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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曹简介“三曹”的文学贡献 曹操不是个仅仅会打仗的赳赳武夫，他还兼具了政治家的胸襟和文学家的情怀。曹丕典论自叙中记载：“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操于文章与诗歌上皆下过一番工夫，音乐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王沈评价他说：“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其次才是个诗人。曹操大部分诗里都在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他军事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曹操的政治抱负很远大，无论是作“汉故征西将军”，还是做统一天下的君王，这个气魄都非常人所能
2、比的。所以他的诗中自然灌注了一股刚健而又沉雄的生气，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豪迈表现出的都是帝王的气象，古今诗人中能有这种气魄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比如他的观沧海短歌行，视界极其阔大，日月星辰仿佛都在他的掌控中一般。可以说曹操是以帝王之气在写作，曹丕说的“文以气为主”用在曹操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使曹操的诗达到了一种超迈的境界，而诗人的身份又使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他满怀同情地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诗句；对于生命苦短，年华易逝，他又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焦灼的呼喊。这些给他的诗定下了
3、一个苍凉的基调。所以曹操的诗，慷慨中隐悲壮，豁达中又见苍凉，成为“建安风骨”代表性的风格特征。 与曹操相反，曹植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个政治人物。这里我不称曹植是个政治家，因为曹植的政治才能远远不能和他的文学才华相提并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从他夺嗣失败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不仅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连他的哥哥相对平庸的曹丕也不如。然而曹植却自视甚高，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领兵打仗，在政治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遭到排挤和打击，直到最后曹植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曹植可以说是个悲剧性人物，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是从显豁走向局促的。在他早年的时候，他在父王的庇护之下
4、过着贵公子的无忧无虑的奢华生活，这些从他写作的公宴诗，宴游诗中都可以看出来，诗中充满少年人蓬勃的朝气和纵恣的才华。而在他人生的后期，不断受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不断地迁都，一直居无定所。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不断遭受打击，直至最后彻底破灭。这使曹植满怀悲愤，反映在诗歌中就是诗风从华丽绮靡转向沉郁苍凉，诗的基调也从少年时期的昂扬向上转向了中年时期的低徊婉曲。从他的赠丁仪至赠白马王彪，我们都可以感到曹植对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多不满的，对于自己的身世也颇有怨言。所以钟嵘诗品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非常中肯的。作为一位诗人，毫无疑问，曹植是一流的，然而作为一个在政治旋涡中翻云覆雨的政治角色，他无疑却是
5、失败的。他把慷慨使气的诗人习气带入到刻板严肃的政治生活，这无疑是不符合政治游戏的规则的，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曹植并不是唯一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学家，在他之前的屈原、扬雄，在他之后的李白、辛弃疾皆是文采出众而仕途坎坷。如何在诗与政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大概是无数诗人或政治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作案。也许诗与政治本身就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诗人气质在政治斗争中永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因为政治的失意而造就了无数伟大的诗人，这却也是历史奉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所以就让诗与政治的纠缠永远进行下去吧。 比之曹操的政治手腕和曹植的文学才华，曹丕的光芒都要黯淡得多。
6、相对于曹操的苍凉大气，曹丕多了分儿女情长，相对于曹植的才思敏捷，曹丕又多了分深思熟虑。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诗人”，有着儒雅的风度气质和中庸的思想观念。与曹操的慷慨悲歌和曹植的任性使气不同，曹丕的诗温和的多。因为他没有受过行军打仗之苦，接触的社会现实也少一些，所以不像曹操那么慷慨悲壮，又因为他在政治上一直都是一帆风顺，所以思想也就平和中正的多，而不像曹植那样愤慨激烈。曹丕的诗主要包括一些宴游诗，描写游子、思妇互相怀念的爱情诗，表达及时行乐观念的游仙诗。这些诗大都风格流丽，代表了当时文人的情趣。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
7、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这里刘勰力排人们抑子桓而扬子建的偏见，给予了曹丕很高的评价，持论相当公允。 在古代英雄人物中，用兵“仿佛孙吴”而文采媲美风骚者，曹操殆当其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便是对其武略、文才的高度概括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是三国曹魏政权的创建者，也是建安文学的领袖他们的“横槊赋诗”，辉映千古：文学理论批评方而也迭树丰碑。然如今一般“文学批评史”论著中，曹丕、曹植均占相当位置，曹操则因文献不足而鸿迹希渺，令人怅惘。 本文将从曹操本人创作
