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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英】约斯穆勒：海派经济学，第6期，2004卷第2辑内容提要 本文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斯穆勒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篇重要论文，国内首次译出。文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传授或自称是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并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哲学研究方法。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表明定义的本质和对象，可以设想一门科学的定义在写作顺序中所处的位置与通常在教学顺序中的位置相同。既然有关一门科学的著作经常在一开头就试图以一个简洁公式来说明这门科学是什么，与其他科学有何不同，那么，就可以推测这一公式的形成通常先于这门科学本身的发展。但是，这种推测与
2、已有的事实相距甚远。有关一门科学的定义差不多必然是在这门科学本身创建后才有的，而不是在它之前。就好比城市的一座围墙，造好的围墙通常不是为了去容纳以后将涌现出的大型建筑，而是为已有的集合物划出一个范围来。人类在刚开始种植前并没有为科学耕种先去丈量土地；也并非先把人类研究的领域划分成几块，再去收集事实存入其中；这些活动是以不大系统的方式进行的。当从一个持续进行的前后一致的研究过程中得到的一些发现一个个或一组组集结起来时，相继产生的各种真理根据它们各自的相似性而聚集在一起。无需有意划分，事实自身就分类了。这些事实根据它们共同和明显的相似性在头脑中联系起来；由此形成的集合体，口头上经常这么称呼的集合体
3、，就需要用一个共同名称来命名。由此而获得同一个名称的这部分真理就叫做一门科学。很久以来，人们认为这种偶然的分类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到了人类认识发展到经过更高级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要去确定组在一起的事实群是否是以某些共性区别于其他事实，这些共性又是什么，作这样的确定是很有裨益的。而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回答普遍是笨拙的，由此得出的定义也极不恰当。实际上，在整个一门科学里，几乎不要求什么研究达到像对这门科学本身研究那样高的分析和抽象程度；研究这门科学本身是什么，换句话说即研究区别于其他真理而形成这门科学的全部真理的共性。因而许多精通一门科学具体细节的人，面对着要提出一个理应经得起逻辑反驳的有关科学自身的定
4、义时，将变得非常不知所措。从这点看来，我们不能把撰写基础科学的作者排除在外。这些著作所提出的各门科学的定义，绝大部分要么是不适合这些科学的有些定义过于宽泛，有些过于狭窄要么是没有深入到这些科学中去，只凭科学中一些偶然的而不是主要的东西去下定义；要么只根据一门科学的某一特性下定义，也许这一特性确实是个明显标志，但是让人们靠它去给这门科学一个名称并把其列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那是太微不足道了。实际上，必须把一门科学的定义放置于真理级中，这个真理级是D斯图加特在观察到全部科学的首要原则是属于人类精神哲学时提出来的。这一观察是恰当的；全部科学的首要原则，包括它们的定义在内，迄今为止一直带有含糊性和不确
5、定性，这一含糊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渗透到全部知识的最根本、最棘手的地方。要是我们打开任何一本书，即便是数学书或自然哲学书，我们也不可能不受到这样的打击：我们找到的代表基本观念的东西是模糊不清的，作者是以一种极不恰当的方式来制定出命题，并把这些命题作为首要原则硬塞给我们，、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作者一进入他主题内容时，显现出来的却是明晰的解释和有说服力的论据。这种反差从何而来呢？为什么这些科学结论已被承认的真确性丝毫没有因为前提的不牢固而受到损害呢？一个坚固的上层建筑如何能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上呢？这一矛盾的解决在于这些所谓的首要原则实际上是最终原则。它们不是一个支点，在这点上可以将支持这门科学所有
6、其余内容的一系列证明悬搁起来，它们本身是证明的最后结果。虽然看上去所有其他真理都是从这些原则推导出来的，但其实这些原则，本身是最后得到的真理；它们是最后归纳阶段的产物或是最后和最精细分析过程的产物，可以将这门科学的特殊真理置于这些原则中；这些特殊真理先前已通过符合其本性的证据得以确证了。同其他科学一样，政治经济学仍然缺乏一个严格建构在逻辑原则上的定义，即便是一个与所定义的事物具有相同外延的较易得到的定义也不曾有过。这种情况或许实质上还不曾造成这门科学的真正界限在实际中的弄错或混淆；但已经造成了或确切说相关于对这门科学研究的种种模糊并且经常是错误的方法观。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最普遍接受的定义的考察，
