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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代序) 徐大明提要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与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关键词 中国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
2、会语言学会 一反思和总结 社会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之前，按照郭熙(2002)的说法，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历经了“初创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而进入到“稳定深入发展阶段”。除了郭熙(2002)，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文章，还有高一虹(1996)、陈章太(1998)、沈家煊(1999)、曹志耘(2002b)、祝畹瑾(2002)等，其中有很多共识，也各有独到的分析。高一虹(199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速发展阶段，分析对比了1987至1992年召开的三次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
3、陈章太(1998)以世纪为时间框架，追溯到罗常培等早期学者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奠定的基础。沈家煊(1999)分析了近年来社会语言学中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语言调查、出版情况、理论探索、语言规划等。曹志耘(2002b)指出了本学科发展的青年化、实证化、实用化的有利趋势，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面对着世界少有的丰富复杂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历史性的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契机。祝畹瑾(2002)强调了对社会语言学基质的多元性、社会性、实证性的认识，指出要“在学习掌握别人已经积累的知识、经验、方法、理论的前提下”发展创新。 上述几位学者也指出，虽然我们在研究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从中
4、国社会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的薄弱、方法的简单、内容的偏颇等方面的问题(陈章太，1998、2002；沈家煊，1999)，以及“学科定位”偏差的问题(高一虹，1996)。由于“学科定位”一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关心的问题(高一虹，1996；苏金智，2004)，所以，在此我们着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偏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文化语言学”的问题来进行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到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依笔者之见，“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邵敬敏，1995)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走自己的路”的尝试；其对语言学科的发展的长远影响，目前还难以估量
5、；但就其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近年来的影响来看，是可以做出一些总结了。文化语言学的基础，从传统的角度，既可以追溯到罗常培等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民族语言的研究(王福祥，1996；游汝杰，1995)，又可以追溯到“通经致用”的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陈建民，1995；游汝杰，1995)，还被联系到洪堡特、萨丕尔等西方学者的有关思想(陈建民，1995；戴昭铭，1996)。在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热潮的初步发展阶段，除了少量过度偏颇的内容之外，很多有用的研究是在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的思想观点的鼓舞之下的自发性的努力，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后文化语言学逐渐走向冷静持重，开始了系统化、
6、理论化的努力，这时就开始考虑与社会语言学的区别和界限了(戴昭铭，1996；邢福义，2000；等)。 现在看来，比较理论化的文化语言学确实具有比社会语言学更加宏大的研究目标和更加宽泛的研究对象(刘丹青，1995；邢福义，2000；等)。相比之下，社会语言学更加集中到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其解释的对象主要为语言现象，比较宏观的目标对象也不过是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及其社会效应，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在研究范围上较少出现重合与竞争。从今后的发展看，那些与社会语言学观点方法基本一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自然可以“一举两得”，而那些不受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限制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也可能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
7、所启发和促进。但是，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则应该更加明确自己的理论定位，不应再把以文化为目标的研究内容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了。 之所以容易出现研究目标上的混淆是因为对社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性质的模糊理解，以及对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狭隘的解释。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其目前发展的总的状况来看，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各种“非本体”研究，而是在有限的几套理论指导之下的对语言“本体”的一些分析和解释。社会语言学之所以取得目前的学科地位，主要是由于它在推动语言学界认识到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方面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
8、介乎语言与社会(或语言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学”来看待是过于理想化的推论。在每一项实际的研究中，都有或者侧重 社会学目标、或者侧重语言学目标的内容。其“语言学目标”一般是对语言结构现 象或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方面的解释，与语言学传统的研究目标(如解释语音、语 法结构的系统性，语言的演变，语义的确定等)完全一致。语言的社会作用自然是 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但是对社会的解释如果要借助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则需要建 立在对语言现象的社会性质的解释之上，是语言现象本身体现了某种社会意义，而 不是仅仅由社会学指派给语言某些外在的社会功能。 在2003年之前，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已经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和总结，认识到了