8、以及三国志、文心雕龙等古籍中寻掇有关吉光片羽，钩沉抉微，聊补缺憾：而于曹丕、曹植文论，则就其中某些问题略伸管见，以期疑义共析。 曹操乐府诗秋胡行二首中共九处重申“歌以言志”，而步出夏门行四解也各以“歌以咏志”作结，反复明确表示继承发扬“诗言志”的传统，以乐府诗歌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社会理想苦寒行末两句云：“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则反映他对诗经中描写远征战士思念家乡心情而具有现实意义与人道精神篇章的特殊感受。短歌行开端的悲壮沉雄之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为曹植自述“雅好慷慨”创作倾向及建安诗风“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创导。 文心雕龙时序云：“
9、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充分肯定曹操在开创一代文风与培养团结作者方面的主导作用。曹丕典论论文中称道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即文学史上所谓“建安七子”，与曹植与杨德祖书的杨修，原都是散在各处的优秀作家，先后为曹操所罗致与任用，与曹丕、曹植兄弟游处酬应，植书所谓“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三国志魏书陈琳传所载事例，可谓典型。陈琳初曾事袁绍，作檄极诋曹操以至其父、祖。”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该传裴松之注引典略曰：“琳作
10、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数加厚赐。”宽容人才的雅量，欣赏文章的激情，跃然纸上了。曹操也曾率直地批评他人文章的缺点。文心雕龙&8226;事类载： 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范文澜注：“魏武语未知所出，然字疑衍。”按“然”字于此虽似语不贯通，却未必衍文。想来曹操整段评语，原本有褒有贬，而于褒贬上下文之间置此转折之词。刘勰只节录贬辞，而存此转折语于首，遂致匪解了。杨明照先生疑张子为张范。据三国志魏书张范邴原传，邴原与张范都是曹操吸引的人才。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载：
11、曹操“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这里品评人物与文学批评相通，可见曹操的褒贬倾向。曹操渴求人才，“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云：“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曹丕典论论文历评诸优秀作家而分析其长处与短处，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以孔璋之才，而不闲辞赋”；又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这些当是曹操人才理论与批评方法影响下的作家论。值得注意的还有：孔融因得罪曹操而被杀，可是曹丕典论论文中仍首举孔融，评语也有褒有贬，称他“体气高妙，有过人者”。不因“罪
12、死”而抹煞全人，不因人废言，这里也反映曹氏父子共同的品评人物与文章的风度。曹丕不会也不敢在此抵触其父观点的。 文心雕龙又载曹操对多种应用文体与文学创作形式方面的意见：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也。 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句外。寻“兮”字成句，乃语助余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勿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按章表乃臣下的上行文书，敕戒为君上的下行文书，关系军国之事，行文自当名实相符，明朗准确。华过其实，必然不切事情；含糊其辞，势将令人无所适从，都会引起混乱。刘勰大概受当时骈俪盛行的影响，致对魏初
13、表章求实文风有华美不足之感；然而他仍称赞曹操论敕戒的意见为通晓治理之道。曹操这里关于诗赋的意见虽较零碎，也表现他对用韵、炼字艺术的讲求。从以上征引，说明曹操对文体特点颇有评论，可惜只存片段。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比较完整的文体论：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指出各种不同文体各自应有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当反映曹操的意向。文心雕龙养气载有“曹公惧为文之伤命”一语，语焉不详，也属文气论系列中的一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运用审美眼光来评论了当时许多作家、多种文种，并论述了作者个性气质与创作的关系，奠定了古代形式批评的基础。其中“诗赋欲丽”一语，
14、为近时论者指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一个标志。但也应看到，曹丕论文中不少说法是有所承受的，当然也有发展、提高。不过以“丽”论赋，则久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楚辞招魂的“结撰至思，兰芳假兮”，已揭示作赋过程中精心极意的构思与清词丽句的缀用。 汉书王褒传载西汉宣帝曾说：“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扬雄法言吾子更指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揭示“丽”早是诗人、辞人作赋的共同追求，只是程度有差而已。“则”是合度，“淫”是过度，都属形式问题。“丽以淫”，犹“靡丽”。比较起来似以曹植赋论，更能代表这个文学自觉性发展重要阶段的审美趋向与时代精神。其前录序云：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
15、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浮云”、“春葩”云云，形象地表现了丽辞的特色，而“高山”、“秋蓬”则体现神思、质朴方面的审美理想，与丽美对立而统一，形成辞赋气象的无限风光。“慷慨”指感情激荡，意气风发。文心雕龙时序论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借用曹植的话作为这整个时代文学精神风貌的概括，是很有批评眼光的。 曹丕、曹植兄弟关于文学地位、作用的评说，看来似乎有大相径庭者。曹丕典论论文云：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植答杨德祖
16、书则云：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有学者以曹丕推崇文章的观点为进步而以曹植的贬低辞赋之说为囿于传统、偏属保守，这是须作具体分析和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一，为什么平生“好赋”的曹植在这里贬低辞赋为小道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分析道：“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
