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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贡献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中华是秦汉以后形成的我国各民族的总称。夏商以后的华夏族和秦汉以后的汉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汉代以后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国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华夏和汉民族，大都尊华夏和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为共同的祖先，广义上称为炎黄子孙，共同缔造中华文明（注：参阅黄崇岳：中华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汉以前居住在长江下游及其以南广大地区的古越族（越与粤通），在我国南方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内部发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体
2、，故历史上有“百越”之称。正如汉书志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它们在中华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百越”者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社会习俗的不同，历史上各有称谓。自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以至云贵地区，分别称作于越（杨越）、东越（东瓯）、闽越、南越、瓯越（西瓯）、骆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们之所以共称为“越”，是因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
3、了的。“百越”尽管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社会发展水平却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进。古越族中最先进的代表是曾经雄踞长江下游，春秋战国时敢于抗衡强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国（属于越），但终被强楚所吞并。后代或被同化，或迁徙南方。而在华南两广地区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较后进的一支，直至春秋战国时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和铁器时代过渡阶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体才逐渐形成。 根据文献和考古学，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尧舜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交往。大戴礼记少间篇云：“虞舜以天德嗣尧，南抚交趾”。在逸周书王会解中，就提及商王朝东边的断发纹身的“沤（瓯）
4、深”和“越沤”向商王进贡鱼制品和利剑。这是指江浙和东周沿海一带的越人。又讲到“正南瓯、邓、桂国，以珠玑、玳瑁、象齿短狗为献。”这“瓯”、“桂”人应是指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和骆越人。考古学上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几何印纹陶，而华南地区出土的几何印纹陶中的夔纹陶和一些青铜器和铁器，受中原文化影响也十分明显，其文化交流情况学术界已作过充分探讨（注：参阅百越民族史研究汇编：百越民族史论集中的有关论文。）。 秦始皇统一岭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华南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汉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范围内，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
5、骆越），由中原汉人赵佗建立了臣服于汉中央王朝的南越国。这就从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以南越族为主的华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在衣着方面，华南古越族及其后裔今海南岛黎族等南方少数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注：容观琼：释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贡献，载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第169至17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
6、90年版。）；在钦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华南古越族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略述于后。 一、创造出目前我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见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明显的缺环。这一情况，只能作两种假想：其一是尚未有发现的机会，寄希望于未来；其二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确是不存在，成
7、为永久的缺陷。无论如何，只能等待历史的。 华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就有“马坝人”、“柳江人”等古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现已发现多处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遗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广东阳春独石仔遗址上文化层，出土贝壳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注：丘立诚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万年大关，令人瞩目。与此年代相近的有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注：丘立诚等：广东黄岩洞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广东英德（原属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黄门岩等遗址（注：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
8、1961年第11期。）。在广西则有柳州白莲洞遗址上文化层，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注：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万年以上。这些遗址的共同特点是叠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之上，打制砍砸器与磨制石斧、石锛并存，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丝壳和兽骨堆积。其中英德青塘遗址还发现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片，手制，施绳纹、编织纹等纹饰。时代再往前发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等：石灰岩地区碳14样
9、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遗址的年代问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和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注：江西省文管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年12期。）。值得注意的是甑皮岩与仙人洞遗址相距数千里，而文化内涵却颇多相似之处，如打制与磨制石器并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夹砂粗陶片，有穿孔砾石，有螺丝壳堆积等。这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国南方已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其过渡的动因是人类从采集经济向早期的园圃和刀耕火种农业过渡，开始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华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时地利，成为步入新石器时代的先驱（注：黄崇岳
10、：华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领先性与滞后性初探，载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博物馆1995年版。）。目前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 二、产生了稻作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 在中华民族远古历史上，传说“神农区耕而作陶”（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这把发明农耕与制陶连在一起的古史传说， 正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渐孕育出农业文化。农耕与制陶是中华民族先民的发明创造，也是后来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国成为农业之国、陶瓷之国和丝绸之国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发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然。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则发展稻作文化。这些地区正是古代楚人与越人活动的地区，也是农史界确认的最早从野生稻发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遗存，还有“干栏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