9、 学科面l临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对于“文化语言学”影响下的学科定位问题似乎还没 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上面提出的一点分析自然是在对比了近几年的新发展之后做 出的，但希望仍然有助时局。 二国际交流 除了学科定位的问题，几位学者还指出，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 社会语言学的薄弱环节主要是与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交流不够，对于先进的理论 和方法了解不够、消化不够，创新的起点没有建立在全面综合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 础上，因此难以取得较大的进步(祝畹瑾，2002；高一虹，1996；等)。与国外同期的 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一方面在文化语言学的带动下，拓 宽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另一方面也忽
10、略了一些国际社会语言学界已经进入的研究 领域，如对语言的社区特性的研究、对聋哑人群体及手语的研究、对于语言演变的 实时研究、对于语言规划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某些宏观社会现象的联系的 研究(如语言与认同、语言与平等、语言与权势等)，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同仁在对我国社会语言学成果进行反思和 总结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了国际交流活动。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 显现出与国际接轨的显著特点。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2001年在北京 语言大学的系列讲座为此拉开了序幕。随后于2002年9月北京语言大学与香港 中文大学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互动社会语言学创
11、始 人约翰甘柏兹应邀来北京作大会主题发言，之后又依次访问了南京大学和香港 大学。在新世纪开端的时候，社会语言学中两个主流学派的学派领袖，同属世界上 第一代社会语言学家的学者，递次访问中国，传薪播火，因此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 语言学的发展。与此相呼应，2002年前后，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 研究、民族语文等杂志都增设或者扩充了“社会语言学”的栏目，数十篇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得以发表。 2002年的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汇集了国内外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就是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以“中国社会语言学”为研究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开始酝酿。“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
12、研讨会”随后也逐年召开，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的平台。 三组织上的整合 2003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在这一年发生，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2003年2月，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从此，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有组织、有规模、有重点，以及方向性和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发展阶段，也即，如江蓝生(2004)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发言中指出的“向纵深发展”的阶段。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阶段也是对前面阶段的继承；这既是世纪之交的总结和反思引发的结果，也是新世纪迅速展开的国际交流活动促发的结果。 20
13、03年6月，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这又是引进国际先进经验，进行教学和科研创新的一个结果。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于20世纪80年代首创于美国宾州大学，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一个创新，也是用科学实验方法论指导语言研究的一个尝试。宾大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以及随后的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目前成为世界上两个最成功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它们不仅建成了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基地，而且建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语言学人才培养基地；这两个实验室培养的人才现在占据了许多国家的重要科研机构的领导位置。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就是按照宾大及渥大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模式建立的科研机构，除了继承其科研管理和教学活
14、动的许多成功模式之外，南大实验室又有很多创新。南大实验室的特点是将科研与本科教学相结合，尽早吸引本科生进入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由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多层次的研究梯队和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研究团队。在研究内容方面，南大实验室除了将语言变异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双语的研究成果引进之外，还进一步发展了“言语社区”理论，开创了“城市语言调查”的新研究方向。南大实验室自成立以来，举办了两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承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合办了两次全国性的讲习班，组织了多次语言调查活动，还进行了语言专业的社会服务活动；实验室成员并且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内的多个研究项目，
15、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镇。 2003年l0月，中国社会语言学学术期刊创刊。该刊物由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编辑出版，在创刊号中宣布了学会的宗旨：“组织开展关于海内外华人、中国各民族厝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从此，这个研究领域的成果有了一个通畅的发表途径。目前该杂志已经出版了5期，发表中英文论文总计一百余篇，受到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欢迎；所载论文多次受到国内外重要转摘刊物的转载和摘引。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发表论文的作者既包括像约翰甘柏兹这样的世界一流学者，也包括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脱颖而出，获得“青年学者奖”的研究生。虽然发表的论文的研究范围大