7、我们接下来证明上述看法。1首先，谈到对政治经济学本质和对象的通俗观点时，我们应该这样表述一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传授或自称是传授国家致富之道的科学。这种对这门科学如何形成的看法从亚当，斯密著作的命名和布局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赞同。他把一本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系统著作取名对国民生产财富性质和原因的考察；依次引入的标题也符合他写作的意图。就讨论的定义而言，如果所说的定义在任何既定语言中找不到，而只能通过将对这一主题的一百种现行说法概括抽象得到的话；那么看上去这个定义会遭到决定性的反对，认为它混淆了科学和技艺两个概念本质上的差别，尽管两者是紧密相联的。两个概念的不同就好比理智与意志的差别或语法中陈述句与祈使句的
8、差别。科学讲事实，技艺讲戒律。科学是真理的集合，技艺是规则的总和或对行为的指导。科学的语言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技艺的语言是，这样做，不要那样做。科学认识的是一个现象，并努力去找到这一现象的规律；技艺则给自身定个目标，并找出影响这一目标的种种手段。 因此，如果政治经济学是门科学的话，它就不可能是实践规则的集合；尽管如果政治经济学不是完全无用的话，实践规则就必然能建立其上。力学，作为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制定了运动规律和机械力的性质。实用力学则教我们如何利用这些规律和性质去提高我们对外部自然界的控制。一门技艺只有当它是建立在对主题(Subjectmatter)特性的科
9、学认识上，才算得上是一门技艺：没有这种认识，它就不是哲学，而只是经验，即柏拉图意义上的。因此，使国家财富增长的规则就不是一门科学，而只能算是科学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本身并不传授致富之道，但有资格对国家致富方法作出评价的人必须首先是个政治经济学家。2如下定义是专业人士最为普遍接受的，并在大多数论及这一主题的专业著作开头就规定好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法则。在这个定义上往往还附上一个为人熟悉的说明，说政治经济学是就国家而言，而家庭经济学则相关于家庭。这个定义不存在前个定义里所具有的错误。它明显注意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技艺；政治经济学熟谙的是自然规律，而不是行为戒律
10、，它只告诉我们事物自身是如何产生的，而不传授一种达到有助于我们形成事物的方法来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尽管就这点而言，这个定义是无可厚非的，但附加的说明却不尽然。确切地说，这个说明又退回到那种已遭驳斥的对政治经济学的不严密的流行看法上。正如定义所讲，政治经济学确实是一门科学；而家庭经济学，就它能从原则中推导出来而言，则是一门技艺。家庭经济学是由规则或关于节俭的箴言构成的，目的是维持家庭定期得到所要的必需品，并且保证通过大量规定的手段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享受和快乐。毫无疑问，对政治经济学广泛实际应用的有利结果是成就国家，这有点类似于最完善的家庭经济学会成就家庭一样；但假定这一目的实现了，在对这目的可能
11、产生影响的规则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仍等同于枪炮射击学与抛射理论的差别或是精确的土地勘测规则与三角学的差别。尽管这一定义不会招致对附加说明的那种反对，但它本身也并非无懈可击。我们极力反对把定义和附加说明都不放在文章开头。在刚开始研究一门科学时，任何较为精确的东西都是无用且不合时宜的。在一个只是初步的定义中，无需科学的精确性；潜入初学者头脑的对象绝不是什么实质东西，而是一个一般的先入之见，关于从事这门科学的用途及将遇到哪些论题的先入之见。既然对定义的预言只是想指导初学者在开始时尽可能多的去理解他所学习的这门科学的性质，我们就不必对公认的公式吹毛求疵了。但是如果允许声称这个公式是通过对这一科学整
12、个范围进行彻底研究而得到的完整定义或界定，并试图在诸科学中标出政治经济学的恰当位置的话，我们就不能同意这一主张了。“一门关于调节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法则的科学。”“财富”一词被蒙着一层烟雾而变得模糊不清。让我们用这一说法来确定。财富被定义为是除非劳动所得的取之不尽的东西外，一切对人类有用或合意的东西。一些学者用一切物质东西来代替一切东西的说法；这个差别就我们当下目的而言并不重要。就生产领域来说，如果有用或合意于人类的一切东西或一切物质东西的生产法则是包含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话，那么就很难说这门科学将终止于何处，因为至少全部或几乎全部的物理知识都将包括在政治经济学中。谷物和奶牛。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物质
