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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上的女官中国历史上的女官 在几乎都是男人沉浮的宦海中，竟然还有一些数量少得可怜的女官。她们全都集中在宫廷里，陪伴在君王的周围。她们身份特殊，有奇异的二重性，一重类似正常官员，担任某项宫内职务；一重几同嫔妃，可被君主随时占有。 女官一般具有嫔妃的身份，只要君主有闲情逸致，可以和她们任意交欢。宋朝李宸妃初入宫职任司寝，在为真宗铺床叠被时，被拥入绡帐。明朝纪太后早先任女史，旋主管内藏库，宪宗偶去视察，见纪氏应对如流，当即演出了龙凤呈祥。 凡有文才的女官，常被任命负责内宫教育。刘宋韩兰英上献中兴赋，被召入宫任博士，教宫人书学。她因学问渊博，且年高有德，受到大家的尊重，被敬称为“韩公”。 女官一
2、般不容许抛头露面，但才华横溢者能被准许破除此例。唐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世，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德宗喜诗，每与诗臣唱和，必召五人前来共尽雅兴。德宗给了她们极大的体面，不以妾相待，一直呼为学士。其中宋若昭历仕三朝，人皆称先生，后妃、亲王、公主相见都行以师礼。 女人被视为祸水，在常态下是不准参政的。但当君主无视这一原则时，便会对她们取消限制，甚至授予要务及要职。 在中国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官，大约是北齐的陆大姬，她官拜侍中，权势显赫。她见宫人黄花有幸于后主，遂认为养女，并力荐为弘德夫人。黄花不久生下皇子，使膝下无子的后主有了储嗣。陆大姬为了长保官运，进
3、行了巨大的政治赌博，用诬构的手法把皇后胡氏逼下台，随即帮助黄花母子分别成为皇后和太子。唐朝的上官婉儿也是个人物，她文才颇高，且熟谙政务，受到中宗重用，专掌君主文件，百官奏事多由她裁决。 女官制度是非常畸形的制度，它不是国家的工具，而是君主手中的玩物。 门第的时运 君主在册立皇后及高级嫔妃时对其门第要加以充分考虑，但在招纳一般嫔妃及宫女时则不拘一格。上述情况只是通常现象，若仔细加以观察，便会发现在不同的社会形势下，君主对门当户对的准则有不同的态度，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承平之世与乱世的区别。 承平之世，君主恪守着政治联姻的原则，其具体表现就是门当户对地选择主要配偶。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晋朝
4、，士族成为垄断政权的特殊阶层，为了让自己的统治得到他们的支持，君主将皇后的位置几乎全给了门阀的千金。 武帝杨皇后的祖上四世为三公，惠帝贾皇后的祖父贾逵、父亲贾充两代封侯，惠帝羊皇后的父亲羊玄之由侯晋封为公，明帝庾皇后出身江南大族，成帝杜皇后为著名儒将杜预的曾孙女，康帝褚皇后的祖父褚琛官至安东将军，穆帝何皇后以名家应选，简文帝王皇后的家庭世为冠族，安帝王皇后乃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的孙女。 除了个别的事出有因外，两晋的皇后都来自名门士族。这种风气，在南北朝一度中落，到隋、唐两代又得到复炽，但程度已不及两晋。士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占绝对优势的社会势力，由于世袭性的因素及为保障既得利益，他们呈现出
5、无可改变的保守性，从而与君主确保统治秩序的需求一拍即合，双方的婚约，成了双方的政治契约。 在社会不宁的乱世，新起君主的婚姻多转向中下层社会，与上层联姻比较少见。究其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冲击了旧有秩序，利益受损的士族和旧官僚很难采取合作态度；另外，他们需要新兴势力的支持帮助，换言之，也就是需要希望实现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中下层社会力量的合作。新起君主大多是崛起于中下层社会的豪杰与枭雄，风格潇洒倜傥、落拓不羁，蔑视门第之见，故在婚姻大事上也不拘一格，娶贫家平民者有之，甚至娶娼妓者也有之。 正如聘门阀之女是两晋的特色，将凤冠戴在低贱者头上则是曹魏的特色。开此风气之先的不是别人，正是无天子之名而实胜天子的曹操，他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堕入烟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绍子袁熙之妻甄氏为后，复又册出身小吏之家的郭氏为后。 曹魏对立后之法的改弦易辙，具有排斥旧势力、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意义。 立低贱者为后，毕竟是一定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为正统舆论所不容，承受着很大的社会压力。史学家陈寿说：“栈潜之说，足可为帝王之规典。” 宋仁宗欲册立富商女陈氏为皇后，命大臣宋绶草诏，他拒不受命，反而竭力批驳说：“陛下欲以贱者正位中宫，是出尔反尔，与选后宗旨不符！”在群臣的压力下，仁宗被迫收回成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