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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的定量分析摘 要：针对学界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基本原则）的分歧情况，本文首先选取有代表性的分析样本，在详细归纳规范化依据类型基础上，定量统计各类依据的使用情况。然后引入“在境”和“离境”两个概念对统计数据做出定性分析。文章认为，从根本上说，基于理性原则的在境依据是规范化的基本依据，基于习性原则的离境依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在现代汉语规范化过程中，应该将基于现实同一性在境分析的理性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关键词：规范化依据；定量分析；理性原则；习性原则；在境；离境引言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的讨论，原则层面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习性原则，理性原则，其他。这些都是定性分析，目前仍各执一端，
2、相互间很难说服。究其原因，除了语言系统和语言生活本身的复杂之外，也许对这些规范化依据的认识本身就缺少一个相对“客观”的依据。甚至人们在谈论规范化依据时，对具体操作层面的依据类型及其整体使用状况也没有一个系统整理，更不用说做出量化分析了。为此，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分析样本来定量统计各类依据的使用情况，试图通过比较分析对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及其依据取得定性的认识。针对语用实践中经常引起争议的语言现象，咬文嚼字1曾开设了一个很重要且引起读者广泛参与的栏目，叫“百家会诊”，对相关现象进行集中评议。该栏目自2002年第7期开设，到2007年第12期结束，共会诊话题66个，涉及的内容层面有文字、词汇、语法、标点
3、符号等。每个话题都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编者附言”则做了概括和取舍。这是认识、总结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乃至原则的颇具学术性的样本。本文以此为基础，归纳整理争议各方的规范化依据，初步分类统计各类依据所占的比例。通过这样的定量分析，取得相对客观的统计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定性认识，为进一步讨论规范化依据问题和从事规范化工作提供一个参照。“百家会诊”栏目虽然涉及面很广，但大多数话题都是讨论跟词汇有关的语义和语用方面的规范问题，尤其是跟词形选择和词义变化相关的问题，这也是语言规范界长期以来的重点评议对象。在66个会诊话题中，除去与标点有关的9个话题和1个文字话题，其他的56个话题基本如此。有的虽然可
4、看作语法问题，但也可以从词汇角度来认识。本文的考察便以对这56个话题的评议为分析对象。一 规范化依据的基本类型及其定量统计对规范化依据的基本类型进行整理分类，我们力求精细化，在分析各个具体评议依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为上位层次的类型，最后试图归纳为原则层面的类型。“百家会诊”论争双方所涉及的规范化依据，大致可分为以下类别：A语源 B有影响的用例 C权威规定和说明 D权威的语言学观点E使用时间长短 F使用频率高低 G使用人数多少 H使用范围广狭I约定俗成 这里的“I-约定俗成”特指没有明确从EFGH侧面进行评述但又强调语言现象是长期而广泛的实践所形成的这一依据。 J特定结构规则 K基本表达效果 L
5、特定语用效果M特殊语用心理 N交际空位 O交际分工 P系统性 Q语言是发展的 R逻辑事理 S其他这样的归纳虽然已经比较具体，但仍可以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各依据之间并不是完全边界清晰的；二是有些依据并不能明确归为哪一类，有些依据似乎可以同时归入到不同的类别；三是不同的评议者对同一个评议依据的理解和使用并不完全一致。基于这些复杂性，我们不可能建立出一个完全边界清晰的分类模式，只能在我们的理论范围之内寻求分类和归类的最大明晰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统计就失去了客观基础，我们在整理中发现，各个评议者对上述依据核心内涵的理解还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分类和归类的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一致
6、性的原则，无论采取哪种策略来处理，都要基本保证统计工作前后的一致性，这样才可以使最终得出的数据有一定价值。不同规范依据之间存在层次差异，从依据到原则是需要而且可以逐层概括的。为便于准确理解和有效归纳，这里先对归类统计中的有关处理策略做出几点说明：（1）同一作者立论和驳论的依据都包括在内，原文不明显的依据，根据其对用例的分析加以概括后分类。（2）纯说明性质的文章，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或表明观点后未作具体论证，此类文章不作为统计范围。（3）有些间接性依据，没有直接针对会诊话题本身，或者本身不够明确，但仍可作为侧面依据或模糊依据处理，计作0.5。（4）作者在两种意见之间进行论证时，如果强调两种意
7、见都有道理，则二者依据都完整计算在内。如果两种意见中有明显倾向的，则只将倾向意见的依据完整计算在内，另一倾向性稍弱的依据计作0.5。（5）某类依据统摄之下，又有其他依据类型的，只以上层依据作为统计对象。根据上文归纳的依据类别及统计策略，统计结果见表一：表一 年份 规范化依据2002(4)2003(7)2004(11)2005(11)2006(11)2007(12)合计（56）百分比A. 语源48161711.51975.59.77%B.有影响的用例3.57.581212.51962.58.09%C权威规定和说明7.5823.51113.51376.59.90%D权威的语言学观点2.52277.
