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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人物的孤独与出路小人物的孤独与出路论一句顶一万句 人性的弱点从我们出生起就与我们如影相随。圣经中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这故事告诉我们，人的肢体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作者正是以这种身体的不完整来影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有很多，本文要谈到的是人的孤独。孤独的语言学意义是指一个人独处的状况，即人孤单寂寞的处境。而人从本质上来说人是一种群居的生物，是处在群体中的人，是社会的人。所以，孤独的现象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我们从刘震云的小说中体会更深一层的孤独，本文将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来阐述孤独的原因：内因即是自身性格的不足、信仰缺失、精神匮乏等方面来说，从人本身出发阐述人
2、的孤独；外因从社会历史和文化角度入手，从人物的生存环境的局限性以及人物本身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缺失来说。刘震云把笔触深入到下层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用写实的手法叙述了众多小人物孤独的情况，列出了人物孤独的各个因素，意在探寻人性孤独和无助的出路。在笔者看来出路即是说话，通过说话可以消解人的孤独感。 第一章、人物孤独的外因 文化原因 寻找是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主旋律，鲁迅赠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作者也曾说过：“写作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寻找真心朋友的过程。”一句顶一万句是以作者的故乡河南延津为背景的，民国时期的延津民风并不开化，那时候的乡土中国是以村落为单位的。村与村之间的交
3、流也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家家户户都自己谋生活；一句顶一万句中卖豆腐的老杨、打铁的老李、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等人从事的都是传统行业。主人公杨百顺的一生一直都在流浪，从在杨家庄和父亲老杨做豆腐，因为和父亲说不着所以离家出走，去寻找可以说得上话的人；在一路的找寻中，先后遇到了说得着的李占奇、剃头的老裴、杀猪的老曾、养女巧玲，吴摩西一路走来一路诉说，可是世事难料，剃头的老裴不愿意收杨百顺做徒弟，他的处世哲学是“患难之交可以做朋友，但是绝不能做师徒，使杨百顺对老裴的看法一下子就改变了”。杀猪的老曾也因为分猪下水的事和杨百顺断绝了师徒名分；唯一的一个能和他说得着话的养女巧玲，还在
4、外出寻找吴香香时丢失了。吴摩西一直在寻找，可是却没有找到能和他说的着话的朋友，即使后来改名为罗长礼，孤独最终也伴随了吴摩西一生。因为缺少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所以使得人际交往变得复杂。虽然中国人爱说、喜欢说，但其存在的孤独却恰恰在这“热闹”中呈现出来，他们找不到心灵的安慰，也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平静，这一点笔者是赞同的。随着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加深，每个人都在变革的大潮中经历着不同的生活，但每个人却因为生活经历的不同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形单影只，杨百顺、牛爱国、曹青娥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知己，寻找可以说话的人，但最终仍然免不了孤独，这种“孤独”是一种习惯性的孤独，是由他们生存环境局限性所造成的。 社会历史原因
5、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分别讲述了两个年代的事情，出延津记的背景是民国时期，当时乡土中国还是以村落为主，由于各种原因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很匮乏，孤立和隔膜就是针对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说的。下半部回延津记是乡土中国的延续，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现代因素。但是整部作品中维系着人们之间关系的仍然是乡土中国的血缘伦理关系。可是这种血缘伦理关系，是“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而发生的社会”的基本特征。 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而致力于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志同道合 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人物之间的血缘亲情观念非常淡薄，吴摩西和吴香香结婚后，女儿巧玲和自己的母亲不亲，却
6、和吴摩西亲，只是因为两人能说得着。牛爱国的女儿百慧和她的父母不亲，和奶奶曹青娥亲，奶奶死了以后又跟姑父宋解放亲，这也是因为她与曹青娥和宋解放说得着。对此，可以用刘小枫的一段话来解释：“真正牢靠的亲情基础是个人的性情，不是由既有的人伦关系构成的。”这一观点是笔者不赞同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极其注重血缘亲情，并把它作为伦理思想的基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儒家的“仁”的思想就开始形成了，仁即孝顺双亲，尊敬兄长。儒家文化是不愿意谈孤独的。感到孤独的人，在儒家文化中，表示他是不完整的。如果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睦、那么在父子、兄弟、夫妻的关系里，就不应该有孤独感。血缘亲情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内在
