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麦当劳化与高等教育.docx

《如何管理麦当劳化与高等教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如何管理麦当劳化与高等教育.docx（18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壹、前言麥當勞（McDonalds）是美國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發展之一，它的勢力範圍早已超越美國本土與速食業界，進而擴展到全世界人類生活的各個重要領域（Ritzer，1993，p.1）。事實上，麥當勞不僅改變人們的飲食習慣，同時也在流行文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任何一家麥當勞連鎖店開幕，都可能會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或者躍登當地報紙的頭條新聞。許多電視節目或電影劇情也自然地將麥當勞融入其中，儼然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獲缺的重要部分。更有甚者，人們對麥當勞產生強烈的認同感，視其為一種神聖機構的代表。舉例來說，當第一家麥當勞在莫斯科隆重開幕時，被描述為是一種具有特權的大教堂，而川流不息的顧客則像是奉

2、行某種宗教的消費者。麥當勞的影響力還不僅如此，根據一九八六年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九十六的學校孩童都認識麥當勞叔叔（Ronald McDonald），這項排名僅次於第一名的聖誕老人。麥當勞除了在城市與鄉鎮陸續開設連鎖店之外，它也跳脫以往豎立於校園附近的開店模式，迅速地將觸角深入學校的飲食部門，甚至後來還出現在飛機供應的餐點之中，這些都對人們的生活形態產生深遠的影響（Ritzer，1993，pp.4-7）。截至今日，這種以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為中心的重要過程仍持續不斷地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中成長茁壯，並且展現無遠弗屆的影響力，正如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

3、一樣地令人不可抗拒。因此，一般美國人對於麥當勞連鎖餐廳已經習以為常，成為日常生活不可獲缺的要角，這種影響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進行的更快、層面也更深遠，它所觸及的不只是消費品味的層面，而是更根本的世界觀，甚至是思考認知過程的形塑與改造。針對此一現象，George Ritzer曾於一九八三年發表社會的麥當勞化（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一文，深刻地描述麥當勞在美國社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若就Ritzer的分析深入剖視，可以發現他的論點多數是植基於現代性（modernity）的模式，此乃形塑其思考與論述的重要基礎，它所強調的是理性重於情感，理性重於非理性（Hartley

4、，1995，p.418）。事實上，現代性不僅僅是外在的轉型，它已經完全改變日常社會生活的實質，甚至影響到人類經驗中最為細微的面向。然而，由於啟蒙理性隨著科學的進步而逐漸轉化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並進一步合法化了科層體制（bureaucracy）和市場驅動的經濟系統。市場經濟又轉過來對於教育的各個層面產生巨大的影響，導致功利實用的思維逐漸支配教育的理念、政策與實務（轉引自李奉儒，民89，頁34）。面對這種知識商品的市場導向消費，首當其衝的便是高等教育。近年來，高等教育逐漸染上功利色彩，重視效率、成就指標和可評量的結果，同時也運用非人性化科技取代以往的人工

5、作業。學習者不再是啟蒙意義下的理性個體，而是消費的個人，將教育視作市場經濟中各種各樣的貨品之一。基於此，本文乃希冀運用Ritzer的麥當勞化概念作為詮釋機制，分析高等教育逐漸市場化（marketization）的趨勢。傳統上，高等教育一直享有相當的自主權；但是，目前情勢已經逐漸轉變。成效指標與財政支出已經成為重要的考量規準，大學慢慢地導向市場機制以滿足顧客的需求，以往置學生需求於不顧的作法也勢必要重新調整。這種轉變中的運作邏輯正好符合社會麥當勞化的特徵，而麥當勞金拱門的建築象徵主義正好可以提供我們對高等教育形式與內容的深刻思考（Hartley，1995，p.410）。因此，本文旨在探討麥當勞化

6、及其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首先針對麥當勞化的意涵與重要面向加以分析，包括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以及控制等。其次探究麥當勞化的理論淵源，特別是和Max Weber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與科層體制概念的關聯。接著討論麥當勞化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目的在進一步釐清麥當勞化的發展與定位。最後敘述目前高等教育的擴張與轉變，並從新的消費方式角度加以詮釋，同時針對當前高等教育的麥當勞化現象進行剖視。貳、麥當勞化的意涵與面向麥當勞化的意涵麥當勞化是指速食餐廳的準則逐漸主宰美國社會及世界其他更多領域的過程（Ritzer，1993，p.1）。麥當勞的影響力與麥當勞化的過程已經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加以