8、52.523.53.04%E. 使用时间长短13325.5317.52.26%F. 使用频率高低267.5664.5324.14%G. 使用人数多少00003030.39%H. 使用范围广狭318501182.33%I. 约定俗成557961334.27%J.特定语言结构规则07.52.546.5323.53.04%K. 基本表达效果15152418171210113.07%L. 特定语用效果827857.537.54.85%M. 特殊语用心理33.5434017.52.26%N. 交际空位15162.5015.52.01%O. 交际分工276210.52552.56.79%P. 系统性37.
9、5542223.53.04%Q. 语言是发展的411915810.557.57.44%R. 逻辑事理362215.5248.57910.22%S. 其他941514243.10%注：（1）年份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考察范围内的话题数，如2002（4）表示2002年份有4个我们考察的话题；（2）“百分比”一列是在合计数据基础上，统计2002-2007年每类依据总体使用百分比。上表是会诊诸家在文章中所用规范化依据的归类统计。当然，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笔者个人统计过程中或许存在不到位的情况，这里得出的结果并不是绝对数据，但即便如此，仍能得出一种倾向性认识，这种倾向能够体现一种相对客观性。“百家会诊
10、”每个话题最后都有一个“编者附言”，编者在统观诸家讨论的基础上对讨论意见进行了概括和取舍，所以相比较而言，编者更能客观、全局地统察所规范的对象，该部分依据的使用情况从理论上讲也更能代表规范界主导性倾向的声音。我们将“编者附言”所使用的依据类型单独进行了统计，见表二：表二依据ABCDEFGHIJKLMNOPQRS频次11350.515047.53.518.57.52717711.59.51百分比9.02.54.10.40.84.103.36.22.915.26.61.65.713.95.79.47.80.8二 在境的依据和离境的依据及其作为规范化依据的地位习性原则和理性原则23456，是学界关于
11、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讨论最多的方面，也是争议最大的方面，在以何种原则作为规范化基本原则这一问题上，讨论诸家目前仍各言其是。然而，很多时候的分歧不仅在于对问题本身的认识有差异，而且对基本依据的理解上就有不同，这必然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分歧。总体来说，学界对习性原则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起初作为理性原则对立面，指的是不合理性的习惯性，即所谓的“积非成是”；除此而外，主要指“以流行程度为主”7，用的人多，用的时间长，名家名著、大报大刊用过等。而对理性原则的理解则众说纷纭。有人比较系统地归纳了各家对理性内涵的认识8，提出对理性原则的认识要立足于现实同一性9，并提出以交际值（语用价值）作为衡量规范与否的标准
12、1011。所谓“现实同一性”，就是考察语言现象“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关系中的特定的表达效果”12。现实同一性是作为语言现象交际值的具体体现，因此，基于现实同一性的语言规范化原则也可称为交际值原则1314。而理性就是以现实同一性参照下的交际值作为规范程度的衡量标准。因此，理性、现实同一性、交际值是不同视点下对同一种性质的认识，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有很多文章简单地将理性理解为逻辑事理。基于这种实践的和理论的现状，本文引入两个相对容易理解和操作的术语对规范化依据做进一步的归类，这就是：离境和在境。“在境”（in-context）的分析指在评议相关语言现象时，就所评议的对象在当下交际中的语用
13、价值来作为评议依据；“离境”（out-context）的分析则是援引当下交际之外的情况来作为评议依据。概而言之，所谓“境”，就是指语言交际的现实同一性，语境的现实同一性。由此可见，习性原则的依据大体属于离境的分析，理性的依据大体属于在境的分析。从在境和离境的角度对规范化依据做出新的区分，可以使我们更容易把握理性和习性原则的内涵及外延。以此为基本标准，我们可以对上面的规范化依据做出进一步概括。比较明显的，K（基本表达效果）、L（特定语用效果）属于对象本身的语用效果方面，而M（特殊语用心理）、N（交际空位）、O（交际分工）、P（系统性）属于交际需求方面，这两类依据是很典型的基于现实交际、体现交际值
14、的方面，很自然地归入在境分析。E（使用时间长短）、F（使用频率高低）、G（使用人数多少）和H（使用范围广狭）是对语言实践外部情况不同侧面的反映，I（约定俗成）则是对四者的一种上层概括，它们基本反映所规范对象的外部表现情况。B（有影响的用例）是基于影响较大的用例对规范对象的使用所作的外部验证。两类依据都属于离境分析，不是从规范对象的实际使用出发，而是从对象之外的因素来谈。至于Q（语言是发展的），既可看作交际需求，也可看作贯穿于规范本身的一种规范观或者语言观层面。其实，“语言是发展的”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基本立足点一种是习性的，一种是基于现实同一性（交际值）的。单纯跳跃式看待不同时期的语用实际，彼
