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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股文的千秋功过科举的考试内容涉及经、史、文学等方面，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到我们现在只要一提到科举，人们就会自然而言地想到了八股文，毛泽东在批评党的文件程式化时也用了“党八股”一词，八股文成了生搬硬套和刻板文章的代名词。（一）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样的文体？八股文是明清时期最主要的考试文体。又称制艺、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因其题目来源于四书五经，又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八股文的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和宋代的经义。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时所出现的经义程文是八股文的真正源头。南宋后期，经义科考试所用的文章也出现了论头、破题、承题、小讲、缴结等等结构。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杨万里、汪立信
2、等人所作的经义程文已经有四、六、八股的形式了。元代已经采用类似的文体，当时称“八比”。八股文真正形成是在明代。朱元璋用科举取士之后，将八股文为考试文体，一般认为，八股文发展成一种固定的考试文体是在明代成化年间。此后，明清科举都将八股文作为主要考试文体。如果单纯从文学或者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八股文应当是具有较高价值的。现代著名文学家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中对八股文有相当高的评价：“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 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也说：“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
3、认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那到底什么是它的固定格式又是怎样的呢？每篇八股文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出题、后股、束股、落下10个部分组成。破题往往是一篇八股文成功的关键，因为阅卷的同考官工作量极大，他们首先最关注的破题是否有创意。承题，是承接破题，进一步阐明破题的意旨，起到补充阐发主题的作用。起讲，又称小讲、原起。需要开始模仿圣人的口气进行议论，进一步发挥题意。作者应当把自己当作圣贤的代言人，摹拟孔子、孟子或孔子的弟子等所谓圣贤的语气，在这一部分都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词开头，称之为“入口气”。
4、破题、承题和起讲这三个部分合起来也被统称为“帽子”；入手，又称入题、领上等，是用一两句或者两三句过渡性的句子将文章引入正题。入手之后，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全篇的主要部分，需要尽量发挥题目的意蕴。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共八股，八股文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起股，又称起比、提比等。用四、五句或七、八句排比文字开始发表议论，要提起全篇的气势。起股以后用一、二句或三、四句将全题点出，称为出题，出题之后是中股；中股，又称中比、中二比，字数多少没有规定，可以比起股略长，也可以比起股短，它是全篇文字的重心，要充分展开议论，将题目的主旨说透。比如清代学者俞樾的教授其子孙，
5、以 不以规矩为题写的一篇八股文范文中的中股就是这样的：大而言之，则天道为规，地道为矩，虽两仪不能离规矩而成形。小而言之，则袂必应规，袷必如矩，虽一衣不能舍规矩而从事。这两个句子就是一个很严格的对偶句式。后股，又称后比、后二比、后二大比，句式长短不固定。一般是中股长则后股短，中股短则后股长。这一股要将中股所没有完全阐发出来意思说明白，是全篇文字中最重要的部分。束股，又称束比，束二小比。用来阐发前六股所没有阐发完全的意思，呼应前文揭示全篇主旨。束股可以放在起股或中股之后，也可以省略。八股和六股都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正格，此外还有10股、12股、1 4股甚至16股、18股等八股文的变体，但是这些变体中的
6、破题、承题、起讲、落下、收结等仍应按八股文格式，不能擅自改变。八股文的写作有严格的字数要求，不过八股文是越写越长的，字数不断增加。不过历代都对八股文的字数有明确的限制，清代乡试、会试的八股文最多不能超过700字。这种限制能减轻阅卷官的工作量，让他们能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阅卷。八股文的写作有严格的字数要求，不过八股文是越写越长的，字数不断增加。不过历代都对八股文的字数有明确的限制，清代乡试、会试的八股文最多不能超过700字。这种限制能减轻阅卷官的工作量，让他们能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阅卷。从这些要求看来，八股文是非常复杂的文体。出色的八股文不仅需要符合八股文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求对仗工整、合
7、于声律，顺序要敷畅，气势要宏厚，起承转合一丝不苟，最好还能做到委婉而不直率，富丽而不浮华，言之有物。要写出这样的八股文，将“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是最基本的，然后深刻理解其中的每一句的含义，还要精通音韵学、文史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写好八股文，必须具备哲学、史学、文学方面的知识，难度是相当大的。一生受困于科场的吴敬梓虽然自己不怎么擅长八股文，但他对八股文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的作用却是非常肯定的，他在儒林外史中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进士出身的蔡元培曾经也说过，八股文的作
