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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皇莶Q生墨塑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罗苏文摘要沪东棉纺织厂区曾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先行区,其兴起过程伴随着近代私营工厂模式与官督商办外衣下延续中国传统的官营工场模式之间的冲突;这一过程也揭示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上海租界的移植,是在中国社会与租界制度双重影响下起步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量,共存,离合制约着这一进程.近代沪东棉纺织厂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例证.关键词上海,租界,杨树浦;棉纺织工厂区中图分类号K25F42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2008318作者简介罗苏
2、文,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235沪东棉纺织厂区的兴起历时约半个世纪,曾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先行区,也是近代棉纺织工业从引进到初具大工业规模的缩影.本文将这一过程置于上海近代纺织工业引进初期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梳理,考察期间形成的两种企业模式,即近代私营工厂(以缫丝工厂为例),官督商办外衣下的官营工场(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分别从引进渠道,生产要素配置,经营环境三点比较它们的各自特点.并探讨这一过程与两种企业模式,租界市政,公用设施的兴办,沪东纺织厂区的兴起之间的依存互动关系.一近代纺织工业引进上海的两种经营模式近代沪东棉纺织厂区的兴起,发端于186O一7O年代纺织工业进入上海.曾
3、先后出现两种并存的企业模式,即近代私营工厂(近代缫丝工厂),官督商办外衣下的官营工场(上海机器织布局).评估这两种企业模式绩效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引进渠道,生产要素配置,经营环境.在近代纺织工业引进上海的过程中,首先起步的是机器缫丝工厂,由在沪外商充当引进的媒介.开埠初期的上海,以丝,茶为出口大宗,出口丝与茶的价值相比,在18471858年间年均约1.7倍.(!)当时机制生丝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比用中国手工缫丝每磅可多售6先令,而增加的运费不到3先令有利可图.但是机器缫丝工厂落户上海却并非出自外商的初衷.外商原有在江浙养蚕区办机器缫丝厂的意愿,无奈清廷不予许可,外商只得凭借近代条约
4、制度的庇护,将缫丝厂移设与长江三角洲养蚕区素有水运之便的上海租界.1859年英商怡和洋行聘请约翰.梅杰来沪首先试办怡和纺丝局,于1861年建成投产,1870年停李必樟编译,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以下简称李必樟.?83?工关闭.法商(1866年),意商(1868年)相继开办的两家小规模缫丝厂仅数月即告收歇.经历近15年的试办期后,到187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上机制丝比中国手工缫丝的价格高出2O一5O,平均每担可多赚200两白银.高盈利的诱惑使3家外商缫丝厂再度在上海出现.到1880年代中期,
5、因欧洲市场丝价下跌,三厂均亏本,有的丝厂将产业出售或出租.1890年前后上海已能仿造缫丝厂所需的机器,中外缫丝厂也渐具规模.见表1:18821894年上海缫丝厂情况表开办期厂名国别地址资本(万两)丝车年产量(担)工人1882怡和英新闸3645O48613001882公永和垡新闸3O.430041o1ooo1886裕成垡新闸1638O2274001890延昌恒垡垃圾桥北17.62202383001891宝昌法垃圾桥33.544447913oo1891宝昌法里虹口32.540643955o1892新祥垡杨树浦33.341644985o1892锦华垡新闸1215o1624001893信昌垡梵皇渡36
