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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与有从译名之争看中国思想的哲学化与现代化 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对西方最高概念“存在”1词的不同汉译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批评了对“存在”概念的单纯系词理解。了这个概念基本的不可翻译性,并通过简单讨论海德格尔的运思用意,提示了不可被系词化的汉语(此文以“有”为例)及其才是后形而上学之思的真正归宿。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对思想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1词的涵义、问题与。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1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1哲学中的地
2、位,甚至本体论1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1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1致意见。但如果Being1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
3、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 1、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1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1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1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1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1位的。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1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1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
4、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马克思主义占据,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为什么关于这个词的翻译总是挂1漏万、难以统1?扼要地说,基本理由无非两条:第1,Being1词的歧义太多;第2,没有1个象Being那样常见的汉语字、词同时具有其所有基本歧义。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5卷第7、8章里列举了toon(实是)与ousia(本体、那是着的、是着性)的若干种歧义。前者主要有:谓词(云谓)或属性、断真与潜在-现实。就大体说,即分为“本性之是”与“属性之是”。后者基本有主词(基底)与分离独立(“这个”)两层涵义。据语文学的研究,早在巴门尼德,希腊词主要具备这样3种歧义:系词、表示实存、断
5、真。这个说法虽必须加以补充,其大体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印证。起来看,Being1词最重要的歧义应当是存有、系词、断真(同1性可以归入系词结构)3种。其它歧义或多或少地可以追溯其上。而在这3种之中,断真的功能在形式上可以归并到系词-谓词结构中去,在实义上则又与存有直接相关,那么为简化讨论计,可将Being的基本歧义定为存有、系词两种。 有丰富中文经验、1定中文知识的人都很清楚,中文没有同1个词同时具备“存有”、“系词”两类涵义。语言史的工作已经表明,古代汉语的系词出现得相当晚,至少晚于先秦时中国思想的高峰期。甚至在系词已然出现或接近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系词
6、对当时玄佛问题的提出没有任何影响。实际上,系词与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正面联系。倒是系词的晚出及其在日常用语里的可有可无,从某个侧面暗示了中国思想的特点。那么,将Being翻译为“是”的主张,其代价也许就是对“存有”这层涵义的牺牲。而只有这层涵义而非系词,才能既提示中国思想固有的最高问题,又引出Being的源始意蕴。 $False$ 对于将Being翻译为“存在”、“在”、“有”(姑且笼统地称为“存有”派)的意见,我们应予以更谨慎的辨析。首先,这个翻译肯定失去了原词固有的与系词的直接联系。但失去这种联系是否就意味着这种翻译全不可取?这要视语境而定。例如对于通过主谓句法结构ousia
7、(“是着性”)的亚里士多德而言,“是”就比“存在”更妥当些。但对于力求将Sein从系词理解中解放出来的海德格尔来说,“是”并不比“存在”更合适(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合适的译名)。更重要的是,对于用汉语思考的人来说,这派翻译开启而又遮掩了思想的最高。说开启,在于它提示了从“是”以外思考“本体”问题的道路。说遮掩,乃因它基本没有注意“存在”与“有”的区别,而有把“存在”代替“有”立为思想最高问题的倾向。在中文中,“有”与“存在”之间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有”的含义更为宽泛,它既可以包含“存在”之义,也表达“存在”1词所不可能有的“显现”、“出场”(“在场”)、“持有”(“具有”)等义。