7、展現，並且成為全世界共同認可的象徵，這種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可以從許多行業逐漸開始使用麥當勞式（Mc）起始的稱呼，顯示本身對麥當勞模式的遵循來加以證明，包括麥當勞式醫師、麥當勞式馬棚、麥當勞式兒童照顧中心、麥當勞式報紙等。事實上，麥當勞化的焦點是關注在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正如同Weber將科層體制視為形式理性系統的模式，今日的速食餐廳正好代表該種理性的最佳典範（Ritzer，1996，pp.578-579）。近幾年來，Ritzer（1998，p.99）也以信用卡（credit card）的使用來說明社會的麥當勞化現象。他認為信用卡已經使信用的收受與支出成為麥當勞化，而

8、現代銀行正如同速食餐廳所扮演的角色一般，成為分配速食金錢（fast money）的機構。同樣地，麥當勞化的各種向度也可以應用到信用卡的使用上。首先，它使獲得貸款的整體過程變得更有效率。在過去人們申請貸款必須花費長時間的等待，現在只需填答一些簡單的問題即可。接著，信用卡使得人們的消費變得更能預測，甚至手邊缺乏現金的人們也可以進行消費。對大部分人們而言，現代消費所強調的重點是信用卡的數量以及持有卡片的消費額度，有關過度消費所造成的債務與負面效應則較不受關注。至於是否核准發行新的信用卡或是提高信用卡的消費額度，則完全交由電腦系統程式來執行，幾乎很少利用人工來進行查詢。最後，高度理性化的信用卡將可能會

9、導致一連串非理性化的產生，特別是職員與顧客之間的非人性化互動。因此，信用卡就如同速食餐廳一樣，可以被視為是麥當勞化、形式理性與現代社會的一部份，意即代表理性與現代化的進展（Ritzer，1996，p.580）。麥當勞化的面向社會的麥當勞化正持續地進行中，同時也證明這種趨勢幾乎是無可抵擋的潮流，而麥當勞化的基本面向正是此一模式成功的重要核心。麥當勞化的主要面向可分為四個特徵，包括效率、可計算性（可量化）、可預測性以及控制（Ritzer，1993，pp.9-12）。儘管這些概念彼此間有重疊之處，但為了進一步澄清麥當勞化的概念，以下仍分別針對四種向度的內涵加以說明一、效率（efficiency）效率

10、意指系統提供人們完成工作最適切的方法。在一個繁忙的工商業社會中，多數人生活步調緊張且終日忙於工作，此時人們要求能有效率地填飽肚子，同時也滿足其他各種不同的需求。許多機構起而仿效麥當勞的模式，展現各種不同工作性質的效率，例如瘦身減肥、汽車美容、開立處方或者填寫稅單等。若以麥當勞餐廳而言，效率是指以最適當的方法來滿足顧客的需求，包括時間、空間以及人員管裡。而其中展現效率最明顯的做法便是得來速（drive- through）窗口的設立，它可以比找車位、停好車、走向櫃臺、點餐、付款、回到車上等一連串動作，來得更節省時間與精力（Ritzer，1993，p.39）。無疑地，它已經成為時下速食餐廳點餐最具效

11、率的方式。在一個互動頻繁的社會中，人們總是來去匆忙，經常使用汽車在不同的地點穿梭。如果能夠把握速食餐飲的效率，人們在不必下車的前提下，只須透過得來速窗口便能外帶食物，那麼這種做法勢必會獲得大眾的熱烈歡迎。此外，速食餐廳所推出的餐點也同樣具有效率的特色。舉例而言，食用McNuggets比其他帶骨、帶筋或帶皮的雞塊，來得更方便且有效率。最特別的是，麥當勞的顧客也被融入講究效率的消費過程中，這是透過排隊點餐、餐後自動清潔、以及用手指來吃東西而不是用餐具等方式來進行。以此觀之，速食餐廳的模式提供人們一種滿足各種需求的有效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隱含在效率概念中也包括資源的理性化運用，這同時也意味著產品本身

12、將是可明確界定的、精準的，而且不會有絲毫的模糊不清。二、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計算性是麥當勞化的第二種向度，它是指任何東西都是可以測量與估價的，甚至連空間也都能夠詳細地計算。它所追求的目標是客觀的、去除模糊不清以及節省時間，同時也允許各種比較與競爭。若以速食餐廳產品的命名為例，這些名稱通常強調產品在數量上的規模，包括Big Mac、Whopper、Whaler、Big Xtra以及Big Gulp等（Ritzer，1993，pp.62-63）。這種對物品量化的強調也反映在銷售數字、供應餐點與連鎖店擴充的說明上，包括報導已經售出幾十億個漢堡、超值全餐（value meal）在幾