6、45O4868001894瑞纶德虹口162oo2166001894乾康垡石子街2025O270800外资蒸汽缫丝厂落户上海,从生产要素的配置看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生产设备方面,上海的蒸汽缫丝厂以相对更高的起点,居国内机器缫丝的前沿.上海既是外资在华引进机器缫丝工业的先行地,也是甲午战争前外资缫丝工业在华唯一的投资场所.以英商怡和洋行所属怡和丝厂为例,它引进全套机器设备,100台缫丝车大部分设备在香港制造,连同装配工人一起运沪.厂内安装锅炉,蒸汽机,有剥茧,粗丝,细丝车间及藏茧仓库.缫丝车用蒸汽机运转,煮茧也以蒸汽为热源.丝厂最初两任大班都是意大利人,车间管理层则有洋管车(女,意大利人),华管车(
7、男).1880年代上海的缫丝厂直接采用意大利开乃尔式丝车,均装置蒸汽机动力设备,厂房一般为两层建筑,公平丝厂(即里虹口旗昌丝厂)的楼上楼下栈房积茧至四,五千担.每两部丝车另外配备一名打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期广东乡村的缫丝厂却不同.如陈启源1874年在广东南海县(西樵简家堡)乡间创办的缫丝厂就设在自家宅院,采用自行改装的(仿法国式)机器,设备简陋,仅用蒸汽煮茧,缫丝车仍用足踏.当时广东的丝厂平均每厂釜数略高于上海,但上海平均每厂的年产量却高于广东约1.6倍.而且上海机制生丝均为细丝,全部出口,1889年上海正常缫制的上等中国丝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蚕丝.1892年上海3家缫丝厂所缫生丝的价
8、值平均比同样的茧使用土法缫制的生丝价值要高约2O一5O.缫丝业成为清末上海租界主要近代工业之一.在沪机器缫丝厂采取私营股份制企业形式,吸收华商附股,并参与经营管理,使其资产权利较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o年版,第1289页.以下简称徐新吾.经营人卜鲁纳(PaulBrunat)是法国人,他于1870年受日本政府招请,在日本上洲富冈制丝厂担任技师长.1875年他期满归国途经上海,就参与了缫丝厂的试生产.徐新吾第131,141页.黄汉民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以下简称黄汉民.参见徐新吾第133,113,115,138,143144页
9、.李必樟第746,792页.?84?有保障,故能吸引华人投资的兴趣.由于生丝的产地在江南,而市场主要在欧洲,华商虽有资金却暂时无直接的海外联系.而外商以股份制公司形式兴办厂,走社会化集资渠道充实资本,自然也需要华商入伙.华洋合作是互利互补,一般由外商引进设备并承担销售,华商提供部分资金及赴邻省收茧.旗昌丝厂开办资本中顾春池(丝行主)占有较大份额;1891年旗昌改组为宝昌缫丝有限公司时,顾仍是大股东.怡和丝厂开办资本为6万两银子,分为60股(每股1000两),其中28股(占46?7)归华商持有,大成丝栈通事徐鸿逵(字棣山,浙江海宁人)最多.徐鸿逵以怡和丝厂股东身份兼华董后,丝厂让徐出面在无锡等地
10、向一些地主,乡绅租赁茧行收茧,每收购干茧一包,徐可得佣金1元.丝厂的华董,买办也参与工厂的经营管理.如怡和丝厂创办时设洋董一人,另请两位华董(徐鸿逵,李国杰).董事会由洋董主持,邀请总买办(唐杰臣)参加,涉及工厂的要事,如增股,派红利,人士重要更动等均由洋董提出议案,须经华董通过,并签字.当时华洋合作经营丝厂已有多种形式,可委托洋行经营(如公永和);也有华商租办外资厂(英商公平丝厂).缫丝工厂的经营此歇彼起,不能完全排除投机因素的干扰,但企业的组建,停闭属趋利避害的自主决策,理性的冒险,稳健的扩展逐渐占据主流,显露近代企业组织形式的雏形.186O一1870年代,上海在纺织业(指缫丝,轧花加工业
11、)的投资额仅次于船舶修造业,位居第二.到1894年在沪缫丝工业共有资本总额326余万两,丝车4076部,年产量4402担,工人9600人,行业初局规模.上海近代缫丝工业是以熟练操作工为主体的行业,能够就地利用充足,廉价的女工.1894年上海12家丝厂共有女工2000人,约占全部女工的1/4.当时上海雇工千人以上的1O家工厂中有缫丝厂4家,棉纺织厂3家.早期的缫丝女工主要来自工厂附近乡村,女工人等,一呼可集.丝厂选址也注意兼顾女工就近上工的便利.1899年振纶丝厂坐落在铁马路(北河南路,英,美租界交界处)桥北堍,钱业会馆附近,被认为人烟稠密,女工甚便.1906年美租界有丝厂5家(北苏州路3家,密
12、勒路,杨树浦路各1家),清末民初上海缫丝厂的集中地在闸北.在劳动力市场上,丝厂女工是凭借低于男工的市场价格,获得这一就业岗位(女工的工资仅为男工的1/3).怡和缫丝厂最初曾就地招募有经验的男工试工,日薪300铜板,后发现女工是最经济,也是适应力最强的劳动力,就改雇女工,日薪100铜板(合0.09美元).这意味着投资者将获得更高的利润,而众多的女工将形成一个人数可观的低收入群体.1911年缫丝厂女工约3000多人,多为临时工,她们的工资随生丝市场的变化而起落,1908年是0.42元/天,1911年减至0.32元/天.而丝厂男工工资一般为月薪,并由工厂提供膳宿.女工的流动性较大,收入波动也较频繁.
