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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 录论文摘要、关键词 （3）一 、影响汉大赋兴衰的经济因素（4） （一）经济发展是汉大赋产生的物质基础（4） （二）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写作对象（5）二 、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政治因素（6） （一）君主嗜好及对礼制、礼官的尊崇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6） （二）贵族兴衰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8）三 、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文学因素 （10） （一）文学创作主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10） （二）文学阅读群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12） （三）文本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 （13）结 束 语 （15）注释和参考文献（16）论影响汉大赋兴衰的因素 摘 要：汉大赋是汉王朝兴起的一种新型文学样式，是一种“盛世文学”。影响它
2、兴衰的主要有经济、政治、文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从经济方面讲，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汉大赋提供了宏大的描写对象，汉代人固有的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得到激发，然而汉武帝晚期由于经济快速衰退，作为歌功颂德、愉悦宫廷上层的汉大赋此时则失去了描写对象和存在的客观现实；从政治方面讲，君主及其贵族对礼制、礼官的尊崇促使汉大赋兴盛，因此，贵族的衰亡就决定其衰落成为必然；从文学自身讲，文学创作主体对文治的宣扬以及他们博物知类的优势促进汉大赋产生和兴盛，然而文本自身刻意追求辞藻华美，呈现出“铺采造文，靡丽多夸”的缺陷，极大阻碍阅读群体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这三方面的因素使汉大赋在产生、发展，达到盛极之后开始转向衰落成为文
3、学史发展的必然。关键词：汉大赋；兴衰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学因素汉大赋成为汉王朝一种“盛世文学”，无论在其产生、兴盛，还是最终走向衰亡这一过程中，导致其结果的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源主要原因应归结于经济、政治、文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影响汉大赋兴衰的经济因素汉大赋作为一种文学体式，成为汉王朝盛极一时的“盛世文学”，经济因素对其影响是必然的，这种影响一是体现在经济为汉大赋提供较大描写对象、对汉大赋产生和兴盛起推动作用的积极方面，一是体现在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歌功颂德的现实价值、对汉大赋的衰亡起到抑制副作用的消极方面。（一）经济发展是汉大赋产生的物质基础西汉初年是重利求富的时代。追逐官位名利，
4、是汉初游士骋其智辩、游于帝王之门的主要目的。随着西汉社会由动荡趋于稳定,游士们关注的社会热点由政治转向经济。在经济生活和辞赋创作的结合上,汉初游士找到了延续生命与实现价值的新天地。汉初经济复苏和由此产生的社会侈靡风气,对汉大赋的出现起了催生的作用。枚乘七发旨在“戒膏粱之子”；相如天子游猎赋铺陈诸侯、天子的奢侈生活,表达了“非侈”、“引之节俭”的思想。西汉经济发展与稳定，一是为汉赋提供了已往所不具有的描写对象；二是由于社会的发展需要汉大赋这样的新文体为其唱赞歌；三是社会侈靡风气催生汉大赋产生。在已经具有描写对象和具有出现新文体必要的双重刺激下，汉大赋以一种新的姿态问世，它既有别于现实主义诗经的体
5、例和风格，又有别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楚辞的风貌，而是一种新型的文体样式。汉大赋兴盛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汉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宏大的描写对象，汉代人固有的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得到激发。一方面，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支配了汉大赋的创作；另一方面，汉大赋从体式和表现手法上又特别适应汉代人这种心里定势和审美定势。这样，现实经济为大赋提供对象之大，以及审美理想中的大与汉赋体制之大达到完美地结合，出现了一系列鸿篇巨制。如果说经济发展需要汉大赋产生，那么经济稳定和繁荣就是使汉大赋产生由需要变为现实的最根本基础。西汉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一是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为君主和宫廷阶层的腐化埋下了隐患。在经济日渐稳定和