13、分鐘內可以上桌、或者是開設第幾千家連鎖店等。此外，可計算性不僅牽涉到對數量的凸顯，而且可能是對品質興趣的相對漠視。在速食餐廳中，這種現象很明顯地表現在對大規模以及低價位的關注，但同時也導致口味要求的標準逐漸淪喪。事實上，麥當勞也提供許多消費的樂趣與刺激。人們經常可以感受到只要花費一般的金錢，就能獲得許多食物。無形中，數量已經等同於品質，東西的多寡代表品質的好壞，人們已經深深地相信數大便是好（例如美國職業運動對球員記錄數字的強調亦是如此）。因此，人們點餐時總是點Quarter Pounder、Big Bite及Biggie Fries等，他們已經將所有東西數量化，並且認為只要花費普通的價錢便能獲

14、得許多食物。當然，這種消費的計算邏輯忽略一項重要的課題，亦即儘管顧客隨時隨地精打計算的進行消費，但是最後真正獲益的還是速食餐廳本身。另外，可計算性也牽涉到時間的估量，人們通常會詳細計算開車來回麥當勞所需花費的時間，並且與在家裡自行準備餐點所需花費的時間相互比較。然而不論對錯，人們總是會認為到速食餐廳用餐比在家自行開伙來得節省時間。這種時間的計算性便是達美樂（Dominos）與其他外送連鎖經銷店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目前部分麥當勞化的機構甚至開始著手將時間與金錢兩者結合，例如達美樂保證比薩在半小時內必定送達，而必勝客（Pizza Hut）則保證個人份比薩五分鐘內上桌，否則食物免費贈送。三、可預測性

15、（pedictability）談到可預測性，我們必須要強調紀律、秩序、系統化、形式化、規律、持續性以及方法的操作（Ritzer，1993，p.83）。可預測性也發展出Henry Ford的理念，他認為對工作人員的控制可以透過裝配線（assembly line）的設計來進行。如此一來，工作人員的自主性將逐漸消磨殆盡，技術與判斷亦將被棄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運用雙手來進行工作，而不是靠頭腦（Hartley，1995，p.411）。對速食餐廳而言，可預測性表現在產品、裝潢擺設以及提供的服務等方面，它意味著人們在不同地區的連鎖店所獲得的各種食物與服務都是相同的。舉例而言，麥當勞餐廳的形貌都是以一座金色雙

16、拱門為店招，並輔以紅色的屋頂、透明的落地窗與一排排整齊的桌椅。Roy Rogers漢堡連鎖店服務人員的穿著都是統一的牛仔風味，並且都使用相同的問候語來歡迎顧客（Ritzer，1993，p.85）。人們也都知道，在紐約享用的Egg McMuffin與在芝加哥或洛杉磯所吃到的是相同的；同樣地，人們亦瞭解在下週或明年所點的東西將會和今天所吃的食物是大同小異的。儘管麥當勞所提供的可預測性缺少意外的驚奇，但是卻能讓顧客倍感安心，因為他們在某時或某地享用的食物將會與其他時空相同一致。職是之故，麥當勞模式的成功已經使得許多人們逐漸喜歡一個沒有意外驚奇（no surprise）的世界。四、控制（control

17、）麥當勞化的第四個向度為控制，係指運用非人性化科技來取代人性化科技，以便完全掌握人們的表現。誠如我們所瞭解，任何一位人性化的工作者，不論事先經過多麼詳細的計畫與安排，仍有可能在系統運作的過程不小心出差錯。一位動作遲緩的工作者則會使得Big Mac的準備與遞送變得毫無效率，而拒絕遵照規定的工作者可能會在漢堡中加錯調味醬料，使產品變得無法預測。基於上述理由，麥當勞被迫逐漸使用非人性化科技來取代工作者，包括飲料分配器、薯條電腦（potato computer）、程式控制收銀機、多功能奶昔機以及漢堡製作機等。上述所有科技都導致速食餐廳的工作人員受到極大的控制，結果促使麥當勞得以確保工作人員的服務與品質

18、。由此可知，各種不同的非人性化科技將控制速食餐廳的顧客與店員，它們可以適切地控制處理食品的時間與步驟，取代人類真正的操縱與管理。速食餐廳的工作人員被訓練成去執行經過精密安排的任務，連鎖店經理的責任便是確保工作人員按照手冊行事，一切遵循品質、服務、清潔的標準。而透過間接與巧妙地安排，在速食餐廳的顧客也同樣受到控制，包括排隊點餐、有限選擇的菜色、以及令人不舒服的座位等，都使得顧客用餐的動作迅速且餐後不久便離開，而這些正是管理人員所樂見的結果。正如Weber所言，形式理性係現代世界中的獨特發展現象。當我們從理性的觀點來探討現代世界時，經常會認為現代世界具備高度化的形式理性。然而，形式理性系統中存在著