7、伦理情怀，并已获得了强大稳固的基础，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所以笔者认为我们不应抛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去单纯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意趣相投，而且这种志趣相投只是某一方面的说得着，是暂时的，而不是像血浓于水的亲情那样，在任何苦难危险面前都能挺身而出维护它。在亲情面前，仁与爱可以消除孤独。 不以传统家庭伦理关系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关系，而重在追寻现代的自由伦理关系 现代自由伦理是个体对自己美好未来的一种追求与向往，而致力于摆脱传统家庭伦理带给人的孤独和悲伤。一句顶一万句中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再次被解构，杨百顺与老杨的父子之情、杨百顺与杨百利的手足之情、杨百顺与老曾的师徒情分，吴摩西与吴香香的夫妻感情等人
8、生中最重要的情义在文中显得苍白和渺小，本文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这容易造成当时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笔者认为儒家的家庭伦理具有人文道德关怀的价值，家庭应该是一个爱的集散地，父子之情、夫妻之情、手足之情都应该在这里得到爱的滋养，在家庭中我们应该学会施予爱。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家庭美德，力求在仁爱中消减个体的孤独感。 第二章、人物孤独的内因 性格 主人公杨百顺，他的一生都在漂泊流浪，从和父亲老杨卖豆腐开始，他和老曾杀过猪、在老蒋的染坊挑过水、和老詹信过主、在老鲁的竹业社破过竹子、扛过包、为邻里挑过水、舞过社火、去县*种过菜、在吴记馒头坊卖过馒头，最后落得背井离乡，孤苦漂泊的下场。
9、杨百顺不停地寻找，希望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可是最终却不可得。这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性格是导致人物孤独的内部原因。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决定人生。性格不同的人对自己所处的境况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态度。杨百顺追随师傅老曾杀猪，一年多的师徒关系使两人忘记了年龄辈分的差距，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可是这样安稳的生活节奏在师傅老曾续弦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师傅自续弦之后，天天要回家，所以杀猪的路程要在五十里之内，这样杨百顺就要天天跑杨家庄，而五十里之外的话就可以踏踏实实住在主家。慢慢的杨百顺一个人能支撑局面，对师母的算计就产生了想法，于是产生了抱怨。可是图一时之快的后果就是，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说的话
10、变成了尖锐的刀子，因此师徒情分就断了，杨百顺只好再次出外谋生。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这告诉我们说话要讲求艺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做一个智者。之后杨百顺在同学小宋的推荐下来到了老蒋的染布坊挑水，本想安稳下来可是又因为弄丢了掌柜的猴子而被迫再次逃离。杨百顺在染坊不招惹是非，自成一派，却因为把一只猴子当成了知己，落得个如此下场。这就让杨百顺对人心更加没有底，不但人看不清楚，连猴也看不清。他后来又信了主，破了竹，可是终究因为不懂人情世故而被辞退。吴摩西从杨家庄出走，就是羡慕罗长礼的喊丧，如果不是喜虚不喜实，他的一辈子就是以卖豆腐为生了
11、，所以他的一生注定是漂泊的一生。 从杨家庄走到延津，人生经历的越多，杨百顺越是发现自己的另一面狠毒。牛爱国也是这样，当妻子提出要和他离婚时，牛爱国宁愿自己得不到解脱，也不愿让妻子获得自由。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了杀人的动机，老裴想杀人，杨百顺想杀人，牛爱国想杀人，曹青娥也想过要杀人。这种杀人的冲动来自人性的弱点猜疑、冷漠与孤独，这些心理不断折磨着主人公们。他们企图倾吐和排遣，但却深陷巨大的人际关系的泥沼中，这个人际网的背后张罗着一个更大的人性的网。 笔者认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关于人性的探索。总的来说，有两大论点：一是性善论，二是性恶论。战国时期的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是有良知的，变恶是后天
12、环境的影响；战国末荀子提倡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而在基督教自由主义的源流中，发展出了一种对人性的复杂认识，认为人性中既有向善的本能，又有一种幽暗意识，需要时刻提防。文中老裴想杀人，杨百顺想杀人，牛爱国想杀人，曹青娥也想杀人，但是他们只是限于想，而并没有付诸实践。这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还是向善、向正义一方的。而他们心里想杀人的想法，并不能说明他们恶，只是作为人本能中的“冰山一角”。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否认了人的道德完美性，我们可以做一个善人，但是无法达到至善，这些性善、性恶的极端理论是笔者所不赞成的。 信仰 刘震云说：“国人更孤独，因为西方人有什么话可以和神说，但
13、国人不信宗教，有什么话只能和人说，而人通常是靠不住的，所以国人更孤独。”信仰是人对世间万物的坚定不移的认定。像杨百顺、牛爱国、曹青娥这些底层民众，他们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只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出走寻找。杨百顺三易其名，第一次改名杨摩西，是老詹帮他改的，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信教，而是为了获得一个事由，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要；第二次改名吴摩西，是入赘吴家之后吴香香帮他改的。一个人的姓代表着家族谱系，是不可以随便更改的。古人常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正是这个道理，而吴摩西为了生存需要，连祖宗也不认了。信仰是人生活的目标，是人生的意义与归宿的共同源泉。如果没有信仰作为支撑，我们人类就犹如马丁 海德格所说的“
