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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李焕之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典型意义 论李焕之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典型意义 蔡梦10年3月19日是我国老一辈音乐家、中国音协前主席李焕之先生辞世10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著名音乐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李焕之（19192000）是我国当代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长期担任音乐界重要领导职务的社会活动家。如果将他一生的业绩、思想和历程，结合整个历史背景加以考察，则显现出多方面值得研究的典型意义。这里简要概括以下四点：第一，李焕之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涉及体裁之广，作品数量之多，在我国当代音乐史上是少有的。李焕之说：“音乐创作是研究音乐历史的核心，也是体现音乐文化进步的主要
2、标志。”他的创作所显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对民族风格、华夏神韵、中国特色孜孜不倦的追求。这种追求已积淀为一种音乐信念并升华为一种艺术理想，始终如一地贯穿在他创作生涯的所有时期和作品体裁的所有类型之中。在声乐创作领域，他从各地优秀民歌或流传至今的传统古曲中汲取素材，以精致的构思和专业的手法给予再创造，为常流常新的传统音乐之河注入时代气息；在器乐创作领域，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族音乐创作处于低谷的时候，在继承民族器乐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借鉴与创新的成果，为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殚精竭虑。李焕之的音乐创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显著特点：一是题材新颖，具有深厚的内在底蕴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如歌曲牧羊哀歌、民主建国进行
3、曲、社会主义好、我们这一代、半屏山，合唱曲青年颂、我们生活在英雄的国家，民歌改编合唱东方红、茶山谣、八月桂花遍地开，琴歌、古曲改编合唱苏武，管弦乐组曲春节，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箜篌独奏高山流水，民乐合奏乡音寄怀，箜篌、合唱与民族乐队作品箜篌引，民族管弦乐音诗梅花情操等，这些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是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艺术风格隽永，较好地借鉴了欧洲传统的音响造型手段。这方面除一系列独立的器乐创作之外，建国初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编配的管弦乐伴奏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53年，根据中央指示，由中国音协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为国歌编配和声配器的
4、管弦乐总谱，当时的许多专业作曲者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经过乐队试奏和来自各方面专家的多次审听，直到1954年，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评定选用了李焕之编配的管弦乐总谱，由周恩来总理签发，成为向全世界各国发行的国歌标定版本。三是注重吸纳中国老百姓熟知或亲切可感的音乐语言风格，重视与人民情感的沟通，因而也比较容易被普通老百姓欣赏，为以后不同形式的再创造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广阔的艺术空间。时至今日，多个版本的春节序曲先后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场合演绎，其不仅刻画了延安解放区人民1943年那个春节的红火场景，更永恒地镌刻下全球华人欢度春节时那喜气洋洋、蓬勃向上的特定氛围和情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李焕之的许多
5、优秀作品是在艰苦动荡的战争年代，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行政职务、社会活动繁杂的岁月中，凭借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勤勉的实践精神创作完成的。除1936年参加革命前以特别选科生的身份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萧友梅学习过一学期和声，李焕之一生没有任何国内外正规学习的经历，而他在音乐创作上涉及的体裁之广和作品的数量之多，却是与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所难以企及的。由此我们说，李焕之在专业修养和创作成就上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足以使他成为从战争的艰苦环境和动乱岁月中成长起来的我国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杰出代表。第二，李焕之是一位优秀的音乐理论家。他以独立的政治人格发表见解，以客观的艺术标准认识问题，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典
6、范。PEOPLES MUSIC201011李焕之是一位有着深刻思想和极强历史责任感的音乐理论家，他从音乐创作和音乐发展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以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在技法研究、音乐评论、探讨争鸣以及音乐交流、音乐教育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思索，表现出一个学者的本色。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焕之深感我国作曲技术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教材的匮乏，决心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自己动手编撰教材，以应日益迫切的歌曲教学之需。于是，在辗转奔波的战争环境中，他用一年时间的“挑灯夜战”，完成了一部20万字的作曲教程。这本具有丰富素材、缜密构思和宏大规模的教科书性质的作曲著作，以手抄本的方式