19、內部的問題與限制，意即Weber理論中所指陳的理性的非理性事物（the irrationality of rationality）。最明顯的事例是與形式理性產生連結關係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在走向理性化的過程中，隨理性化而來的常是非理性的事物，這種現象稱為合理性本身的矛盾。舉例來說，速食餐廳的得來速窗口被視為是一種具有高效率的點餐方式，但是它也往往會導致相當沒有效率的後果，因為許多顧客會發現自己正陷入冗長的點餐車陣而動彈不得，浪費許多寶貴的時間。同樣地，信用卡也會引發非常沒有效率的結局，顧客往往會因為想要利用長途電話的服務而必須面對一連串的電話號碼，有時候甚至必須完成數十

20、個以上的按鍵才能撥通長途電話。這種無人性的世界是非理性的，也是高度去人性的，因為人們總是與非人性化的機器互動與問答（Ritzer，1998，p.111）。參、麥當勞化的理論淵源誠如上述，麥當勞化牽涉到效率、可預測性、可計算性以及控制等重要因素。若從麥當勞的歷史觀之，這種發展特色其來有自，早從創辦人Kroc開始，麥當勞就是在發展一種封閉式的企業文化，包括無數的執行細節、嚴謹的教育訓練系統、極度簡單的產品組合。而當麥當勞總公司決定推出某項產品時，首先必須要使產品麥當勞化。事實上，就Ritzer的觀點而言，麥當勞化不僅代表速食餐廳的經營原則，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消費文化，而速食餐廳與信用卡只是新的消費方

21、式其中的兩種特例。其他新的消費方式還包括購物商場、超大型商場、超級商店、家庭購物電視網路、電子購物商場、資訊購物商場等（Ritzer，1998，p.1）。若就Ritzer的分析深入剖視，可以發現他的論點多數是植基於現代性的模式，而且受到F. W. Taylor科學管理、福特（Ford）汽車自動裝配線、以及Weber理性化概念的影響（Ritzer，1993，p.18）。由此可知，麥當勞化並非憑空想像的結果，它本身自有其先前的發展與理論淵源，而其中又以Weber的科層體制與理性化過程影響最為深遠。Ritzer在一九七年代開始發展其理論分析架構時，便深受德國社會理論學家Weber作品的影響，特別是關

22、於理性化過程的觀點。Weber視科層體制為理性的典範事例，同時認為理性化系統是非人性與去人性化的，社會的各個領域最終都將被理性化，成為一個理性機構交織而成的網絡。一九八年代初期，Ritzer將Weber的理性化理論與對速食餐廳成長的關切相互結合。在此之前，麥當勞已經在速食餐廳企業中獨占鼇頭，而且連鎖店正迅速地擴張至社會的各個角落（Ritzer，1993，pp.xi-xii）。麥當勞化可視為是Weber理性化理論的延伸。對Weber而言，理性化過程的典範事例即是科層體制，它在當代世界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當人們討論麥當勞化的現象時，Ritzer相信係肇因於形式理性作用的結果，而Weber在定義形

23、式理性時所使用的名詞類似於在描述速食餐廳特色的字眼，包括效率、可預測性、可量化、以及運用非人性化科技來取代人性化科技的控制。以科層體制說明之，首先它是處理大量事務性工作最具效率的結構，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如此有效率的處理大規模數量的工作。而且由於本身擁有明確的規範與典章制度，科層體制的運作亦能具備高度的可預測性。舉例來說，公司職員都瞭解其他處室成員的行事方法以及應對之道；同樣的，外部的人員也會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接受的待遇。再者，科層體制盡可能地將許多事物加以量化，成員的表現往往被化約為一連串可計算的工作，譬如公司出納人員被要求每天必須處理固定數量的帳目。至於評定表現的良好與否則牽涉到實際處理事情的

24、多寡，數量少即意味著表現不佳，而處理的數量越多則是等同於表現優異。然而，這種量化的趨向本身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亦即對處理事情的品質毫不關心，只在乎任務有沒有達成，而不重視處理過程是否用心投入。此外，科層體制也強調對人們的控制，亦即運用非人性化科技來取代人性化科技。科層體制本身可視為一個龐大的非人性化科技，自動化的功能係指以規則、條文及結構來取代人類的判斷。許多工作人員受到勞力分配的控制，按照組織的規約完成指定任務，而不被允許去做其他自行決定的事情。這種理念是把人類化約成機器或電腦，進行嚴格的操控管制，只容許極為有限的個人判斷（Ritzer，1993，pp.20-22）。關於理性化過程的描述，W

25、eber認為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現代西方的科學、法律、代議民主、資本主義、科層體制、大學、藝術、神學等等都是理性化的表徵。因此，理性化過程早已深植於西方文明中，而且有一段長久的發展歷史。Weber一直有個中心的觀念，認為有某種形而上的變化力量在支配著西方社會邁向更為理性的世界，這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理性化是指一個社會逐漸接受效率、利益計算、破除神秘性價值與規範之過程，其結果就是去除人性中心的取向。所謂效率，意指強調最重要、最直接又最迅速的方法與途徑。利益計算，則是行動者計算分析能夠達到目的的手段，在許多替代手段中選擇最有利、有效且可以控制者，此一概念同時蘊含著傾向於可量化因素的選擇。

