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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摘 要：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的春秋不是学著作，而是一部蕴含作者丰富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关键词：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疑古学派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这是秦汉之前学者对其性质的基本认识。汉魏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成为主流，晋人杜预首倡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在此后
2、古文经学独盛的千余年间，学者多承继杜说余绪，视春秋为史学著作。1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强调“春秋非史”，清人皮锡瑞便是其中之一。皮氏的“春秋非史”说在很大程度上抛开门户之见，探赜索隐，发明旧说，这在近代学术史上非常值得重视。本文拟结合皮氏的有关论著，对其“春秋非史”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并就近代学术史上春秋性质研究的失误略加评述。一、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与同期稍后的廖平、康有为等人并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皮氏生平论著颇多，其中以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在学术界影
3、响较大，他的“春秋非史”说集中反映在后一著作中。该观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作者的主观动机及论著本身分析，认为春秋不是史学著作。皮锡瑞认为，经学著作与史学著作不同，二者的区别之一是在撰写主旨上。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2(第50页)这就是说，史学著作旨在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据事直书”），政治学（经学）著作则以发表政治见解，阐述政治思想（“垂世立教”）为目的。皮氏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则的，实际上,即使那些早期的史学家，也都将记载史实作为撰写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希罗多德就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
4、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3(第525页)罗素认为：“近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似乎把真实性看做是构成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之所在。而且，尽管这一学说在实践上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然而它却荡漾在许多人的心目之中，作为是学术研究应该逐步与之相接近的一种理想。”4（第12页）司马迁也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作为其撰史的立足点。5章学诚所说，“夫史为记事之书”6（第52页），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春秋的撰写主旨不同于史学著作，即不以记载史实、保存史料为目的，这是皮锡瑞力主“春秋
5、非史”的第一条理由。皮锡瑞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2（第24页）皮氏的论据或引自孟子，或见于史记，或系先秦宿儒旧说，或出上古良史之口，当然不能以“伪造”或“陋见”之名加以否定。其次，从内容方面来看，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史实。史学著作应该尽可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罗素说：“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
6、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又说：“历史著作应该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要想反驳这种意见将会是荒谬的。因为唯有它们才包含着有关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证据；而且不真实的历史显然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4（第12页）换言之，未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的著作是不具备史学著作资格的。皮锡瑞认为，春秋系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成书后的春秋文从简略，许多史实遭到删修，因而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关于这点，即使持春秋为史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宗侗说：”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7（第23页）魏应麒认为：”实则春秋
7、之文字，简略已甚，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者，非藉传以明之，不仅褒贬不可知，即事迹亦不能晓。”8（第75页）周予同先生也质疑道：“而且历史以忠实记录事迹为第一义；明明是晋文公取得霸权，叫周天子到河阳去会盟，而春秋偏要为周天子装架子，写下了天王狩于河阳的堂皇的语句，这算为什么吗？”9（第497498页）孔子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历史，皮锡瑞对此有精到的论述，他说：“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2
8、（第2223页）所谓“借事明义之旨”，就是指孔子借史学的形式来表述政治思想，皮氏解释道：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不益深切著名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驳公羊之义，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贬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2（第2223页）这段评论公允质朴，足以服人。假如有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企图通过春秋
9、了解当时的历史，那才是真正的非愚即诬。2、主张春秋是一部经学（政治学）著作。皮锡瑞认为，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这首先表现在春秋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政治思想。他说：“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2(第1页)又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从舜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推尊之如此之至。2(第1页)皮锡瑞认为，“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核心内容，因而最能反映论著的性质。既然这样，那种仅根据春秋的形式便断定其为史学著作的看法就显得草率而浮浅，甚至有得言忘意之嫌。其次、春秋的主要价值在于政治方面。皮锡瑞说：“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2（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