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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联系与矛盾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祝学剑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英语系,广东深圳518029) 摘要:“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关键词:“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融合;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2、。“五四”文学在发轫之初,便是以革命的姿态打倒一切。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在思想上进行一场深刻革命,封建复古势力依然甚嚣尘上,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辛亥革命并未触动封建势力作了很好的描述:“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像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依然做着金钱、美女的美梦,七斤这样的农民面对皇帝坐龙庭的传言依然表现出惶惑疑惧的愚昧神情。“五四”新文学正是在这样尊孔复古、封建逆流泛滥的时代登场,在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深刻的革命。 “五四”新文学对封建
3、文化发动猛烈的批判,指出封建伦理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五四”思想家们提出用民主科学思想来救治中国政治思想上的黑暗。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具有深刻的革命性。 从左翼文学的发生背景来看,其与“五四”文学也有着密切联系。“五四”落潮后,上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为左翼文学的登场奠定了基础。1927年10月,李初梨、冯乃超、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相继云集上海,提倡无产阶级
4、革命文学。与此同时,蒋光慈、钱杏屯阝、孟超、杨屯人等共产党员作家从武汉来到上海,组织太阳社,也提倡革命文学。在共产党的指示与领导下, 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许多“五四”作家纷纷向左转,参加左联。丁玲、田汉、郁达夫、郭沫若、矛盾等都是亲历“五四”而转向左联的代表。鲁迅本人也参加了左联并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鲁迅是左联的导师和盟主,但并不是实际的领导者,他参加了一些左联的活动,也与左联主要成员产生过一些矛盾。但总体来看,鲁迅因为认同阶级论而站在左联的旗帜下是毋庸置疑的。从“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再到左翼文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明,左翼文学的发生离不开“五四”文学,两者息息相关。
5、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在精神上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首先,左翼文学是“五四”文学的延续,两者都以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精神来摧毁一切旧世界,只不过两者发生的社会环境与表现形式不同。 “五四”文学是在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思想启蒙文化,它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总结中国社会变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思想领域发动的思想革命,其意图是以国民精神、社会思想的解放来推动社会的革新进化。 它虽然没有采取激进的社会革命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它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的革命精神对以后的社会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生的左翼文学,也是一场革命,它是以实际的革命理论
6、和文学运动来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左翼文学既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又有实际的革命行动。因此,左翼作家都是以实际的革命工作来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职业革命家,二者一体,周扬、冯雪峰、成仿吾等莫不如此。所以,“五四”文化与左翼文化的革命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其次,两次运动都重视从思想领域进行革命,都是从国外思想中寻找解救中国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去寻找思想革命的资源,它以重新确立人的价值为中心,以开启民智、批判蒙昧为基本指向。“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而左翼文化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
7、思想为武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况且,“五四”时期已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也夹杂着深刻的启蒙思想。由于二者的革命性本质,使得两者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出药方。在“五四”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家常常宣扬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一边高喊打倒孔家店,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边又认为:“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此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
8、一系列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他指出:“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3(P9)李大钊一方面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田图”4(P204),另一方面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和战后之世界潮流等文章热情介绍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5(P573),并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初步阐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五四”处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五四”启蒙思
9、想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基础上携手登场,一起发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和抨击,共同的斗争目标使两者缠绕在一起。 不仅“五四”启蒙思潮中包含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且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3 明的启蒙思想。左翼作家大多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投身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左翼文学大多是以黑白分明的画面表现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用壮美的画面展现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壮大的过程,以及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从个人主义走向革命的历程。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表现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运动,丁玲的水以1931年全国发生的特大水灾为题材,表现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过程。但是,左翼作家毕竟是经过“五四”风
10、雨的洗礼的,有的还直接参加过“五四”运动,从“五四”转变过来,因此,左翼文学不可能与“五四”文化割断联系,而带有浓厚的启蒙色彩。如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与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前、洪灵菲的流亡、丁玲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以及韦护等作品,在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带有鲜明的“五四”精英意识和个性主义。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作为大革命失败后的时代女性,一方面认同于“与其要改造这世界,不如破毁这世界”的革命主义,另一方面还保留着“五四”女性的个性解放意识。最能表现出五四启蒙精神的是柔石的小说。柔石的小说不乏鲜明的革命意识,但也带有强烈的以人文意识为核心的启蒙意识。柔石笔下的
