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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兼以中国为例Op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Concurrently Case Study from China何 璋 覃东海*何 璋 1947.2 天津 男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国际金融、西方经济学。覃东海， 1977.1 湖南永顺 男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2000级金融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通讯地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0875 电话：62207190，电子信箱：qdonghai。He Zhang Qin Donghai内容提要：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
2、做跨国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各不一致。从我们这里的跨国数据看，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没有什么稳定的正向或是负向关系。因为跨国数据存在的种种局限，这里以中国为例进行跨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以外贸依存度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线性关系，不过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之间有一种凹型的图示关系，即在开放程度较低的时候，开放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在开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开放却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以外商直接投资/GDP比值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则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关键词：开放程度；收入分配；不平等。Abstract: There exists an active empirical lit
3、erature on op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Prominent examples get variance conclusion. We use cross-country data, and find no explicit relationship between op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alyses based on cross- country have widely been criticized, we provide a case stud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op
4、ennes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entral finding is that the region experience a greater degree openness tend to demonstrate a greater decline in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the effects will reverse.Key Words: Openness;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一、引言：一些基本事实一个流传甚广的
5、信念是：开放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自动惠及黎民众生，这样，开放政策对于解决一国的不平等问题是有利的。遗憾的是，这样的命题至今也没有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证明。Rodrigues和Rodrik(1999)的研究发现，并没有让人置信的证据至少在1945年以后的期间，表明开放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性，使用不同的理论模型，结论也各不相同。Forbes(2000)对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一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结论表明在短期到中期，一国收入差距的加剧对下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林毅夫、刘培林(2002)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发现从理论到经验研究
6、都没有一致的结论表明两者之间的稳定关系。并进一步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考虑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认为只有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公平和效率才有可能二者兼得。实际上，放眼世界各国，民众并没有能够均享开放带来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经济飞速发展，这种活力来源于各国相继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推进经济和金融自由化，其致命的弱点也在这里。商品和要素的流动越来越缺少限制，缺乏制约的市场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世界范围内分配的极大不平等。如下图显示的那样，GINI系数比较小，开放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并没有在76个国家中占据优势，开放程度似乎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什么稳定的关系，无论是以贸易还是以私人资本表示的开放程度，图形显
7、示出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结果都很混乱 这里的开放程度指标为各国2000年数据，GINI系数为各国1995-2000年间某年的统计数据，GINI系数变动不会太过剧烈，虽然与开放程度指标年份不一致，不影响分析效果。只有76个国家是因为剔除了其他GINI系数只有1995年以前数据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打开国门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愿望现在看来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图一：76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资料来源：Word Bank, 200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www.worldbank.org/data/wdi2002/index.
8、htm)注 释：其中，商品贸易是指一国商品进出口总额与该国GDP比值，私人资本是指一国私人资本流入量与该国GDP比值。二、理论和研究背景开放一定会引起国内收入分配的变化。开放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标准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告诉我们，对外开放可以提高一国相对充裕要素的收入。换言之，一国专业生产化生产的部门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其报酬将会提高，反之则报酬将会下降。这样，对劳动力相对充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可以提高本国劳动力的收入，因此，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缩小国家间收入差异。这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依