17、这段话有其卓识，也有未安处。诚如陈良运教授所指出，曹植作此书时年二十五，政治上尚未失志。然而曹植一生不论在前期得曹操宠爱时或后期受压抑时，都是以建功立业为职志，而不愿以文人自限。他辞赋写得好，爱好辞赋，却不希望被人看作辞赋家。故此须要郑重声明。 其二，曹丕所推崇的“文章”，主要指学术著作和有关政教的文献。典论论文于“古之作者”首举“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而篇末独许徐干中论为“成一家言”。在他所谓“文章”中也包括纯文学的诗赋，然而诗赋既成为“经国大业”的组成部分，其文学的独立性是不完整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素来有高度评价诗赋功用的，却又不免使之沦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或附庸。诗大序所谓：“正
18、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班固两都赋序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或以抒下情而通讽渝，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榆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都是其例。有的论者说，曹丕既然认为“诗赋欲丽”，以美为诗赋特征，便是突破了政教的樊篱。但应该注意到，曹丕这段文体论的开头便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因而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与诗赋之“丽”，都属于“末”，都是形式方面问题，都在“本”的统帅下。这“本”是什么呢？从全文看，当指“经国”，即关系国家之治理。因之，各种文体之末表现形式有差别，其根本却是共同的，即都附属于经国政教的。 曹植以辞赋为小道，并非以“文章”为小道，这点也须辨正
19、。他对经、子、史类学术著作以至民间作品，也是很推崇的。与杨德祖书中说过：“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又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 薤露行云：“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这些说法，与曹丕的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等论大体相同。其差别仅在对辞赋的看法。曹丕把辞赋归入“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中，而曹植则贬之为“小道”，以为“不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这就是排除在“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之外。然而这样恰恰划清了辞赋与政教及学术著作的界线，把辞赋作为独立的文学创作。 汉代扬
20、雄曾“少而好赋”，后因觉为赋属“童子雕虫篆刻”，无益于“讽”，故辍不复为。曹植虽贬辞赋为小道，却仍然大为特为，而他的创作辞赋，雅好慷慨，任凭自己的兴趣好尚与感情冲动，自由驰骋，既不思以之经国，也不求借此不朽，其创作动机可以说是纯文学的，也有反传统意义的。实际上他本人身上也是文学家气质多于政治家，这包括他率直地抒发自己政治抱负等放浪任性的言行。 其三，自从左传所载春秋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之说，便初步排列了德行、政事、文学著作三者的座次。这座次自可有不同排法，难说哪种排法为进步，哪种为保守。取消文学位置当然不对，如把文学置于所有其他事业之上，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曹丕典论论文中轻“
21、荣乐”与“飞驰之势”而重文章之论，验诸其本人作为，殆有矫饰之处。鄙意妄度，这或许是竞争作接班人所表示的一种姿态吧！资治通鉴卷六八载曹丕、曹植兄弟政治角逐的情节耐人寻味。 植性机警，多艺能，才藻繁赡，操爱之。丕使人问大中大夫贾诩以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操尝出征，丕、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瞩目，操亦悦焉。丕怅然自失。济阴吴质耳语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多华辞而诚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饰；五官将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称说，故遂定为太子。 按曹操固然雄才大略，爱才好
22、文，但有其猜忌一面。这是封建时代“雄主”所难免的，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故太子问政，历来最触当朝帝王的忌讳。曹植的才华横溢，为曹操所爱，然其锋芒太露，如“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事件，有抢班夺权之嫌，以致曹操“大怒”，“而植宠日衰”。 曹丕著典论有与曹植比赛才华之意，而其重著作而轻荣势的表态，表示自己愿守“素士之业”，没有政治野心，未尝不是一种“矫情自饰”以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权术。试看他被立为太子时喜而忘形；登位后即正式取代汉朝，为曹操所不敢为；又对诸弟严加防范，频施迫害，以确保自己的权位。虽然他在位仅有六年，年寿易尽，可是他牢牢抓住这荣势，未闻有放弃统治生涯去当专业作家之举。在他心目中政
23、事、文学两者位置孰轻孰重岂不显而易见了么？当然，曹丕的诗文也写得很好，无愧为作者。 “往事越千年”。曹氏父子一生龙争虎斗所创建的帝王事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而他们的文采风流却传诵至今。那么曹丕所讲“未若文章之无穷”的确不失为是有远见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曹操横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歌辞就是上面这首短歌行。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就提到它,后来经过小说家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了。但此诗究竟写什么？唐代吴兢说它“言当及时为乐”(乐府古题要解)。罗贯中则又给此诗蒙上“诗谶”的迷信色彩,说曹操“乌鹊南飞”诸句是不祥之兆,预示他赤壁之战的失败。这些说法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认为还是清代张玉谷说得对:“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古诗赏析卷八)陈沆也指出:“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 意识到人 生短暂 李白人生得意胥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及时行乐 无名氏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辛弃疾了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积极进取 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陆游镜中衰鬓已先斑。 毛泽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