13、产品。谷物生产法则中包括各种农业原理；奶牛生产法则要研究奶牛喂养术，而如果这一喂养术确是一门技艺的话，就必须以生理学为基础。制造品生产法则中包含了整个力学和化学法则。得自于地壳的财富生产法则则不能不用大量地质学知识来阐明。当一个定义如此明显地超出了它所声称的范围时，尽管用于理解定义的种种限制条件没有表述出来，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光从字面上来理解定义。或许人们会说，政治经济学精通的是这样一些适用于一切财富种类的财富生产法则，而那些相关于特殊贸易或事务的法则则构成了其他不同科学的主题。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与物理科学的差别仅在于此的话，那么我们或许敢说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区分。在知识的其他领域中也不存在这
14、种区分。我们不会把动物学或矿物学割裂成两部分：一部分研究的是一切动物或矿物的共性；另一部分则熟谙于每一种类动物或矿物的特殊性。理由很明显：动物或矿物的一般法则与具体物种的特性之间不存在本质差别。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一般法则与另一个一般法则，一个特殊法则与另一个特殊法则的关系：实际上，更普遍地讲，特殊法则只不过是一般法则之间相互修正后综合的结果。因此，仅以一般和特殊的理由来割裂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的关系，这既不省事，也饽于正常思路。如果有一场合与财富生产法则不相同的话，那么一定是因为在这个场合中，一般法则与特殊法则有着本质的差别。而如果这样的话，本质差别就是基本差别，我们必须找到它
15、，并把定义建于其上。而进一步讲，政治经济学与物理科学间已知的界限绝对不同于相关一切财富类型的真理与相关部分财富类型的真理间的差别。运动的三定律及重力定律，是人类已观察到的一切物体所共有的；因此，包含在全部财富生产法则中的这些定律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工业生产过程多少不是依赖杠杆性质的，但将这些性质归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中是莫名其妙的。再者，物理科学中许多完全是专门研究，只涉及一些特殊种类的物体作为物理科学的一个分支。对调节谷物价格的某些条件的研究，几乎与全部财富生产的共同法则无关而只是农学家的知识。对矿业租金或渔业租金的研究，或对贵重金属的价值调查所得出的原理只直接关系到一
16、种特殊种类的财富生产；但这些原理仍可以置于政治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与物理科学的真正差别必须到比谈论的主题性质更深入的地方去搜寻；因为实际上这一主题多半是两者共有的。政治经济学和一切有用技艺的科学根据事实上有一个相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那些有助于人类获得便利和快乐的产品；但是政治经济学与物理科学仍是两门完全不同的知识。3如果我们考虑人类已获得或可获得的知识的整个领域，会发现它像自发似的将自身明显分成两部分，两者是如此尖锐对立，以至在我们知识的一切分类中两者始终是分开的。这就是物理科学和道德或心理科学。这两部分的知识的差别并不在于它们所熟谙的主题上：因为尽管从两者最简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看，可以说它
17、们相关的是以不同的主题来接近真理即道德或心理科学涉及人类精神，而物理科学则涉及除人类精神外的一切东西；但是在两者更高领域则不存在这种差别。以政治学或法学为例，有谁会说它们是物理科学呢?然而它们对物质的精通不亚于对精神的熟谙，这点不也是明显的吗?再以音乐、绘画或其他高雅艺术理论为例，谁能说它们精通的只是完全属于物质的东西或只是完全属于精神的东西呢?以下看上去是对物理科学与道德科学的差别所作的理由说明。在人与自然的整个交往中，不论我们把人看作是作用于自然界或从自然界中接受印象的，产生的结果或现象取决于两个原因：作用物的特性和被作用物的特性。在人和外界的联系中，可能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二条或多条物质法
18、则与一条或多条精神法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谷物生产是一条精神法则与许多物质法则相互作用的结果。物质法则就是指那些使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和植物的特性以及为人类生存提供养料的人生理机体的特性。一条精神法则则是人渴望生存的欲望及随之而来的对获取生存必要手段的意愿。精神法则与物质法则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将两者混为同一研究的对象有悖于理性分类的全部原则。因此，在一切科学方法中，两者一直是分开的。因而，既由物质特性又有精神特性所决定的任一复杂结果或现象可能成为两门完全不同的科学主题，或成为一门科学的不同分支的主题；一方研究的是现象只取决于物质法则这方面；而另一方研究的是现象只取决于精神法则这方面。物
19、理科学讨论的是物质法则和取决于物质法则这一方的全部复杂现象。精神或道德科学讨论的是精神法则和取决于精神法则这一方的全部复杂现象。大多数道德科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前提的；而很少有自然科学是以道德科学为前提的。理由很明显，许多现象(如地震或植物活动)依赖的仅是物质法则，而与精神法则无关。因此，许多物理科学可能并不涉及精神，好像精神只是作为知识的接受者存在，而不是作为产生结果的原因存在似的。但是不存在单纯依靠精神法则的现象；即便是精神现象本身也要部分依赖于机体生理法则。因此，一切精神科学，包括纯精神科学在内，必须考虑各种各样的物理原则；而且(物理科学通常是合理地最先被研究的)，那可以说精神科学是以这些物
