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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作人翻译思想概略 杜家怡(河南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新乡，453000)摘要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周作人，其翻译生涯之久、翻译作品之多是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多见的，他的翻译思想作为中国传统译论的一部分，对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引用周作人的一些翻译论述，将其主要的翻译思想总结为三点:直译与意译，翻译的性质，翻译的语言。 关键词周作人;翻译思想;直译;翻译性质;翻译语言 中国传统译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翻译领域的重要体现。“传统的东西未必就是落后的东西，古人的话语很可能孕育着现代的思想，对当下历史语境中的问题也许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吴志杰，200
2、9:3)。我国的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理论和译作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提到中国现代翻译史，我们就不得不论及周作人。他曾与鲁迅一起被誉为五四文坛上的“周氏兄弟”，又与胡适、鲁迅齐名，被尊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三大巨人之一。陈子善先生曾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周作人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存在”(刘全福，2007:2)。五四时期的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周作人)在中国近来的翻译中，是开新纪元的”(同上:4)。钱理群对周作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译作能够自成独立艺术世界的翻译家是不多的，周作人即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同上:7)。周作人享
3、年80有余，文学创作与翻译生涯历经近60载，其翻译思想是丰富且复杂的，本文在此仅论述其中主要的三个方面，即直译与意译，翻译的性质和翻译的语言。 一、直译与意译 周作人是一直提倡“直译”的，在1925年的“陀螺序”一文中他对直译作出了明确的肯定:“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是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 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语的Lying on his
4、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据我的意思，”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袒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周作人将直译和胡译、死译作出了界定，同时，他认为直译和意译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将译文表达成符合译语规范的前提下，它们反而是相通的，换言之，他既反对过分的意译，也不赞同过分的直译。 不过周作人在早期的译论中也将直译和死译混淆过，在1918年答复张寿朋的文学改良与孔教一文中曾说，“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像中，西不像西，不必改头换面
5、。”周作人之所以一直提倡直译是有原因的，“周作人这一代翻译家所追求的以存真为翻译宗旨的最终指导思想。存真自然是为了求得西方文化的真实价值，并以此来改变令人困顿已久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借思想改造语言，又要借语言改造思想，注重于翻译内容的突破，力图输入真正与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异质的现代思想”(刘全福，2007:6)。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民族的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而我们也正应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以周作人、鲁迅为代表的这一代人坚持“直译”标准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同上)。 二、翻译的性质 在1944年周作人的谈翻译一文中，他谈到了翻译的两
6、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验之谈”，一是翻译的文字，二是翻译的性质。在文中，周作人将翻译的性质也称作翻译态度，分为了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职务的翻译是完全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这种人在日本称为通译，中国旧称通事，不过从前只重在传话，现在则改为动笔而已”。这种翻译像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商务或是政治方面的笔译和口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在这一定的范围内广泛的从事译述绍介。中国自晋至唐的译经事业是一个好例，最值得称赞”。他认为这种翻译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
7、文化之盛衰有大关系。“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可是其价值与意义亦仍甚重大，因为此种自动的含有创作性的译文多具有生命，至少也总是译者竭尽了心力，不是模糊敷衍之作，那是无疑的。 所谓趣味的，这并不说是什么有趣味的书，实在只是说译者的工作纯粹从他的趣味上出发，既是对于所译的书译者衷心的爱好，深切了解作者的思想，单是自己读了觉得可惜，必须把它写出来多给人看才为满意，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罗新璋、陈应年，2009:542543)。笔者认为周树人本人的翻译正是此种翻译，在他60余年的翻译生涯中，尤其热衷于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译作数量丰厚
8、，为中国现代翻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里周树人所说的翻译性质其实和我们现在常说的翻译性质并不一样，现在的翻译性质是从翻译的本质和定义着手，而周先生的翻译性质则是从译者着手，从译者的工作性质来分类，是出于职业角度还是业余爱好。 三、翻译的语言 翻译的语言通常指的是原语(source language)和译语(target language)或者本国语和外国语，有时也会指代语言风格。这里我们指的是周作人在谈翻译谈到的“翻译的文字”。他说道，翻译的文字可以分作两面，“一是所译的本国文，二是原来的外国文。本国译文自然只是一种汉文，可是他又可以又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据我看来，翻译当然应该用白话文，但是用文
9、言却更容易讨好”。“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必须先将原来的文字与意思把握住了，再找适合的本国话传达出来，正当的翻译的分数似应这样的打法，即是信五分，达三分，雅二分”。同时，周作人还论述了翻译目的不同体现在翻译语言上的差别。“假如真是为书而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若是要想为自己而翻译的话，那么雅便是特别要紧，而且这还是俗受的雅，唯有用文言才能达到目的”。继而，他又对什么是“为自己而译”，什么是“为书而译”作出解释。“文言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
10、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亦正是不得已也”(同上:540541)。这里我们看到周先生当时已经考虑到译文读者这一文本外的因素，这不正是我们在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中看到的文化转向和功能派理论中的观点吗?周作人早期的翻译的确可分为古文和白话两类译文。 关于他的古文译作，胡适曾做过评述，“他认为，古文是可以译小说的，他自己就是用古文译过小说的人，但是他又指出，古文究竟是已故的文字，无论你做得怎么好，究竟只能供少数人赏玩，不能行远，故难以普及。他举了域外小说集中周作人翻译的安乐王子古文译例，分析道: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
11、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辛辛苦苦地译出来，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他得出结论说，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但所得终不偿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刘全福，2007:19)。 ; “周作人是一位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同鲁迅、郭沫若等许多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他也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也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也曾直接或间接地经受了时代潮流的涤荡”(同上:1)。周作人的翻译思想随着他本人的翻译实践和时代变迁也经历过起伏和变化，也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由表象到本质的过程。他的早期翻译曾受到过郭沫若的严厉批判，但后人对他的译作从整体上还是肯定和褒扬的多。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不少学者也逐渐展开了对他的翻译研究，如郭延礼、李景彬、陈福康、钱理群、刘全福等，对其展开过深入且系统的研究，著有周作人评析、周作人论、翻译家周作人论等，给周作人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李景彬著周作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钱理群著周作人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刘全福著翻译家周作人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罗新璋，陈应年编翻译论集(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吴志杰著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