6、繁荣中，对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由担忧变为事实。统治阶级在经济稳定中开始走向挥霍浪费的深渊。针对这种情况，以至于汉大赋几乎篇篇在“讽谏”统治阶级的淫奢，而指归“引之于节俭”，并把反对最高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汉赋家借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当今君主进行委婉地劝说和谏诤；有时甚至大胆地，赤裸裸地进行揭露和批评。例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的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惩奢劝俭的主题是很显明的。赋中，作者先安排诸侯王的代表楚王的子虚和齐王的代表乌有先生为其主子争奇斗胜：乌有先生以齐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罟纲弥山”的盛况向子虚炫耀；子虚则拿楚王的“云梦之事”的排头来相压，最后作
7、者让天子的代表亡是公出场，批评楚“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赋中诸侯王的淫乐与老百姓的苦难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对天子不便由外人来加以指责，作者于是采用了让天子在淫乐之后反躬自问的手法：“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天子自感有失，赶紧决定推墙填堑，让百姓得以种地樵薪。之后，扬雄以羽猎赋来谏讽成帝，提出帝王的饮食起居游乐礼仪应有节度，绝不能影响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作者还批评成帝的老祖宗汉武帝“武帝广开上林游观奢靡，穷妙极丽然至羽猎，甲车戎马尚泰奢丽夸诩。”
8、和扬雄比较起来，班固的赋稍逊一筹。他在两都赋强调法度，一面赞扬东都天子举止的合度，一面批判西都天子行为的逾制。和西都天子比起来，东都天子已属俭约；但作者并未就此罢休，他还要天子“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继班固之后，张衡的二京赋对西京的宫室建筑和西京天子在游猎以及日常生活中毫无节制的骄奢淫逸作了尽情的披露和鞭挞，并把它与人民的苦难和封建王朝的安危联系在一起。赋中说，如果为君的“必以肆奢为贤”，那么桀纣都作对了，汤武还革什么命？秦始皇筑阿房、起甘泉，“征税尽、人力殚”、弄得“百姓不能忍”，因此才“息肩于大汉”。这里作者的是非好恶态度是极其明确的，这种明确从侧面让我们看到，经济一
9、方面使赋得以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使产生的赋有了“说教”功能，三是让赋的内容有了讽谏的特征。（二）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写作对象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以及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致使经济快速衰退，直接影响到汉大赋写作对象的衰退，因而作为歌功颂德、愉悦宫廷上层、以写大物为主的汉大赋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存在的客观条件。京殿都邑是汉大赋出现及其写作的物质基础，成为汉大赋按照写作内容归类的一大类属，这种源自汉代的城市大赋创作，一类是由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开启的地方
10、都邑繁荣兴盛的描写，且千年传响，历世未绝。都邑大赋的创作思想，主要在自然大的物像与文人风俗等方面。如扬雄蜀都赋开篇说：“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亭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继以东、南、西、北全方位描绘景观，以状其胜。与此类赋作相比，东汉以班固两都、张衡二京为代表的京都赋更能代表都市文化风采和大赋雄阔的气派。以班固两都赋为例：赋分为六大部分（31个段落），首先写西都长安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次写城市全貌，包括都市格局、经济富庶、各色人物等；三写京畿环境，包括阴阳昏晓与四郊景观；五写主体建筑，即宫殿描写，为全赋中心；六写天子游猎娱戏活动，收以颂扬盛世之德。由此可见京都大赋有两点最为突出：
11、一是对京都物态与文化的全面展示；一是以帝王为中心，突出宫殿的描写，再现我国古代精湛的建筑之美。如西都赋对“昭阳殿”装饰状况的形容。继此，班固赋作又对昭阳殿中“美人风姿”、“佐命大臣”、“典籍之府”、“著作之庭”以及其他司职进行全面描写，勾画出以建筑为主的立体形态。又如张衡西京赋描述“未央宫”之外势。综以上大赋，其大都以宫殿为主，对其装饰、结构、造型，以及对其旁近亭台、池苑进行细致刻画形容，对其建筑群体之美趣起到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然而，汉武帝之后，经济的衰退，一是使汉大赋的描写成为名不副实的讽刺；二是使汉赋家面对江河日下的经济已经失去颂扬的兴趣与激情，更重要的是经济衰退使汉大赋失去了赖以存在的
12、描写对象。在政治内讧不断、迫害严重的宫廷中，汉赋家不再受到朝廷尊崇，于是，汉赋家开始另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人格上的独立，以致作为御用工具的汉大赋不再被他们所重视，汉武帝后期及昭帝朝，即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去世后，将近30年的时间内，赋体文学创作都处于萎靡状态，见于记载的作家、作品较前期明显减少。至宣帝时讲论六艺群书成风，成帝刘骜时，精于诗、书，而汉大赋则在慢慢衰亡。二、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政治因素汉大赋作为一种文学体例，在内容、思想、表现等诸方面都受到宫廷阶级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牵制，君主及其宫廷上层的喜好左右着汉赋家思想的发挥，他们的喜好直接决定汉大赋的存在与否。源于此，从本质上讲，汉大赋是一