26、破除神秘性意味在社會生活中去除神奇詭異的成分，從迷思中解放、覺醒和逃脫，然後取代以有系統的、邏輯的及合理的成分。誠如Weber所言：我們時代的一個宿命，便是它帶有合理性與知識性，而最顯明的在於為世界去除魔力（disenchantment）與神秘化，這是指最終的與最奧妙的價值逐漸從公共領域消退而言。至於理性化的結果將會逐漸地侵蝕人性價值，甚至有些可能和人類基本需求與價值相對立，造成疏離和迷失（陳秉璋，民80，頁268-269）。值得注意的是，Weber一方面極力讚美理性化帶來西方社會的發展，可是另一方面卻也恐懼和悲哀理性化的結果工具理性的膨脹造成人性的喪失。面對這些問題，Weber一再地顯露悲觀

27、的色彩，似乎認為那是永遠不可避免的人類悲劇。舉例來說，二十世紀之內就爆發兩次世界大戰，西方現代性顯露危機，越來越多人對現代性的價值和存續產生疑慮（黃瑞祺，民85，頁277）。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種族問題、環境污染、失業、犯罪、冷戰、意識型態衝突等困擾著西方世界，現代性或現代主義顯然不足以應付現代社會的諸多問題。質言之，理性化既是現代世界的成就，本身卻使人類過著非理性的生活；是故Weber既讚美、也哀嘆這種宿命的理性化過程，進而質疑這些現象背後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洪謙德，民87，頁117）。因此，後現代（postmodern）的談論越發盛行，目的正是企圖解決現代性衍生出來的問題。肆、麥當勞化與後現代

28、主義麥當勞化屬於現代世界中的重要過程。然而，誠如我們所瞭解的，一種新的觀點已經逐漸超越現代世界的範疇，成為主宰當前社會各個領域的主要思潮。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後現代主義者（postmodernist）高揚批判的精神，意圖顛覆啟蒙以來的現代性理論。他們一反啟蒙理性以來追求整體性、同一性、主體性的現代性傳統，而以一種斷裂性、平面化、非理性與反主體性的話語，向當前的各種學說提出質疑與挑戰。但是，由於後現代的特色與性格係表現在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進步觀的質疑，因而在許多領域都引起極大的爭議與論辯。學者對後現代的觀點相當紛歧，有人認為後現代是對現代的反省批判，有人則視後現代是高度或徹底的現代化形式，亦

29、有人將後現代當作迥異於以往的新思潮。無論是上述何種觀點，不可否認的，後現代代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知識、價值等新歷史階段的開始，而這種新歷史階段的轉型正逐漸蔓延全球，成為一種全球化現象。如果從時間上說，我們始終處於現代，追求新異；而從特徵與風格上說，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割斷與現代主義的聯繫，後現代主義是從現代主義的母腹中成長發展起來的。它一方面是現代主義某些新風格的萌芽與發展，另一方面又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鄭祥福，民88，頁9）。Ritzer（1998，p.190）認為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是審視當代現象的兩種不同方式。如果做為一種對速食餐廳與信用卡分析的補充說明，後現代主義可視為是一種理論的濾

30、鏡（theoretical lens），其目的是用來檢視新的消費方式。像速食餐廳這樣一個現代性產物可以在後現代世界中繼續存留，甚至成長茁壯嗎？在後現代世界中，麥當勞化未來的命運究竟如何？如果理性是現代世界的基石，那麼非理性與反理性亦同樣在後現代社會中佔有一席之地。假設我們同意後現代主義者的說法，我們正處於一個非理性或反理性社會興起的時代，那麼麥當勞與麥當勞化的前景為何？Ritzer（1998，pp.190-191）提出以下四種不同的可能性：（一）麥當勞化將與後現代主義並存，理性亦將與非理性或反理性同在，但是兩者之間各自代表本身的意識型態，並未產生融合與交流。此外，兩者之間關係的考量亦將從後現代

31、主義的觀點重新出發，不同於以往理性至上的思考模式。（二）由於麥當勞化系統與後現代主義的非理性系統格格不入，因此最終將被吞噬而消失不見。換言之，麥當勞化所代表的理性最終將被非理性的洪流所淹沒。（三）麥當勞化的理性要素將與後現代的非理性成分相互融合，創造出一種現代與後現代元素的混成品。這種現象代表理性主義的妥協，而後現代主義已成為主要的特色，亦可說是後現代主義的勝利。（四）麥當勞化不僅可以抗拒後現代性的非理性化，同時還能獲得最後的勝利。因此，所謂後現代主義與非理性的潮流都只是短暫的現象，它們終究都將被理性化的主要趨勢所逐退。但是這種說法很明顯地無法被多數後現代主義思想家所接受，因為它正意味著後現代