9、据。过去的20多年，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纷纷对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敞开国门，降低关税，清除贸易限制、给外商直接投资以优惠、欢迎国外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保护知识产权等等。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乌拉圭这些国家都在不同时段实施了自由化的开放政策。确实，我们在减少贫困和提高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平均寿命、死亡率、入学率平均收入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些趋势掩盖了世界上不同地区实际存在的多样性，以及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贫穷人群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后面，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加深了。全球差异的扩大增强了许多地区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正是这种“贫者越
10、贫，富者越富”的现象，这使得质疑传统理论和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大，更多的人开始把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全球化的恶果。Wade(2001a)通过比较8种不同的测算指标，没有发现那个指标可以证明过去20年中不平等程度得到了减轻。其中的7个指标不同程度显示了不平等程度加剧的事实。只有用购买力平价对收入进行调整，以一国人口为权重计算的全球GINI系数显示全球的收入不平等没有多少变化。但是，威德认为在国际交往中必须用事实美元支付相关费用，而不是用购买力平价调整以后的美元来支付，因而反对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Bourguignon和Morrisson (2001)通过历史比较，发现了从1820-1992年
11、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见表一）。表一：Bourguignon和Morrisson的研究结果年份18201850187018901910192919501960197019801992GINI系数0.5000.5320.5600.5880.6100.6160.6400.6350.6500.6570.657泰尔指数0.5220.5980.6720.7450.7970.7770.8050.7760.8080.8290.855平均对数差（MLD）0.4220.4850.5440.6100.6680.6900.7750.7660.8230.8500.827标准对数差（SDL）0.8260.8730.919
12、0.9711.0271.0641.1541.1611.2101.2341.184世界平均收入(PPP $ 1990)658.7735.7890.01113.81459.91817.12145.52798.63773.84544.04962.0世界人口(Billions)1057.01201.11266.01450.51719.02042.12511.33024.73664.54414.05459.1资料来源：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2001)。联合国的报告(UNDP,1999)称：“从1990年到1997年，印度的平均关税从82%减到30%，巴西从25%减到12%，
13、中国从43%减到了18%。各国相继选择了单边自由化政策，不仅仅是在贸易方面，更是在外商投资方面。这些变化都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和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交易。但是，最贫困的人群和最富裕的人群之间以及最贫困的国家和最富裕的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剧。1960年，世界上20%的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人群收入是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的30倍。1977年，这一倍数已经上升到74倍。有人预言这种差距会出现收敛，但是过去的10年看到的只是收入在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加剧集中。”世界银行的报告(WB,2000)指出：“全球进步带来的利益分配是极不公平的，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
14、在过去的40年中差距扩大了1倍。世界各个地区的状况差异很大” Lindert和Willianmson(2001)通过对全球化和不平等程度的历史考察得到结论：过去的两个世纪，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加深了，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间断性地上升和下降，更多的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发达国家或者说工业化国家收入不平等状况得到改善；事实上，所有观察到的世界经济收入不平等增加的绝大部分都是源于国家间的不平等。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加深了，不过全球化对不平等的冲击并不像简单的相关性表明的那样，实际上，全球化可能会减轻参与全球化的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改变自己政策融入全球
15、化的穷国，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的或是太过偏远的穷国获益最少。在任何情况下，解释世界经济不平等程度增加的事实，全球化冲击的净效应都太过弱小了。ORourke(2001)也是基于一种历史考察认为，全球化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因考虑的国家、国家融入全球化的程度以及禀赋的不同而变化。跨国回归分析也表明，选择的国家不同，使用的开放指标不同时，结果就会变化，从而不能得到一个普适性的(Robust)结论。Sala-i-Martin(2002)的研究得到了一个正面的结论。通过使用7个流行指数估算全球收入不平等程度：GINI系数，收入取对数以后的方差，两个Atkinson指数，Theil指数，平均对数差(Mean L
16、ogarithmic Deriation,简称为MLD)以及方差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所有的指数都显示，1980年到1998年间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减轻了（见表一）。同时还得到结论，全球不平等的绝大部分都可以由国家间的不平等来解释，与此同时，国家内的不平等有微小增加，但是远不足以抵消主要的国家间不平等程度减轻的效果。另外，国家间的不平等程度减轻主要地（不是全部地）源于12亿人口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表二：Sala-i-Martin的研究结果 原表中有1970-1998年各年数据，这里仅选用部分年份数据。年份GINIVar(log y)Atkinson(0.5)
17、Atkinson(1)MLDTheilCV219800.6621.5870.3620.5870.8850.8481.49219820.6651.5240.3530.5740.8530.8291.46919840.6521.4910.3500.5680.8390.8261.49119860.6491.4720.3460.5630.8280.8211.49119880.6511.4770.3480.5650.8320.8281.51319900.6541.5050.3520.5700.8450.8371.53319920.6451.4940.3420.5600.8210.8101.47119940
18、.6381.5020.3350.5530.8050.7871.42419960.6331.5030.3290.5470.7930.7721.38819980.6331.5200.3300.5490.7960.7761.380资料来源：Sala-i-Martin(2002)。 Feldstein(1998)走得更远，在他看来收入不平等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如果没有恶化其他阶层的收入状况，即便使不平等程度增加，这本身也应该是一件好事。如果认为是一种坏事，那就是一种“恶意的平等主义”(Spiteful Egalitarian)。这样，收入不平等不是一个需要矫正的问题。把衡量
19、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上升理解为一桩坏事的通常观念，违背了帕累托原则。这种观念事实上无异于使用了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函数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被赋予了负的权数。分配问题的真正所在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开放条件下的不平等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极大挑战。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这主要是基于两个计算方面的原因(Wade,2001b)。一是计算世界收入分配状况时，是以各国的人均收入直接计算还是加上各国的人口进行加权计算；二是把各国的收入进行比较换算单位时，是以购买力平价汇率(PPP Exchange Rates)进行换算还是以市场汇率(Market Exchange Rates)进
