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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金庸小说侠形象衍变的根源 摘要在金庸小说中，侠形象的衍变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所以如此，源于报刊小说的影响、创新意识的驱使、侠文化与读者审美心理的契合及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金庸小说侠形象的多变，吸引了广泛的读者，也是金庸小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金庸小说；侠形象；衍变；报刊小说；创新意识；侠文化；审美心理；传统文化Development of Jin yongs novels the root of chivalry image Abstract: In jin yongs novels, development of chivalry image of a deepening
2、and development process. So, from the influence of newspapers and novel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vation, drives, with readers chivalry culture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correspondence rational choice. Jin yongs novels of chivalry image, attracting wide volatile reader, is
3、also in Jin yongs novels enduring one reason.Key Words: Jin yongs novels; Variant image; Evolvement; Newspapers novel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Chivalry culture; The aesthetic psychology；Traditional culture侠形象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不仅着墨最多，而且最深刻地体现着武侠小说的精神。金庸小说正是通过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侠形象，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物形象表现了一定的文
4、化内涵和审美价值，并为人们所崇奉和效法。金庸笔下的侠形象在不同的创作时期表现出别具特色的性格特征，经历了从探索到成熟再到创新的衍变历程。本文拟从报刊小说的影响、创新意识的驱使、侠文化与读者审美心理的契合、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这四方面揭示金庸小说侠形象衍变的根源。一、报刊小说的影响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毕其一生之力在某一领域获得成功已属不易，即使多才多艺者，也至多只是在相关的领域得到发展。而金庸却在文艺创作和实业办报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领域同时获得了极大成功，集武侠小说家、成功报人于一身，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中奥秘，仅仅从某一个方面都是无法洞察的，而必须从金庸的两个领域的互补统一关系中去把握。
5、众所周知，金庸的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直到其封笔之作鹿鼎记，最初均发表在报刊上。其中除书剑恩仇录和雪山飞狐发表在新晚报，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发表在商报，其余的小说都发表在金庸自己所创办的明报及其附属刊物上。这种特殊的文学载体形式，使其作品带有不可磨灭的报刊小说痕迹。 报刊小说在内容上显示出鲜明的“报刊”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直面市场，具有明确的商品意识。传统小说的传播造成作者与市场分离，作者无须或很少考虑它最终将以何种方式成为消费的对象、在消费中如何体现其自身的价值。而报刊小说直接面对市场，直接感受社会对自身的需求，市场上的销行量是读者选择与否的标尺。市场的反响对小说形成一种反作用，决定
6、着小说以及作者的发展方向和创作追求。其二是报刊小说的创作直接受市场因素的制约。传统小说的选题、选材及创作内容，主要取决于作者个人的思想、艺术追求。但报刊小说在这些方面还要受到市场的制约，从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倾向。金庸本人对其创作的内在约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曾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信大多数艺术工作者都是如此，音乐家用琴作曲，画家用彩笔绘图，导演、编剧拍电影，大都出于商业意图。”1（P226）他明确地把小说视作商品，采用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模式，以读者的需求为小说创作的导向，以此来招徕读者、刺激报纸销
7、路。而这种创作思路也直接导致了小说中的侠形象不断地向市民化靠拢，从最初的以复国大业为人生目标的社会精英，进而变为笑傲江湖的游侠浪子，最终衍变成市侩狡诈的无良少年。这一系列的变化充分证明了报刊小说具有明确的商品意识对金庸小说侠形象衍变的影响。此外，报刊小说还直接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这一特点对于金庸小说侠形象的衍变也有重要的影响。金庸早期的作品如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小说尽管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仍旧因袭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模式，人物性格显得单一，主人公多以“高、大、全”的正面形象出现在作品中。这是由于此时期的小说都是其它报社的约稿，和金庸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金庸的创作态度不如后