32、世界的終結。Allen Shelton曾針對麥當勞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關係進行深刻地描述。他認為麥當勞是後現代主義的標誌，亦是時代的一種價值表徵。除了將麥當勞與後現代主義的要素相互結合之外，Shelton也與其他現代性的因素相聯繫。舉例來說，他將麥當勞最成功的地方歸諸於顧客的自動化。當人們進入速食餐廳點餐時，他們無形中受到自動化系統的操控，而且最終將按步就班地進行消費。事實上，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絕非可以截然劃分的兩種典範。儘管當今與先前的社會彼此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兩種不同型態的社會仍然保持相當的延續性（continuity）。截至目前為止，麥當勞化並沒有消失的跡象，也仍未被新的後現代形式所

33、取代。麥當勞化的現象可謂是在後現代世界中的一種現代性過程。換言之，雖然某些後現代的發展可能持續進行中，但是麥當勞化也同樣亦步亦趨，並非如某些後現代主義者所預見將消失不見。David Harvey是後現代主義的批評者，他認為儘管後現代思想中存在許多重大的改變與爭論，但是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仍保有許多延續性。例如，自從一九七三年資本主義興起以後引發許多重大改變，直到現在這些資本主義累積的根本邏輯與危機趨向，仍與當時並無二致（Ritzer，1993，pp.156-157）。由此可知，儘管後現代性與現代性有所不同，但兩者之間仍保有一種連續性的關係。伍、高等教育的麥當勞化一九五年代以來，高等教育經歷了史

34、無前例的劇烈轉變。由於人口急遽增加、教育機會均等的高倡、社會多元化發展等因素的影響，迫使高等教育開啟以往專為菁英階層所設的窄門，開始走向普及化的教育型態。高等教育的功能不再僅止於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育，而是同時涵蓋未來職業的準備，為了應付種種外在環境的需求，在機構任務、學生類別、學習年限、教學方法、經費來源及機構規模等方面都必須重新調整，採取多樣性的發展。儘管高等教育的擴張面對不少阻力，包括來自維護菁英教育的特權、政府經費缺乏、優勢階層的壟斷等，但是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及提昇人力素質的導引下，各國的高等教育仍保持快速的成長，甚至形成教育的革命（Ramirez & Boli-Bennett，1982）

35、。與此同時，為了減輕財政的負擔及確保公共資源的有效利用，歐美及日本等國逐漸調整以往由政府主導的方式，解除對公私立大學的各項管制，賦予高等教育機構更大的自主空間。各國政府也將市場機制引入高等教育，讓競爭引導高等教育機構積極回應市場的需求，以增強彈性並提昇效率。職是之故，高等教育市場化的浪潮已沛然形成，已成為主導新世紀高等教育發展最主要的力量之一。在面對高等教育市場化的趨勢時，大學已經開始進行調整與改變，現在是如此，未來更將會如此。面對這些變遷的挑戰，我們或許可以從一種新的消費方式的角度來加以檢視。究竟大學與速食餐廳、迪士尼、MTV、拉斯維加斯等有何關係呢？Ritzer（1998）認為就短期而言，

36、它們之間存在極為豐富的內容，大學將會從上述現象或事物中借用許多東西，並且成為各種不同要素的綜合體。相較於其他有效率的消費方式而言，傳統大學教育顯得相當的落伍、枯燥與呆板，它在提供良好的消費服務上已經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更遑論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於大學已經被視為一種教育消費的手段，它允許學生來消費教育服務，並且最終將獲得重要的產品學位及證書。因此，大學已經成為後現代消費社會的關注焦點（Ritzer，1998，p.99）。由於學生逐漸成為大學教育的消費者，而且越來越多的成人學生進入大學就讀，他們對於外在世界的激烈競爭已經相當熟悉，同時瞭解如何去尋求生存之道。他們也比其他類型的學生更容易採取消費者的傾

37、向來看待高等教育，其中部分是因為他們擁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則是他們通常是靠自己謀生來賺取學費。研究資料顯示，學生是消費者，而且他們在選擇學校時主要是考量價格、品質與方便。質言之，學生希望他們所花費的金錢可以獲得最好的產品。近年來一個針對美國三十所大學進行的調查研究顯示，今日的大學生認為：（一）高等教育並非多數學生生活的重心，它亦非最重要的活動。上學就如同去麥當勞、迪士尼樂園或大賣場一樣，只是學生生活的一部份。（二）學生通常希望大學能夠仿效銀行及速食餐廳的運作方式。（三）學生通常不希望只得到額外的贈品，他們真正要的是與麥當勞超值全餐具有同樣內容的等值物品。（四）學生所冀求的高等教育必須具