20、理原则为前提的，所研究的是物理科学余下的复杂现象。现在将可以对政治经济学与属于生产技艺的各门科学的关系找到一个确切的表述。构成财富的产品生产法则既是政治经济学又是几乎全部物理科学的主题。然而，这些法则中一些是纯物质法则，属于且只属于物理科学；另一些是精神法则，仅属于政治经济学，由政治经济学最后概括出其相互联结的结果。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以全部物理科学为前提的；它当然要包括涉及人类所需产品生产的这些科学的全部真理或至少是生产过程中的物理部分。然后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哪些精神现象关系到同样是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从纯精神科学中借用这些现象的法则，研究与物理法则同时出现的这些精神法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21、从以上考虑中，下面似乎可以得出政治经济学正确完整的定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就取决于人性法则而言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或者说“这门科学相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中的道德和心理法则。”这一定义足可以广泛应用，但仍缺乏哲学家需要的绝对精确性。政治经济学讨论的不是人类全部状态时的财富生产和分配问题，而只是人类处于社会状态中的这一问题；不是就其依赖全部人性法则而言，而只是依赖其中特定部分的人性法则而言。如果我们想在科学领域的全面分类中找到政治经济学的位置的话，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看法。从任何其他观点看，政治经济学要么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要么是几门科学的叠加。如果一方面我们通览一下诸道德科学，在其中给予政治经济学
22、一个恰当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对作为这些道德科学对象的真理的取得方法或过程的性质加以集中考虑的话，就表现清楚了。一个被视为有道德或精神本性的人是一切道德科学的主题，这样的人以他的那部分本性成为具有几个明显假设前提的哲学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研究单个人的属性，就好像除他以外不存在别人；接着我们可以将他视为是与他人相联系的；最后，把他视为是生活在社会中，即是构成人类整体的一份子，人类是为共同目的而有秩序地相互协作。在最后一个状态中，政府统治或对共同上级的服从是个常见因素，但是在概念中无关紧要，就我们当前目的来说也不必多加注意。与仅仅是单个人，不把他人存在预设为必要条件的(或许把他人存在仅仅预设为是工具或
23、手段)这些人性法则或特性构成了纯精神哲学的一部分主题。这些法则包括纯理智的全部法则和纯自利欲望法则。有些人性法则相关于某些通过他人或其他理性存在物而产生于某人身上的情感，如爱慕、良心、或义务感、满足感；就人行为而言，取决于或相关于人性的这些部分这些法则构成了纯精神哲学另一部分的主题，这部分是道德或伦理学的基础。因为道德本身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不讲真理，而讲规则。建立在这些规则上的真理是从各门科学中得来的(全部技艺都如此)，而其中的首要原理和几乎是这个特殊技艺所特有的一些真理则属于精神科学的分支。最后，有一些特定的人性法则特别关系到社会中的人产生的思想和情感，这个人即是为了一个或几个共同
24、目的而结成的人类整体或集体的一分子。事实上，很少有什么人类精神的基本法则是这一状态所独有的，几乎一切法则都在前两个状态里起了作用。但就是这些简单的人性法则，在社会这个更广泛的领域里产生了十分普遍的结果，这些法则(与由这些法则决定的更为复杂的现象相比)甚至在不太严格意义上可称为社会法则或社会人性法则。这些法则或普遍真理，构成了社会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主题；但这门科学却没有被称为思辨政治学或政治科学来区别于技艺。这门科学同社会的关系，就等同于解剖生理学与机体的关系。它表明了人类是通过哪些人性法则进入社会状态的；人的状态的这一变化如何对他的兴趣和情感起作用，并通过这些兴趣和情感作用在行动上；人与人的联系
25、是如何趋向紧密，合作如何扩充越来越多的目的；这些目的是什么，达到目的普遍采用的手段有哪些；作为社会化普遍结果的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各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不同社会中这些关系有哪些不同；不同社会状态以什么样的历史顺序排列；每一状态对人类的行为和品质有什么影响。这一科学分支，不管我们是否乐意称为社会经济学、思辨政治学或社会自然历史学，都是以研究个人精神本性的整个科学为前提的，因为后者认识到的一切法则在社会状态中起着作用，而社会科学的真理只不过是对这些简单法则在复杂条件下作用方式的种种表述而已。因此，纯精神哲学是政治哲学的主要或基本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学就其影响社会中人的行为或条件而言，包含了人性的每一部分，