13、种形式上的自由和思想内容以及表达上严重受牵制的政治性文学，是统治阶层达到政治目的或愉悦身心的一种工具。这样的文学毕竟是政治的奴役，它的兴衰也必然会与贵族统治的兴衰相始相终。（一）君主嗜好及对礼制、礼官的尊崇促使汉大赋兴盛西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等诸帝都爱好文学。他们出于自身的兴趣，大量招揽文士，许多人就是因为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尤其是武帝，喜楚辞、好辞赋，并有诗赋传世。他一方面削弱藩国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为“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广泛招致文学之士。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董仲舒、公孙弘、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李延年等人，全都集中到了武帝的宫廷
14、之中。宣帝朝有王褒，成帝朝有扬雄等。自武帝起，藩国养士之风、文化学术衰落，文学之士的服务对象已不能自由选择，而只能为最高层的统治者效力，成为宫廷文学的侍从，帝王制礼作乐、“润色鸿业”的助手。从此，中国文士不为山林隐逸，则为宫廷文学的侍从，这是中国文士命运的根本转变。武帝之后，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的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文化学术的持续生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由于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
15、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在汉代统治阶级需要像汉大赋这样的文学体制来表现他们威加海内的气魄，日益丰富的帝王生活及宫廷生活需要汉大赋来反映它。汉大赋正如司马相如所说的那种“崇论闳议，创业垂统”，“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汉大赋与汉朝这个大帝国所包含的大疆域、大民众、大山川、大都市、大宫观、大林苑、大文教、大汉民族开拓生存领域的向上精神、兼收并蓄的扩大胸襟、上进的巨大热情是适应的，总之，这一时期人们的自信心、自豪感、膨胀的物欲、夸诞的心态，都是大赋之外所有文学体制所难以达到的。刘勰能准确的把握七发“独拔而伟丽”，洞箫“穷变于声貌”，两都“雅瞻
16、”，二京“宏富”，甘泉“深玮”的特点，正是看出了赋家描写对象的“大”美，看出了帝京文化的内涵1 。大赋之“大”与帝京文化不谋而合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的特质：第一，汉大赋体制大、篇幅大与帝京文化的内涵深刻融合；第二，汉大赋气魄大与帝京文化的历史久远相融合。汉大赋在夸张铺写京都物质的富饶、地理的优越和帝王游猎场面的盛大、生活享受的奢华时，都有一种恢宏阔大的气魄。这与汉帝国经济繁荣、国家的统一和国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只有汉赋大的气魄才能将其融合，同时，这也是文人自信心增强的一种反映；第三，汉大赋“大”的包容性与帝京文化错综复杂的外延相适应。题材的选择上不仅以描绘京都、宫殿为主，还含有山川、狩猎等宏大事
17、物和场面，甚至囊括一些异地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无一例外、极力宣泄了汉帝国的宏大声威以及气势。 狩猎本身具有“简集士众”军事演习的性质，它是耀武扬威的一种表现形式。汉赋家对帝王狩猎的大肆描写，是典型的尚武精神的反映，而作为载体的汉大赋无疑是这种尚武精神外化于文人的结果。尚武精神的程度和在文人中流传的广度，直接影响到汉大赋内容的构成。汉大赋中，这种狩猎的尚武精神被巧妙地融织进恤农应时的“保民而王”的理念之中，与先秦典籍中如战国策楚策中记录诸侯王狩猎不同，汉代赋家宣扬天子狩猎是处于“尊王”观念。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描写楚王狩猎情景：楚王乃驾骊驯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旗，曳明月之朱旗，建干将之雄
18、戈；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织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辚距虚，逸野马，转陶驉，乘遗风，射游骐。雷动犬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掖，绝乎新系。获若雨兽，折草蔽地。再看其上林赋描写的天子游猎的情景：天子校猎，乘镂象，拖锦旗，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因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擒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絓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峻之危，下礋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椎蜚廉，格虾蛤，铤猛氏，弄獬豸，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两
