠施友善。相传楚威王曾许以为相，然辞不就，“终身不仕”。庄子一书，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哲学思想和人生主张。其哲学思想，继承并发挥了老子“道”的学说，尤其强调“道”的自然无为。表现在政治上，则主张绝对的无为而治；表现在处世态度上，则向往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作者对现实取悲观态度，提出“齐物论”，要人们忘记现实的一切差别。主张对
47、大小、美恶、贵贱、荣辱、是非、黑白、生死等等都不作计较，追求放任旷达，逍遥自得的人生境界。在认识论上，则承认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但又否定事物的稳定性，陷入到相对主义。其思想观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的玄学、佛学、理学都曾深受其影响。其文汪洋恣肆，机趣横生，想象丰富，仪态万方，善于融合神话和寓言，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在文学史上具有很高价值。其名篇齐物论、逍遥游等，都是其代表作。历代注本甚多。主要有晋郭象庄子注，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有新印诸子集成本)，王先谦庄子集解及今人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等。佛教禅宗经书六祖坛经慧能口述。又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六祖法宝坛经
48、，略称坛经。中国佛教禅宗经书名。由释慧能于广东韶州大梵寺口述，弟子法海集录，后人陆续又有增订，汇为一编，尊为经典。慧能(638-713)，是唐代高僧，佛家禅宗的南宗开创者，也是禅宗的第六祖。本姓卢，世居范阳(今北京西南)。六祖坛经一书，为佛教中土著述中唯一称经之作。分成十品：行由、般若、颖向、定慧、坐禅、忏悔、机缘、顿渐、宣诏、咐嘱。其说源于大乘诸经，倡导“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朴素禅学。在世界观上，主“真如缘起”说；在解脱论上，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说；在宗教实践上主“定慧等学”，以“顿悟”为修禅的根本方法，尤为独创之说。为禅宗的基本理论著作及重要典籍。唯书已经后人改订，书中思想已不尽属慧能。版本主要有四种：一、唐释法海集记本，为最古本。二、晚唐(一说北宋初)释慧昕改编本。三、北宋契松改编本。四、元释宗宝改编本，是常见行本，惟品目文字颇有异同。另1944年晋慧大藏刊行有坛经四种合编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