8、期小说那样严谨。明报的创刊既是金庸社会身份的转变，也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分水岭。明报最初的创办是非常艰难的，想要在报业高度发达的香港生存，这就迫使金庸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上必须有所突破。从神雕侠侣之后的一系列作品，金庸不断提高作品本身的质量，打破固有的武侠人物模式，塑造出各具特色的侠，将自己的创作与那些不入文学之林的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的所谓武侠小说区别开来，使读者产生新鲜感，刺激其阅读的兴趣。金庸这一系列的改变，为明报赢得了市场，成就了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成就了明报的辉煌。金庸小说侠形象的衍变，有其客观因素的制约，是金庸主动追求市场的结果。我们没有必要因为金庸初期的创作目的，而贬低其小说的文学价值。相反
9、，金庸小说的成功，对于如何壮大国家的文化产业是有启示意义的。金庸对文学的关注，致使小说创作和市场资本以鱼水相融的方式，获得双方最大的共赢。二、创新意识的驱使金庸在自身的小说创作中始终恪守创新的追求。他说：“我喜欢不断的尝试和变化，希望情节不同，人物个性不同，笔法文字不同，设法尝试新的写法，要求不可重复已经写过的小说。我一共写了12部长篇小说，大致上并不重复，现在变不出新花样了，所以就不写了”；2（P120）“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
10、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3（P5）侠形象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金庸更是倾注笔力。金庸笔下的侠形象各有其特点，或大侠，或浪子，或豪客，或聪明绝顶，或木讷敦厚。这有别于传统武侠小说中“星眉阔目，手提三尺龙泉”的侠客形象。如在“射雕三部曲”中，尽管故事情节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却是截然不同的三种形象，读者决不会把三人搞混。可见，金庸在塑造侠形象时具有非常明确的创新要求，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文类本身，于变化中求不同，以创新而求突破。金庸对于侠形象的塑造没有局限在人物外在特征的刻画，他更注重对侠形象的人性描写。在传统武侠小说中，小说创作者在人物刻画上往往带有“脸谱化”倾向，人物性格显得单
11、一、稳定，白是白，黑是黑，正邪分明，但这种模式却适应和规范了古代读者的艺术欣赏趣味。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但是用这样的手法去塑造人物形象往往使得这个人物特征不够丰满圆润。与传统武侠小说相比，金庸直视人性的平凡和复杂，尽量使小说中的侠形象呈现出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武侠小说的情节都是很离奇的很长的，要读者把这些情节记得很清楚不大容易。我希望写出的人物能够生动，他们有自己的个性，读者看了印象深刻。”4（P128）如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拍马溜须，收受贿赂，恶意报复，对待兄弟却是有情有义，读者对其又爱又恨。金庸的这一创作手法
12、也受到了反对者的质疑，梁羽生就曾说金庸小说的人物形象往往正邪不分。其实这正是金庸塑造人物的高明之处，这也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中和，它包含着作者的独特思考。注重人性描写也成为金庸笔下的侠形象区别于其他侠客形象的本质特点。金庸小说侠形象的衍变是其自身不断创新的结果。究其原因是金庸正确认识武侠小说，脱离雅俗观念的影响，摈弃商业化的粗制滥造，不断求变，不断创新。金庸将侠形象的塑造纳入到整个武侠小说创作史中，在纵向比较中不断改进 ，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侠形象塑造类型化的局限，同时又对自身的小说恪守创新原则，避免了一般小说家因创作量大而出现的泛滥之嫌。“金庸的创新追求，使他不仅继承了本土文学传统，而且光大了
13、本土文学传统。”5三、侠文化与读者审美心理的契合武侠小说是中国侠文化的产物，金庸武侠小说是现代武侠小说的精华。金庸先生曾经这样解释他受到喜爱的原因：“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6(P137)金庸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小说能在华人世界长期流行，不单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的产物。构成武侠小说诸要素中最重要的两点是“武”和“侠”，高超的武功和豪迈的侠情是武侠小说吸引人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金庸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金庸对武功的描
14、写并不仅仅停留在技艺层面，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描写武功技艺的同时着力于对中华民族侠文化精神的再现和探索。除此之外，金庸武侠小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对“侠形象”的塑造和阐释，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写作成功最主要之处就是塑造了各种各样、血肉丰满的“侠”，使读者在崇拜的同时生出对偶像行为的向往。侠客以武术对抗专制国家的禁令，在先秦即已初步形成。此后虽遭压制，行侠仗义的行为却一直在民间绵延不绝，这种文化传统以隐文化的形态一直延续下来。“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态，首先萌芽于唐代的传奇，并在此基础上生存发展，一直延续到现代。无论是史传文学还是诗、文，以至后来的小说戏曲，以“侠”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足
15、见中国人对“侠”是多么感兴趣。金庸在韦小宝这家伙一文中说：“中国人向来喜欢小说中重视义气的人物。在正史上，关羽的品格、才能与诸葛亮相差极远，然而在民间，关羽是到处受人膜拜的正神、大帝，诸葛亮不过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物而已，因为在三国演义中，关羽是义气的象征，而诸葛亮只是智慧的象征。中国人认为，义气比智慧重要得多。”7(P231)中国人重情不重理，辩证地看既是缺点也是优点，它奠定了中国人朴素的良知与粗放的公义。江湖中尊崇的义气，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界定，基本上是从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结义和水浒传中的“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演化而来。通过结盟的方式使陌路人成为朋友，相互间具备一种准血缘的关系，这对闯荡江