38、有簡單的程序、良好的服務、高品質的課程以及低廉的價位，如此才能使高等教育符合消費者的期待與需求（Ritzer，1998，pp.152-153）。促使大學進行上述轉變的原因，除了家長與學生的消費主義傾向外，高等教育經費的減縮亦是重要因素。當外在補助經費逐漸缺乏時，大學必須以削減支出及吸引更多新的消費者來作為因應。大學必須設法仿效速食餐廳的模式，這不僅是因為它可以吸引眾多的消費者，同時也能夠節省大筆經費支出。總之，高等教育若以市場及功利導向掛帥，將會把教育視為可以輕易地分割成一系列固定的、可測量的與可評估的程序，抑或者它的產品應該是可以預測的、標準化的以及量化的。高等教育的麥當勞化正是如此，它所主

39、張的是用形式理性來思考教育問題，這將導致以財政效率與工具目的來評估高等教育的成效，強化實用主義的取向。關於高等教育麥當勞化的現象，我們恐怕不能僅用全有或全無的角度加以截然劃分，而是必須從高等教育麥當勞化的程度著手，進行深入的剖析。接著便以麥當勞化的四個向度為規準，就目前高等教育麥當勞化的現象加以論述之。一、效率受到追求高效率經營理念的影響，高等教育機構傾向創造一種自由競爭、市場運作的情境，凡事講究快速而有效率的處理模式。根據Ritzer（1993，pp.55-56）的描述，高等教育講求效率最明顯的做法便是改變傳統一對一的問答評量方式，實施多重選擇題的考試。由於新型態的考試可以進行客觀的評分，甚

40、至輸入電腦加以統計，這種做法將顯著提升大學教授評定學生分數的工作效率。此外，由於考試題目往往必須與上課所教授的內容有關，許多出版商便針對本身的教科書設計完整的考試題目，提供大學教授參考使用，同時也一併推銷相關的教材。職是之故，許多大學教授在挑選教科書時會考量到其他相關的配套教材，包括上課大綱、電腦模擬試題、錄影帶、討論問題、電影欣賞等。若從教師的角度觀之，這種做法的確是極具效率的教學方式，它可以節省許多寶貴的時間，以用來進行更多的研究或寫作。由於高等教育機構具有科層體制的特徵，它必須能有效率地處理許多事務性工作。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往往會引進企業精神和管理主義，提昇處理事務的效率。以英國各大學為

41、例，在內部組織型態上仍本持學術自主的原則，大多數行政主管職位均由學術人員兼任，而且重要決策均由各相關委員會決定。不過，其行政管理之方式已朝企業經營的理念邁進；而若干大學與工商業界建教合作計畫之推展，即係追求高效率經營理念下運作之具體產物。除此之外，一九八年代，多元技術學院（polytechnic）及其他學院成為英國中央政府的最愛，因為它符合保守黨政府所強調的高效率原則，這些學院的學生單位成本較低，開授的學科領域也較大學來得實際（楊瑩，民83，頁103）。為使資源得到充分有效的運用，大學必須利用新科技重新調整組織型態。行政電腦化是調整大學組織型態的初步工作，這將使時空的管理益形精簡，因為時間就是

42、金錢。舉例來說，網路選課打破過去的班級型態，節約不少開課成本，並且使選課作業更具時效。而各種調查與評量亦經常由電腦操控，它可以進行多元選項的測驗，同時將大量原始資料快速地統整與分析，較以往使用人工計算的方式節省許多時間。再者，包括圖書館借還書系統、研究資料搜尋、溝通訊息傳遞、住宿資料登記、學籍資料管理、電子佈告欄、電子公文往返等等，皆為組織系統電腦化的重要事例。在致力提昇效率的過程中，身為高等教育消費者的大學生也被融入其中，他們生活在充斥各類資訊的瀚海中，並且與資訊科技共同結合致力於自我能力的充實，包括自我評估、自我指導、自我調適等，而這些做法正好符合學習者中心的教學理念。近年來，高等教育機構

43、追求效率最極端的例子可以營利大學為代表。營利大學係將大學當成營利事業來經營，課程和學位是主要產品，目的在創造企業利潤，可視為高等教育商品化最極端的例子。美國近年興起的菲尼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即標榜以營利為目的、以效率為宗旨。菲大只開設大學部課程，以兼任教師為主要師資，以成年人為主要招生對象，以低學費為誘因。雖然菲大被視為文憑工廠，其所提供的服務被譏為麥當勞式教育（McEducation）。但是不可否認的，就其創立的目標而言，菲大已獲致成功，在十幾個州和波多黎各總共設有六十餘所分校。菲大所標榜的低成本高效率，除了完成機構營利的目標之外，也給其他正統大學的經營帶來

