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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代“历史化”思潮的思考 颜水生“历史化”主要是指世纪之交以来反抗本质主义、形式主义和非历史化研究的文学研究方法。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引发了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此后文学理论也重视“历史化”研究，文学史研究与写作更是十分强调“历史化”方法。“历史化”成为新世纪一股引人注目的文艺思潮，它在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出鲜明的特色，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和文学学科的知识重构，同时产生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从“跨学科研究”到“历史化”转向19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都自觉地转向了“跨学科研究”。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时代，电子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发达以
2、及后现代主义的广泛传播给文学的冲击日益突出，“文学终结论”在当代中国甚嚣尘上。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语境中，文学的扩张与泛化及边缘化使文学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及文学研究都陷入了困境，因此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都必须主动转向以实现自我救赎。在1990年代的众多转向中，文化研究转向带来的冲击显得尤为引人注目，一些中青年学者主动地扛起了文化研究的旗帜。在当代中国进行文化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是从文学理论阵营分裂出来的，这种分裂意味着文学理论边界的扩张，同时也隐含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先天不足。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已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人们对文化研究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往往具有单向度：强调文化
3、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和开放性，忽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然而这种单向性从另一角度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给当代人文学科造成的巨大影响。与文化研究一样，新历史主义批评也属于“跨学科研究”，它在理论上主动追求对传统“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双重扬弃，主张对文学文本实施政治、经济、社会的综合研究。1993年，张京媛选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在1990年代的影响是广泛的，至今都被众多教授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书，它不仅引起文学理论专家对新历史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如王岳川等人；而且促使文学批评领域实践新历史主义批评，如张清华等人。在理论阐释和批评实践的合力作用下，以莫言等为代表的小说得到了充分阐释，一股
4、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在1990年代后期占据了显要的位置。正如王岳川在1997年所指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兴起表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批评方法受到重视。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对“历史化”理论具有直接的影响。世纪之交的“历史化”转向直接接受了文化研究的启示和新历史主义批评的遗产；“跨学科研究”为“历史化”转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示范，成为“历史化”转向的前奏。 “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学科知识体系重构的需要。 199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开始了“文学史转向”，它的出现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启示：研究对象强调对历史的重视，研究方法开始强调“历史化”。李杨对1990年代后期的
5、“文学史转向”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认为“文学史转向”是文学研究从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重要标志，并且提出将历史研究的对象由历史事实转向历史叙述，将超历史的价值判断转向对概念的历史性分析，以“永远历史化”的方法解决“历史”与“叙述”之间的难题。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学者认为“历史化”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程光炜认为“现代文学”学科方向的强大的稳定性和自我统一性迫使“当代文学”一直处于过分批评化的话语混乱状态，未完成自身叙述的“历史化”过程成为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代文学学科为了“摆脱作为现代文学附庸角色、摆脱当前文学批评属性”，只有通过“历史
6、化”才能完成自身独立、完整、稳定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以实现学科的自足性和自主性，因此当代文学史研究具有要求“历史化”转向的强烈动机。事实也是如此，在洪子诚、李杨、程光炜等人的推动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迅速前进。洪子诚以“历史化”原则致力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化与知识化研究，他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历史化”转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其意义不仅在于以“历史化”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而且在于洪子诚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化”观点。吴秀明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以及孟繁华、程光炜编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也是“历史化”转向的重要成果。文学理论从“本质化”到“历史化”远不如中