16、都集中在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几个热门话题，但是撰文作者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却十分广泛，包括来自几大洲的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应用不同研究工具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探讨，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2003年11月，澳门语言学会、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澳门特区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语言学会以及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会祝贺。一百多位国内外语言学家聚集澳门，就“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生活”、“语言变异”、“语言交际、应用和教学”、“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同
17、时，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宣告成立。学会联合了国内外学者以及老、中、青三代社会语言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民间和政府研究机构，有主要从事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的国内学者，也有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在国内进行外语教学的教师，还有语言学、人类学、教育学专业的学者。学会理事会通过了决议，十分具体地确定了近期的工作任务，即通过定期召开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编辑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以及不定期地举办讲习班等活动，来促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这些工作目前都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随后，从2004年开始，中国社会语言学会还设立了“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通过严格的评选，奖励在研讨会上发表优秀论文的青年学者
18、，鼓励和吸引青年学者从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使中国社会语言学后继有人。目前，“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已经在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颁奖两次。获奖人包括香港和内地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等9人次，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四研究重点 深圳粤语南头话 一种正在走向濒危的方言土语 汤志祥 肖 峥 提要深圳南头(现深圳南山区区中心所在)历史上曾是粤东重镇。代表着南头的 著名古迹“新安故城”(也叫做“南头古城”)，在东晋时为东官郡郡治之所在，距今已有 1670年历史。南头话是南头地区通行的唯一方言，属粤方言莞宝方言片，为深圳宝 安粤
19、语的代表话。在特区设立以前，南头话的使用人口尚有5000人左右。 自1979年特区成立以来，外来人口大批涌入了南头。先是广州话，继而是各地 方言，现在普通话又开始流行。当年的单语区如今已经变为了多语区；而曾经是强势 语言的南头话则由强转弱，更慢慢地变得濒危起来：目前南头话的使用范围正逐渐 缩小。使用人数逐渐减少，使用层次也逐步老化。南头话二十多年来的历史性变化无 疑为我们研究某一社区的语言(方言)演变提供了实证性。 本研究的观察视点是：(1)南头话的变化现状；(2)从家庭几代人的语言(方言) 变迁和态度变化看语言(方言)演变的途径和趋势；(3)共同语和地方语的势力消长； (4)推测处于濒危状态
20、的南头话未来的命运。 关键词 深圳 南头话 濒危方言 调查报告 社会语言学 一关注的焦点、调查的对象和方法 1本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社会和语言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变量，而这两个变量的关系就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核心。从语言的变化可以窥见社会的变化。 特区成立二十多年来，深圳迅速从一个仅有3141万人口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为原居民数量33倍之巨的外来移民使得深圳的语言(方言)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巨变。 深圳南头是整个深圳的缩影。如果说，1979年前南头话还基本上是当地通行的唯一方言的话，那么今天的南头已经是普通话、广州话以及各地方言都通行的多语地区。在社会语言生活迅速
21、变化着的背景中，现今的南头话状况如何?其变化原因又是什么?当地居民如何看待南头话现状与它的未来，等等，都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2调查点及所调查的语言(方言) 本次调查的地点是位于深圳西部的南头，即著名古迹“新安故城”(也叫做“南头古城”，下同)所在的所谓“南头九街”。南头九街面积仅有O35平方公里。建立特区前，人口仅仅只有七百多人。1992年深圳市南山lXff式成立，1993年南头实现了城市化，建立了南头城社区居民委员会。而后大量的移民纷纷迁入。据当地居委会的介绍，现在南头九街有居民约一万三千多人，而原居民只有一千五六百人，只占115。 所调查的语言(方言)是当地南头话深圳粤语(宝安粤语)的代
22、表话。南头话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南山区内，又以南头古城为其中心。通行范围北起于羊台山的塘朗，东至沙河白石洲，西邻珠江口，南到蛇口湾厦村。面积相当于今天整个深圳的南山区。 3调查的切入点与观察点 本研究第一个切人点是试图通过家庭用语的变迁去观察某种语言(方言)的纵向使用情况变化。第二个切入点是试图通过两类不同家庭的语言(方言)使用情况比较去揭示某种语言的横向使用情况变化。 本调查第一个观察点是：一个家庭内部三代人或者两代人之间的语言(方言)使用有何差异，而其差异度又是多少。第二个观察点是：原居民家庭和外来移民家庭的情况有何差异，两者时间的差异度又是多少。 整个调查的重心是最年轻的一代人，即第三代人的
23、语言(方言)情况。 4调查对象的遴选 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南头九街内居住的十个原居民家庭和十个外来家庭。“原居民家庭”指的是当地世居的“原村民”，即原来“九街生产大队”的村民。还包括在1979年以前就已经融人南头社会生活的早期移民；这些家庭目前都是“老城区”住户。他们的母语为南头话，“外来家庭”指的是1979年以后80年代初来到南头的移民。大部分家庭的母语都是广东省内的方言，包括闽方言、客方言和粤方言。 为了在作分析时能得到较为纯粹的比较基础，我们挑选的原居民家庭其三代人都必须是当地原村民。尤其是第一代，即祖父母一代，都必须是南头人。第二代即父母一代，最好也是南头人。第三代必须和第二代在一起生活。
24、最好是三代同堂。而外来移民家庭因为条件所限，主要求得来自外地而两代同住的家庭，这些家庭主要来自广东省其他地区。 5语料获得及处理步骤 本次调查的语料获得以及处理步骤为下列四步： (1)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拟定调查问卷，以便获取有代表性的定量数据； (2)前往当地，抽取20个符合要求的家庭进行实地抽样调查； (3)对所得的资料和数据作统计； (4)以数据为依据，进行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 6调查问卷设计 本次的调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 (1)被调查家庭的背景资料：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出生地、亲属关系等基本情况，着重被调查家庭的语言(方言)背景； (2)被调查家庭的语言(方言)现状：主要是南头话、普通话和粤语的使用情况(对于外来家庭还包括原来的母语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频率、场合和熟练程度等； (3)被调查家庭的语言(方言)态度和语言(方言)心理：包括对南头话、普通话和粤语(对于外来家庭还包括原来的“母语”)的语言(方言)态度和语言(方言)取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