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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学意蕴新析 儒学称谓始于汉，“河间献王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注：五宗世家、史记卷五十九。）。儒学，简言之是指的学问、学说的总和，进而追问儒学的主旨是什么？是指以周孔之学的发生、发展、演变为对象，以求索自然、人生的所当然和所以然为宗旨，以仁礼贯通天、地、人为核心，以天人、义利、心性的融突和合为目标，以成圣为终极关怀的学说。 现对此界说，稍做解释：第一，儒家学派虽由开创，但儒在此之前早已存在，并在国家生活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儒家把自己的发生，说成源远根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绍弘尧舜，效法文武，所以后人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做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
2、教的法统、道教的道统相对应。如果儒学道统起始于尧，而尧是黄老道统的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注：参见五帝本纪，史记卷一。），这便有儒道同源和儒比道后之弊，于是后人有将儒学道统上溯到伏羲。相传伏羲为人类的始祖，“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现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注：系辞下传，周易本义卷三。）。包牺氏即伏羲，亦作“宓羲”、“伏戏”等。他“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注：系辞下传，周易本义卷三。），教民渔猎农耕。他作八卦，后周文王囚于里，据以演为六十四卦。伏羲被归属于周文的谱系。按周易系辞下传的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3、；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伏羲便先于道学谱系的黄帝。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是与孔子的极力尊崇分不开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注：泰伯，论语集注卷四。）。孔子称扬舜和禹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注：泰伯，论语集注卷四。）虞舜和夏禹富有四海而为天子，却不贪图个人的享受。“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注：泰伯，论语集注卷四。）。商汤伐罪，代夏建商，“功参天地，泽被生民”（注：臣道、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0页。）。孔子对周文王、武王不仅推崇其，“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而且自认为继承他们的遗产，“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
4、：子罕，论语集注卷五。）并以文武之治作为他的理想。后人鉴于此，把他们都纳入儒学发生、发展的系统，即“道统”。周公对孔子仁、礼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武王死后，辅佐年幼的成王。他“制礼作乐”，损益殷礼，完善了典章制度，后称为“周礼”。周公“敬德”，“不施其亲”等，被孔子发挥解释为仁爱的思想。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注：八佾，论语集注卷二。）“从”说文：“随行也。”有承继周的意蕴，他在年老体衰时，感叹地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注：述而，论语集注卷四。）于是形成由孔子继大成的周孔之学。自孔子建构儒学理论以后，儒分为八，八派对儒学均有发展，均应有著述问世
5、。除孟子、荀子传世外，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世子二十一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等，皆已佚。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十二篇（或十四篇）（注：参见拙作：略论郭店楚简的仁义思想，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其中有鲁穆公（原题鲁穆公问子思）（注：参见拙作：郭店楚墓竹简篇题的认定，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可能属子思派的著作。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购回的1200多支战国竹简（注：郭店楚墓竹简简最长者为32.5厘米，最短者为15.1厘米。上海博物馆战国简最长为57.1厘米，最短为24.6厘米，可推知这批竹简非郭店失盗的竹简，有可能郭店楚简未被
6、盗。），其中可能有上述失佚的儒家著作的一部分。儒学八派由于对孔子学说理解诠释的差分，相互之间亦有论争和批判。如孟、荀的性善性恶之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以及荀子非十二子批判思孟“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并指摘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为“贱儒”。战国时孟子、荀子两派最显，“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注：儒林外传，史记卷一二一。）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学受到很大打击，“孟子徒党尽矣”。汉唐儒学由董仲舒吸收阴阳、名、法各家思想，建构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实现了儒学理论形态的转生；魏晋时儒学由两汉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向重义理的玄学转化，玄学以道家有无之辩为主要
7、，会通儒道，融合名教与自然。隋唐时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韩愈扬儒排佛，柳宗元主“统合儒释”，儒学开始由汉学向义理之学转变。宋元明儒学在隋唐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情境下，而落实到上，理学在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下，而和合为新的理论形态，是中国理论思维的最高形态，现代新儒学各派是接着宋明新儒学讲的。第二，儒学的宗旨，是对于自然、社会、人生所当然的探索。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孔子为挽社会秩序的失调，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迷失。他以开放的、担当的精神，求访贤人，坦诚学习，问礼于，学琴于师襄，集、整理古代文本，然后删诗、书，正礼、乐，系周易，作春秋，而成为“文不在兹乎”的中国文化的代表。其孜孜
8、以求的宗旨，就是为了使社会有序，伦理有范，精神有乐，以化解社会、伦理、精神三方面的冲突，而其化解的理论形式注重于规范型和伦理型，即“应当”、“应然”的层面，对于超验层面的自然、社会、人生背后的所以然的探究的力度较弱。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注：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对现实经验层面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所当然的伦理道德规范，是适应社会需要的，有不可变易的价值。但由于“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注：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三。）。为千万数的
9、经传所累、所蔽，就无多余精力来思虑、追究现实经验背后的所以然。儒学并非完全不注意所以然的探索，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而见他求道的迫切和重视。班固在诸子略中概括说，儒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论语“道”字60见。从道的初义道路之道到道德、学术、方法之道，都有论述。道路之道，是可见、可摸、可感知的外在客体之道；道德、学术、方法之道有两个层面：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是可感知的；未发的道德意识，未发表的学术思想，未实行的方法，是非经验的。如何追究已发、已见、已行背后的根源而获得道，这就是“于道最为高”的道。儒学寝衰的原因：一是违离道本，二是乖析五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