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的隐逸文化传统.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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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生活的隐逸文化传统天下先有隐士,后有隐逸文化,隐逸文化的流布、承继,即成隐逸文化传统。 易坤文言:“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天地运行变化,草木滋长茂盛;天地闭合滞塞,万物凋零萧条。贤者应考量时势,适时而隐。如“囊”之“括”(扎起口袋),谨言慎行,不会有灾难,也不会有称誉。“出世”而隐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古代之“士”,“笃信好学”之旨归,在于爱惜道、守住死,不与危乱之邦为伍,天下有道则“入世”而现,施展才能,弘道扬善;天下无道则“出世”而隐,韬光养晦,以身守道。

2、孔子之理念,在于“士志于道”,坚守“道统”,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与不“王道”的“政统”保持距离,不同流合污,更以“邦无道,富且贵焉”为耻!在“无道”之邦,“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在孔子看来,“隐逸”,是一种对“道”的捍卫和维护;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适时”的处事态度。 与儒家相对的道家庄子,则以上古禅让传说来谈论“隐逸”: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庄子让王) 善卷,“日出而作

3、,日入而息”,衣食自给自足,相较于治理天下,其更愿意“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里体现了一种对于率性之“自由”的诉求! 与善卷行为相反的,是一些世俗之所为: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惽惽,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庄子至乐) 世俗所尊崇看重的,是富有、尊贵、长寿和善名;所爱好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食品

4、的丰盛、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所轻视看低的,是贫穷、卑微、夭折和恶名;所痛苦烦恼和忧惧的,是“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 在庄子看来,富者、贵者,劳累身形,苦心经营,处心积虑,患得患失,其对待自身(“其为形也”)可谓“愚”(愚蠢)、“外”(身外)、“疏”(疏忽)、“远”(远离),真是“何苦也”! 庄子以为此是“天之戮民也”! 可见,对于“隐逸”,庄子认为,是一种对于“天下”之位的权势的否定、“无为有国者所羁”;是一种对于世俗 “富贵寿善”身外之物的否定、“不为轩冕(权势)肆志,不为穷约趋俗”。是不“危身弃生以殉物”、为物所累的“自由”人生! 儒道思想汇合,

5、便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隐逸文化价值观,即坚守道义、适时生存、率性自由等。“归园田居” 在“隐逸”价值观下,避世隐士,其生活方式的选择呈现多种多样,迥异于世俗之常规: “古之人隐于农、于工、于医卜、于屠钓,至于博徒、卖浆、抱关吏、酒家保,无乎不在,非特深山之中,蓬蒿之下,然后为隐。”(元好问市隐斋记) 但一般来说,往往选择旷野山林、浩渺江湖之间。“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 晋陆云逸民赋描写到: 世有逸民兮,栖迟乎于一丘。委天刑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险隘兮,又安足以盘游?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载营抱魄,怀元执一。傲物思

6、宁,妙世自逸。静芬响于永言,灭绝景于无质。相荒土而卜居,度山河而考室。 曾丘翳莽,穹谷重深。丛木振颖,葛藟垂阴。潜鱼泳沚,嘤鸟来吟。仍疏圃于芝薄兮,即兰堂于芳林。靡炎飙以赴节兮,挥天籁而兴音。假乐器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挹回源于别沼兮,食秋菊于高岑。蒙玉泉以濯发兮,临浚谷而投簪。 这里的“逸人”,即隐士,杖策而往,枕石漱流,行走于深谷幽林之间,与潜鱼嘤鸟为伴,吟咏抚琴,采食秋菊,濯发玉泉,过着耽于自然、超尘脱俗的生活。 在纵情山林江湖的隐士生活中,乡村田园,成为隐逸生活的一个重要图景。“世外桃源”的始创者陶渊明,对隐士田园生活作了经典描述: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7、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抱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 此外又如: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王绩田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乡村生活,一年四季,春华秋实,变化有序;花开花落,和缓平静;夏雨冬雪,景致不

8、同;瓜熟蒂落,自然农法。乡村环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桃花源记)。同时,乡村民风淳朴,情感朴实,“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终南别业);“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陆游立春日)。 另外,古代乡村管理,主要依靠宗族制度,国家政权对基层乡村社会控制相对薄弱,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础控制)。乡村,这个相对宽松、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恰好为性好自由的隐士提供了一片施展天地。 乡村所拥有的这些自然人文环境,与隐士逃离束缚、适时生存、率性自由的诉求正相吻合,使得乡村及乡村生活,与隐士及隐逸文化

9、紧紧联系在一起。田园生活、隐逸文化,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乡村文明的一个特色。现代“心隐” 南怀瑾在其禅宗与道家一书中认为,隐士思想,和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 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们无论是否功成名就,都把“归隐”作为一种人生归宿,是由于“隐士”修为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是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归隐”,虽有“不合作”之意,也更有挣脱世俗“樊笼”约束,“回归自然”、“人格独立”的诉求。 现代社会,虽然不再存有古代社会的“隐士”,却依然传承了“隐逸文化”传统。现代之人,虽不多见隐居于山林江湖、过着田园生活的“身隐”之士,却也不乏许多心怀冲破尘世之网、逃离城市、回归田园的“心隐”之

10、士。 作为现代人来说,其所面临的压力来自于更多方面:社会政治、资源环境、食品安全、道德信仰,甚至城市痼疾、乡村衰败等等。强大的身外之“物”的力量,充斥了几乎所有人类的生存空间、甚至心灵空间,人的异化加剧,越来越不能承受生命之重!“道”的失落和缺席,又使人陷入无“道”可守的尴尬、迷茫境地。 这些因素,使得许多人虽然无法“身隐”,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于钢筋水泥之中“心隐”田园,神游于山林江湖之间,或于短暂驻留乡村之中,放松疲惫的身心,获得精神的慰藉,调整失衡的心灵。 也正是这种“心隐”的愿望,使人们无论行走何时何地,无论人生潮起潮落,总是念念不忘那片些许业已凋零的乡土,内心中存有无尽的乡愁。 时下乡村旅游的兴盛,既是经济发展、休闲文化勃兴的结果,同时,也是隐逸文化传统的因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乡村旅游开发,需要凸显隐逸文化的内涵,方能增加乡村旅游的文化含量。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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