7、国当代文学史那么顺利，其间经历了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激烈论争。1980年代建构的本质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很难对当代文学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如陶东风认为：“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保持不断创新的姿态。”在论争中，伊格尔顿和卡勒的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被当做韦勒克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武器，也成为陶东风、南帆等人批评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和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等本质主义理论著作的理论武器。但是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对立并不意味着解构与建构的
8、对立，反而有些学者认为解构与建构是统一的，诚如陶东风所说：“我的反本质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更接近于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而不是后现代的激进的反本质主义。”因此，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解构了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在于建构了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无论是解构本质主义还是建构非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历史化”都是最重要的武器，如伊格尔顿否认文学具有某种固定的本质，其原因在于文学具有历史可变性，卡勒也认为文学是历史地生成。陶东风认为纠正文学、文论研究中的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研究倾向，应该以“历史化”为基本武器，重建文学理论的社会历史语境，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
9、：“我们应该对于所谓的本质或原理采取一种历史与反思的态度（而不是把它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东西），把所谓的原理事件化、历史化与地方化。”由此可见，“历史化”不仅被当做是破除“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武器，也被看做是文学理论重建的思路。 二、从“后现代”理论到“历史化”策略“历史化”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历史化”思潮在理论上主要接受了福柯、布尔迪厄和杰姆逊的启示。西方“历史化”理论有客体和主体两条路线，福柯的“事件化”、“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偏重于客体路线，布尔迪厄的“反思社会学”偏重于主体路线，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重视主客体路线的结合；但是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理解与运用存在偏差。在认识
10、上，人们往往能很好地看到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路线并不能实现“历史化”，因此人们在理论上十分重视主客体结合的路线。陶东风在客体路线上强调了福柯的理论，主体路线则重视布尔迪厄的观点；李杨刚开始十分重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理论，不久又特别强调杰姆逊的“永远历史化”观点；陶东风和李杨倡导主客体路线的结合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具体研究中，人们在运用“历史化”理论的时候，往往对主客体路线各有侧重。 客体路线也就是客体对象的历史化，在研究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回到现场”。“回到现场”可以说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热门术语，有“文学现场”，如当代作家评论开设的“小说家讲坛”活动；有“现场批评”，如吴义勤致力的批评实践；也
11、有“重返历史现场”等。本文所谓的“回到现场”，指的是洪子诚在1999年提出“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3 中去审察”的观点輥輯訛。这种历史还原法，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理论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如陶东风认为知识社会学反对非历史、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輰輥訛，他主张以福柯的“事件化”方法进行历史还原輥輱訛。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也强调了这种历史还原法輲訛輥，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开篇就指出“当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輳輥訛。这种历史还原法并非真正还原历史，还原历史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当下的历史
12、还原主要侧重于发掘“被压抑的历史”和进行“有距离的研究”。因为历史还原的主要依据是史料文献，为了避免陷入实证主义，程光炜提出了“有距离的研究”輴輥訛，由此可见，“回到现场”也是相对的，并非绝对地回到现场和还原历史。 主体路线也就是主体自我的历史化，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自我反思意识和“价值中立”态度。自我历史化的关键在于自我反思，主体只有获得自反性才会意识到自我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甚至可以说自反性也是对象历史化的前提。陶东风在国内较早强调自反性在“历史化”中的作用，他强调“反思”是指研究者对自己研究活动的自觉，是一种自我分析輵訛輥。洪子诚对这种自反性有着更为深刻的看法，他明确把“回到现场”界定为一种
13、自反性策略輶輥訛。由此可知，自反性在“历史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决定了自我历史化，也决定了对象历史化。自我历史化的另一种表现是“价值中立”，也就是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的少作价值判断。杰姆逊强调学术研究不在于对对象作价值判断或者试图解决它的矛盾輷輥訛，李杨对杰姆逊的观点表达了极大的认同，吴秀明也认为文学史研究应“多描述少判断”輮訛輦，程光炜不仅主张研究者的“旁观化”和“陌生化”，而且主张“有距离的”、“有分寸感”的研究輯輦訛。“自反性”和“价值中立”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主体意识到自我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才会尽可能地对历史保持客观态度和中立立场。 “对象历史化”和“自我历史化”是当前“历