7、传阅于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中间，对解放区刚刚起步的作曲技术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音乐界领导人之一的李焕之，针对当时新的思潮和动态，撰写系列文章，对“新潮”、“通俗”等热点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评价。扎实的理论功底，使他的文章既厚重又新锐，对争议较多的作品他都加以细致分析，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予以文本微观阐释基础上的宏观把握。这一时期他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是主持编写了50万字的当代中国音乐。作为大型历史丛书当代中国中的一卷（音乐卷），要求编写者应“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写作一部“不虚美，不掩过”的“信史”。无疑，这是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学术使命。李焕之领导着担负不同分工
8、和撰写任务的编委会成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辛勤的努力，完成了这部视野开阔、材料丰富的史书。迄今为止，它是一部在同类书籍中篇幅较大、涉及面较广、涵盖内容较全的当代音乐史专著。作为该书主编，李焕之在对当代音乐文化建设获得全面认识和深刻领会的基础上，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俯瞰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所获得的真知灼见鲜明地体现在其撰写的“序言”中。他对当代中国音乐发展的把握和概括，符合建国以来当代音乐文化建设的实际，具有相当的科学性。除进行专业理论的研究探讨之外，李焕之在新时期还将思想的重心转移到如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以实现中国音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宏愿。为此，他在1
9、986年提出了“音乐发展战略研究”的设想。文章提出了着眼于“音乐发展趋势”、“音乐的结构布局”、“古今中外的关系”、“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音乐管理体制”等五个方面的整体设想，同时又提出三点具体意见，以保证“音乐发展战略”计划的顺利实施。从中我们可深切地体察到李焕之“给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制订整体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和建议，为了音协今后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也为了能从根本上调动全体音乐家和广大音乐工作者的积极性”的良苦用心。综观李焕之的理论研究，他的许多文章立论角度小，而又见微知著，从一个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一个个重大的主题。作为一名理论家，他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从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着眼，表现出以宽阔的思
10、想理解“文艺为大众服务”的宗旨。他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音乐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卓越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李焕之是一位具有博大胸怀、开阔视野和民主思想的领导人。他始终以积极入世的姿态参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是音乐界诸多探索与创新的具体策划者、组织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为发展中国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上世纪50年代初期，李焕之创建和领导了我国第一支民歌合唱队北京中央歌舞团的陕北女声民歌合唱队。1956年夏，他亲任合唱队指挥与声乐教育家唐荣枚创建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即中央民族乐团民歌合唱队的前身），建立了一个挖掘、整理、推广、提高民族
11、音乐的坚实基地。经过一年的严格训练，民歌合唱队于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中获得金质奖章。之后，为使民族音乐有更好的独立发展条件，他给周恩来总理和文化部写信，建议将乐队从合唱队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民族乐团。在他的倡议下，文化部在1960年成立了中央民族乐团，并任命他为首任团长。在乐团创建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李焕之兼行政管理、作曲、指挥数职于一身。为了将这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搞好，他身体力行，经常亲自带队深入到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采集民歌和民间音乐，与创作组其他作曲家一起，创作了一批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如今，由庞大的民族管弦乐队和民族合唱队组成的中央民族乐团，无论其规
12、模、编制，还是专业表演水平，都已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乐团之一，这与李焕之一以贯之的办团宗旨和长期不懈地对其发展予以关注密不可分。“懂得创业维艰的含义，就会乐意去体验其甘苦，去获得那经过辛劳耕耘之后的无比欢欣。”这是李焕之鼓励作曲家在逆境中发展民族音乐的一句话，以此观照他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艰辛历程，当是非常恰切的。1985年4月22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大礼堂，时任中国音协创作委员会主任的李焕之亲自主持了后被称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谭盾中国器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可见他鼓励作曲家大胆实践、勤于探索的热情和勇气。在作为中国音协主席主持工作期间，李焕之旗帜鲜明地倡导作曲家要广开思路，多方借鉴。他主持
13、音协工作的一段时期，被广大音乐家认为是文艺思想解放、音乐创作和学术研究繁荣的一个时期。在80年代末，当音乐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思想争鸣时，他为指出和纠正一些人认识上的误区而在各种场合慷慨陈词。1991年2月，李焕之在中国音协第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作PEOPLES MUSIC201011工作报告，从十个方面对音协工作进行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事求是的回顾和反思”。1999年9月，重病中的李焕之在纪念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会上回顾往昔，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地号召广大音乐家“为我国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奏响新世纪的乐章而共同努力、开拓奋进！”对新世纪的中国音乐寄予厚望。第四，李