19、段描写，一写诸侯，一写天子，并通过前者“观壮士之暴怒”，“睹众兽之变态”与后者“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的差异，以表现天子狩猎驭人的胸襟和一统帝国的抱负，这是赋家透过校猎场景显达来表现其尚武精神。当然，司马相如批评楚王、齐王出猎的根本思想还在于“不务明君臣之义”，“徒事争于游戏之乐”，所以作者描写天子狩猎之后，也叹息“此大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提倡发扬“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之德政，归于“保民而王”的宗旨。关于这种观点，在扬雄长杨赋中有更明显的表现。扬雄在赋中一方面假托“子墨客卿”斥责汉帝游猎“颇扰于农人”，属于“娱游之乐”；一方面又假托“翰林主人”为汉帝辩护，歌颂文
20、帝的“俭德”，武帝的“武功”，成帝的“仁德”，并指出成帝狩猎时仍安不忘危，属“简力狡兽，校武票禽”的保民之举。尽管赋家思想和意识很难在其尚美赞颂与讽喻觐见中显山漏水，但赋家所持有的“保民而王”的仁政思想，其讴歌保护农耕简集士众之举或批评“颇扰农人”的游戏之乐，二者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二）贵族兴衰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汉大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汉代文人的才华和精力，几乎大半都投入了汉赋的創作之中，汉赋具有贵族文学的特性，这就决定它与贵族是相融合的，故贵族兴盛则是汉大赋产生的原因，而贵族衰亡则是汉大赋衰落的原因。汉之前的正统文学形式，不论诗歌还是散文都不能满足皇宫贵族和汉朝统治者的“浩荡之心”2
21、，不能满足他们膨胀的物欲和追求大一统的壮志。受到贵族们尊崇的汉大赋，由于有欣赏的阅读群体，具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汉赋家们争先恐后献赋以博得统治者和贵族的青睐，在贵族对赋家肯定的鼓动下，赋家在名利双收中大肆创作，大肆夸张。正是由于汉大赋夸张的手法，板滞的描写，恢弘的气势与画面，复杂的结构，华丽的藻饰，冗长的篇幅符合皇宫贵族的“口味”，故汉大赋一时兴起并且达到繁盛。然而在社会发展中，特别是东汉宦官争权夺位出现，极大动摇着汉朝贵族的统治地位，在地位动摇社会动荡不安中，作为歌功颂德，大肆夸张，过于藻饰的大赋逐渐被贵族所冷漠，由于大赋的主要针对对象贵族态度的转变，直接导致汉大赋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在大
22、赋体受到极大冲击后，终于在东汉中叶，奄奄一息的汉大赋在不受重视与尊崇中，沦为文学舞台的配角。随后，文学体式进入了抒情小赋的时代。武帝时期，国家空前强盛，中央高度集权，社会经济一片繁荣。武帝多欲而好大喜功，为相者闲来只会争权夺利，如魏其武安侯的你争我斗；为将者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贬抑英雄却名扬四陲，如卫青、霍去病对李广的迫害。这样强大的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只是锦上添花、歌功颂德，于是作为御用工具的汉大赋应运而生。为迎合统治阶层的心理，这个时期的汉大赋极尽描绘之能事，从山川万物到都城宫室无不进行绵密细致的工笔描摹和夸张修饰。相应地，骚体赋不能适应这种铺叙描摹的要求，散体赋随之成为赋坛的主宰。它集诗、骚
23、、赋之所长，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描物则物象纷成，气势恢宏；说理则云词巧构，腴丽缜密。显示出一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然而，在这铺张夸饰、宏篇巨幅中所显示出来的雄视一切的气魄和包罗万象的眼光、胸怀并不是汉赋的时代精神的真正表现，从本质而言，此期汉赋气势愈大，则气格愈低。赋家所为，无非是极尽谄媚夸饰之能以邀宠于人主而享富贵之实，御用之赋的时代精神也就体现于此。他们既无前辈贾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无同代史家的理性反思精神。虽然每赋之后都有讽谏之词，但仅仅只是顺应一种既成的潮流，并非赋家自身精神的外化。所以，不管他们在文学史上多么重要，在时代的浪潮中充其量也只是一批御用文人而已。
24、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略有意识，枚皋曾慨叹赋家被人视为倡优，颇“自悔类倡”。元人马端临说得好，武帝时“虽文学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蓄之，因未尝以要职。”3鲁迅先生说得更为精辟：“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赋做诗，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 4 此类赋以枚乘的七发开其先声，到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登封造极，其后一直延伸到东汉时期。 司马相如的上林子虚两赋，用宏篇巨构对诸侯先扬后抑，以突出中央王朝的声威和强大富庶。为了表现出富丽、堂皇、华贵的气象，司马相如将天下地上，古往今来的相关的一切声、形、光、色都汇聚笔下，集中描摹，呈现出宏丽
