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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型期民间救助组织的形成及其路径依赖研究 孟晓丽（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转型期背景下，我国民间救助组织官方色彩浓厚，社会支持度及公信力较低，而阻碍其形成及发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皇权文化、官僚体制、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包的传统及价值观局限。据路径依赖原理，我国国情特殊，政府不能全盘退出，而应对民间救助组织放松管制，政策上支持民间救助的“制度化”，引导福利社会化氛围形成。【关键词】民间救助组织；路径依赖；福利社会化【作者简介】孟晓丽（1987-），女，山东聊城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保障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过去30几年里大批非政府组织在各国涌现
2、，被学者称为全球范围的“结社革命”。在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逐渐转型也催生了大量民间组织，或大或小的救助性质的组织不断涌现。尤其是2008年，民间性质的救助组织在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中高效的行动力及与政府部门的默契配合引起世人瞩目，是年遂被称为我国的“公益元年”。据路径依赖理论，组织结构“从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在此过程中，过去的事情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使之沿特定路径发展，这条路径是在对过去事件的适应下产生的”1。我国民间救助组织同样适用这一理论，由于历史（历史论文）、文化价值观等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其在形成路径上具有特殊性。一、我国民间救助组织现状分析我国民间救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数量少，整合慈
3、善资源的能力较弱。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有8万多家，每年仍以1000多家的速度递增，总人口只有3000万人的摩洛哥现有慈善类机构900多2；而我国截至2005年底，民间慈善组织仅有万多个，包括中华慈善总会及各级慈善总（协）会731家，红十字会7万多家（慈善会与红十字会实际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救助组织）。我国慈善组织资产规模小，80家全国性基金会基金拥有量仅近30亿元人民币，近40%地方性基金会的基金未达到21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3并且年募集款物仅相当于GDP的%，而美国为%，英国为%，加拿大为%。4我国民间救助组织的最显著特点是半官方性。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慈善、救助类组织和机构纷纷组建，一
4、些纯草根的民间救助（慈善）组织也逐渐活跃。但多数救助团体都存有官方背景，或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或由政府配给“人马”，或某行政机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兼职从事救助活动，再或是由政府发文或号召组建成立。“壹基金”当属我国民间救助组织典范，但它前身是“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后期基金会是“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上海民政局等多方主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以非公募机制于2008年10月注册成立”，仍脱不了与行政部门的微妙联系。研究中选取的8个样本也同样如此：J爱心社、夕阳红互助组“、阳光情”俱乐部、B慈善基金会和“一家亲”互助社的发起人都是社区居委会，S妇女理论研究会发起人是妇联，并且这些组织的
5、启动资金均有部分来自政府补贴。民间救助组织的另一典型特征是非制度化，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已经具备民间救助组织的形态，即各方面要素诸如人员、制度、机构、资金等都已齐备，并已自行开展了活动，但未在管理部门正式注册成立的组织；二是既未在监管部门注册也不具备正规组织形态，但仍有序地、有目标地按自己意愿不固定地对有需要的人实施救助的团体。具有非制度化的这两种组织（或称团体）在我国均大量存在。另外我国还活跃着一批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救助团体，他们有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背景，为宣传教义159编辑齐伟参考文献1赵晓男，刘霄.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逻辑学论文）基础和分析框架J.当代财经，2007，（