8、法“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经过写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他文体，就显得较容易了。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我们现在很多批判八股文的人可能连一篇八股文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写八股文了。以我们现在学者的文学、史学方面的知识和积累，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恐怕都没有几个人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八股文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要说写长篇的八股文，就连写一幅对联都很难符合音韵学的要求。在批评八股文时，能否反思一下我们对古人是不是存在“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问题呢？（二）八股文的弊端是什么呢？从明代后期开始，对八股文的评价就非常严厉，因此不少人将大明江山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八股取士制度的实施，崇祯末年，有人说：“谨
9、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晚生八股顿首。”将八股文的危害提升到了贻误国家社稷的高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在他看来，秦始皇在咸阳只掩埋了400余名儒生，而数百年中八股文坑害的知识分子则成千上万。为什么顾炎武会这么说呢？因为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不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于为选拔少量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
10、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疏，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有些读书人一心埋首研读八股文，整天埋头于揣摹八股文的范文，反而忽视了儒家经典，结果成为最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的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废物。清初有个医学家徐灵胎，号迥溪，著有许多首“功世”的“道情”（一种民间小调），学名为迥溪道情，其中的“刺时文”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读书人，最不济。醉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
11、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这些批判让我们现在的人感觉八股文真没有用，明清读书人大多只是一些知道写八股文的废物。不仅在内容上弊端重重，八股文在形式上的弊端也日渐暴露，最典型的就是八股文题目上。由于八股文明确规定，只能选取四书、五经中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甚至几章作为题目，要求考生写八股文。因此，到清朝中后期，要做到命题不重复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了，因为考官挖空心思出新题，考生常常连题目都看不懂，更别说提笔作答了。八股文的命题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末八股文被废止。明代乡
12、、会试开科88次（洪武三十年虽然进行了两次殿试，但乡试与会试都只有一次），清代则为112次，明清两代加起来共计举行了200次乡试与会试，到底每科乡试需要多少道题呢？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为例，当时全国有16个省级行政单位举行乡试，以每个省命3道“四书文”题，5道“五经文”题计算（57.清同治六年丁卯科江西乡试第一场试题；58.清同治六年丁卯科江西乡试第二场试题；59. 清同治六年丁卯科江西乡试第三场试题），全国乡试八股文的命题总数就达到了120多道，这些题目基本是不能相同的。如果将全国县试、府试和院试、科试所命的八股文估计在800道以上，如果将这个总数乘以明清科举乡试与会试的次数，八股文
13、题目真是达到了极其惊人的数量。然而，这么庞大的八股文题目必须来自“四书”和“五经”上的几个字、一句话、一段话或者几段话。而“四书”和“五经”的字数却是有限的，据有关学者统计，论语15919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孟子150000字左右，“四书”的总数为171240字。虽然“四书”、“五经”本来是题量巨大的作文题库，刚开始以此命题时，主考官随便摘出一段、一节、一句都可以作题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考试的次数越来越多，主考官想要做到与前面的考题不雷同，真是难于上青天，而且这个难度会随着科举考试的次数增加而增加。面对这一难题，朝廷在选派主考官时，往往将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人作为重要候选
14、人，因为这些人不仅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而且对以前八股文的命题情况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八股文写作高手中，进士应该是其中杰出代表，而状元又是进士中的佼佼者，清代不仅有正式科举主考官需要由进士出身的规定，更也有状元担任乡试正主考官的惯常做法。顺天乡试的正主考官一般由前一科的状元担任，到康熙初年，这种做法好像成为了不成文的规矩了。比如康熙十一年（1672年）壬子科顺天乡试的正主考官蔡启僔是康熙九年（1670年）状元。康熙十四年（1675年）乙卯科顺天乡试的正主考韩菼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状元。不仅担任顺天乡试的主考官，状元也出任各省乡试的主考官。比如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乙酉科陕西乡试的主考