20、行换算 根据巴拉萨萨谬尔森命题(The Balassa Samuelson Thesis)，由于存在倾斜的劳动生产率(Biased Productivity)，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汇率会导致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出现系统性偏差，发达国家货币的实际汇率较高，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汇率较低。流行的用名义汇率折算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并进行比较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名义汇率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各国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何璋，2001)。一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都会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Bourguignon和Morrisson(2001)、 Sala-i-Martin(2002)等，但是，也有人反对在国际
21、比较时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Wade (2001a)、Dowrick和Akmal (2001)等。确实，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就是无法找到各国通用的代表性消费篮子(Representative Consumption Basket)。如果对收入水平用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以人口为权重进行计算，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没有变化多少，这恐怕主要源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世界人口的40%）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绩。表三：Wade的研究结果以两种汇率进行测算是否以人口为权重进行测算PPP 汇率市场汇率不是Very much more unequalmore unequal是muc
22、h more unequalLittle change资料来源：Wade（2001b）。进行这样两个方面的调整以后，确实可以得到一个让人满意的正面结论，但是更多的和中国、印度一样采取了开放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福音，他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开放政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一过程本身就会带来多种成本。波拉尼(Polanyi,1944/1975)在其名著大转型中告诫我们，“即使变革的方向和趋势是正确的，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变革的过程以及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与调整，变革的方向和调整的速度共同决定了变革的净收益”（转引自裘元伦、何 帆，200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
23、际组织以及最富裕的国家一直致力于推进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希望以此尽快弥合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现在看来，依然还距离遥远。全球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愿望变得更加渺茫，反对全球化人士的一些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另外，更为现实的问题的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甚至是中国、印度这样取得显著经济增长的国家，经济权利的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收入差距成了争论激烈的问题。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层次上，如果一国人口中的一大部分不能从经济发展中得益，我们就不得不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进行重新考察。仔细分析开放政策对一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影响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三、对中国的经验研
24、究研究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一般的做法都是用跨国数据进行分析Wade(2001a)、Lindert和Willianmson(2001)、Sala-i-Martin (2002)等。而国与国之间巨大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差异常常会让比较分析结果失去意义。细致地研究全球化对某一国经济的影响可以避免这种问题，可能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真实作用更有帮助。Srinivasan和Bhagwati(1999)进行了有影响力的批判，认为跨国研究具有明显缺陷（理论基础脆弱、数据质量不一致、经济计量方法选择不适当），依据这种分析不能理解开放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等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最具说服力的
25、证据只能从细致的个别国家的案例研究中寻找。Atkinson和Brandolini(2001)根据对OECD国家的研究指出跨国研究的陷阱(Pitfalls)，因为各国测算收入分配的方法不尽相同（以家庭为单位或是以个人为单位、以收入法为基准还是以消费支出为基准等等），即便在同一期间，采用不同的测算方法也会得到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用一国特征的虚拟变量进行调整也不会使情况改善，在OECD这样经济背景类似的国家尚且如此，加入发展中国家以后情况会更糟。Wei和Wu (2001)认为，使用跨国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存在两个主要的缺陷：第一，研究所用的重要变量的数据缺少国际间的相融性。尤其是在涉及到收入不平等时
26、更加敏感：因为各国在定义变量和收集数据时的方法各异。第二，研究者很难控制各国间法律系统、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上面的多样性，这些因素很显然会影响到经济增长以及收入不平等这些我们需要研究的变量。过去20年，中国无疑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也是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国家。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从1978年的9.79%提高到2001年的44.11%；外资与GDP的比例从1984年1.06%提高到2000年的4.26% 2001年的数据来自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1年进出口数据按照1：8.278的比例套算；1984年的外
27、资数据按照1：2.8的比例进行套算，2000年的外资数据按照1：8.278的比例套算。Khan和Riskin(1998)估计了中国的GINI系数，从1988年的38.2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45.2。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WB,2002)，我国1998年的GINI系数也已经上升到了40.3，1981年的时候这一数据才28.8。国内也有不同的学者进行了相关估计，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大致在0.39到0.50之间，已经进入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的行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是不是因为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导致了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了呢？ Wei和Wu(2001)调查