25、博大的浩然之美。当然，也难免板重堆砌之弊。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而没有崇高情怀的御用文人的必然表现。散体大赋的奉承“御用性”，就从本质上决定其生命必将不能久远。三、影响汉大赋兴衰的文学因素 任何文学体式的兴盛与衰亡，都与这个阶段、这种文学体式的创作主体、阅读群体、文本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文学创作主体直接决定这种文学体式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性，阅读群体决定其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文本对现实述写的真实程度直接决定其存在生命的长短。（一）文学创作主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汉赋家对文治的宣扬是汉大赋产生的重要因素，赋家以大赋为载体，直接表现其王道观念。汉帝国的文化政策除了推崇儒学的礼德思想，最大的外在构设即是在京
26、都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最高学府的“太学”，于是“东观”之府，“辟雍”之学，“庠序”之教，均属于赋家大肆渲染的景观与内涵。班固东都赋描述汉室驱邪匡正，礼德文明云：于是百姓洁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妖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倡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斯世！”除此“仁圣之事既改，而帝王之道备”的王道仁政观外，赋家对帝京文化的推扬更集中于文治精神的展开。这是对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正义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的仁政观在帝国
27、背景下的新的形象化推阐。源于此，扬雄羽猎赋写校猎武事，必归于“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的文德观念。二李尤辟雍赋的描述也旨趣显明： 太学既崇，三官既章，灵台司天，群耀弥光。太室宗祀，布政光阳。辟雍磊理，规圆矩方。阶序牖闼，双观四张。流水汤汤，造舟为梁。神待添加的隐藏文字内容3圣班德，由斯以匡。喜喜济济，春射秋饷。王公群后，廷士具集。攒罗鳞次，差池杂逻。廷忠信之纯一兮，列左右之貂鑜。 自西汉元朔间武帝接受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天人三策）和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汉书武帝纪）的建议，太学遂兴，到东汉顺帝时“更修庙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游学增盛，至三
28、万余生”（后汉书顺帝纪）。同时，自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立学宫于成都，武帝以为示范，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文翁传），郡学繁盛，遍及方舆。由此可知班固东都赋所赞美的“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便是当时的真是写照，而汉武大帝所描述的“光汉京于诸夏”的情形，又是德治天下在赋家心胸中的投影。考察中国大一统局面，完成于秦朝，然秦帝不兴文治，不施仁政，因此没有能行成国势强大而又文治彬蔚的京帝文化，在此历史意义上，汉大赋在武帝，宣帝时及时汲取楚辞营养顺势发展。 汉大赋之所以能兴盛，并且具有宏伟的规模与雄壮的气势，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与文人能博物知类的因素是分不开的，他们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大赋具有
29、词夸的风格；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大赋又有词媚的风貌；取鸟兽草木之名之物，使大赋具有词瞻的状态；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大赋词尽显庄严和伟岸。 西汉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帝国与四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得到空前的拓展（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而其中交往最为频繁的是中亚，西亚的大宛，大月氏，康尼，安息诸国。正是这种国际间的交流，使产生于先秦的天子“君临四海”的理想成为汉赋家所描写的现实的情景。 在汉大赋兴盛过程中，同时也隐藏了众多衰落因素：第一，创作主体，即赋作家被政治扭曲，他们不仅在创作中丧失自由，同时，政治上对其产生的限制也是抹杀其创作才华的最大障碍。扬雄是汉赋大家，作品卓然璀璨，然而