14、焕之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音乐家。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严于律己、淡泊名利，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堪称音乐家的楷模。看上去如谦谦君子的李焕之，在重大分歧面前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左”的思潮对艺术的干预，李焕之曾严正指出：对近十多年来的创作有不少批评、议论甚至谩骂，新潮作曲家处于被告地位，受到审判和讨伐。但不管是批判、议论和谩骂，都有点空泛而概念化，从不直接对某一位作者，某一个作品谈点什么意见，实际上，也是处于另一种“轰动效应”之中。又在1990年的“音乐舞蹈创作座谈会”上，一向谨慎自持的李焕之义正严辞地反驳了一些人提出的“音乐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两潮”、“对两潮发动一个攻势
15、，要给予有力反击”，指出了其中的片面性和非客观性，并断言“如果这是一个导向，我看这个导向不好，是不合乎实际的，也是领导的政策思想的偏差，甚至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对音乐创作中的“主旋律”做了界定，认为其“应该有更宽阔的含义，就是要反映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号召广大作曲家“要在创作上更加活跃、更加丰富”，创作“多种多样的、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这些内容，涉及到当时文艺界若干敏感的区域和音乐界有争议的问题，李焕之对这些问题全面地表述了自己的看法，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领导人的爱国心所驱使。他坚持真理还表现在中国音乐事业遇到严峻挑战的时刻，不顾个人得失，
16、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敢于同错误言论进行原则的斗争。如在1975年，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四人帮”及其音乐界亲信对冼星海在延安时期创作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施加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迫害和压制，欲以黄河协奏曲替代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李焕之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与冼星海夫人联合致书中央，要求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举办纪念音乐会。在这种积极的倡导和努力下，音乐会于10月30日如期举行，使黄河大合唱这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不朽作品重新在人民中间回荡和流传，为当时身处逆境的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检验一个人是否坚持真理的另一重要标尺是如何对待自身曾经有过的偏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作为在历史
17、中活动的人，总要或多或少地受到历史制约。李焕之在上世纪50、60年代“左”的思潮在音乐界曾经泛滥一时的环境中，其思想、言论、行动也在相当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受其左右，有时难免因受“左”的影响而出现失误。如19541955年间对贺绿汀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进行围攻时，他就写过关于创作和批评的几点意见的文章，参与了对贺文的批判；1959年，在音乐界“拔白旗，插红旗，灭资兴无”运动的余波中，他写了论黄自的创作，其中有些评价和观点显然带有极“左”思想的影响。然而，我们看到的另一面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他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或写文章有意识地纠正以往的思想偏颇。如1990年他在阅读了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二）后，
18、写了有益的反思读贺老音乐论文二集有感，对当年自己参与“评论”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一文做了深刻的反思。这充分反映了李焕之是如何对待曾经有过的在认识上的局限和行为上的偏差，也表现了他是怎样从历史的迷茫中解放自我的。这种对待错误的无畏勇气和修正错误的坚定立场，是他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言行一致精神的光辉表现。综上所述，李焕之宽厚的革命胸怀、崇高的思想境界、勤勉的工作精神和卓越的艺术成就，使他在音乐界获得了很高的威望，赢得了包括音乐家在内的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这正是人们深切怀念和深入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李焕之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从李焕之理
19、论、实践与治学方法一文中，我们读到作者当时写这本专著时抱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从自己民族音乐传统中，寻求我国音乐所具有的独特的规律；同时，也想从我国近现代歌曲创作的优秀成果中，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李焕之当代中国音乐（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李焕之当代中国音乐“序言”，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李焕之开展音乐发展战略研究，人民音乐1986年第7期。李焕之民族音乐的新崛起，人民音乐1982年第5期。李焕之在中国音协第四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的讲话，人民音乐1991年第2期。李焕之音乐创作座谈会断想，根据随笔札记手稿整理，写于1990年。李焕之关于创作和批评的几点意见，人民音乐1955年第4期。李焕之论黄自的创作，音乐研究1959年第2期。蔡梦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