28、了中国约100个城市（城区以及附近的农村县城）1988-1993年的数据进行案例研究，把整个收入不平等分为城乡不平等、城市内部不平等以及农村内部不平等三类。根据中国的总量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开放程度提高似乎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魏和吴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表象，其他因素比如通货膨胀都可以解释不平等程度的加深，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以外贸依存度（进出口/GDP）表现的开放水平越高的城市，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得越快。换句话说，开放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不是加大了收入不公平。 我们的思路是，找出省级行政单位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标以及开放程度指标，然后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此判断开放政策与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之间
29、的关系。为此需要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测算。用IE代表收入差距指标，Open代表开放程度指标，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IE=+Open1+Open2+Growth+Education+Finance+Dummy+ e 其中，IE为收入差距变化指标，IE= Log(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 1999-2001 这里的收入分配差距指标没有选用通常的GINI系数，一方面各省的GINI系数没有相关数据，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测算各地区收入差距的精确数字，只是要分析收入分配差距与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因此这样的构造不会有影响分析的效果。； Open为开放程度指标，Open1= Lo
30、g(进出口总额/GDP)1999-2001；Open2= Log(外商直接投资/GDP)1999-2001；Growth为经济增长率指标，Growth= Log(GDP增长率)1999-2001；Education为受教育程度指标，Education= Log（每10万人中的大专及以上人数*4+每10万人中的高中和中专人数*3+每10万人中的初中人数*2+每10万人中的小学人数）/100000；Finance为金融发展指标，Finance= Log(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GDP)；Dummy为虚拟变量，其中沿海省份Dummy= Log 1，内陆省份Dummy= Log 0.0001。回归结
31、果见下表：表四：最小二乘法(OLS)分析结果变量123456Open1-9.798E-0(-2.422)8.987E-03(.241)6.307E-02(1.378)7.953E-02(2.342)3.264E-02(.755)5.483E-02(1.133)Open2-.119(-4.893)-.124(-5.300)-3.999E-02(-1.628)-3.257E-02(-1.347)-2.376E-02(-.925)Growth-.702(-1.888)-.887(-3.201)-.683(-2.316)-.652(-2.201)Education-.767(-4.854)-.784(
32、-5.115)-.818(-5.218)Finance-.152(-1.667)-.113(-1.144)Dummy-7.757E-03(-1.017)F5.86417.22013.72024.78121.73818.313Adj. R 20.1400.5200.5600.7600.7760.776从计量结果看，以外贸依存度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线性关系，不过，从散点图可以看到一条比较明显的凹型曲线（见图二）。于是，得到基本判断一：在开放的初始阶段，开放程度会有助于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但是在开放到了一定程度后，进一步的开放则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以外商直接投资/GDP比
33、值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则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引进而且通过了T检验，图二的散点图也表明了这种关系。得到基本判断二：引进外资在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有积极作用。怎样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的观点是，开放的初始阶段，是对生产日常消费品这样的“低端”领域开放，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部门，从而为一些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从全社会看，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了。开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开始开放一些“高端”领域，从而为高收入阶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全社会上看，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外资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大都选择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而可以持久性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另外，我
34、们选择的经济增长率指标，教育程度指标以及金融发展指标都显示出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负相关。而且都通过了T检验。从而得到基本判断三：经济增长越快的地区，收入分配越公平，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分配越公平，金融发展程度越好的地区，收入分配越公平。邹恒甫(2001)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影响收入分配的主要是四个比较稳定的、在较长时间内才会变化的变量：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的程度，老百姓的自由程度，财富的分配；而收入分配是非常稳定的。这些因素都是内生的，因为受教育的程度和金融的发展等等都是和收入分配紧密相关的。这些计量经济学中的问题我们都作了一些处理。既然这些影响变
35、量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世界银行、IMF等机构都认为收入分配和财富的分配比较稳定。所以，唯一能改变贫困状况的办法，不是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比如提高所得税，而是创造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发展了，这个蛋糕(pie)变大了，才能解决贫困问题。我们的选择变量不一样，得到的结论与邹恒甫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方面的原因解释起来很复杂，限于篇幅不再说明。图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开放程度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情况注释：L依存度=Open1; LFDI=Open2.四、简要结论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些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做跨国数据比较，得到的结论迥然不同。从我们使用的跨国数据看，开放程度与收