30、对自己创作的大赋却感到十足虚伪，而追悔不作。从扬雄的经历来看，他曾对汉成帝寄予过很高的期盼，而在社会政治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生死攸关问题的时代，政治很难顾及到艺术散文发展，这时候，那些不逃避这些问题而企图去加以解决的人们，最容易对文艺提出一种狭隘的实用功利的要求。扬雄所处的时代正是如此。作为一代大儒，扬雄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和被扭曲的“人格”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封建文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徘徊不定的悲哀和无奈。第二，赋家队伍在创作中自由严重受阻，文学创作受到很大限制。扬雄曾说，“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这固然说明文学创作中向前人学习模仿的重要性，但是如果不能脱离模仿阶段，那么前人的作品便容易成为对后来
31、赋家的巨大束缚。扬雄的大赋作品，开了汉赋中模仿的风气，也是“以学为赋”的一种表现，即把作赋当成了一项类似学术性的事业。在汉大赋以后的发展中，这种风气负面影响极大，消弱了作赋者的创造力。由于赋家队伍创作自由受到主客观的限制，使得大赋思想内容等方面严重狭隘化。关于赋作，汉赋大家扬雄也对此抱怨不已。他在法言中说：“或问：君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又说：“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吴恐不免于劝也。”还有汉书扬雄传所引述的：扬雄批评汉赋“劝而不止，源于不能劝”，这里扬雄以一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重新审视，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这是一种对
32、待文学创作的态度与自我解剖精神的体现。扬雄点出了汉大赋创作中作者意愿不能得以自由实现的愤懑。不论扬雄指责汉大赋是“童子雕虫篆刻”，或“劝而不止，源于不能劝”，都与他认为大赋不能发挥赋家自由，限制创作思想有关，故汉书艺文志才在“汉兴于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等人，竟为侈丽恢弘之词，没其讽喻之义”之后接着说，“是扬子云悔之”，明白指出扬雄所悔恨的是“劝而不止，源于不能劝”和“没有讽喻之义”，也即悔恨汉赋家没有创作自由。（二）文学阅读群体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汉大赋的阅读群体，一方面由王公贵族充当，另一方面由创作主体的赋家充当。大赋思想内容的“适时”、“适世”性与王公贵族的意志相符和，宏大的气势和君主
33、、王公贵族博广的胸襟吻合，源于这两点，汉大赋受到贵族青睐；创作主体对前人的大肆模仿和参考，无疑构成了特殊的阅读群，间接促进赋家作品的发展和兴盛。 对于整个汉大赋，它总体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氛围中前进，对礼教和说教高度崇尚，汉武帝之后的各个帝王都重视说教和文化渲染的力量，大力兴办学校，激励文化发展，从思想上柔化百姓安居乐业，在汉武帝时，经公孙弘倡导，学校教育蓬勃发展。朝廷置博士官，立太学。成帝时，太学弟子已达到3000人，他们为文学沟通与新的阅读群体蓄积了力量。 同时，文学的发展始终有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所含有的要素包括三个方面，即阅读群体，创作主体，以及文本客体，并且三者之间有一定的平衡度，然
34、而汉大赋时期，这种规律受到了一定人为因素的左右，致使三者发展严重失衡。第一，阅读群体局限性较大。汉大赋针对的阅读群体主要是皇宫贵族人士，对其进行奉承和尊崇，赞其功德，颂其生活。第二，华丽的词藻使阅读群更加狭小化。完全背离了“只有经过读者阅读鉴赏， 作者创作的文本才能实现其价值” 5，这无疑说明阅读群体范围狭小、对文本作品的狭隘接受注定该文学体式只是一种短暂的盛世文学，不会有强大、持久生命力的。 果然，在皇宫贵族阶级地位动荡中，汉大赋走向衰落，而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的伟绩，大部分是从武帝至宣帝90年间的作品。汉大赋绝大部分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
35、的6。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着力描写社会的积极方面，并且把这种文学的最终趋向定位于宫廷高层，忽视了文学面向社会底层的覆盖性。在他们的作赋过程中，眼光局限在取得宫廷贵族赏识上，以致赋作变质，紧紧成为走向上层社会的敲门砖、一种获得利益与声名的工具。对文学价值的狭隘估计，以及面向群体的狭隘判断，使文学发展违背“文学应走大众化道路”的基本原理。赋作的这种价值取向，走向衰落也就成为了必然。（三）文本对汉大赋兴衰的影响汉大赋符合君主及上层贵族意愿，是它受到社会尊崇的重要原因，它符合君主及上层贵族有两个方面，第一，汉大赋的思想和内容以及恢弘的气势符合他们的审美要求，与他们的意欲相一致；第
36、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表达技巧决定其为社会上层所认可。汉大赋在内容表现上一般分为“劝”与“讽”两部分（出自扬雄），劝为放纵鼓励，讽为讽喻。然而汉大赋劝讽两部分在比列上严重失衡。“劝”的篇幅远远超过“讽”的篇幅。赋家们的创作冲动和热情几乎全部倾洒在“劝”的部分。他们的描摹总是求全求大，甚至想总揽上下左右东南西北的全景全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显得不急不迫，逍遥容与。过渡到“讽”的部分便意兴索然，草草收场。正是源于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劝而不讽的特点，才使君主上层满意汉大赋的存在，为其歌功颂德，铺写壮美。 汉代大一统和经济上的繁荣，特别是“文景之治”后，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等等，物质领域方面取
