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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知和而和”还是“由之乃得”？与张立文先生商榷之二 摘; 要：本文之作胥在于，在前此所作“和合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1一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全面审理和澄清当下所谓“和合学”等有关于中国传统本质与核心问题上出现的若干思想偏差，致力于从“道”的意义上，还原典儒学以本来面目，进而为当下有关于“和谐”理论重新奠立起必要的、文化与的思想根基。关键词：中; 和; 礼; 乐; 道; 德;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思想景观。当是时也，可谓“诸子蜂起”，“处士横议”。于是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仁者安仁，智者利仁”3，而且“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甚至于“一阴一
2、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然而即使如此，“古典时代的论敌们在他们最为根本之点上是完全一致的”5，而且这种“一致”就在于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时局中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正常秩序。正有如中庸之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但这个“中和”却并非“知和而和”，更非“以和求和”，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上说，均值得作深入的探索和考察。一、“天下何思何虑”众所周知，战争与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而为“战国”这一名词所指对着的春秋战国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6的战争，亦然换句话说，
3、当是时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百家争鸣”，无疑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胡适说，“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7；而梁启超则亦云：“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8。但问题是，“不流血的战争”则往往被“流血的政治”所掩盖，使人们只看到了其中分外抢眼的“流血”的一面，却看不到其“不流血”的另一面；但究其实，正是“不流血”才最终导致了“流血”而且其中前者是“因”，后者则不过只是由这一原因而导致的一个最极端的结果而已。与此同时，正有如“流血的政治”，其目的并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在于“和平”与“统一”；“不流血的战争”，为其最终所趋向的乃是思想和政治上
4、的“同归”与“一致”。“天下何思何虑？”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9；其中，“殊途”的居心在于“同归”，而“百虑”的用意亦在于“一致”。至于其所“思”所“虑”、所“归”所“致”，若用中庸中的话说，就在于“致中和”。这是因为，只有“致中和”，“天地（才能）位焉，万物（才能）育焉”。既如此，则无论是“不流血的战争”还是“流血的政治”，便显然是谈不上的了。由此可见，“中和”无疑乃是“不流血”以及“流血”的基本前提和基础，而且它作为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古典时代的作品中，有时还被具体称之为“和”、“中”、“道”、“中庸”或者“和合”等等等等，诸如此类。但正如“致中和”这句话中的一个“致”字所暗示的那样
5、，这个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和”亦并非虚妄而空疏的；换句话说，它同时也是一种结果，是作为一种结果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结果，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何以“致”或怎样“致”的问题，并非已示诸掌间、备于身边，可以信手拈来，轻而易举地直接取用的。如此看来，只要找到了导致或达至“中和”这一结果的方法、路径和手段，那么“天地（就能）位焉，万物（就能）育焉”，进而“不流血”以及“流血”的问题也就能由此而得以幸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却让中国古典时代的儒学政治哲人们思考了几千年，求索了无数遍。但他们找到了么？回答是肯定的。据中庸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然而这种所谓“方策”，时至今日，显然已不
6、可见，但却可以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0、“祖述尧舜，宪章文武”11的以及“道性善，言必称尧舜”12的孟子那里获得必要的启示。“中和”可以说是一种前提和基础，但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更是一种状态或结果只要“致中和”，那么其他方面的问题便可以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既如此，则“天下何思何虑”，便不仅仅只是一个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流血的”战争问题，更在于“同归”与“一致”这一“不流血的”政治层面：在于于当时社会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时局之下，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及“陪臣执国命”的分裂状态之中，全面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自然政治秩序，进而最终呈现出“天地位焉，万物育
7、焉”这一最自然、最理想的结局。国语•郑语之中曾载有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由此亦可见，这个“中和”的“和”，的确可以生育万物。“和”固然重要，但其中更为重要的却依然是，何以才能“致中和”？二、“中”与“和”那么作为一种前提和基础的“中和”如何得以确立，或者说作为一种状态或结果的“中和”何以才能达至？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庸”。正有如逸周书•度训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然而在“和”与“中”或者“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朱熹看来，“变和言庸者”，
8、“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13；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蕴和涵摄着“中和”的而且在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将其称之为“中庸”，要更为合适，因为在基本理念上，前者包含着后者原因本身即暗含着结果，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在中庸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二者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14其意思是说，“中”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可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为“用”也，是“用中”，即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不断地“用中”乃至于始终如一地“用中”；或者说，是“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