36、入分配不平等之间没有什么稳定的正向或是负向关系。因为跨国数据存在的种种局限和遭受的种种批评，这里以中国为例进行跨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以外贸依存度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没有线性关系，不过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之间有一种凹型的图示关系，即在开放程度较低的时候，开放有利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在开放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开放却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以外商直接投资/GDP比值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则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研究收入分配问题，还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选用的变量还有很多。邹恒甫(2001)选用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的程度，老百姓的自由程度，财富的分配四个指标，有很多人还用城市化、国土面积、地
37、理距离、海岸线等指标进行分析。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正如Frankel和Romer(1999)的研究那样，外贸依存度可能是内生变量，比例上升可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们把贸易完全看作是有地理因素决定，外生性的地理变量不会受到收入分配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结果显示，贸易有利于收入水平提高，贸易/GDP的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至少提高1.5个百分点。而且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各地不同水平的开放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与主要港口城市的距离远近。这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普适性检验的手段加以运用，值得进一步的考察。 地理变量在经济分析中的意外作用早引起了
38、经济学家的关注。因为经济学家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运输成本在商品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却大得超乎想象。McCallum(1995)的一份研究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地理位置毗邻、语言文化接近、政治经济制度相同、关税水平很低，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量应该已经突破了国界的限制。事实上，加拿大的两个省之间的贸易量，大约是加拿大的一个省与另一个美国州之间贸易量的20倍！（转引自裘元伦、何 帆，2001）考虑到我国各省之间的地方分割依然相当严重，以地理距离进行普适性检验也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何 帆等(2001)：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德国阿登纳基金会）
39、，世界知识出版社， 12月第1版。何 璋(2001)：国际金融，中国金融出版社，9月第1版。裘元伦、何 帆(2001)：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世界知识出版社，12月第1版。林毅夫、刘培林(2002)：“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大会论文。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经出版社。邹恒甫(2001):“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203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发言,11月2日。（Atkinson, Antho
40、ny B., and Andrea Brandolini, (2001), “Promise and Pitfalls in the Use ofSecondary Data-Sets: Income Inequality in OECD Countries a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3), September.Bourguignon, F. and C. Morrisson, C., (2001) , “Inequality Among World Citizens: 1820-1992”,forthcoming
41、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http:/www.econ.yale.edu/krieger/world_inequality_1820-1992)Dowrick, S. and M. Akmal, (2001), “Contradictory Trends in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A Taleof Two Biases”, mimeo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March. (http:/ecocomm.anu.edu.au/economics/staff/dowrick/world-inequ.
42、pdf）Feldstein, Martin, (1998),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NBER working paper, No.6770, October.Forbes, Kristin J., (2000),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4, September, pp869-87.Frankel, Jeffrey, A., and David Romer,
43、(1999), “Does Trade Cause Growth?” ,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March:pp379-399.Khan, Azizur R. and Carl Riskin, (1998),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1995”, China Quarterly, June: pp221-253.Lindert, Peter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2001
44、), “Does Globalization Make the World More Unequal?”, NBER Working Paper, No. 8228, April.Rodriguez, Francisco and Dani Rodrik, (1999), “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 Skeptics Guide to Cross-National Evide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W7081, April.Sala-i-Martin, Xavier, (2002) “The Disturbing
45、Rise of Global Income Inequa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8904, April.Srinivasan, T.N., and Jagdish Bhagwati, (1999), “Outward-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Are Revisionists Right?” ,Yale University,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06.Stolper, Wolfgang Friedrich and Paul A.Samuelson ,(1
46、941),Prot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udies, Vol 9, pp58-73.UNDP, (1999),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http:/www.undp.org/hdro/99.htm)Wade, Robert, (2001a), “The Rising Inequality of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Finance andDevelopment, IMF, December. Wade, Robert, (2001b), “Winners and Losers”, Economist, April 28.Wei, Shang-Jin and Yi Wu, (2001),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With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8611, Novem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