13、对缫丝厂经营环境的评估须分两个层面考察.工厂设址上海公共租界,具备相对优越的生产环境.早期缫丝厂主要设在公共租界内邻近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的滩地,以苏州河沿岸最集中.怡和丝厂位于新闸桥边酱园弄对面的大王庙,地近苏州河,既有水运之便,也能为工厂的蒸器锅炉提供充足的水源.早期的工厂还能利用租界公用事业提供的动力系统.英租界的自来火房(UP煤气厂)于1866年由汉口路迁址新闸路.随着西方蒸汽锅炉的输入,缫丝,印刷等企业能采用煤气蒸汽机,自来火房的业务相应也有长足扩展.1867年虹口地区发展煤气,使工厂区从新闸移往虹口,煤气管道的延伸成为工厂区拓展的先导.租界行政的自治,法治管理制度也对依法经营的中外私
14、营工厂提供法律保护.1862年3月27徐凌云我家与怡和丝纱厂的关系,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38页.以下简称徐凌云.徐新吾第133,141-142页.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1页.以下简称大事记.徐新吾第136,373页.黄汉民第65页.黄汉民第66页.陈梅龙编上海机器织布局>,汪熙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页.以下简称盛档.徐曼第li56:562页.剥茧工为计件工,每6磅1篮,给洋8分一l角,视茧厚薄而定.参见刘明逵主编<
15、;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l卷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以下简称刘明逵.?85?日在沪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举行盛大开业庆典,它采用华资为主,美商主持的经营形式.而1871年设于上海县城的一家商店因雇佣洋商将汉口的货物装船转运天津,竟遭到官府差役持续4天的骚扰,恐吓,最后勒索70元始离去.1880年代中期两江总督左宗棠曾指令上海道台关闭在沪外资丝厂,抽其收茧的厘金,限制蚕茧供应,使三家丝厂一度停工,减产.同样机器缫丝厂在乡村却难免遭到封建传统文化偏见的非议,抵制.陈启源的丝厂被认为高烟囱破坏风水,男女工混杂有伤风化.1881年南海县发生丝织工人捣毁蒸汽缫丝工厂的暴动,
16、迫使陈将缫丝厂迁至澳门.18821894年间,上海计有缫丝厂12家(华资8家,外资4家)均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映证了近代工厂与近代城市化先行区之间的紧密依存关系.可以说公共租界环境与商界的华洋合作,构成近代缫丝厂在沪立足,发展,缺一不可的两项先决条件.由于缫丝工厂的原料产地是中国内地农村,机器缫丝工厂与中国传统经营环境相遇,必然产生尖锐的碰撞,面临传统文化的多重抵御.一是投机商操纵茧价的不正常波动,使缫丝厂的经营绩效起伏较大.1881年由于华人投机商的插手,上海传闻意大利丝歉收,致使丝价超过伦敦最高价.这种哄抬丝价的伎俩在1884年重演.1887年6月在沪各丝厂被迫在几天内买进全年所需的茧,随后
17、又在丝价下降几乎15时蒙受巨大损失.1888-89年在沪4家丝厂仅有薄利.1897年初在沪的26家丝厂中部分被迫停产(或部分停机),到年底开工的丝厂仅15家.投机商不时干扰,丝价市场混乱,缫丝厂屡遭重创等情形无不折射出稚嫩的近代工业与传统社会环境之间的碰撞.美国学者黄山农认为,怡和丝厂设在通商口岸上海能够以合适的费用建成技术效率高的工厂,并能招募到良好的劳动力,加以训练而生产出优质生丝,在国际市场售得高价.但据怡和丝厂最初十年的成本结构反映,茧占全部成本的65,资本(支出)17,工资13,煤2,其他3.因此丝厂不能以合理价格获得一级茧的经常供应,以致该厂不能脱离传统的制度和中国社会的准则而独立
18、地经营.缫丝厂的引进在技术上是成功的,但从严格的财务意义上讲是失败.由于蚕农受到传统生产方式和旧观念的束缚,也不易接受机器缫丝.土法缫丝是从新鲜茧中缫丝,必须在蚕作茧到变蛾孵出期间(约1012天)用手工完成缫丝,产茧量必然受到家庭劳动力的制约.而蒸汽缫丝必须将新鲜的蚕茧烘干(将蛹杀死),再运沪储存备用.因此早期江南产丝区,只有苏州,无锡等地乡农肯出售茧子,而湖州,杭州各地蚕户只售辑里丝,不卖干鲜茧.有些蚕农认为把蚕蛹放在烘箱里闷死是不人道和违背佛教信仰的,认为是忘恩负义.怡和丝厂的英商梅杰曾到产茧区用非常值得赞扬的坚忍不拔的耐心,通过实际示范,努力向他们证明欧洲方法的好处,但收效甚微.1869
