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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张柏然姜秋霞我国自有文字翻译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已基本形成了特有的译学思想与理论。本世纪 80年代以前,在翻译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从严复的 “信、 达、雅”到钱钟书的 “化境”说,都局限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80 年代以来,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理论,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我国的译学理论从宏观描述转为微观研究,对翻译标准及操作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各项具体问题进行了逐一讨论和研究。这其中除了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审视原语与译语之外,还从符号学、 文体学、 美学等角度对翻译进行多学科研究。 面对这样
2、一个新形势,我们不禁要思索:中国能不能建立翻译学?能不能有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学?一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特点,翻译亦然。 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运作规律与特点,并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描述便是翻译学的主要任务。 翻译涉及文本、 译者、 读者三大关系,融合了语言、 文化、 哲学思想、 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含,它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理论、实践、本体、外位)的综合性科学。 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运用语言学、 文学语言学、 文化学以及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从心理学、 美学、 哲学等角度对译者、 读者加以认识。 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理论, 再以理论为依据调节具体操作; 从翻译本体
3、纵观文化外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进行多角度、 全方位的探讨。 总而言之,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 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 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翻译理论体系是否可行呢?有人认为建立翻译学只是一个“迷梦”,是不可企及的目标。我们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也可行的。 应该说,我国的译学已经起步,已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已日趋系统化,很多专著都有着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如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申丹的 L itera ry S ty l
4、istics & F ictiona l T ransla 2tion、 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等等,已为构建译学的美学理论,批评原理、 文体学理论和语符学理论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持翻译学是迷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翻译这一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活动中,由于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规律,两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实现对等,因而无转换规律可循,翻译只是将原语思想转化为译语思想的思想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及主体调节机制,因而翻译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便不能成为科学。 我们说这种论点否定了人类思维的共性,否定了语言的共性,也就否定了人类思想的交流
5、。 只看到同中之异,而未见异中有同,过于突出和强调事物存在的个体特性,忽7略事物的共性及普遍规律,这无疑是主观片面的。 语言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制约这一活动的客观规律有待于一步步探求,尤其因它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科学地进行总结与描述势必会羁绊丛生,但没有充分揭示客观规律并不等于不存在客观规律,事实上,概念的转换就是翻译过程中的一条规律。 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都有理论可依,正如文学研究有文学理论,哲学有哲学思想体系,翻译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点与规律。 文本的结构,译者的认识以及读者的接受,都有其特有的规律。 建立翻译学就是要揭示所有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内在特性,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描述和研究。 毫无
6、疑问, 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 从杂乱到系统化的过程, 只要我们认定这一目标,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终究能够实现的。二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的立足点何在?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 文化、 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 描写翻译实践过程, 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引介西方翻译理论无可厚非,也必不可少,借鉴外来译学理论能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译学,但没有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应该一方面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
7、述,同时要根据本国的语言特点,透视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译学理论。 纵观一千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我们有着自成体系的译学思想,无论是“信、达、雅”还是“形似、神似”之说,都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审美思想,这是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基石,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构建符合我国语言文化特点的翻译理论模式与操作系统。 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译学发展的方8向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何谓“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不是要我们抛弃自己一千多年的译学思想,一味追逐他人的理论模式,而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必需要有一套建立在自身语言特点基础上,
8、立足于本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在宏观层面上,翻译学是对翻译客体原语与译语、 翻译主体译者、 以及接受者读者三者本质特征的认识与研究。 首先就翻译的基础要素语言而言,语言具有民族特点,因而各个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有很大的不同。 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译学理论更应从汉语的语言特点出发,通过与外国语言的对比描述确定相应的理论依据。 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已构建了一个译学理论模式,即: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 这一模式是以汉语结构特征为基础,通过与西欧语言的对比确立的。 汉语与西语有着差别很大的形态表现方式,如汉语以“意合”为主,西语主要体现在“形合”上,这样两种不同的
9、形态特征,决定了双语间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义功能的对应,而不是符号系统的形式对等。 由于汉语缺乏语法功能的形态表现手段, 以意念为句子的连贯纽带,以“神”驭“形”,在双语转换中,要注重在整体上把握语言内在意念发展,译学理论要相应地突出和强调对语言事实从宏观到微观的描写, 从整体到局部的把握与分析。另一方面,对翻译主体译者的研究也要以民族文化背景为参照系,译者的思维、 心理、 情感等都脱离不了自己民族的文化、 思想影响,充分研究和对比不同的民族心理及意识过程,探求译者在翻译中的认识及其规律,从而确立适合中国译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国译者的思维、 认识及审美方式受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的特点