37、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与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化便成了宫廷上层、乃至整个社会极力追求的对象，加之文人具有精神和文化承继的先天性优势，用适时的汉大赋载体娱乐宫廷成为文人的必然选择。汉大赋为宫廷上层提供了精神乐趣，使它得以宣扬和兴盛。然而， 汉大赋不管从内容、思想，还是从实用性上讲，都是一种迎合社会上层阶级的讽谏文学样式，这从根本上决定汉大赋的生命力是脆弱的，经不起时代的变迁和影响。汉大赋内容上“虚构”成分颇多，这种情况在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两赋中都有明显的表现，此后的汉大赋如扬雄的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大都沿用虚构方式叙事。虚构成分的大量注入使汉大赋脱离生活实际，只是在虚构中哼唱着“缥
38、缈”的讽谏曲，违背了“社会生活是文学创造的客体的惟一源泉” 5规律。汉大赋具有华丽淫靡的特点，这不是文学自然的本质，而是文章知士刻意为文雕刻的产物。司马相如在回答友人如何写赋时曾神秘地说：“和篡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家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注：西京杂记卷二。）所谓：“赋家之心”，是指赋的艺术构思；“赋家之迹”，是指赋的形式。司马相如认为：赋的形式要华美。讲辞藻，讲文采，如同编制锦绣；讲声韵，讲音乐美，如同宫商协奏。所以子虚赋中“曳明月之朱旗，建干之雄戈；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等，对偶齐整，铺采华丽，无不用其极。由此可
39、见，司马相如乃是刻意追求华丽。扬雄写赋，追求辞藻华美，主要是受到司马相如的影响，也是刻意而为。因为辞赋刻意追求辞藻华美，则多呈现出“铺采造文，靡丽多夸”的特点，不利于理解和接受，即不利于文学面向大众化，以至汉大赋衰落成为文学史的必然。一言以蔽之，赋是继诗经和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3的新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推颂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创作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由于自身在思想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较大局限性，使其兴衰成为文学史的必然。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
40、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意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状，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大赋的社会作用以及其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恰当的，是切中要害的，也正是源于汉大赋的这些缺陷和众多社会因素的排挤，才使汉大赋自身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以致在不适应社会及历史选择中，在东汉中叶最终被新的文学样式抒情小赋所取代。 结束语毕业论文即将完成，回首这段艰辛的日子，虽苦亦甜，借此机会我要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人！首先我应当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程世和老师
41、，从选题到定稿程老师数次询问我论文写作的进程，并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开拓写作思路，精心点拨、热忱鼓励。程老师一丝不苟的作风，严谨的态度，不厌其烦的精神，对我此次的毕业论文给予了莫大的帮助。对程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各科老师，感谢他们给我论文所提的宝贵意见，是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给予我无尽的启迪，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遨游，感谢他们对我两年来的关怀和帮助。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 台北：明伦出版社,1959:P121.2 王学玲.汉赋文学观A.汉学研究通讯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 骆冬青.气象非凡的汉赋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P23,P10.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P154.5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2004:P39,P110.6 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5:P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