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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与“立” 解构与建构——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破”与“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66P188——费孝通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人类学（一般称之为女性/妇女人类学1920—1980）由第一阶段的把妇女补充到民族志研究中发展到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把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相分离。对父权制文化机制社会化、内囿化的文化根源的进一步探索使这个时期的妇女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的观点，把生物因素和支配人们行为和个性
2、的文化因素分开，以研究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女性人类学家意识到既定社会性别文化模式的顽固性和妇女革命的漫长性，因而他（她）们极力提倡女性团结一致的 “姐妹情谊”关系，以妇女联盟的集体力量进行颠覆性建构。原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姐妹情谊”的女性关系发展到后来走向了极端。女性分裂主义者主张把男性驱逐出席，在虚化男性的世界里以纯粹的“姐妹情谊”来建构一种乌托邦式的女性文化，幷以此来取代男性文化。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做法，实际上使女性人类学家在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
3、mdash;女性中心主义，也使他（她）们在努力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他（她）提倡世界范围内的“姐妹情谊”关系时，实际上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所有的妇女都处于共同压迫下，幷且这种“共同压迫”的衡量标准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标准。对此，贝尔•胡克斯给予了辨证的分析，她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一书中，在列举了大量例子的基础上提出“种族和阶级地位会导致产生于妇女们共同经历之前的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几乎无法逾越的。”67P5 &l
4、dquo;共同压迫的思想是一种错误而虚伪的说法，它掩盖和混淆了妇女们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本质。”68P52她在指出这种共同压迫的虚伪性的同时，也指出了解决途径“性态度、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其它偏见把妇女们分裂开来，只有面对这种分裂幷为消除它而采取必要的行动，才能有妇女们长久的联合。”69P52 “放弃表达政治团结的姐妹关系的观点是在削弱女权主义运动。”70P52 提倡“姐妹情谊”关系，但更多的是要尊重妇女内部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思考如何使“姐妹情谊”关系成为可能。这就使女性主义人类学的发
5、展向前迈进了一步，进入第三阶段（1980至今）。一方面，女性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使之更自觉的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观点使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关注焦点由社会性别秩序建构中男女之间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的强调转为同一性别群体中不同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年龄等因素带来的差异。这种把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综合起来考虑的做法既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也是文化自觉的产物，更是对主张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姐妹情谊”的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纠正。而把“姐妹情谊”作为唯一解决途径的激进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一步步演
6、绎到极端，幷且影响到中国文学创作，反映在林白、陈染等人的文学文本中。 一 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正如前面所说，女性主义每个新的时期开始都与一定的社会革命运动思潮有关。从思想领域来讲，文化自觉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女性主体意识便向前迈进一步。理论与实践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文化思潮和社会变革的出现总是与总的文化氛围相关，19世纪的女权主义者在废奴运动中因她们男同伴的恶劣态度而意识到她们所受的压迫。20世纪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是从“新左派”运动中男性激进分子的傲慢态度中发现她们自身真实的处境。这里可以举一例加以说明，1969年，华盛顿的反总统就职示威运动中，
7、当女权主义者试图在机会上发表她们的观点时，“观众中的男性发出阵阵讥笑，有人吹口哨，大声的叫喊，有人甚至叫嚣“把她拽下来，让她滚蛋”。71P196正是新左派运动中男性的激进作风促使女权主义者也在反抗与颠覆中走向激进，一步步将“姐妹情谊”关系发展到极端。她们在觉醒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联的，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的屈从地位实际上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和原型，因此女权主义必须成为一切真正的变革的基础。”，“妇女应当认识到她们是一个屈从的阶级或等级，幷应与其他妇女联合起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她们的压
8、迫者（男人）的斗争中去；男性和女性本质上是有差别的，他们拥有不同的风格和文化，而女性的风格必须成为任何未来社会的基础。”72P197尽管有些持激进观点的女权主义者幷不同意把她们归入“激进女权主义”的说法。但在理性的审视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那些20世纪60年代形成幷发展起来的特定的女权理论，其观点确实有激进甚至走向极端的倾向。当然，也正是她们的激进显示出父权制文化传统的积习难改，显示出女性主义者变革的决心，也显示出女性团结一致以集体力量进行颠覆的重要性。下面，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及其演变过程。1、早期的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女权
9、主义者”是美国较早的一个极力提倡的“姐妹情谊”关系的团体，它于1968年10月成立。该组织在1969年夏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表现出驱逐男性的倾向。其中一个基本论题是，所有压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政治上令人压抑的男女角色制度。而且，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迫害妇女的主要形式，因而主张从理论与实际行动两方面反对婚姻制度。其中一个较为激进的举动就是规定该组中与男人共同生活的成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既然反对婚姻，她们也会反对“爱情”。她们把爱情作为一种体制来看，认为它带来了脆弱、依赖性、占有欲和对伤痛的过度敏感，它妨碍女性的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另一个比
10、较激进的女权主义组织是1969年12月成立的“纽约激进女权主义者”。这一组织提出了激进女权主义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心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我们相信大男子主义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心理的自我满足，其次才是反映在经济关系中。因此，我们不相信资本主义或任何别的经济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我们也不相信纯粹的经济革命会使对女性的压迫消失。”73P199卡罗尔•汉尼斯克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个人的即政治的。”74P200 另外，巴巴拉•布里斯（Barbara Burris）也在和其他几个人起草的“第四世界宣言”（1971）年中提出了她们的观点——女性文化就是第四世界。布里斯认为全世界的女人构成了一个被男性“帝国主义殖民化”了的社会等级，因而和所有的殖民地人民一样，妇女的文化也被殖民化了。同时，她也坚决的认为，妇女无法与其他反帝国主义团体结成联盟，她的这种极力排斥男性的观点已表现出试图以女性文化取代男性文化的分离主义倾向。因为她的理论排除了与其它团体联盟的可能，而是号召女性组织起来，形成相对孤立的第四世界——女性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