26、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思辨政治学，作为实践政治学或包括立法术在内的统治术的基础。正是对这门科学领域的重要划分，使对这门科学的性质和范围作最正确思考和详尽阐明的作者中有一位即MSAY-将其取名为政治经济学。实际上，这一术语作为一般的名称受词源支持有很广泛的含义。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固定搭配早已不再有那么广泛的含义了。每个学者都可以使用这一术语，以其为工具最有助于对阐明真理的一般目的进行评价；但常常是批判地运用这一标准：M.SAY似乎已经这样做了，他没有充足理由是不会轻易行事的；将一个使用于特定目的的词改变了含义(因而必须提出一个代用词)，目的是为了能容易找到较独特的名字来命名它。“政治经济学”一
27、词现在通常不被理解为是一门思辨政治学，而只是这门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不讨论受社会改变的人性的全部，也不讨论社会中，人的全部行为。它只把人看作是渴望占有财富，并能对达到目的的各种手段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它预测的只是这样一种由追求财富而带来的社会现象。它将人类的其他感情和动机全部抽取掉；除那些作为原则与欲求财富永远相对立的感情和动机，即对劳动的厌恶和对当下纵乐的欲求以外。政治经济学某种程度上要考虑这些感情和动机，因为它们不像其他欲望那样与对财富的追求之间仅仅是偶然冲突，而一直是对财富欲求的阻碍，所以在考虑财富欲求时不能撇开对它们的考虑。政治经济学把人仅仅看作是获取和消费财富的，目的在于表明如果除以上提
28、及的两种永远对立的动机检阅外，这个动机能绝对主宰人们行为的话，那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将被推进怎样的一种行为过程。政治经济学显示了：在这一欲望的影响下人的各种行为，人们聚集财富，以此财富生产其他财富；经双方同意建立财产所有权；立法来防止个人用武力或欺诈方法侵犯他人财产；采取各种策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竞争条件下，双方达成共识进行生产分工(竞争本身是由特定法律规定的，因而生产分工的最终立法者是这些法律)；并且采用特定手段(如货币，信用卡等)使分配便利。所有这些活动，尽管其中许多实际是各种动机综合的结果，但仍被政治经济学视作是欲求财富这个惟一动机产生的，然后这门科学研究支配这些活动的法则，假设了除以上
29、提及的两种相反的动机外，人受本性使然在任何时候都偏好财富多的。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当一个结果的产生取决于几个同时发生的原因时，如果我们想通过这些原因预测或控制结果的话，就必须一个一个地研究这些原因，研究它们各自的法则；因为一个结果的法则是由决定此结果的全部原因的法则综合而成的。人们在能解释或预测地球和行星运动之前，必须先知道向心律和离心律。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也是如此。为了判断一个人在受不向好恶同时影响时会如何行事，我们就必须知道在受具体每一种好恶的影响下他会怎么做。或许，人一生中的行为没有哪个是只受财富欲求的支配而不受其他动机的直
30、接或间接的影响。在人类许多行为中，财富甚至不是主要的欲求对象，对于这些行为而言改治经济学并不声称它的结论是适用的， 但也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和公认的目的就在于获取财富。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就是这样的行为。它必然只讨论这一主要和公认的目的，好像这是惟一目的似的；在所有简单的全部假设中，这一假设最接近真理。政治经济学家研究假如在讨论范围内，这一欲望不受到其他欲望阻碍的话，从这个欲望中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以这种方法比可行方法要接近于人类事务的真实秩序。然后通过适当考虑干扰任一特殊场合结果的不同动机的影响作用来修正这个近似的结论。只有在一些突出场合(一条重要人口原则)中才能把这些修正加进对政治经济
31、学本身的研究中去；出于实用目的，需要略偏离纯科学规定的严格性。就已知或推断而言，人类在追求财富时的行为受到人性中其他特性的伴随作用要甚于对以最少劳动和最小自我节制来换取最多财富的渴望，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结论目前仍无法用来解释或预测实际事件，除非通过正确考虑另一原因的影响力来加以修改。那么，政治经济学可以如下定义，这一定义看来是完整的“政治经济学要找出一些社会现象的规律，这些现象是人们为了生产财富而联合活动产生的，而且不因为对其他对象的追求而受到修正。”但当这个政洽经济学正确定义成为这门科学领域的一部分时，从事这一主题的学者很自然地在他的表述中将其与纯科学的真理联系起来，就如他认为许多实际修正是最