19、年梅杰在浙江嘉兴病故,次年丝厂停闭.某些地区的官府也限制缫丝厂购茧,故上海的缫丝厂初期在邻近丝业区买不到足够的新鲜蚕茧,采购者所能够供给或所愿意供给的茧是很少量的.1860年代怡和丝厂试办十年,终因原料供应及储茧设备未能妥善解决,无法维持常年生产,于1870年停工关闭.后因中国的手工缫丝质量粗糙,在世界市场上受到冷遇,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中国采用西法缫丝,上海邻近地区关于杀蛹的反对声也逐渐和缓.1895年上海的缫丝厂大部分原料供应是由代理人到产区购买新鲜蚕茧,在外国人的监督下就地烘干后打包运沪.但就在1894年,中国机器缫丝产量还不到中国丝业的1/lO.参照日本在1874年后已普遍采用欧洲的缫丝方
20、法,同期中国缫丝厂生产方式的更新就显得缓慢而局部.在沪缫丝工厂的经营实践表明,近代纺织工业能够进入上海,但经营区域限于租界这一相对自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重印版,第18页.徐新吾第131页.李必樟第611,734,789,792,935页.美黄农山恰和丝厂:关于19世纪外国技术对中国转让问题的研究,转引徐新吾第137页.日本学者奥村哲认为近代中国的缫丝厂依赖小农的商业性农业提供原料,而上海不具备生产条件(茧,水,工资,土地等低廉物价),故其经营往往带有投机性质.参见奥村哲从机器缫丝业看在华外国资本,章开沅等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
21、990年版第344页.辑里丝是浙江乡农用手足操作摇出的土丝,因木机圈框直径尺寸较大,土丝运到国外须加工重新摇过.参见徐凌云第38页.徐新吾第135,141页.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56457页.以下简称洋务运动(八).李必樟第172,542,684,891,734页.?86?治的地方行政区.它所引进的近代私营工厂能够给华人股东带来较稳定,丰厚的收入,刺激租界华商的投资兴趣,并发挥中外商人互补互利的实效.近代缫丝工厂落户上海,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近代企业组织形式,使上海能迅速加入海外销售市场竞争,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起步.由于克服重
22、重障碍需要相当的时间,近代私营缫丝厂的实践在总体上是有益,可行的范例,但面对远东近代缫丝工业的竞争,其前景不容乐观.近代棉纺织工厂进入上海的时期与缫丝厂大体接近,但引进的渠道却大相径庭.185O一1870年代,棉纺织工厂几乎与缫丝厂同期被引进远东地区.1857年印度的孟买就有首家棉纺工厂,1860年那里已成为印度中西部主要的棉花市场,随后跃居全国最大棉纺织工业中心.1870年代末一1880年代初,远东地区的近代棉纺织工业已在印度孟买,日本大阪形成两处先行区.而在同期的上海,.由于官府,传统棉商的抵制,华洋商界试办纱厂频遭夭折.在沪的义昌洋行的施克士(c.T.Skeggs)在1865年登报以招股
23、形式办纱厂,生产土布仿制品,规定股票由中西人分买,因华商不甚明白西商情节,故绝无顾而问者而搁置.1868年外商计划兴办火轮机织本布公司,也因官府抵制而夭折.1870年代中期印度棉纺织业所取得的显着成就,使在沪中外人士了解这是个殷实可靠,回报丰厚的企业.上海当时的地价,棉花价格都不算高,正是投资的良机.1877年施克士再次在申报刊出招股启事,称每见印度等处皆获厚利,惟中国未曾创立,故余欲设轮机织之,全照中国式样,在上海买花,在上海织标布.并提到华商议欲入股者已不少.但这一计划经申报刊出广为人知后,在沪华商棉布同业公会表现了极为惊恐的态度,以为如果实施这类计划,棉布业就会完蛋,因此公会通过了一项决
24、议,提出不准购买机织布.地方官员由于害怕在人民中引起骚动,拒绝支持或鼓励这项计划.再次,有钱的中国人特别害怕,如果他们参与引进可能被认为是危险的新奇事物,就会成为对他们的资金或财产强征勒索的极好借口.于是,尽管上海商界已有兴办缫丝厂的成功范例,但在棉纺织工业的起步期却遭遇空前阻力.优先引进棉纺织工厂的经营活动是以官府独占特权的形式起步的.1870年中期洋布自织论的想法在洋务官员和上海部分绅商中引起兴趣,各有所求.曾出入川,湘官场的候补道彭汝琮于1878年在上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沈葆桢的禀贴中呈请办上海机器棉纺织工厂,生产棉织品,并提出设厂计划.彭汝琮的办厂方案是工厂须经皇上恩准,委派官员经