14、无家可归的存在者”。吴摩西正是这个“无家可归的存在者”。这就注定他们一生的命运只能是孤独无依的。而意大利传教士老詹就和他们不同，意大利是一个崇尚宗教信仰的国家。当他来延津传教时，虽然很快就变成了延津人，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延津人。所以在延津传教时，老詹虽然没有知心的朋友，但是他也没有放弃传播教义和让人信主的坚持。即使他在延津仅仅发展了八个天主教徒，但老詹并没有气馁，虽然已是古稀的老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雨无阻的宣传他的教义。虽然杨摩西信教的初衷并不单纯，但是老詹还没有放弃，希望把他培养成延津第九个信主的人。老詹把他的名字改为摩西，就是希望杨百顺能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一样，帮助延津人脱离苦海。
15、他在延津人不断寻找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们的孤独，希望通过神的信仰消除这种孤独，但延津没人信他，所以孤独就像咒语一直萦绕在延津人周围。契诃夫说：“我觉得人应该有信仰，或者都应该去追求信仰，不然他的生活便空洞了。” 从信仰方面进行论述，笔者是赞同的。信仰是一种坚持、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很悲哀的。人是需要有精神追求的，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文明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需要提倡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信仰是人生阶段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是不会有幸福的。” 精神匮乏 “人要作为人而存在，就必须经历两次创生过程，即生物学上的创生过程和社会意义上的
16、创生过程。第一次创生过程只是把他带到了世间，使之成为可能的人，只有经过第二次的创生，才能使他成为打上社会文化印记的人。”物质和精神是我们人类得以生存的两个基本条件，与物质生活相比，人类更需要精神上的追求与满足，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能够找到“说得着”的知己。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他在家没有说得着话的人，他喜欢罗长礼的喊丧却得不到父亲的肯定与认同；他与养女巧玲能说得着，却因外出寻亲而丢失了养女；吴香香和杨百顺说不着，和邻居老高说得着，两人私奔后过着共吃一块白薯的生活，但却很幸福，正如文中所说：“他们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他，”这句话正是吴香香需要的。牛爱国和情人章楚红能说得着，和自己的妻子却
17、同床异梦；庞丽娜和丈夫说不着，和小蒋却有话可说，他们一晚上说得话比和牛爱国一年说的都多。 笔者认为孤独是一种精神的病态，是人内心的烦闷得不到宣泄或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而造成的，笔者认为现在精神生活的出路首先在于自我的觉醒，只有把自我从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凭借自我的智慧创造新生活；其次是传统，人的心灵蕴含在传统之中，传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是连接家庭、社会的纽带，传统的道德观念可以使我们学会与人相处之道，如果离开了传统，我们的身心将无处安放，孤独将伴随我们一生。精神的匮乏从而就会引起人们内心的孤独感。 第三章、人物的出路 随着时代的进步，说话成为了一种艺术、一种魅力。古人说：“一言可
18、以兴邦，一言可以误国。”可见说话是多么的重要。说话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必修课。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人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说话，是人们交流思想、抒发情感的重要渠道。说话不仅仅是一种彼此交流的工具，更是说话双方对彼此的承认。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出走，究其原因还是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摆脱孤独的宿命，语言捆绑了人的命运，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人们摆脱孤独的出路。人的孤独是由说不着话引起的，但是它确实也是消解孤独的主要方式。 说话的“意趣” 陈德培先生说：“刘震云的小说总是和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需要靠说话来维系的，这一特点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表现的更加明显。“说话”本身的意义在于信息的交流与
19、心灵的沟通，但是在本文中“说话”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往往话一出口就歧义横生，一件事很容易被说成另一件事或另几件事。有时候”说话“并不能真正的表达人们的内心情感，反而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起一座屏障，让人无法达到心灵的交流。刘震云将“说话”这一普通的行为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他在文中列举了很多种说话的方式，通过这些充满“意趣”的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无处言说的孤独，他只能借助笔下的人物来倾诉。孤独是人生存的母题，为了摆脱孤独，小说中的人物都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小说的开头说到少年时期的杨百顺喜欢听罗长礼“喊丧”。罗长礼本来是做醋的，但是他不喜欢做醋，却对喊丧很上心。正如文中所写：“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