32、有助于提高他文章的实用性一样。以上试图构建一个比公认定义更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或许有人认为这无多大用处；或最多在对各门科学的通览和分类上有用，而对更有效地研究这门特殊科学并无多大用处。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原因在于考虑到有关一门科学的定义是与对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的考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一过程，科学研究才得以进行，真理才得以取得。现在，不论在哪门科学里总有观念上的系统差别可以这么说，这些差别存在于全部道德或精神科学中，存在于政治经济学中，无论在哪门科学中，在研究这一主题的人当中，总存在着“原则不同”，这种差别区别于事实或细节的不同原因在于对这门科学的哲学方法观的不同。不同派别有意无意是
33、受到对适合于这一主题的论据的性质的不同看法的左右。他们的不同不仅是在于他们自认为所见东西的不同，而在于方向的不同，由此他们才能得到光，借助光他们才认为是看见了东西。这种方法的差异惯于表现的最普遍形式是理论和实践的长期对立。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有两类分析家：一方自称实践家，而称另一方为理论家；尽管后者绝没有认为理论家这个称呼是他们特有的，但并不拒绝这种叫法。虽然名称的使用是极为不准确的，但两者确实存在很大差别。已经一再证明过了，那些被指责为是轻视贬低经验的人事实上或声称是完全以事实经验为基础的；而那些拒斥理论的人离开了推理也寸步难行。但是，尽管这两类研究者的工作都是推理，都以经验方指导，但仍有区别，
34、而且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差别：实践家需要的是具体经验，完全是从特殊事实向上推导出一个一般结论；而理论家则在涵盖一个更加广泛的经验领域，从特殊事实中向上推导出一个范围更广的一般原则，然后再从这一原则向下推导出各种各样具体结论。举例来说，假设有这样一个问题：专制君主可能运用统治权为百姓谋幸福呢还是去压迫他们。实践家会从得到历史证明的一些具体暴君的行为中直接得出结论。理论家则不单通过我们对君主的了解，而且还通过对人的经验来回答这一问题。他们认为，通过和观察人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倾向，尤其是对我们自己思想的考察，确保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处于专制君主情况中的人会滥用权力；而且即便从未有过君主或历史也不曾
35、提供给我们有关他们的行为资料的话，这一结论仍是确定的。这两种方法中第一个仅仅是归纳法，而后一种则是归纳推理综合法。前者可称为归纳法；后者称为演绎法。我们知道后者有时用于刻画一种哲学化的假设方法，这一方法声称是完全脱离经验的。但我们至少不知道在政治题材上有哪一个哲学方法是适合这种表述的。归纳法意味着不仅需要经验，而且要具体经验来作为其结论的基础。演绎法意味着(通常意思)是推理来自于一个假设前提；这前提不只数学中有，而且是一切可进行普遍推理的科学的本质东西。为了证实演绎法假设本身，就要去检验实际事实是否与它符合，而这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是对这门科学的运用。在我们已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我们将
36、其刻画成一门抽象科学，它的方法是演绎法。无疑所有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是这样理解和传授这门科学的。我们认为，这门科学必然是从假设而不是从事实中进行推论的。它以假设为基础，类似于以定义为名的一些假设是其他抽象科学的基础。几何学预设了对线段的任意定义“线段是有长度而没有宽度的”。同样，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这一对人的定义在形式上没有像线段的定义放在欧几里何之前那样被放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开头，这是正确的；如果说将定义摆在开头会容易被人记住的话，那我们有理由为没有这样做感到遗憾。每一特殊场合中的假设应该在思
37、想考虑周全之前就作为一条普遍法则一劳永逸地提出来，这样做才是恰当的。现在，每当政治经济学家提出如果一个劳动者通过某种活动方式能够获得较高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租金，那么人们都肯定会以这种方式去行动的话，精通政治经济学系统著作的人都不会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因此，政治经济学是从一些假设前提推导而来的这些前提或许事实上根本不需要有一个基础，也不声称是与这基础相符合的。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如同几何学的结论一样，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即这些结论只在一些特定假设的前提下为真，这种情况考虑的只是一些一般原因即考虑到的全部场合种类中共有的原因。政治经济学家不应该否定这一看法。要是他否定的话，就会出错，而且只能
38、是错误的。他指责演绎法，似乎运用演绎法就表明他的整个科学毫无价值了，但正如我们马上要证明的那样，演绎法恰恰是诸道德科学中可能获得真理的惟一方法。政治经济学家必须注意的是，不要把根据一个假设得来的一些结论的真确性归为是不同于结论事实具有的另一种真确性。得自假设的结论只在纯粹想象中才完全为真。而当从假设回到现实时，他必须相应地偏离结论的严格性；否则就会认为只有他任意假设的东西为真，而实际存在的事物反而是不正确的。抽象上的真经过适当的修正在具体现实中就永远为真了。当某一个原因确实存在，而且自身能正确地产生某一结果时，那这一结果经过所有其他同时出现的原因修正后将与事实产生的结果正好相符。几何学的结论不