25、营,向英国购买机器,采用集股方法集资.即以股票作借据,进行借贷,股票既有固定利息,还可分期还本.彭的方案得到李鸿章的奖许,于1878年冬委派彭为首任总办,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俗称老洋布局),以筹集的公款购机,存局生息;再招商股,购料鸠工.这个挂名股份制的工厂沿用的仍是传统商场筹集资金的做法.华商则不免担心官员将会取得企业的股份,汲取利润中的最大份额.按照惯例,清廷高官李鸿章出面过问此事,就等于批准了兴办纱厂的合法性.于是,在187O一1890年前期的上海,一方面是官局独占,商为官用的办厂模式逐渐进占兴办纱厂的主流舞台.另一方面是中外商家兴办私营纱厂的试探无不遭扼杀,也从未放弃.怡和洋行有意利用
26、它与英国工商界的密切联系,充当一家华商纱厂的代理人,但三次尝试均因官府抵制而告吹.1878年上海酝酿成立英中上海机器棉纺织厂(Anglo-ChineseShanghaiSteamCottonMillCompany),计划有800台织日中井英机着,池步洲,丁日初译清末棉纺织企业的经营与市场条件大生纱厂在中国民族资本棉纺织业中的地位,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以下简称中井英机.北华捷报1879年3月21日,申报1879年3月21日,转引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与邵循正先生商榷,新建设1963年第
27、8期第36页.以下简称汪敬虞.申报1877年1月3日(影印本第11册第7页).李必樟第454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98,100页.以下简称严中平.洋布自织论一即以中国丰产棉花为原料,使用欧美的纺织机来生产洋式棉布的想法.参见日铃木智夫着,池步洲,丁日初译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设过程,见中山学社主办,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以下简称铃木智夫.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牍卷16,第3页,转引汪敬虞第36页.李必樟第454页.?87?机,开办资金需25万银两.它由怡和洋行的约翰逊(F.B.Johnson)发起,由胡光墉联络,旋即夭折
28、.1882年l1月怡和洋行参与组建外商棉纺织公司,但上海道台表示外国人无权从事棉纺织业与官办的中国公司抗衡.且条约未明确规定外国人有开办这样企业的权利.1889年怡和洋行打算让孟买的棉纱商筹集足够的资金,由怡和在沪找一家华人公司,再以协议书的方式委任怡和洋行为代理人经营,又遭碰壁.甚至它对筹建中的织布局表示愿意负责经理也被谢绝.1882年9月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华地码与买办王克明筹划开办丰祥织洋棉纱线公司,因未经清政府许可,李鸿章等出面反对,王克明被两江总督左宗棠借故扣押.王在签字声明与该纱线公司无关,并放弃拟建纺纱厂的地基后获释,公司被迫停办,退回股份.188889年英商祥生船厂在浦东购机,招股
29、,建厂,试行机器轧花.地方政府也以实系改造土货,显与约章相背,多次照会英公使要求停止.直到1880年代后期,外资棉纺织厂才艰难地在上海破土而出.1888年45月日本大阪纺织会社在沪办厂经交涉无果,遂不顾道台的反对,即速安装机器,着手制造.7月日本三井洋行以减低棉花出口重量为由,承诺不纺纱织布售于中国人,方获准在浦东开办上海机器轧花局,它由英法德美日五国商人联合投资(7.5万两银子),于1889年正式开工,收购中国籽棉,采用机器轧花后运销海外.驻沪英国领事也认为这种反对看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这类地方企业的外国人只不过是在给中国人上课,学生们迟早必将从中成为主要的受益者.遗憾的是由于官