20、”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嚎哭。哭声中。罗长礼又喊：“请后鲁邱的客奠啦”同时又喊：“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少年时期的杨百顺正是对这种声音所迷恋，甚至不顾自己打摆子发烧也要去看罗长礼喊丧，足见他对“喊丧”的热衷。他从中也体验到了那种截然不同的孤独，所以正是罗长礼让杨百顺踏上了出延津的路，同样也是找寻的路。 教私塾的老汪，他在空闲的时候总喜欢出去走走，野地本没有路，反而让他走出一条路来，教书的老汪在教授论语时，与学生不能达成完美的交流。学生认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是说孔子对于朋友即将到访内心的喜悦，而老汪却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
21、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老汪与学生总是无法进行心的交流。后来他五岁的女儿灯盏死了，老汪感觉到了一种温情的消失，所以所以他一直行走，走到不再孤独的地方。 小说中人物摆脱孤独的方法还有杨百利的“喷空”。杨百利就是一个喷空的“高手”，在延津新学关闭之后，他没有回杨家庄，而是四处漂泊。在这期间，他认识了牛国兴和他一起喷空。所谓喷空纯粹是一种精神的发泄，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提起来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这是一种没人相信也不需要有人相信的东西，它仅仅是为了自我的满足和情感的宣泄。喷空可以使两个人意
22、气相投，能够完成心灵上的契合。 县长老史和戏子苏小宝的手谈同样也是摆脱孤独的一种方式。两人经常在一起手谈，在手谈中寻找心灵的共鸣。“两人日常都不苟言笑，为了一盘棋，竟共同大放悲声。他们的大放悲声，也不像别人一样吼喊，直哭得哽哽咽咽，相互拭泪罢了。正是这样抽抽噎噎，两人才能哭到深处。”手谈现在在我们看来，虽然有同性恋的嫌疑，但是在当时他们二人手谈的初衷是真诚的，是为了摆脱心中那一片阴霾。只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能说找话的人，来驱散自己内心的孤独感，获取心灵的安慰。 为了摆脱孤独，抚慰心灵，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中一直在寻找能够说得着的人，这个人便是可以倾诉的对象和能交心的知己。可是往往事与愿违，杨
23、百顺遇到能说得着的巧玲，可是在外出寻妻时被人骗走；杨百顺将银匠老高视为知己，可是他却与自己的妻子吴香香有关系；牛爱国遇见了说得着的章楚红，可是因为自己的懦弱与她中断了联系；牛爱国和冯文修是二十多年的好朋友，因为十斤猪肉的钱而反目。可是传教士老詹临终之前留下的教堂草稿图让吴摩西和牛爱国两人找到了人生路的方向，老詹以他自己对信仰的执着为他们俩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使杨百顺和牛爱国没有对知己的存在失去信心，而是一如既往的寻找着。杨百顺几经周折，在山西定居，找到了与自己说的着的孙子罗安江。牛爱国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走，于是踏上了寻找章楚红的道路，作者虽然没有给出结果。但正是这样的悬念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
24、该认清我们要走的路，这样人生路上就不会再孤单。文中的人物一直在寻找一句能够顶一万句的话，或许是章楚红要对牛爱国说的那句话，或许是罗长礼留下的那句话。 说话的终极价值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而说话就成为人与人交流的主要途径，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极力寻找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这样一句话就可以让人在以后的生活中都不寂寞。在当代社会，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话，说话是每个人每天的必修课，在说话中我们要学会观察与思考。一张报纸、一份杂志，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说话的题材，进而进行交流。可是说话并不是单纯的说，我们更需要学会听，听是说的前提与基础，会听同样也是尊重人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单
25、纯的以自我为中心。正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老杨，他交往的朋友并不过心，就是因为他缺乏静心听的本领，而忽视了别人的想法，他的内心也是很孤独的。说话是一个综合能力的体现，说与听两者缺一不可。季羡林老先生曾说过：“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人的孤独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在说话中流露出来的，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能力与智慧之前，我们更要讲求说话的艺术，这样才能更好地与别人交流沟通，能够在与人交流中不断完善、发展自己。 结语 一句顶一万句揭示了人一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为了寻找一句知心话而进行的努力。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出走”和“回归”的历史画卷，书中涉及人物不计其数，虽然都是下层的贫苦劳动者，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延津，努力寻找能够与自己说得着的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无形的虚假所代替。于是，寻找朋友、寻找真诚、寻找理解，成了人一辈子的不懈追求。人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说奉承的话、说假话。因为利益问题而不敢说；因为传统道德而不好说；因为认识水平的差异所以不想说。俗话说：“多条朋友多条路”，但是现在所谓的朋友之间谈的话题无非是政坛要闻、明星八卦，都是与别人有关。写到这儿，笔者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也无非就是这样。正因为如此，能寻找到说得着的知己就是一生之幸，正如罗长礼和孙子罗安江，牛爱国和章楚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