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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愚公会成为中国人的榜样中国传统农学理论对人的认识问题初探（二） 父与子传统农业中，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父耕而子馌，兄作而弟随”。特别是对于自耕农家庭来说，收成的好坏全靠自家的努力。有道是“家和万事兴”，何以达到家庭和睦，古人主张教化，而教化则以“孝弟为先”，所谓孝弟，概括而言，便是孝顺长辈，敬爱兄弟。汉代举孝弟、力田，用以奖励在尊敬老人，团结友爱，并努力生产的积极分子。 15王祯在农书“农桑通诀集之一”中叙述了“授时”和“地利”之后，紧接着便是“孝弟力田”，按照三才理论，很显然，王祯是把“孝弟力田”当作“人力”或“人和”的核心。古人何以将孝弟力田相提并论呢？这个问题也是王祯首先提出来
2、的。他说：“孝弟力田，古人曷为而并言也？孝弟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资而不可以相离了”。（王祯农书孝弟力田篇第三）也就是说，一个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谈不上孝敬父母、尊重老人了。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孝经有言：“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孝经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指的就是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的目的之一在于赡养父母。要赡养父母就必须努力生产。同时，在古人看来，孝弟和力田一样都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古人认为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仅有体力和智力是不够的，还必
3、须具有孝弟之心。吴泳说：“如谷之品，禾之谱，踏犁之式，戽水之车，避蝗虫法，医牛疫法，江南秧稻书，星子知县种桑等法，尔生长田间耳闻目熟，固不等劝也，惟孝悌与力田同科，廉逊与农桑同条，太守惧汝未必能家孝廉而人逊悌也，故躬率僚吏申劝于郊。” xxiii这也是古人重人和，轻人力（特别是脑力）的体现。“孝弟力田”虽然是从一个基本的层面来强调努力进行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但却涉及到一个农业的本质问题。农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生存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而是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的需要，因此，作为一个农业生产者来说，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己，都需要努力耕作。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农业技术传承来看，古代
4、的农业技术主要是靠父子相传，兄弟相授来获得，这就要求父子兄弟之间有孝弟之心，尊老爱幼，只有这样，生产才能正常进行，技术和经验才能得以延续。当愚公领着他的子孙开始移山的时候，“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霜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何以会有这种自信，智叟又何以无言以对呢？其前提就是孝弟。很难设想，愚公的子子孙孙之中，对于移山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都会象愚公一样有移山的想法，他们对于移山或许会有不同的
5、意见，但出于孝弟，愚公的子孙们也只能服从长辈的命令，每天挖山不止，舍此之外，别无选择。孝弟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长辈，服从上级。人与神山终于被移走了，但却不是愚公及其子孙的力量，而是愚公精神感动了上帝。先是“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垅断焉。”真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人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除了必须依靠身家力量之外，还必须借助于鬼神的力量。古人所谓的“孝”，也包括孝敬鬼神，论语说：“致孝乎鬼神”。如何来孝敬鬼神？于是就有所谓“祈报”。祈，就是向神灵祈求；报，就是回报神灵。鬼神为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之一，“祈报
6、”也成为人和的内容之一。原始农业时期即已有祈报。诗经中一些诗歌便是“祈报”之词，但把祈报做为农学的一部分内容写入农书，则始见于宋元时期，陈旉农书和王祯农书即各有“祈报”一篇，内容大致相同。陈旉“祈报篇”开宗明义地说：“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祈焉，有报焉，所以治其事也。”从祈报的对象来看，除社稷（土地神和五谷神）之外，陈旉提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进而扩展到“凡法施于民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皆在所祈报也”（陈旉农书祈报篇）。又据王祯所说，在所有的祈报对象中，又以社稷之神、先蚕、马祖等与农业的关系最为密切。
7、陈旉、王祯还对祭礼缺乏对牛的祭礼表示理解和遗憾。祈报的形式，主要有吹拉弹唱、燃火烧香之类，无非是要借助于声和光，来引起在天之神的注意。祈报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古人对于农业与自然灾害的认识。古人认为，农业的自然灾害主要是由水旱等构成的，而水旱又是由于雪霜风雨之不时引发的，而雪霜风雨之不时又主要是受山川之神和日月星辰之神控制的，因此，要想风调雨顺，必须向神灵祈祷，以民间所贯用的“贿赂”的方式，来讨好神灵，讨好神灵也是做给人看的，目的在于人和。陈旉说，“顺时祈报禬禳之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皆所以与民同吉凶之患者也”。25 邻与我当愚公率子孙移山，“邻人京城氏之霜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
8、。”人和不仅存在于尊卑贵贱之间、父子长幼之间、鬼神之间，也广泛存在于邻里之间。个体农户的力量是有限的，当遇有天灾人祸，或是要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时，甚至是农忙季节，一般小农也难以应付裕如，以时赴功，这就需要协作，做到孟子所说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如何把有限的个体农户的力量组织起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也是人们在从事农业生产时所考虑的问题。以兴修水利为例，朱熹劝农文：“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何以协力兴修，袁采提出：“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际，远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
9、利岂不溥哉。” xxiv兴修水利如此，其它亦莫不如此。隋朝设立了义仓，“令诸州百姓及军人，劝课当社，共立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于当社造仓窖贮之，即委社司，执帐检校，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隋书食货志）义仓是根据其赈给而无酬报之性质而得名，又因其所贮藏的地点则为所在社。所以又称为“社仓”。金元时期，在北方出现了所谓“义桑”。“义桑”指二家以上合作，共筑桑园围墙，既省工省费，又便于协作举事。农桑辑要卷3引务本新书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假有一村，两家相合，低筑围墙，四面各一百步，若户多地宽，更甚省力。一家该筑二百步。墙内空地计一万步，每步一桑，
10、计一万株，一家计分五千株。若一家孤另一转筑墙二百步。墙内空地止二千五百步，依上一步一桑，上得二千五百株。其功利不侔如此。恐起争端，当于园心以篱界断。比之独力筑墙，不止桑多一倍，亦递藉力，容易句当。”为了提高中耕除草的效率，元代北方农民组织起来了互助组，称为“锄社”。“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在江南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由于牛力的缺乏，江南地区普遍使用铁搭来整地，铁搭可以
11、提高整地的质量，但效率却因此下降，于是在南方地区就自发地出现了类似于互助组的劳动协作方式。“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劚地数亩。” xxv这种互助合作方式还广泛地存于南方稻作农业中的插秧、耘田、车水、收获等时间紧任务重的作业之中，称之为换工或伴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所实行的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除了受当时的政治左右之外，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农业社会中邻里关系的一种延续。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互助讲的是个义字。但邻里关系有时会因一些小事而生出过节。如自家的小孩偷吃了邻居的果实，自家的禽畜践踏了邻里的庄稼，往往会引起争端。如何处理邻里关系，也是古人在重视人和时所考虑的问题。袁采提出要看管好自家的人畜看好自家的门，“人有小儿，须常戒约，莫令与邻里，损折果木之属；人养牛羊，须常看守，莫令与邻里，践踏山地六种之属；人养鸡鸭，须常照管，莫令与邻里，损啄菜茹六种之属；有产业之家，又须各自勤谨，坟墓山林，欲丛绿长茂荫映，须高其墙围，令人不得逾越；园圃种植菜茹六种及有时果去处，严其篱围，不通人往来，则亦不致临时责怪他人也。”同时，袁采还批评了损人不利己的作法，提到：“其间有果木逼于邻家，实利有及于童稚，则怒而伐去之者，尤无所见也。”（24，第154页）更多内容：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