30、府的强行排斥,棉纺织厂的筹办重走本可避免的弯路,致使上海棉纺织工厂的投产落后于孟买,大阪,造成时间和财力上的巨大浪费.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即效率形经济)的要求运作.织布局领导集团缺乏具有专业资质的人才参与决策,投资方案缺乏前期论证.开埠后的东亚棉纱市场,一般以低于24支为粗纱,2832支为中纱,32支以上为细纱.当时印度棉花只能纺2O支以下粗纱,仅能生产粗布.而中国棉花纤维短,只能纺16支以下粗纱,织成洋布中的粗布.但中国棉花的这一特性在1870年代并未引起深入讨论,形成清醒的认识.以申报言论为例,自1870年代初提倡洋布自织论时,并未注意洋布有细布,粗
31、布之分;自1877年下半年到1878年秋,又误认为即使用英国织机也织不出任何种类的洋布.在洋布自织是否可行尚未得到验证时,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于1878年冬仓促上马了.结果对国棉特性的论证,改造纺织机器的任务迟至1881年l1月才由郑观应委托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福士(A.W.Danforth)承担,于1882年初得出结论:以中国棉花为原料,英国粗布的仿制品勉强可织,却无法织出英国细布的仿制品,结论是当时织布局只能生产粗布;而面对有限的市场规模,织布局开工日后将因大批产品没有销路,导致连续亏折直至破产.如何补救决策失误,减少损失,织布局本可审慎地选择较好的方案,但策划人李鸿章只是简单地重操官家独营的
32、招术,采纳了郑观应强化织布局特权的建议,即对外,请准给年限以防外人争利;对内,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不准另设;请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1882年4月由李鸿章奏准织布局享有专利十年,规定十年内只准本国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享受官府专营特权庇护,既是织布局吸引商股的大诱饵,实际上自身也被套上官营工场的羁绊,丧失了作为近代企业基本的自主权.近代棉纺织工厂的引进就被扭曲为名为官督商办,实系享有专营特权的官营工场独占的局参见勒费窝(EdwardLefevour)着,陈曾年等译怡和洋行:1842-1895年在华活动概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36-37页.以下简称怡和洋行.怡和
33、洋行第28,32页.大事记第393-4,398,400页.因经北洋大臣批准,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的特权.故上海道台受命查禁美商纱线公司,会审公廨官吏也传讯该公司的中国股东.王克明被捕的公开罪名是接济过太平军,实因他在该纱线公司入股.黄汉民第17,25页,大事记第420,466,469,464-5页.李必樟第737页.盛世危言后编>卷七工艺,禀北洋通商大臣李爵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并免纳子口税事>.直到1894年织布局调整产品市场时,李鸿章才克服这一认识偏差,即中国的机制粗布和低支粗纱足以取代八成强的舶来品但中国的原棉短期内不可能生产机制细布,故难以阻遏进口机制细布进入中国市
34、场.参见铃木智夫第254,257,260,277280,298页.?88?面,客观上也意味着对私营缫丝厂实践的彻底否定.织布局的经营采用官督体制,股东作为私人投资,但产权界定不清,无论清律,或织布局章程对股东的资产权利(如知情权,参与管理,监督权等)无明确的规定,也没有严密的立法保障体系确保其执行,决策管理上依然是封建衙门风格.李鸿章是首任总办彭汝琮的背后支持人,决策人,织布局在筹建期七换总办,后设督办,均由李鸿章决定,人选不出地方行政官员范围,织布局的实质依然是官营的工场.织布局初集资本5O万两银子.彭汝琮毫无办厂经验,独揽筹建大权.既不了解中国棉花只能纺低支纱,不能织细布;也不了解欧美纺织
35、机必须加以改造方能适用于中国棉花.彭急于以快建大工厂来招揽华商投资者,不顾郑提出先征求美国纺织技师意见的建议,独断地同英商新泰兴洋行签约进口800台纺织机(包括纺机等附属设备,计5万银两),另同怡和洋行进行购机谈判,并以3.2万银两购入大片工厂用地(虹口下海埠潘源昌和记栈房,7O亩).后因招股不顺,彭只得通知怡和洋行推迟购机计划.1879年织布局的厂房造到离地约4英尺就被搁置,合同不履行,工程毫无进展.官员的轻率决策背离了近代企业理性的冒险,谨慎稳妥的经营常规.郑观应出任织布局襄办一年就自请辞职,实有规避风险,免受牵连的考虑.随即彭汝琮也被撤职.郑观应再度出山,与经元善等四位富商出任会办(发起