10、是概念模糊性,具体体现在审美认识上就是注重意象的表现形式,不太关注某一特定的意象表现形式的内在结构、成份配列及效果分析等, 即注重宏观整体的接收, 而不太关注微观透视。汉民族的综合性整体认知模式与英语民族的 “分析性”思维模式形成强烈对比,这一反差反映在译者的认识上就会有对文本客体的审美整体性与逻辑性的反应。 中国传统美学是以 “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本民族的审美方式以知觉、 体悟为主要特点;西方美学则是以 “物我两分”为其始发点,辅之以逻辑辩证思维,与西欧民族的认识与审美方式相比,汉民族具有较少的认知性、 思辩性和逻辑性。 在描写译者的认识规律时,不可忽视其民族心理、 文化背景及审美特点,
11、 应探寻与之相应的认知规律, 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东方的葛洪说过:“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西方的荷尔德林也说过:“只能有唯一的一,这怪念头从何而来?何必一切须统一于一?”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毕竟是客观存在。 中西方译学的侧重实难免偏于一隅,两者所操的批评尺度很难兼得。 真正融合这二者,只是历史老人的任务。 但未来的融合或许正存在于今天各自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之中。研究翻译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读者的接受心理。 中国的译学也要包容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取向,从以往曾做过的调查结果了解到,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有一定的特点,就语言形式而言,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比较喜爱与外国作品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
12、译文。 这种接受心理,也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一种非凡的接纳和消融能力,善于接受异质的东西,物为我用。 读者的接受取向及其所折射的文化背景也应纳入翻译学研究范围,因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动机与追求如何根据读者的接受特点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尺度与标准。三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只需回顾一下翻译史,我们不难看到,一部翻译史就是翻译研究方法迭相嬗变,不断另起炉灶的历史。 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因为翻译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对翻译的内在的规律作抽象的、 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另一方面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
13、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因此,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两者统一起来。如前所述, 80 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研究中引进了许多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术语和概念,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应该说, 80年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现代翻译研究史上的又一高峰。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翻译研究中一味分化,一味求细,带有繁琐哲学的味道,忽视了抽象与综合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在追求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同时,一不小心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也丢掉了。 翻译是语言的艺术。 作为思维的载体和交际的工具,语言不是简单的机械,不是冷漠无情的单纯器具,而是充满了人
14、情心绪、 人世体验、 人生阅历、 人伦享受、 人品精华、 人性积淀的 “思想精灵”,是蕴含着生机、 灵气、 活力、 智慧的 “生命编码”。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言语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知觉,生命的信号,生命的外化。 如果无视于此,片面强调翻译研究的模式化、标准化,那实际上是把翻译研究简单化,把情感丰富、 跳动着生命旋律的翻译活动变成干巴巴、 冷冰冰、 枯燥乏味、 刻板生硬的 “文字游戏场”,这是制造 “人”“文”分离,使“文”外在于 “人”,结果必定是背离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 又有违于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初衷。当然,也须防止另一种片面性:那就是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 不能
15、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为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 重复性、 低效劳动是天然合理的,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 那么,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和人文性能不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相安共处的。结语翻译学是一门涵盖译品、 译(下转 16 页)9眼下已无退路可走。) 我们不紧紧团结一致,必然一个个被人绞死。译文充分发挥汉语特有的“意合”(p a ra tax is) 优势,将原文的主从结构变化为对偶句式,其中“致”与 “死”谐韵, “紧紧”与 “个个”又同属于叠字,这样,通过三个层次修辞手法的交错使用,译文收到了既简洁整饬、 又不失庄重的表现效果。 笔者认为,译
16、文虽诙谐不足,却能尽得语义,总之,与其让名流俗气失态,倒不如令其稍稍板起面孔。二、 引用言语环境。 当该名言以引喻形式(a llu sion) 出现在行文中时,译者应根据与引文有关的各种非语言因素的性质酌情选择译文形式。通常情况下,如果引用者社会地位显赫,文化素养深厚,而且引用场合又极为正式,译者即可参考上述原文言语环境中提供的译文;相反,假如引用者社会地位低下,文化素养缺乏,且引用场合又相当随便,译者倒不妨在不违背一般翻译原则的前提下也适当依照原文形式玩弄些文字游戏:a) 咱们不到一块儿, 保准会吊到一块儿。b) 咱们不在一起,肯定会吊在一起。(上接 9 页)者、 读者三大关系,浓缩着社会、
17、文化、 心理等各个方面因素的综合性学科,有着复杂的层次、 丰实的内涵和宽阔的领域。 建立中国翻译学,就是要进行多角度、 多学科的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的宏观描写理论与西方的微观分析理论,以中国语言、 文化为基石,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观照对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进行描述,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当然人类思维、 人类语言以及人的认识与接受等都有共性的一面,唯其共同的特点,使各民族思想感情交流成为可能,使语言翻译成为可能。 这一共性也决定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共同方面。 因此,我们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16译界 前 辈 刘 重 德 先 生 曾 经 指 出:词 无“定”义,译无“定”
18、法。笔者认为,刘老的这番话正可用来阐释本文所涉及到的核心问题:语言环境能为译者理解原文提供一定的理据,然而这种理解只不过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在非语言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换言之,理想的译文只能是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双重制约的结果。 总之,译文选择何去何从,一切都应遵循适情适境的原则,若有悖于此,译文形式无论何等完美,其 “信”的隶属度也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丧失殆尽。主要参考文献W a les, K.1989,A D ictiona ry of S ty listics. L ongm an:W o rld Pub lish ing Co rpo ra t ion.范守义:“模糊数学与译文
19、评价”,中国翻译, 1987 年第4 期。刘重德:“文学风格翻译问题商榷”,中国翻译, 1988 年第 2 期。刘重德:“词无 定义,译无 定法”, 山东外语教学, 1995 年第 1 期。张汉熙主编: 高级英语(第一册) ,商务印书馆, 1993年。作者地址: 221008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外语系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构建以本国语言文化现实为依据,并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国翻译学。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学的迷梦”, 中国翻译1996 年第 2 期。 王宁:“翻译研究的国际化之我见”, 文汇读书周报1996 年 7 月 6 日。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国翻译1989年第 1 期。张思洁、张柏然: “试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 年第 5 期。姜秋霞、张柏然: “是等值还是再创造?”,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 年第 4 期。作者地址: 210093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