15、时期用的人少，频率不高，范围不广，到此时期使用人数多了，范围广了，频率高了，便说是语言发展了，语言现象就从不规范变得规范了。这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语言发展观是机械的阶段论，常常成了套话似的口头禅，并没有从具体发展的动因和机制上去探讨交际值的波动。基于现实同一性也就是基于理性的语言交际观，注重发展内部的动因的揭示，以及重在阐释是如何发展的，即发展的路径是什么。这种语言的发展观是基于理性的、在境的，重在探讨前后交际值的波动。A（语源）、C（权威规定和说明）、D（权威的语言学观点）、J（特定的语言结构规则）和R（逻辑事理）可看作一种对规范对象的解释层面。但这里又有不同层次。C和D是基于既成条文规
16、定，也就是所谓的“权威”，这类依据作出的分析，不是立足于当下交际，可看作离境依据。而J和R，从它们跟语境的关系考虑，常常是处于离境和在境之外的中间状态，但人们在实际使用中仍偏于离境。至于A（语源），显然是偏于离境的，不过从实际使用来看，有时人们对它的依据价值及分析效果有所保留，常常作为参照。鉴于实际使用中存在交叉的情况，我们暂将AJR处理为中间状态（虽然实际偏于离境状态）。上文提到的可作两种理解的Q（语言是发展的），也归入中间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境和离境的依据分布表，见表三： 表三典型在境（KLMNOP）典型离境（BCDEFGHI）中间状态（AJQR）会诊诸家32.0234.4230
17、.47编者附言48.721.429.1从会诊诸家和编者使用各类依据的百分比来看，前者“典型在境”稍低于“典型离境”，但后者“典型在境”明显高于“典型离境”，超出一倍。整体来说，倾向使用在境依据。这正如编者在2007年第1期第41页的“编者附言”指出的那样：“令人欣慰的是，会诊诸家并没有单纯以出现频率作为判断的标准，而是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理据的辨析上。”由于理性原则的分析立足于现实同一性，即是一种在境分析，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理性原则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原则。“编者附言”是对会诊诸家意见的概括性取舍，如果以此意见为参照，很难将诸家意见明确地一分为二（一致与不一致）。然而其中明显与编
18、者意见不同的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因此，在已有统计基础上，另行统计不一致意见中依据的使用情况。编者的意见基本代表规范界主导倾向的声音，因此我们可以大体做出推测：明显违背编者主张的依据，其误评误判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当然，编者的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这里的统计仍然是想体现一种倾向性认识。与“编者附言”明显不同的意见所使用的依据如表四所示：表四 年份 规范依据 2002(4)2003(7)2004(11)2005(11)2006(11)2007(12)失误合计总依据失误率（%）R.逻辑事理34125.513.53417951.90A. 语源1761662.538.575.550.99C. 权威规定和说
19、明35.56.555.54.53076.539.22J.特定语言结构规则04021.518.523.536.17B.有影响的用例1325.57422.562.536.00G. 使用人数多少0000101333.33N. 交际空位001400515.532.26D. 权威语言学观点10140.517.523.531.91S.其他20021272429.17E. 使用时间长短010121517.528.57M. 特殊语用心理200030517.528.57L. 特定语用效果102232.510.537.528.00I. 约定俗成11124093327.27K基本表达效果1353662410123.
20、76P. 系统性012110523.521.28Q. 语言是发展的111044.511.557.520.00F. 使用频率高低001021.54.53214.06H. 使用范围广狭0000000180.00O. 交际分工000000052.50.00从上表可以看出，在19种规范化依据中，占前8位（误判率超过30%）的是RACJBGND。这8类依据中，CBGD都是离境依据；RAJ则属于中间状态，但A（语源）是明显偏于离境的；R（逻辑事理）的分析也往往不怎么照顾表达效果，偏于离境；J（特定语言结构规则）往往就现有论著、教材和工具书中的认识来评析，同样偏于离境。这8类中只有N（交际空位）属于在境分析