6、07）.2任振兴，江治强.中外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分析J.学习与实践，2007，（03）.3龚禄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4林广华.借鉴英美等国经验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J.中国发展观察，2007，（10）.行着助人为善的义举，但却受到有关政策制约而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二、路径依赖：我国民间救助组织的形成机制民间救助组织过度依赖政府、具有强烈官方色彩，并以正规或不正规的形态存在，是由我国的特殊背景造成的。自古以来积淀深厚的皇权思想及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包统揽已根深蒂固，民间救助尚不能走出其囿固。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现当代社会，我国一直推崇统治阶级力量的强大和无可替
7、代，致使政府为本的思想固化。“大政府、小社会”这一理念古已有之，并在政府与民众的自我强化下逐渐“制度化”。而且儒家思想影响下家庭核心观深入人心，自古以来的救助大多是家族内部或部族之间的相互接济，向其他人或组织求助只发生在万不得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小事务均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调配，慈善救助也不例外，社会根本没有参与权。从政策层面来看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国家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实际上，统一安排的思维模式、政府的绝对地位、行政化的组织机构等都成为计划经济的遗产，在社会方方面面沉淀下来，继续发挥作用。转型期间，民间救助组织不得不费尽周折寻找主管单位、办理繁琐
8、的注册手续、接收政府内退人员、接受行政部门的统领和制约、竭力争取政府手中的资源，甚至必须挂靠某机关下，对组织进行行政化的架构和职位设置，这都直接造成其半官方性特征。另外，我国传统价值观偏向囤富，这导致民间救助多建立在“同情怜悯”基础上，这类感情较易在有相近经历的人群中产生，而比受助者状况稍好的“平民”没有特权渠道获得政府资源，且可信度较低不易动员社会资源，直接使民间救助整合资源能力差，即使形成组织也通常运行不稳。西方慈善也多依赖于“平民慈善”，但同情和怜悯促成的“平民慈善”本身就意味着地位悬殊，因之产生的救助更不可能以追求平等为目标，反而体现了施舍性质。此外，中国没有也不允许有被广泛推崇的宗教
9、或类似精神团体，传统意义慈善一直是个人对个人施行，难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将大家团结起来。三、社会政策转型：基于民间救助制度化的战略决策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在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市场本身的局限性使社会政策应运而生。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的国家干预到福利国家再到现代社会政策阶段，逐渐重视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民间救助组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政策扶助和社会响应，以促成其“制度化”：第一，注重社会政策转型，提倡“国退民进”。市场经济国家多奉行自由主义作风，提倡有限政府，排斥政府对社会领域的过多干预。但我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传统上已形成对政府的依赖，无法“
10、休克性”急剧转型，因而民间救助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离不开政府的庇护和支持。体现在社会政策方面，就要求建立政府引导的、民间组织大力拥护的、社会化的社会福利供给体系，在政府把握好航向的同时，由民间救助组织充分发挥好“舵手”的功能。务必要厘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界限，逐渐取消计划经济时期的种种限制，给予民间救助充分的自由空间，通过“社会服务产业化”和“社会福利社会化”减轻政府负担、约束政府社会开支的同时鼓励民间救助组织的生发。第二，引导社会价值观，营造福利社会化氛围。第三次分配是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应通过教育等方式引导公众树立公
11、平正义价值观，摆脱封建余留的施舍慈善观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为本的固化思想，倡导平等互助。民间救助还在萌芽阶段，应通过对民间救助的大力宣传增强其公信力，保障其壮大和延续。而且，西方实践经验和慈善情怀产生的机理都表明，最雄厚的慈善救助资源蕴藏在普通群众中，应引导平民成为社会救助的主体。要加大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引导力度，将知名企业和企业家培养成民间救助的领军人物，依靠影响力引导和带领平民参与救助。正如比尔盖茨与盖茨基金会，我国现在正缺少这样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慈善家。第三，创新（创新论文）政府管理工具，主动与民间救助接轨。转型期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在民间救助组织萌芽阶段，“大政府”必然也必须继续发挥统领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亲力亲为，可以通过创新管理工具给民间救助组织搭建平台。政府购买服务就是一种值得推崇的方式，政府可以把原来由政府直接举办的社会救助项目交由有资质的民间救助组织实施，并根据组织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一定标准评估后用公共税收和公共财政支付服务费用。这一方式在上海、南京等运用得非常好，民间救助的优势充分发挥。在管理过程中，应该注重此类工具的创新，通过政府主动与民间救助接轨帮助民间救助组织成长，并逐渐“转手”部分社会救助。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