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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释放潜能：社会责任投资助力乡村振兴导语构建一个包容、平等的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诉求;在地球可以承载的范围内追求物质繁荣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发展观念。对于中国而言，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乡村振兴。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需要提升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发展乡村产业，还需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但地方主体普遍面临融资困境。县级财政捉襟见肘，影响乡村公共品的水平和质量。农村中小银行资本金不足，限制了它们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市场主体提供信贷支持的能力。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理念，社会责任投资追求财务回报、社会环境效益双重目标，因此更有意愿参与乡村发展。本章主要阐述为什么以及怎么提高
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乡村振兴，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提高农民收入、发展乡村产业，还要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不只是物质层面上的振兴，还包括文化、治理方面的兴盛。简单地看，乡村振兴至少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1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多地少”的禀赋条件，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考虑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土壤肥力、灌溉设施、防洪抗灾能力等。二是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三是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田防洪抗灾能力，可以帮助农民抵御气候物理风险；农田建设与节水节肥减药技术相结合,可以提高农业用水效
3、率并减少农业面源污染。2 .发展县域乡村产业。这可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扩宽非农就业机会，不用为了收入背井离乡，与家人长期分离，在家乡的小县城就能安家立业。县域发展应该分类推进。比如，大城市周围的县城可以从大城市承接传统产业、物流基地、专业市场等功能；农业主产区可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发展乡村旅游。3 .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这是构建包容社会的关键。农村居民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努力，过上小康的生活。农村人力资本不足是制约我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别让农村儿童输在了“起跑线”上。通过资助制度，让农村学生读得起高中。对于成年农村
4、居民，可以通过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就业质量，提高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能力。4 .推动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这是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关键。一方面，保护生态系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需要纠正“价格扭曲。缩小生态产品市场价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距，实现“谁保护、谁受益”；另一方面，生态环境、自然资本是农村居民拥有的一笔资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阐述第一个方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民为什么收入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不如工业和服务业。如果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人均耕地面积会有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升。但是，这个过程的主要驱动因素应该来自
5、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转移农业劳动人口，不利于稳定农业总产出。那么，为了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径呢？基于“人多地少”的自然禀赋条件，我国农业发展应该有别于美国“人少地多”的模式。美国模式的逻辑出发点是通过机械化等手段，节省人力。而我国与日本情况类似,主要依靠选种、多茬种植、化肥等手段，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虽然近些年，我国农业劳动人口不断下降，人力成本持续上升，但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中国模式的关键还是要用好有限的土地，在技术上下功夫。比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为抓手，提升耕地质量、土壤肥力等农业基础设施；提高
6、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阻碍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土地和资本要素的资源错配。能力强的农户无法将经营规模扩大到与其能力匹配的水平；因为种地收入受限，他们离开农业，外出务工。因此，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应该推动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适度发展规模经营。1.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非农产业。2020年，从事农林渔牧业生产的劳动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23.6%,但2020年农林渔牧业贡献的GDP仅占7.5%。这意味着单位农业劳动力创造的GDP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这是从事农业生产，收入回报远低于其他行业的主要原因。我们把一个产业实际GDP增加
7、值与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定义成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发现，202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第二产业的三分之一，不及第三产业的四分之一。从发展趋势来看，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行政化的“旧农业”与市场化的“新农业”农业不只是粮食生产。从产值来看，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生产已经在农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因为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成本收益水平和生产技术特点的不同，有必要把这两种农业加以区分。 “旧农业”：粮食作物（谷类、薯类、豆类）以及棉花、油料作物的生产。“旧农业”是计划经济的延续。国家制定长期战略，设定主产区以及生产指标，来保证粮食安全。在政策上，给予种
8、植、农资投入的补助和奖励，设定最低收购价格，来保证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同时，还设置了一个征收、加工、储藏、销售粮食的机构体系。农民粮食收割以后，交给国家机构来加工、销售，一般不直接参与市场化运作。同时，国家还通过大规模收储来稳定粮食价格、保证粮食供应。 “新农业”：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生产。而“新农业”，一般没有补贴，没有最低收购价格，没有采取大规模收储。农民自己与农资公司、加工公司打交道，并负责销售。农民种什么、种多少，也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从产值来看，“新农业”已经远远超过“旧农业”。比如，2020年，谷物的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11.7%,但是蔬菜（含菜用瓜）的产值占比为17.