11、知识分子是经受过“五四”风潮洗礼的新一代青年,这些知识分子踏进社会感受到的不仅是革命浪潮的拍击,更多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暗如铁屋的社会中的彷徨、挣扎与凄厉的呐喊。中篇小说三姊妹似乎在重复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但在故事的背后,表现出受过“五四”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苦闷。章先生怀着青春的理想投入到筹办平民夜校的工作中,希望以办学来启蒙大众,但在动荡的时代里变成一个轻狂薄幸、卑琐苟安、无力自拔的可悲者。在恋慕与狎玩中不怀好意地占有了平民夜校里的三姊妹后,便开始不负责任地逃避,一切理想都成为泡影。章先生身上处处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改造社会的理想过程中的个性意识与人文情怀。二月是柔石的代表
12、作,这部小说的震撼性在于把现代知识分子变革社会的政治激情与启蒙理想的穷途遭遇一并表现得十分突出。萧涧秋在渴望狂飙突进般地改造社会的理想中来到芙蓉镇,在与文嫂和陶岚两位女性的交往中,既拒绝了个性解放主义者陶岚的火热爱情,又远离了文嫂哀怨的期待,在苦闷与焦灼中逃离了芙蓉镇。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并没有在现实社会中启蒙民众,教育救国的政治理想也并没有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现代知识分子也没有成为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切都在早春二月的阴霾中随风消散6。柔石“在表现知识分子题材里,对角色主体的体验和认同使这类题材更多地体现了作者心灵探索与反省的意味,勾画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风雨如磐岁月里的由痛苦、迷惘到感伤
13、、逃避,继而由奋斗、挫折再到革命、殉道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具有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浮士德的精神内涵”6。 虽然“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由于共同的革命精神而发生了融合,但它们之间毕竟存在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五四”文学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呐喊声中启蒙民众、开启民智,把人从封建主义的绳索上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自由价值为旨归。 而左翼文学是以革命精神来规范制约个人的行为,把个人引入集体主义的轨道,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服从革命,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它不允许过多地考虑人性、价值、自由等。“五四”新文学倡导的是“为人生”的
14、平民文学,带有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左翼文学则倡导表现革命集体斗争、个人走向集体的革命文学,所以“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冲突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峙与冲突。蒋光慈作为经过“五四”洗礼的左翼作家,身上又带有“五四”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带有“五四”个性解放色彩和浪漫人性张扬意识的丽莎的哀怨和冲出云围的月亮因其对女性身体和心理大胆的表现而遭到左翼革命文学界的批评,特别是丽莎的哀怨竟成为蒋光慈被开除党籍的罪名之一。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这种融合与碰撞,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有更好的表现。在延安,“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在丁玲等作家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丁玲作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在20世
15、纪30年代转向左翼文学之后,创作中依然传达出“五四”的声音。进入延安之后,一方面是左翼革命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与维护者,另一方面又跳着“五四”的节拍。她既是“五四”的,又是左翼的。 20世纪40年代,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抗日烽烟正在燃起,新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丁玲深入前线,参加八路军,组织文艺团体,在文学创作上紧扣时代脉搏,表现了边区军民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与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这些都延续了左翼文学的革命精神。如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中解放区儿童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终于感动了友军连长,彭德怀速写表现了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的精神面貌。这些带有明显的抗战气息的作品,表现出
16、一个左翼作家革命性的一面。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经受“五四”风雨的作家,她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依然没有覆灭“五四”精神。 丁玲是“五四”狂飙突进时期横空出世的女作家,她无疑深受“五四”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五四”情结。她虽然不是“五四”文学的前驱和主将,但在崇尚民主科学、争取自由解放、认同反抗叛逆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学生的她参加了“五四”游行,亲身体验了“五四”破坏一切、反叛一切的反叛精神,接受了“五四”精神的洗礼。破落户子弟的出身、山河破碎的飘零、世态炎凉的悲愤、身世漂泊的苦闷都使她与“五四”形成精神上的共鸣。所以,丁玲一接触文学,首先爆发出来的便是“五四”的叛逆精神和时代的绝望吼叫。梦珂(
17、梦珂)、莎菲(莎菲女士日记)都莫不是“五四”的女儿,她们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在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屡屡遭遇挫折,最后陷入社会的绝境。她在1930年左右创作的韦护等作品虽主要表现革命的主题,但叛逆、苦闷、彷徨的“五四”精神在小说中多有流露。 延安时期的丁玲以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来关注延安社会,尤其是延安的农民和女性。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一个被日军蹂躏糟蹋过的农村女孩贞贞,那些背后指指点点的村民都不过是一些愚昧无聊的看客。在看客的背后,作家以悲悯的目光嘲笑着看客的麻木和愚昧。丁玲的在医院中以知识者的眼光来打量延安的一座小医院,它显得那么破败,民众是那么麻木不仁。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更是充满“五
18、四”的睿智。勇气、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我们需要杂文等显然是对延安各种封建落后现象进行揭露。她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了延安这块明朗的天空下一个个带着精神奴役创伤而需要医治的麻木灵魂。她明确表示自己是延续着鲁迅先生的路子来审视延安。她说:“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他与中国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7 (P1158)不仅是丁玲,王实味、艾青、萧军、罗烽等人也偏重于在
19、旧时代中对人的灵魂的改造。延安在整风前掀起一股启蒙文学思潮,“五四”文学在延安得到继承。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再次强调了文学的特殊社会作用,即文学在对社会的批判中推进社会前进,要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由于文学的特殊功能,因而“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能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所以,“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他提出了领导者要“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给艺术创作以独立自由的精神”8。总之,“五四”精神与左翼精神在当时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较好的融合。 丁玲的“五四”情怀与延安左翼文学也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丁玲延安时期创作的这些带有启蒙色彩的小说与杂文,与延安文学提倡的革命文学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都是以启蒙者的眼光描写了解放区的阴暗面,杂文更是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而延安所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