36、人兼负责人)后,对彭已签订的购机,买进工厂用地的两个合同概不承认,为此在1881年支付了1.5万银两的罚金.他们缩小办厂规模,将织机限定为400台,资本定为4O万银两,由发起人出资一半,另一半招股(每股100两,先付一半,待机器运到,工厂动工兴建时再付另一半).郑观应采纳丹富士的建议,将厂址选择在杨树浦港沿黄浦江东侧(原址为杨树浦路87号,东沿广信路,今上海电站辅机厂,上海第四碾米厂).但同时为了稳定股东的信心,也隐瞒了以中国棉花为原料,仅能生产粗布的重要信息.随后由于多数股东信心不足,拒交面额的后半股金,资金不足使筹建进展迟缓.直到1882年8月,厂房地基上仍长满野草,一片荒凉.1883年上
37、海遭遇金融危机,年初的78家钱庄,到年底只剩1O家.是年郑观应因挪用织布局股本放贷不当,导致2.3万两银两无法收回(占实收股本的65),致使筹建再陷停顿.1885年孟买棉纱开始进入上海,次年进口上海的孟买棉纱重量已为英国棉纱的2.37倍.1887年孟买生产的标布,粗布已向上海发运.而仍处筹建期的织布局此时却几乎不能从民间获得新的出资者.面对织布局难产的僵局,约在1887年李鸿章却试图巧妙脱身,他加入官本及私股,以筹集的新股24万两银子另设纺纱新局,即1891年由上海道台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而将经营不当的损失转嫁给当年借本易产买股票的旧局老股东,迫使他们接受本剩七折的现实.这些旧局老股
38、东在1888年7月13日申报上刊登在股含冤同人公启,抱怨上当.仅仅2年之后,1890年11月1日申报刊出旧局亏空甚巨,又重蹈故辙的启事.织布局最终是由总办杨宗瀚调用地方军费1O万银两,才于1889年12月试车投产,次年部分开业,1891年筹建完工.官督体制下的投资浪费,绩效低下弊病,在织布局经营初期已有显露.织布局厂房按纱锭3.5万枚,布机530台的规模设计,厂房为长550英尺(167.75米),宽8O英尺(24.4米),占地4093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备有轧花,纺纱,织布全套机器,设大锅炉5座.日本学者铃木智夫认为,如预定昼夜1O小时开工计,日产在1000匹,但初期
39、能够开动的织布尚机少,工人技术还欠熟练,实际产量仅600匹/日.后因粗布销路有限,产品上市改为粗布和低支机纱.厂内安装的辊轴式轧机,织机是英国货,而环锭纺机,汽炉(500匹马力)却是美国货,购置两种不同的机器设备也与主办者当时两种意见互不妥协有关.依500台织机计算,配20台轧花机足矣,已安装的40台轧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以下简称陈梅龙.参见铃木智夫第264页.李必樟第529页.李必樟第615-616,646,664,708,759,717页.新局资产估价约为20万两银子,先发行新股票(100两/股),将旧股29
40、00余股的股票额面打7折,凡追缴30两者,可交换新股1股.不愿加价者准令旧股每三股折填一新股.公司又制订新章程,设董事(由1000股的股东公举)监督财务,规定动用公司资金须经总办,会办签名.禁止任用经营负责人的亲友为财务人员等.但这些规定并未严格实行.最后三任总办龚寿图,马建忠,杨宗瀚只能靠向地方官府或其他洋务企业借款支撑.参见铃木智夫第266,268,288-289页.陈梅龙第89页.?89?花机有半数被闲置.圈入厂区的土地尚余一半,意在认租.另设栈房(造价I100两以上),总会办住宅(耗资4000两银子),公事房等.织布局的巨额支出和有限利用,浪费惊人可见一斑.此外车间布局也有隐患.清花,
41、轧花场地与机房,栈房距离较近.轧花机均安置在楼上,轧花时易出火星,与纺织机共置一厂很不安全.1893年织布局在一场火灾中化为灰烬,损失达7O万银两.(!)在经营环境方面,由于清廷向海关发布命令:除有准予进口的特别许可证外,不许进口棉纺织机器的.受此庇护官督商办的棉纺织企业在1890年代初期渐有扩张.华新纺织新局于1891年开工.1894年织布局清理后又改建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局,于9月挂牌(分南,北两厂),厂内铺设铁路两条,东达大纯纱厂,西接总局长6里.工厂规模虽大,但资金不足,原定资本8O万银两,实收仅1/3.仅北厂先行开工.另有华商筹建的大纯机器纺织厂,虽以商事商办,力除官局习气,俾收实效为经