21、，其失误率之所以同样比较高，可能与人们对这种理论的认识比较晚，人们对它的具体内涵和操作方式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有关。总之，失误率高的依据基本上都是偏于离境的评析。从使用依据的总数来看，RAC这三种类型是相当高的，占第24位，说明这是人们极其常用的依据，但它们的失误率却占了前三位。可资比较的是，使用依据总数最高的是属于在境分析的K（基本表达效果），其失误率相对较低。O（交际分工）的使用总数比较高，但基本没有出现误判的情况，而它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在境的分析：一者从具体的交际值来分析，二者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由此可见，从总体上看，离境依据在规范化实践中的失误率要远远高于在境依据；就具体依据而言，失误率最高的
22、几类都是离境依据，而几无失误的都是在境依据。误判现象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现象，但如果某种依据出现的误判率过高过频的话，那么它作为评判依据的地位就需要重新考量。当然，在境依据也有误判的情况，形如医学中的“误诊”，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学理的研究工作。我们不能因为有误诊情况的存在而废弃医学，关键在于提高确诊的概率，降低误诊的频次和几率。另外，就在境分析也可能出现错误的判断、离境分析也可能有正确的结果而言，问题还有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如果对语言现象的现实同一性分析不到位或者理论自身储备不充分，在境分析也可能出现失误；而有的语言现象即便做离境分析，也不影响对其交际价值的判断，因此这种情况下的离境分析自然也能
23、对语言现象的使用与否做出相对可靠的说明。也就是说，我们主张理性原则是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并不意味着凡是主张理性的就是正确的，凡是习性的就是错误的；主张跟实际的认识和操作还是有距离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是否采取离境还是在境分析，而是在于当离境的分析结论与实际的表达效果相冲突时，该采取何种指导原则和策略。从根本上说，基于理性原则的在境依据是规范化的基本依据，基于习性原则的离境依据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三 结语本文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分析样本，对目前语言规范学界所使用的规范化依据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归类统计，在定量分析基础上客观考察各类依据的使用情况，并就此对相关依据的操作效度及其关系做出了新的思考。本文的基本结
24、论是：现代汉语规范化依据基本可以分成在境依据和离境依据两大类；应该以在境分析为主，离境分析可作为在境分析一时难以到位时的参考；不但要强化离境依据的操作范围及其背后蕴含的学理分析，同时也需要对在境依据的理论内涵及操作方式做进一步探讨。通过对离境和在境依据相对效应的分析，我们对理性和习性原则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新认识。基于现实同一性在境分析的理性原则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基本原则，而习性原则更多地作为一种参考，接受理性原则的指导，在策略层面起作用。以往学界对理性原则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理性原则的操作性不强。这里面有一些问题：习性原则的操作性如何？ 对于习性原则的局限，很多学者（如于根元，1996；戴昭
25、铭15，1998；施春宏，1998、2000、2009；曹德和16，2006等）包括主张习性原则为规范基本原则的学者（如邹韶华，1996）也注意到了它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操作中的不易限定以及有限的操作空间上。表面上的可操作性方式跟实际上的操作效果是否协调？理性原则的不易操作在何处？坚持理性原则的人之间打架时，是否都是真的在用“理性”分析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并不是简单的“理性”和“习性”这样的概念所能简单概括的。此外，对现代汉语规范化历程的研究12使我们发现，学界对各类依据的认识和使用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会诊”栏目中涉及的很多话题在之前就讨论过，对比编者前后的