14、史化”思潮的主要策略“，对象历史化”和“自我历史化”并非分裂的，而是统一的。在研究实践中，研究主体只有实现了“自我历史化”和“对象历史化”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历史化”。 三、从反思到跨越 “历史化”方法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正因为“历史化”理论本身包含了“自反性”的要求，所以反思当下的“历史化”思潮才能更好地促进它的发展。 理论的模糊性与理解的同一性的矛盾。“历史化”理论主要源于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但是杰姆逊的信徒对“永远历史化”理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出现了截然对立的观点，一部分观点认为“历史化”在于文本的“历史化”，即通过还原历史情境理解
15、文本，少作价值判断；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历史化”在于历史的“文本化”，即通过还原文本理解历史，应该作价值判断，如陈晓明提出“历史化”要还原到文学文本的美学层面輰輦訛、“进行合目的性的总体评价”輱訛輦。除了对“历史化”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异以外，人们对“历史化”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具有多重含义，比如“历史化”是一种问题意识和反思意识，是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批判武器；“历史化”是一种历史观念，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即通过对当代文学的学术化、知识化建构起学科自足性；“历史化”是一种运作策略，即“对象历史化与自我历史化”；“历史化”是一种历史态度，即一种历史性的态度，对历史作历史主义和超越性的理解。人
16、们对“历史化”理论的理解和运用的多样性证明了“历史化”理论本身的问题性和自反性，要求人们对“历史化”的理解和运用应该是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态度，而不是顶礼膜拜地信仰和尊奉。 理论的有限性与历史的客观化的矛盾。“历史化”理论是一种有限性理论，它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难题，“历史化”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追求，而难以化为客观的实践，如程光炜强调“历史化”是“个人化”的“历史化”、存在着“学术性的限度”輲訛輦。“历史化”理论为了化解自身的有限性，它预设了“一个不受我们影响的、原初的、真实的历史情境的存在和我们能够真实复现这个情境的预设”輳輦訛，这是令人置疑的。“历史化”在实践中追求历
17、史的客观化，但是历史的客观化也面临诸多困境。如陈晓明认为在历史的客观化过程中，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受制于历史化，但文学艺术作品总有一种内在特质无法被完全历史化輦輴訛。阎浩岗认为恩怨利害关系影响研究者的“历史化”态度，对“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輵訛輦。洪子诚总结了“回到现场”两个方面的难题：材料来源及材料的可靠性、主体的性质包括有限性及盲视，他认为“所谓原初状态、历史现场，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他所想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他所想看到的真实”輶訛輦。 由此可见，历史的客观化无疑具有主观性，同时受到主体条件的制约。 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矛盾。张清华批评历史化思潮及其文学研究实践面
18、临着历史的碎片化及“文本”和“文学性”被湮没的难题輷訛輦，他还认为“历史化”思潮对科学性和学术性的高度关注，主动放弃对历史的稳定的价值判断，有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历史迷津。张清华的担忧不是个别的，如支宇也批评陶东风所倡导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使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带来知识碎片化、知识肥胖化、知识空洞化的缺陷輮輧訛。由此看来，自从1990年代的“文化转向”以来，人文性的丧失成为文学研究的普遍问题； “历史化”思潮追求历史的客观化、知识化，追求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性，极有可能产生历史的碎片化以及人文性的丧失。 “历史化”思潮面临诸多问题，因此必须从“历史化”困境中突围出来，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研究的发展。首先
19、应该纠正对“历史化”理论的误读，实现“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的统一。无论是单纯强调“历史文本化”还是“文本历史化”，都是对“历史化”理论的误读。作为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与布尔迪厄和福柯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始终是辩证地思考问题。杰姆逊一方面首先强调文本外无历史，只能通过文本才能接触历史，因此，“历史化”的第一步应该是“历史文本化”，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中宣称：“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动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輯輧訛他后来在政治无意识中再次强调：“历史不是文本
20、，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接触必须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輰訛輧另一方面，杰姆逊也强调“文本历史化”，他在政治无意识中为文学阐释建构了三个视阈：首先是政治历史观，即狭义的定期发生的事件和颇似年代顺序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会观，在现在已经不太具有历时性和时间限制的意义上指的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构成性张力和斗争；最后，是历史观，即现在被认为是最宽泛意义上的一系列生产方式，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类社会构造的连续和命运，从为我们储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遥远的未来历史。輱訛輧杰姆逊把这三个视域称为“三个同心框架”，这个
21、框架的中心就是“文本”，围绕这个中心的是三个不同视阈，只有围绕这三个视阈才能理解这个中心，这也就是所谓的“文本历史化”。由此可见，杰姆逊的本意首先在于“历史文本化”，然后是“文本历史化”，最终实现的是“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在政治无意识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杰姆逊不仅强调历史文本化过程中的文本性与历史性的结合，而且强调文本历史化过程中的历史性与文本性的结合，也就是说文本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是杰姆逊“永远历史化”理论的关键之一。如杰姆逊说“在我们的第一个狭隘的政治或历史视阈的狭小限域内，文本，即研究客体，仍然多多少少被解作与个别文学作品或表达的耦合”輲輧訛，这是强调历史性蕴含着文本性；如杰姆逊揭示第一个视阈内的分析或阐释原则：“个别的叙事，或个别的形式结构，将被解作对真实矛盾的想像解决。”輧輳訛这是强调文本性蕴含着历史性。综上所述，“永远历史化”理论重视历史文本化与文本历史化的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