15、官由康熙三十四年（1769年）状元徐文元担任。由于状元毕竟数量有限，更多的省份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来担任主考官。面对字数非常有限的“四书”和“五经”，以及朝廷命题不能重复的要求，主考官怎么办呢？儒家经书肯定不能篡改，只能忠实地服从，那么他们为了不避免重复，往往会增加题目的长度，将“四书”、“五经”中的某一句、几句，某一段、几段，某一节、某几节，某一章、某几章做为考试题目。这样不仅需要考生对儒家经典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而且要将其理解融入到八股文中，难度明显增加。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有的主考官还将“四书”和“五经”中的字句进行“自由组合”，这种题目被称为“截搭题”。截搭题在明代已经存在，但是不普遍，
16、朝廷对这种题目也多次提出批评，明确要求考官不要用这种方式命题。到清代，截搭题已经得到了朝廷认可，允许主考官用这种方式命题。有的主考官为了防止考题重复，只好挖空心思，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对“四书”、“五经”的文字进行组合时，往往会将完整的句子截头去尾地出题目，或将几句内容互不关联的话捏在一起出题，将本来不当连的地方连起来，不当断的地方断开，使题目显得新奇、诡异、冷僻，这种题目也被称之为“割裂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科四川乡试头场的第一道题是“又日新 康诰曰”这个题目出自大学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 这种自由组合是连上牵下，但是二者之间可以说是没
17、有任何的关联，考生怎么来写八股文呢？为解决主考官出题过于割裂的问题，钦定科场条例明确规定：“经书题目禁止割裂牵搭，致碍文义。”各省乡试结束之后，礼部要严格审查各主考官的命题，一旦发现有割裂题，要追究相应主考官的责任。正是由于有明确的条文存在，主考官在乡试命题中还不至于过于离奇，但这种割裂题在童试阶段的出现就比较频繁。据清代学者梁绍壬编的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三记载，鲍桂星担任河南学政，到各地主持院试和岁试时，出了一大堆非常离奇的割裂题。例如孟子中有“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一句，这位鲍桂星取“顾鸿”二字作为题目，要求考生写“四书文”。实际上在孟子的原文中，“顾”是动
18、词，作谓语，后面的宾语是“鸿、雁、麋、鹿”，而不仅仅是“鸿”，这样完全将原文割裂了。考生写了一首诗讽刺他的这个题目：礼贤全不在胸中，扭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鲍桂星从孟子的“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中，挑出“驱虎”作为题目，割裂的情况也与“顾鸿”类似，考生讽刺这个题目的诗歌是：世间何物最为兄，第一伤人是大虫。能使当先驱得去，其余慢慢设牢笼。对于中庸的“及其广大，草木生焉”这一句，鲍桂星出了一道“及其广大草”的题目，考生结合这个题目，写了首诗歌将他骂了一通：广大何容一物胶，满场文字乱蓬茅。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包变草包。这个被考生讥笑为“草包”的鲍桂星还将孟子中“见牛未见羊也”割
19、裂出题为“见牛”，将论语中“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割裂出题为“礼云玉”，将孟子中的“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割裂出题为“十尺汤”等等，考生们对他的每个题目都写了讽刺诗。考生们如此痛恨这个鲍学政，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鲍桂星是安徽歙县人，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他担任过湖北、河南学政，嘉庆九年（1804年）甲子河南乡试正主考官，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山西乡试正主考官，后官至工部右侍郎。他为人耿直敢言，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从这份简历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物，而且他在主持乡试时的命题也是符合朝廷要求的。之所以会在担任学政期间，命了多道割裂题，可能还与他认为学政主持的考试
20、竞争激烈，必须提高难度，以便能选拔出参加乡试的人选有关。与鲍桂星一样，前面提到的俞樾不仅擅长写作八股文，也是一个命割裂题的高手，他在咸丰年间担任河南学政时，命了三个他自认为有创意的割裂题，这三个题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好评如潮，反而差点让他送了性命。这三个题是：一题为“君夫人阳货欲”，是以论语季氏第十六“邦君之妻”章末句“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与“阳货”第十七首句“阳货欲见孔子”隔篇截搭而成。孟子中有“王速令出，反其旄倪”一句，俞樾割裂出题为“王速另出反”。他还以孟子中“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割裂出题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有人将他的三个题目连起来是“君夫人阳货欲”，“王速另出反”，“二三
21、子何患乎无君我”，说俞樾有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自己仔细看看这三个题目，不由地吸了口凉气，这句句都可以致我于死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头一个题目可以理解为皇后想红杏出墙啊，这不是欺君犯上，毁谤王室成员吗？“王速另出反”这不是鼓动王室成员造反吗？“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这个更严重了，不是表明自己公然要篡位？俞樾越看越害怕，越想越觉得委屈，他自己命题时的原意不是这样的，“君夫人阳货欲”只是两章的截搭，虽有戏虐成分，但也决没有毁谤的意图。“王速另出反”，原文中的“反”是通假字，通“返”，是使回去的意思，孟子那句话的意思是“大王下命令，将俘虏尽快释放，让他们回家吧。”因此，这个“反”字，也绝对不是造反的意思。
22、而第三道题的原文“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的意思是“你们害怕什么没有君子，我准备离开这里”。很显然，依据这句话所命的题目是没有政治问题。俞樾自己万万没有想到出了八股文题目也惹出了这么大的祸端，因此懊悔不已。有官员告了他一状，如果皇帝想处罚他，怎么重都不为过。好在有曾国藩这位朝廷重臣为他说好话，才获得了从轻处罚的机会，将他革职，永远不再录用。也许是放弃了从政的雄心，俞樾潜心研究经学，到各地游学，在多所著名书院担任主讲，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经学大师之一，培养了大批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是他担任杭州诂精精舍时的学生。如果碰到这样诡异生疏的截搭题，考生在感叹时运不佳的同时，他们会绞尽脑汁想着怎么