26、不同观点和评述依据我们可以发现，后者与前者相比，多了一些对语用价值的分析以及一时分析不易到位的宽容和耐心，少了一些纯粹逻辑事理性的判定；多了对两者分工的探索和说明，少了一些非此即彼的两极断定；多了对工具书的建议和引导，少了对工具书现有释义的简单依从。更加注意区分规范的层次性。这些正是更多地从现实同一性出发，反映了人们在理性的认识方面不断深化，体现了在积极沉思和学术批判中规范知识的增长。本文对离境和在境依据及其关系进行分析，试图为现代汉语规范化基本原则的确立及规范化实践提供一种新视角。在现代语言学观念的背景下，从事规范化的实践工作和理论探索，都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参考文献：1咬文嚼字编辑部咬文嚼
27、字（合订本）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20072戴昭明语言功能和可能规范J语言文字应用，1999（2）：3-103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新词新语的规范问题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2（2）：102-1094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J语言文字应用，2003（1）：89-955邹韶华论语言规范的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J语言文字应用，2004（1）：16-256施春宏语言规范化的基本原则及策略J汉语学报，2009（2）：2-177邹韶华试论语法规范的依据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6（4）：38-418施春宏关于语言规范化原则的确立A世纪之交的应用语
28、言学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99-2229施春宏语文评议中的现实同一性问题J语文建设，1998（1）：26-3010施春宏现代汉语规范评议失误研究J语言研究，1998（1）：127-14211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M 太原：书海出版社，1996：21012施春宏语言在交际中规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13013于根元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J汉语学报，2005（2）：8-1314于根元应用语言学教程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9：7015戴昭铭规范语言学探索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816曹德和规范度评价根据问题再思考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9、，2006（5）：103-107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Basis of Modern Chinese StandardizationAbstract： Aiming at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basis (basic principles) of modern Chinese standardization, we choose representative analysis sample firstly, and count the usage of each standardized basis q
30、uantitatively, basing on the conclusion of basis types. Then we introduce “in-context” and “out-context” to analyze the statistical data qualitatively.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in-context basis based on rational principle is dominative; however, the out-context basis based on customary principle can only be a lower-level one or a refere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standardiz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rational principle as the basic principle.Key words： standardized ba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rational principle; customary principle; in-context; out-c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