42、营原则,却遭到华盛总厂的觊觎,拟将它与另一家商办裕晋纱厂强收为分厂.当时由李鸿章安排开设的纺织稽查公所,委派提调一员驻所,专门向各分厂勒索捐款,曾宣布每生产一包棉纱须交1银两,用来抵偿织布局的火灾损失.后外商纱厂拒不缴纳这笔附加捐,也就不了了之.华盛纺织总局还计划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十个分厂,连同正在筹建中的湖北纱布官局,共配置纺机4O万纱锭,织机5000台.这些工厂名义上属私营公司,实际是半官方的企业.官局独织的要害是以谕令特权排斥私人资本参与办纱厂竞争,将近代棉纺织工业纳入官府专营的系统,故遭到中外商人的极大不满和反抗.普通华商尽管有投资纱厂的愿望,往往不愿再与官府合伙.1893年1
43、O月上海钱庄商人许春荣等试图集股办纱,但却步不前的顾虑也就在此.1882年驻沪领事团拒绝承认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开办棉纺织工厂,表示这一问题必须由驻京各国公使团和总理衙门讨论决定,而不是依据地方政府的命令.1893年上海开工纱锭已有15万枚,但无一家外商纱厂,对此,驻沪英国领事馆的官员认为如果上海当局拒绝给予方便,人们将从其他省得到许可.1894年日本机织粗斜纹布输入上海.同年怡和洋行也多次试探在沪办纱厂的可行性.3月初它向外国订购纺纱机运沪受阻.6月它再次以订购纺织机为试探,并私下认为如果任何纺织厂有了官员,商人们就连一两银子都不肯投资,而我们能从在上海经营布匹的中国商人那里筹得全部资本,行使我
44、们权力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一旦购机运沪成功,将在自有地皮上兴建纱厂.如失败可将机器出售给华商纱厂;或是削价退回英国的厂家,并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1895年初怡和洋行纱机进口上海又连遭南洋大臣张之洞两次电阻,4月张作出让步,允许英商纱机运沪,由华商出资购存.显然官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已趋激化.官局独织的实践同样值得重视.上海机器织布局虽也设在公共租界,引进机器设备,吸收商股,聘请外籍技师,但它一方面将这些都作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另一方面固守封建专营制度的特权,强行排斥私营工厂参与办厂的竞争,以最大限度攫取官员的私利.其代价是使上海的棉纺织工厂起步延误16年.上海租界的中外商人染指纱
45、厂的尝试,都不能规避官府的迫害,扼杀.这表明,租界和中外通商条约曾为中外私营工厂提供庇护的限度.在条约明文规定之外,谕令仍是代表中国最高行政权威.故外商要获得办工厂的合法权,只有通过签订新的条约,别无选择.随着1895年4月17Et马关条约的签订,允许外商在华办厂,也标志官局独织彻底解禁.但近代棉纺织工业引进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之间的碰撞并没有就此画上局号,而是向纵深展开.1895年下半年,在沪中外私人纱厂迅速加入新建工厂之列,杨树浦成为纱厂集中地.1895年4月怡和纱厂(EwoCottonSpinningandWeavingCompany)已在筹建(杨树浦路670号),7月纱厂股严中平第104
46、页.李必樟第767页.1893年10月织布局不慎引发大火,与清花厂地板下深窖的残积败花未及清理,堆有七尺高,且屋顶用油毛毡覆盖,加涂柏油直接有关.参见盛档第151,206-7页.铃木智夫第294页.织布局在清理资产后将原有每股100两的商股以10余两的低价发还股东,了结旧局,实以低价吞并全部1日股.洋务运动(八)第458页.严中平第106,118页.盛档第202,330页.李必樟第791,848页.怡和洋行第37-38页.大事记第499-500,512页.?9O?票已认购完毕(额定资本150万银两),1897年5月开工,当年盈利10万余银两.1895年杨树浦一隅之地,已有五厂,新设的华资纱厂往往不出一年就完成进口机器,厂房兴建,有的纱厂已开夜工.对于外资纱厂的筹建,英国驻沪领事认为,洋商布局须设在租界之内,彼能尽力保护,在展望上海棉纺织工业的前景时他乐观地认为,如同孟买已有纱厂,但印度仍然是一个好主顾一样,由于这种工业将使中国工人们的财富有所增加,中国或许会成为更好的主顾.外资纱厂在1897年开工4家,均在杨树浦.怡和纱厂(纱锭5万枚),美商鸿源纱厂(Inter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