23、破题呢？截搭题的关联是靠破题来体现的，我这里举一个小孩破题的例子来说明。制义丛话记载：明末著名学者金正希七岁时，跟随父亲一起在嘉鱼做生意，在一次纠纷中，有一位秀才把他们告到知县葛中选那里。经过葛知县的审理，被告金爸爸理亏，要被追究责任。这时，金正希的父亲想出了一个解脱自己的机会，他对葛知县说：“我有一个儿子非常会写文章，希望您能考考他，如果他能让您满意的话，您就免去我的罪责，不知道是否可以呢？”令金爸爸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个提议居然得到了葛知县的同意。葛知县当即命题“学而第一、为政第二”，让金正希破题。金正希略作沉思之后，不慌不忙地说：“学而后为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他将学习作为处理政务的重要
24、基础，将二者的关系建立起来。金正希的表现让葛知县大吃一惊，当即让他到自己的衙门来，亲自辅导他的学习。正是因为有这样敏捷的才思，以及对八股文破题的良好悟性，金正希在崇祯元年（1628年）考中进士，并考入翰林院，成为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八股文的命题范围都只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在不能雷同的原则要求下，必须不断地通过组合“四书”和“五经”中的文字，来增加题量，截搭题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甚至出现一些偏题、怪题也是必然趋势，这也是主考官们挖空心思的结果。但这些题目的出现，也使得科举考试更像一种文字游戏，八股文逐渐走向穷途末路，达不到考查人才真实水平的目的。（三）八股文为什么会沿用五百余年呢？虽然有如此多的弊端
25、，但八股文从明代至清末，一直沿用了五百余年，其不但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符合科举考试追求公正性的需求。从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角度而言，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使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凡是答题有违孔孟之道的，不仅要被淘汰，还有可能被追究责任。这样，八股文就显示出它特有的政治功用，即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广大士子只读儒家经典，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这正是明清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这也是统治者长期使用八股文的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除了政治上的需要之外，八股文得以长期使用，还是科举考试公正阅卷的需要。尽管我们上面说，上面提到的，
26、截搭题、割裂题的出现，使得科举考试更像一种文字游戏，但八股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只要看考生的八股文的每股是否符合音韵要求，内容是否充实。就能很快地、而且相对客观的给出评阅结果。因此，八股文的功能相当于明清科举中的客观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唐代进士科举的诗歌、宋代的经义与诗赋基本没有固定的格式，考生可以任意发挥，导致考生片面追求文字的数量，真正高水平的文章很少，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现在科举考试用经义来作答，考生动不动就写出了20003000字的文章。他们的想法是将文章写得长一些，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但大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真正是精品很少。”因此，他认为必须限制考生答题的字数，以减轻阅卷者的工
27、作量。此外，由于考场所用的文体没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有时也可以凭个人的兴趣、爱好给考生定等第，这与考试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不相适应。而八股文的出现正好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八股文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而且对字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我们现在考试的客观题是要求考生选择ABCD等字母答题，既可以用电脑来阅卷，也可以用人工阅卷，无论那种方式，都不存在阅卷的误差，阅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八股文也有同样的功效，由于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阅卷者对同一篇八股文的评价基本相同。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会试名单公布后，邹泗山为第二名，他的试卷原本得到阅卷的同考官赏识，将他推荐为第一名。但是，有另
28、外一位同考官推荐了陶石篑的考卷，这份考卷的八股文得到了正、副主考官的赞扬，陶石篑力压邹泗山，被录取为会元。邹泗山感到非常遗憾，也很不甘心。但等到公布录取名单后，有知道内情的人曝光说，陶石篑的八股文只是将已经出版了的八股文范文一字不漏地默写上去，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由于当时的科场条例并没有规定不能在考试中用这些八股文范文，因此并没有将陶石篑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舞弊，这最多只能看作是阅卷者失职而已。但我们知道，明代八股文范文的读本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考官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出版社出的这些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出版社编辑的范文是历代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的文章，不同的房官都能从数量众多