39、是严格适用于我们画出来的线角和图形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这些结论是无用的或最好将其从欧几里何中删去而只满足于我们的实践和经验。数学家从没想过他对线段的定义要与实际线段相一致。同样，政治经济学家也很少设想实际生活中的人除了财富以外就没有其他欲望对象或什么都可以让位于哪怕是一丁点的经济动机。但为了论证的需要，他们有理由这样来假设人；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是那部分对达到他们直接和间接目标有经济利益的人类行为；况且，因为没有两个单独场合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只好省去特殊场合中的某些条件，否则就无法制定出一般原则了。我们不仅主张演绎法是道德科学中合理的哲学研究方法，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惟一的方法。我们断言在这些科学中
40、靠归纳法或具体经验法来获取任何有价值的真理都是徒劳的；虽然归纳法的使用对演绎法有帮助，并甚至成为对演绎法必不可少的补充。几乎一切道德科学都有一个共性，以此区别于大多数物理科学：这个共性就是我们对道德科学几乎无法做实验。在化学和自然哲学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自然界带来的种种条件间的全部联系会产生什么现象，而且可以实验出无限多的新组合。而在伦理学，甚至在政治科学中都很少能这样做。我们不可能照我们认为最有利于知识进步的想法在实验室的小天平上实验出政体形式和国家政策体系。因此，我们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来研究这些科学的性质；只限于几个自动产生的实验(如果我们可以称为产生的话)，这些实验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准备或
41、控制；而且我们处于非常复杂的情况中，这些情况是我们从来就不曾完全了解到的；这些实验进程的绝大部分是我们观察不到的。归纳中材料的这个不可避免的缺陷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无法得到培根独特恰当地称为“实验排斥法”(experimentum crucis)。在任何一门能进行无限多实验的科学中，经常能得到“实验排斥法”。因为我们有能力改变一切条件，所以总能采取有效手段去确定哪些条件是实质性的，哪些不是。把一个结果称为B，看原因A是否在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结果B。我们可以做个试验，改变其他一切条件而惟独A不变；如果结果B仍然出现，那么A就是B的原因。或者换个方法，让其他条件不变而只改变A：如果在这种情况中结果B不出
42、现，那么原因A仍旧是B存在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两个试验都得以正确进行的话，那么都可称为：“实验排斥法”；实验中通过否定能解释现象的其他假设来证实我们先前对A与B有某种联系的假设。但是在道德科学中却很少能这么做，原因在于起影响作用的条件之多和我们能改变实验的方法之少。即便我们可以在头脑中想出许多实验，但事实上却得不到一个关键性的实验。例如，有关性格教育的某一特殊条件中所产生的结果可以在不同场合中得到检验，但我们无法确定任意两个场合的其余条件都不相同而惟独我们希望的那个影响条件是相同的。对于不同国家事务来说，这一困难就更大了；因为与每个国家所涉及的条件之多相比，我们可进行的实验是很少的。例如，贸易紧
43、缩政策对国家财富增长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我们如何找到二个关键性的实验呢？我们必须找到两个国家在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其他方面相同或至少程度上相等，它们在其余一切事务上都采取同样的政策，惟一不同的是一个国家采取贸易紧缩政策而另一个国家呆取自由贸易政策。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实验，类似于我们在实验物理学中经常得到的那些实验，当然，如果真能找到这么一个实验的话，它将成为最具关键性的证明。但是设想一下，有各种各样无穷多的条件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财富总量，如何可能在人类进化最悠久的历史中找到这么两个除一个场合外其余一切场合都相同或可证明为是相同的国家呢？因此，具体事实已被自然界所赋予的复杂性所包围，当我们
44、着眼于这些事实并努力想通过对具体细节的比较来归纳出一个普遍法则时，是不可能从政治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得到真理的；剩下的就只有演绎法或抽象思辨法。尽管在政治学领域里通过比较不同结果无法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归纳法提供充足有效的根据，但是一切场合里的原因仍可作为具体实验的题材。这些原因是指那些人性法则及促使人行动的外部条件。人的欲望和由欲望激发出的行为的本性是我们研究的范围。我们还要对引起这些欲望的对象进行研究。每个人只要充分考虑到他的个人经验与他人所不同的地方，则基本上都能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一知识的素材。因此正确了解这些原因的性质，我们就可以得到像物理学论证中的那种真确性，以这种真确性从一系列假设条件