16、湖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人很有吸引力。华人社会把这种江湖游戏规则加以世俗化，从而演化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实用的人生处世哲学，“武侠热”无疑释放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社会心理需求。读者在阅读金庸小说“侠”的命题时寻找到一份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正因为武侠小说是一种传统的文学叙事类型，才有可能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和共鸣。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畅销于香港、台湾和大陆，而且畅销于东亚西欧南洋北美的华人世界，其原因之一，就是侠文化血脉相通。传统的叙事类型、传统的审美规范和传统的文化内容等等，正是全世界华人的心理共鸣点。金庸紧密地契合国人的民族审美心理，以“义”作为侠客的行为准则。在汉语语境中，
17、“义”演化成多种涵义，有兄弟之义，有君臣之义，有情爱之义，有急人之义，有道义之义。“义”的多种涵义在金庸笔下的侠形象身上有着不同的体现，在金庸作品中我们能够找到与“义”相对应的侠形象。如果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侠文化的审美接受是一个固定的传承，现代世界中，随着现代精神的传播，人们对侠文化的解读逐渐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人们渴望获得一种超能力来摆脱现实环境对自身的束缚。金庸小说产生于这一时期，必然会受到现代观念的影响。金庸对侠文化的传承也从宣扬正义转变为抒写性灵，这也是为什么自神雕侠侣之后金庸小说中的侠形象更具人性化的原因。 四、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金庸小说包含了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和中华民族
18、的深刻精神，体现了过去武侠小说从未有过的相当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显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道、墨、释、诸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已有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从金庸小说。我们可以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与民本思想，还可以感受到道家的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8严家炎先生对于金庸小说所蕴含的丰厚传统文化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
19、化是金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金庸的小说创作。揭示金庸小说侠形象衍变的根源，需要从源头上梳理金庸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把握。如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侠形象变化的原因，才能探寻金庸塑造侠形象的奥秘，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侠形象所蕴含的精神。儒释道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出身文苑世家的金庸，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儒、释、道思想都对他有较深的影响。金庸植根于广阔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自如地将传统的儒释道思想紧密地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相结合，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侠形象。在他的笔下，有郭靖式的儒侠，有乔峰式的佛侠，有令狐冲式的道侠。金庸毫不掩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将传统文化融入侠
20、形象的精神本质中，使得不同人物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不断满足现代读者对传统文化不同的审美需求，从而使其笔下的侠客体系更加完整。金庸在与严家炎的答问录中谈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9(P158)陈墨在评价金庸小说时则说，“金庸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审视。具体的表现或例证，是金庸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来讲述历史，并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10(P284)从金庸的回答和陈墨对金庸小说的评述中可见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而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金庸侠形象的塑造。复仇情节是武侠小说的母题之一。“报”是中国传统文