8、例如汉语可以说“今晚没有月亮”,但恐怕没有谁会说“今晚月亮不存在”(相反“月亮不在”倒也说得通)。现代汉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保留了古代“有”字的初义。“有”的“显现”、“到场”义,在字源上与思想上,都是本源性的。这1切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派”与“存有派”的意见无法两全。中文在根本上没有可能提供对Being1词的贴切翻译。译名之争的1大功绩在于揭示了这个事实。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事实解释为中国思想的根本处境。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陷入译名之争的大多数学者,执着地1定要为“Being”1词找到合适的翻译并为此不断争论。这当然说明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事实的。也有个别清醒的学者看到了这
9、1点。但在如何看待与解释这个事实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有耐人寻味的出入。本文即尝试就这1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2、没有系词本体论是中国思想的缺陷还是幸事 汉语无法提供对Being1词的贴切翻译。对于这个事实,国内学者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有的学者很正确地要求反思这个事实,但却把这点当作缺陷看待。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没有1个词兼有系词与实存的含义,这“也许是幸事”。这主要是站在派逻辑的角度说这番话的。在符号逻辑那里,系词消失在谓词函项的结构里,而实存被表示为量词,实存者即所谓“约束变项的值”。也就是说,汉语是符合理想语言的,用不同的字表示系词与实存恰恰是“逻各斯精神”的表现。我们基本同意这个判断:
10、汉语的这个特点“也许是1件幸事”。但具体的根据不必完全相同。本文拟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提出1个理由。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学者提出过。本文的持论则完全基于“是”与“有”的根本差别。我们不认为汉语的这个特点表明”中西学之不可比较”。“也许是幸事”这个判断正基于某种“比较”。但这种“比较”不是解剖地甚至机械地找出“相同”、“相似”或者“差别”,而是诉诸对基本问题的把握及其展开的时机。也就是说,汉语思想的殊胜是从基本问题、最高问题方面说的,并且是对“现代”说的。 如果汉语思想的基本问题与最高问题与西方哲学或者哲学本身毫无关联,那么任何“比较”都是不可能的。但哲学的最高问题不就是本体论吗?本体论不就
11、是研究toon(BeingBeing)也就是第1ousia(Substance)的问题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云:“,toon,ousia.”(“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在何为实是亦即何为本体。”)“本体”问题之根源既然在于“是”,在于那“只可能是不可能不是”的真之路。那么其基本问题从来不被“是”所引导的汉语思想之不是哲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中西之间不是典型的风马牛不相及吗? 如果说,“转向”之前的海德格尔主要从在场者(存有者)与在场性(存有1般)之间的存有论差异入手。那么,其后他则更溯在场而上,追问Anwesenlassen,这早已超越了“是”所标画的逻辑-形而上学范围,而进入
12、了“有”之思。海德格尔很清楚,这1思之方向恰恰是背离西方传统的: “在西方思想之初,存有(Sein)就被思了,但有本身(Esgibtalssolches)并未被思”。 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西方语言是不适合后期海德格尔期望中的存有之思的(虽然这种不适合被他看作存有之天命),但在1种既区别“是”与“有”,又没有固执名词形态的语言中,存有论能否得到真切的体认呢?这是西方为思想留下的最大机缘。 中国思想的最高不可能源于Being,因此不可能属于以对系词进行逻辑为基础工作的系词本体论(即主要从系词“是”方面理解的ontology,可称之为“本是论”)。在这方面,翻译的胜利很可能导致思想的失败。也许我们
13、能够通过“合适的”翻译在中国思想中找到与Being最有联系的问题。但翻译永远是抹消而非展露差别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认为,中国思想的这个问题就是Being的问题,就是本是论的问题。其至尊地位与标准1如西方第1哲学处理的本是论。这样我们就会在根基处全然误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这种误解的代价是中国思想的形存实亡。 说中国思想之最高问题并非源于Being,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与Being丰富的源始涵义之间毫无联系。中国译介、领会西学的最高任务,恰恰在于如其所然地揭示、解释这种联系。如海德格尔所言不虚,Being的意义事关西方思想的天命。那么,这个任务同样也是中国思想的命运所系。 3、结语 译名之争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人们直接进入关于Being各种含义的讨论,促使我们回顾,更深地进入自身的思想传统。这种思想冲击是毫无障碍的翻译所不能带来的。译名之争表明,最大的危险是,者们大多认为应该找到1个合适的翻译,并把这个相对合适的译名理解为中国思想本身的最高问题。翻译的艰难与不得已迫使人们直面汉语与西语的格涩。译名之争的背后就是中西思想的差异。在人力的沟通之上所呈现的这1无法抹消的差异,正是译名之争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