45、开始进行推导。如果假设条件与真实条件一点也不符合的话，这无关紧要；但是如果实际证明假设是真确的话，并且它与真理的不同仅仅是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时，那么从假设中正确演绎得来的结论就构成为抽象真理；一旦通过增减无数条件中的一个结果加以完善这些结论时，它们就事实为真了，并可运用于实际。在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政治经济学假设了条件间的种种联系以便于找出其结果，而要成为一门完善的抽象科学的话，这些假设中应当包含一切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及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从这些假设中正确演绎得来的结论如数学结论一般具有抽象的真；而且如抽象真理那样接近于具体真理。一旦把政治经济学原理
46、应用到特殊场合时，就有必要考虑这一场合中的全部条件了；不仅要检验讨论中的条件与抽象科学所考虑的哪些条件是相一致的，而且同样要去检验可能存在于这一场合中的其他条件，这些条件虽然在重大突出的场合中不具有普遍性，但却不能排除在对这门科学的认识之外。这些条件称为干扰原因，它们是进入过程的惟一不确定因素这因素是这些复杂现象的本性所固有的，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详细了解这一场合的全部条件，而同时我们的注意力又不能过分远离其中任一条件。干扰原因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惟一不确定性；不光政治经济学有，而且一般说来，道德科学都有这种不确定性。一旦我们了解了干扰原因，为它们作出的修改也绝不能损害科学的正确性，不能违
47、背演绎法。通过纯粹推测是无法解决干扰原因的。它们常被喻为是力学中的摩擦力，一开始仅仅被看作是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规定的结果中通过猜测得到的一个意外的推论结果；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许多干扰原因是这门抽象科学本身带来的，干扰原因产生的结果被看作与经它们修正的最突出的结果具有同样的正确性。与受其干扰的原因有自己的法则一样，干扰原因也有其法则；从它们的法则中，用演绎法可以事先预计干扰的性质和数量，就如受其修改或干扰的普遍法则的作用一样，但确切地说，干扰法则是与普遍法则同时出现的。因此必须在普遍原因产生的结果中增加或减去这些特殊原因所造成的结果。通过政治经济学熟谙的同一个人性法则，即对财富欲望的
48、法则，这些干扰原因有时是对人行为起作用的一些条件，但还不普遍到足以在这门抽象科学中加以考虑的地步。对干扰原因的这种说法，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能举出许多例子。而在另外一些例子里，干扰原因是另外一个人性法则。在后种情况里它从来就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而是属于其他科学；如果一个只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纯粹政治经济学家企图将他的科学应用于实际，那么他会失败的。至于另一种干扰原因，即通过政治经济学普遍原理中的同一个人性法则而起作用的干扰原因，一直是抽象科学本身内部产生的，要是这门科学有价值的话；如果我们在实际中考虑这些原因时毫不推测的话，那么我们就离开了抽象科学的方法而着眼于细枝末节；在假设中插进一个全新
49、却依然复杂的条件间的联系，并且在头脑中为这门科学加上了一篇补充说明或起码是补充了一条。我们已经证明过了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分支中，演绎法是惟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靠归纳法或具体经验法去获得真理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的，然而我们还要去证明归纳法在道德科学中仍有重大价值；不是作为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证实真理的方法，并将以上提及的这些科学中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限度，这个不确定性的产生来自于每一个特定场合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我们在演绎法中无法确定(但并非不可能)已考虑到的所有实质性条件。要是我们能很确切地认识某一特殊场合的全部因素的话，我们就无需得到具体经验的额外帮助了，从给定的原因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结果是什么，不用去对每一可能有的联系加以实际检验；因为这些原因就是人们的情感和激发情感的外部合适条件：而且这些原因大多是我们熟悉或至少可能是熟悉的，我们凭这种熟悉性就能确切得出它们相联产生的结果。而不用到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