21、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知恩不酬或者有仇不报，都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所以，在武侠小说中。“报恩仇”从来都是主动的，必然的，特别是报仇，更成为侠客行侠的主要动力。理论上，仇怨是有是非曲折之分的，所以，古代游侠郭解不愿为侄儿报仇，是因为其曲在我；但是实际上，由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忠”、“孝”观念的影响，家族复仇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它不但超越了善恶的标准，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江湖社会共同的“游戏规则”。并且，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不只是“报恩仇”，还希望“快意恩仇”。所谓“快意恩仇”，是根据自己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力量，手刃仇人，干脆利落，一刀两断，以获得复仇的快感。它不仅暴露了国人法律意识的薄弱，
22、更暴露了民族心理中潜藏的嗜血欲望。为了报仇，而且要“快意”，就免不了杀人如麻，殃及无辜。金庸的武侠小说也讲述了许多复仇故事，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将复仇与除魔、复仇与行侠简单地等同起来。在他的笔下，复仇不论是否正义，都是一样的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复仇者丧失人性，如疯如狂；被复仇者家破人亡，痛不欲生。金庸以一种深刻的眼光，批判的精神，揭示了复仇的残酷本质，引发读者对复仇本身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进而对传统的复仇文化提出质疑与批判，所以在雪山飞狐的结尾，存在一个谜，即胡斐的复仇的一刀究竟有没有砍下去的问题。雪山飞狐是一个复仇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却并不同于以往复仇故事快意思仇的结局，而是留下了
23、一个模糊的答案，金庸对胡斐究竟要不要复仇、这种复仇是否合理存在一定的疑问。在神雕侠侣里，杨过的复仇则被看作是不合理的、不可取的。在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里，金庸反对复仇的思想就表露得更加清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不仅表现在否定复仇思想，还表现在对待民族问题的平等性。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汉族本位思想，很早就有“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论断。这种汉族本位思想在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金庸身上留有印记，这从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可以得到证明。小说对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众侠士表现出一种同情之心，而对满清皇帝乾隆则加以丑化。但随着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断加深，他对这种大汉族思想表示出质疑。金庸往往对民
24、族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质询，甚至有的时候，他笔下的侠形象会因为不忍战争的残酷、屠杀的血腥而采取牺牲个人的方法来避免战争。当主要人物被迫要成为战争领袖的时候，他们总是犹豫不决，多次请辞。金庸的民族平等观也使得笔下的侠形象表现出更多的人道主义色彩。此外，金庸还对封建礼教、墨守成规等封建文化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也使侠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以上只是金庸对传统文化理性选择的缩影，金庸以其非凡的智慧将传统文化熔于一炉，在侠形象的身上不再是单一的儒、道、释等思想的载体，更多的是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笔下侠形象的不断衍变，是金庸主动吸收传统文化的结果。如果把报刊小说的影响视作侠形象衍变的客观要求，创新意识的驱使、
25、侠文化与读者审美心理的契合及传统文化的理性选择则是金庸对文学创作的自觉追求。总之，金庸小说侠形象的衍变是主客观因素共同造就的结果，了解侠形象的衍变对于深入解读金庸作品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孔庆东先生所言，“金庸笔下的侠已经写到了什么是侠的境界，直追侠的本质。从金庸这里，我们可以真正去思考，侠是什么。”11(P178)参考文献1金庸，日池田大作.探求一个新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北京人学出版社，1999.2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A.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3刘晓梅.文人论武香港学术界与金庸讨论武侠小说A.金庸传奇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
26、5.4黄里仁，王力行.掩映多姿，跌宕风流的金庸世界A.金庸传奇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5徐渊.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观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佚名.金庸答北大记者问A.葛涛，谷红梅，苏虹.金庸其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贾耘田.破译韦小宝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5.8严家炎.再谈金庸小说与文学革命J.山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9严家炎.金庸、严家炎答问录A.金庸其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0陈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A.金庸其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孔庆东.金庸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