44、壓力（轉引自戴曉霞，民89，頁52）。最後，高等教育目前面臨的一大課題即在資源的有效整合與運用。以國內為例，原有與新設的高等教育學府數量雖已不少，但部分學校規模過小，教育投資使用效益偏低，不但不符合經濟規模，也影響到整體教育成效。事實上，高等教育日趨開放與普及，為提昇高等教育的競爭力，合理整併學校已是世界各國普遍採取的作法。就政府而言，大學整併的預期效益可以把資源做更有效率之整合與運用，便於促進各地區高等教育均衡發展。就學校而言，尋求互補之發展將有助於提昇學校競爭力及辦學績效。二、可計算性可計算性是指任何東西都是可以測量與估價的，它所追求的目標是客觀、明確以及省時，同時允許各種比較與競爭。以美

45、國教育系統為例，學生在高等教育機構求學的表現係以可計量的等級進行評定，意即人們所謂的GPA。其他相關的資格考試如PSAT、SAT及GRE等，亦都是採用可量化的數字來評定個人表現的優劣，並且進行排名比較，甚而用來做為決定錄取與否的標準。同樣地，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每年亦進行各項專業領域的排名，學生申請學校最關心的便是該校是否為位於前十名之內（in the top 10）？許多大學生相信，如果想在畢業之後找到理想工作，本身就讀學校的排名將扮演關鍵性角色，而學業成績的高低也是重要指標之一（Ritzer，1993，pp.73-74）。對可計量性因素的強調也存在於大學教授的教學表現之中。Ritzer（199

46、3，pp.74-75）指陳越來越多的高等教育機構開始進行教學評鑑，教授在每一門科目授課結束之前，都必須接受學生的教學評鑑。這種教學評鑑進行的方式通常是採取五等第的評分向度，只有少部分題目是屬於質化敘述。換言之，教學評鑑的結果可以換算成客觀可計量的分數，並且進行比較與排行。然而，這種由學生進行教學評鑑的方式雖然立意甚佳，但是也容易產生負面效果，例如學生會較傾向喜歡幽默風趣的老師，對於要求太多的老師反而給予較低的評價。除了在教學表現強調可計算性因素之外，大學教授的研究與出版亦是如此。誠如我們所瞭解，許多著名高等教育機構非常重視教授的研究與出版，仿效美國式的發表論文或走路（publish or pe

47、rish），而且往往將數量列為首要的重點，例如長篇的論文或著作強過短篇的文章。這種對數量的重視可能會導致負面效果，意即促使大學教授致力於撰寫長篇大論的著作，或者匆促將研究報告出版，以符合研究及出版數量的標準；然而，這種做法卻往往忽略內容與品質，形成濫竽充數的現象，最明顯的事例便是許多教授將同一研究成果進行多次發表，而其間竟然只作些微的修改。再者，由於不同學術領域對研究成果發表的形式各有偏好，使得大學教授必須考量最有利的方法來投稿，包括著作形式、期刊種類、期刊排名、出版社性質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個人研究成果的總得分，牽動著能否通過提出升等申請的最低門檻。舉例來說，在社會學領域中，凡是在美國社會學

48、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中發表一篇文章最高能獲得十分；至於在學術排行較低的南極社會學雜誌（Antarctic Journal of Sociology）發表文章只能獲得一分。而大學教授所獲得的研究積分越高，代表其能力越高，表現越優異。面對這種強調可量化指標的趨勢，高等教育機構必須審慎思考其引發的負面效應，因為任何一位教授研究成果的品質，絕非只是一連串數字所能完全體現的。多數研究期刊的排名係植基於本身的品質，而非仰賴發表的文章；我們經常會發現高排名的期刊中會出現低品質的文章，而低排名的期刊中也會登載高品質的論文（Ritzer，1993，p.75）。因此，將

49、期刊的排名作為對研究成果優劣的評估顯然有所偏誤。最後，對於研究數量少、品質佳的教授而言，純然以發表作品數量的多寡來評定研究能力的高低，亦無法反映出個人真正的貢獻。如此恐怕將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倒退現象，值得高等教育機構審慎考量與重視。此外，作品被其他人引用的次數多寡亦是評定研究品質優劣的指標之一。這種做法的前提是假設高品質、重要且具影響力的作品，較有可能獲得其他學者的參考與引用，因此受到他人引用次數越多，便代表研究的品質越高。每一位學者的研究整年度被引用的次數都會以數字的方式呈現，如果某位社會學家的作品被引用的次數達一四次，而另一位學者只有七次，兩相比較之下似乎意味著前者的作品較後者好上兩倍（Ritzer，1993，p.76）。然而，究竟對數量的強調是否等同於品質的保證呢？學術作品的影響力可以化約成一連串的數字嗎？有些論文經常受到引用並不是因為它的品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