29、的试卷将其挑出来，恰恰也说明八股文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清代笔记资料也有类似的记载，据淡墨录卷十四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壬午科湖南乡试期间，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状元吴鸿正好担任湖南学政，由他负责科试，挑选秀才参加乡试。担任这次乡试正主考官的是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副主考官是新科状元王杰，这三位不但自己是写作八股文的高手，而且也是评阅八股文的高手。当参加科试的考生交卷以后，考生们将自己在考场中写的八股文默写出来，请吴鸿看，希望能吴鸿能帮自己预测成绩。吴鸿最赏识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等5人的试卷，预计这个五人肯定会中举，并发誓说：“如果这五个人没有这次考中举人，
30、那我就不再评阅八股文了。”拆卷的那天，吴鸿在家里大摆宴席，一边让人家去探听消息，一边与众人饮酒，他是想让来参加宴会的人称赞他评阅八股文的能力。过了一会儿，去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他说现在先填写了第六名至最后一名中举考生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中，只有陈圣清一个人的名字。这让吴鸿感到非常吃惊，他心里想，如果只有陈圣清一个人考中，那今天不是面子都丢尽了吗？正当在座的嘉宾们议论纷纷时，又有人来报告，“五魁出来了，其余四个人的名字都在其中”，也就是说吴鸿所看中的人不仅全部中举，而且还占据了前五名中的四个名额。这让吴鸿大喜过望，一时传为佳话。由此可见，在贡院外的吴鸿与在贡院内的钱大听、王杰对优秀试卷的评价几乎是
31、一样的，这是八股文能让考官客观评卷的一个例证。鲁迅先生对科举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八股文自然是他尖锐批评的目标之一。他在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这本来是他批评八股文空疏无用的话，但他这里实际上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八股文是便于阅卷的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当然，他批评的语言是比较尖刻的，他说考官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只要是去查阅一下清秘述闻，里面记载了清代历科的乡、会试考官，你就可以
32、发现，明清的历史名人基本上都担任过乡会试的考官。难道这些在明清文学、历史、政治、思想等领域创造了巨大成绩的人的头脑都笨吗？八股文确实能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明代曾经担任过主考官的杨士聪甚至以身说法，他说：“我每次阅卷，根本不需要从头到尾看了个遍。只需要随便看一、二股，就能大致判定八股文的优劣。如果真是优秀的八股文，自然能从一、二股中看得出来，然后再从头看。我担任主考官搜落卷时，基本上都用这种方法，数百份考卷，顷刻就能阅完，不会遗漏任何优秀的八股文。”正是由于八股文能客观阅卷，能选拔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人才。明清以后的各种人才多是通过考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其中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谌若水、王阳明、张
33、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林则徐、张謇、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蔡元培等人都是典型代表。出于对八股文弊端的反感或者痛恨，从清代开始，很多人认为用“时务策论”做考试文体更好，因为时务策论可以让考生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更能有效地测量考生的真实水平，也符合科举取士的需要。但我们应该看到，科举考试是关系士人前途命运的大事，而且大多数考生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尤其是部分考生可能为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考官，甚至有可能通关节。加之时务策论没有固定的结构，议论可以天马行空，考官根本无法掌握阅卷标准。因此，时务策论也不适合科举考试，反
34、而是八股文能体现考试的公平性原则。我们现在看来，八股文只是有利于公正选才的考试文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谈到八股文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考生将他作为“敲门砖”，考中之后，他们会将他抛弃，其功能、性质与也与我们现在考试中用的客观题非常类似，客观题是列出了备选答案，让考生进行单选或者多选，但考生离开考场后，进入现实生活、工作中，这些客观题是不管用的，因为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很难会给出现成的备选答案，需要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在评价八股文时，我们应当看它是否符合科举考试的需要，是否能有效地测评考生，而不能要求八股文具有学术、思想价值，毕竟它只是一种考试文体。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要求考生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的作文写作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至于八股文是否扼杀了人才的问题，我认为选择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是统治者的意志，因此与其说八股文扼杀了人才，还不如说封建制度扼杀了人才。推而广之，我们在讨论科举制度功过时，一定要明白科举制度只是封建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封建制度的全部，因此，如果将明清时期中国的落后全部归结为科举制度，就是十分片面的，也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