9、4%,水果8.5%,牧业产值占比为29.2%,渔业9.3%。与“旧农业”相比，“新农业”有两个明显特征：从生产技术来看，不是土地密集型，而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新农业虽然产值占比高，但是播种面积不大。比如，2020年，谷物的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8.5%,而蔬菜、瓜果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合计只占14.l%o但“新农业”对劳动、资本要素的投入要求高。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每亩用工数量是稻谷的7.6倍，小麦的10倍，玉米的7.7倍；苹果种植每亩物质和服务费用是稻谷的3.6倍，小麦的4.2倍，玉米的5倍。从成本收益来看，新农业赚钱，旧农业”基本不赚钱,甚至还亏钱。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
10、每亩净利润是总成本的32%；而稻谷的每亩成本利润率只有3.9%,玉米10%；2020年，小麦种植总体上而言是亏损的，每亩成本利润率为-1.6%o但不论是“新农业”还是“旧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比较低。比如，2020年，苹果种植，单位劳动用工日创造的产值仅为217元，稻谷266元，小麦273元，玉米247元。3.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有研究指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减少劳动力市场摩擦。户籍制度、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阻碍农民进城，阻碍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换句话说，就是要降低门槛，让农民进城成为新市民，继续推进城镇化。这是必要的，但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因为这样不
11、仅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还可以在农业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趋势下，保证农业总产出的稳定，确保粮食安全。为了说明我们的观点，假设农业生产函数为Y=AXf(K,L,N),其中Y表示农业总产出，A表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f()中要素投入有资本K、土地L、劳动N,假设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农业劳动生产率Y/N,可以写成Y/KL假设我们简单地把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中农产业，即N下降。人均资本K/N、人均耕地面积K/L都会上升，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Y/N会提高。但是在农业会要素生产率A没有变化的确提下，N下降会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在粮食产量需要达到一定水平的要求下，通过简单地转移农业劳动人口
12、，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取的。相反，如果农业全要素生产率A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出都会提高，这样农业部门会出现一批“富余”的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4.中国“小而精”模式用好有限的土地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自然禀赋条件来看，我国“人多地少”，与日本的情况类似，与美国“人少地多”的禀赋条件，显著不同。因为“人少地多”,美国农业的逻辑出发点是通过机械化等手段，节省人力。而我国与日本，主要依赖选种、多茬种植、化肥等手段，尽量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在中国小而精模式下，提高耕地质量、土壤肥力，合理利用有限的耕地，选育优良品种提高单产，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在
13、生产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时，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大豆种植。与水稻、小麦、玉米不同，大豆种植对劳动投入的要求相对较少，属于土地密集型产品。2020年，大豆种植，单位播种面积平均用工时间只有水稻和玉米的50%,是小麦的65%o所以，在“人多地少”的禀赋条件和全球化背景下，大豆种植在我国不具备竞争优势。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20142020年，大豆种植年年亏损，七年平均成本利润率高达-19.6%。因此，我国大豆消费主要依赖进口。2021年，我国大豆消费总量大约为1.2亿吨，其中84.3%来自进口，而将近九成的进口都来自美国和巴西，这两个土地相对丰富的国家。进口大豆主要用于食用油压榨和养殖饲料。随着我国人均
14、收入提高，对食用油和畜产品的需求还会不断提高,因此对大豆的需求也会增加。提高大豆产量和竞争力，改善高度进口依赖的局面，就具有了战略意义。但耕地面积有限,只能想方设法提高单位面积产出。2020年，平均每亩大豆产量为133.6千克，在这样的单产水平下，如果L2亿吨国内大豆消费全部国产，大豆播种面积需要增加五倍。如果能通过培育优良大豆品种，提高单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进口的依赖。可见，中国模式的关键是用好有限的土地，在技术上下功夫。比如，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与改造为抓手，提升耕地质量、土壤肥力等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的研发与应用能力，特别是育种技术。阻碍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源错配。种植能手没有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土地和资本要素投入。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他们无法通过土地流转将经营规模扩大到最合适的水平，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把其他农户的土地交给他们管理，全体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因为资源错配限制了种植能手的种地收入，他们可能选择离开农业，外出务工，追求更高的报酬。这就导致能力强的乡里人都往城里跑，人才流失严重，这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从效率的角度来看，应该优化土地和资本要素的配置，适度发展规模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