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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的敌人王安石时代的北宋政坛文坛可谓“群星灿烂”：有三朝宰相、深具安邦定国之才的韩琦；有居官70年、50年出将入相的正人君子文彦博；有三朝元老、在使辽外交上取得过杰出成就的富弼；有提携过王安石和苏东坡等一干青年才俊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年即以“砸缸救人”闻名、资治通鉴的总编辑司马光；有学富五车风流千古的大文豪苏东坡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以上人物统统反对王安石变法。历史不吊诡之处在于：韩琦、富弼和欧阳修年轻的时候，都曾经追随过范仲淹的改革，而且都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干将；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从方向上看无疑是“庆历新政”的继续，只是从思想、内容到方式，都比“庆历新政”更具深度和广度而已
2、。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急先锋”，应该是御史中丞吕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他的反对方式非常系统和正式：他闭门熬夜、精心撰写了列举王安石“十大罪状”的奏疏，然后怀揣着走上朝廷大殿，在“中央全会”上弹劾王安石。先讲一个有关吕诲的小故事宋仁宗死后无子，由26年前收养在宫中的濮王赵允让第13个儿子赵曙继承大统；在赵曙应该怎样称呼亲身父亲的问题上，满朝文人士大夫争得脸红耳赤、泪流满面：以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为代表的主张称父亲，以尊崇儒学的司马光和吕诲为代表的则主张称伯父。这就是吕晦他们当时干过的“濮议”大事，今天看来已经让人啼笑皆非了。明朝明武宗死后无子，嘉靖也由小宗入继大宗，也进行过这样一番“
3、大礼议”；明朝的“大礼议”要比北宋的“濮议”有内涵得多：刚由外藩入主朝堂的嘉靖是想通过这种争论，从掌控实权的宰相杨廷和手中夺回实权；而宋英宗赵曙曾担心对不起亲身父亲“拒绝嗣立”体弱多病的宋英宗三年多就去世了，皇位才传到改革派老板宋神宗手上。要求别人称呼自己亲身父亲为伯父，还能把理由讲得头头是道的吕诲，反对王安石变法，也用这种逻辑：他在奏疏中列举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说王安石“外表朴实，内心奸诈”、“轻慢皇上，阴险难测”；说王安石在仁宗朝累次辞官，而神宗即位一召便起，可见是个投机人物；说王安石坐着给宋神宗讲课，是目无人主；最后一条才说到王安石设置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想“兵与财兼领之”。
4、吕诲不但全面攻击王安石，而且直接指斥其为“奸邪小人”。吕诲奏疏的逻辑，基本上就是“看相”、“挑拨”加“意测”，就其空洞无物、上纲上线的文风，可以说就是“文革”大字报的鼻祖，奏疏所显示的作者形象，就是一个偏激狭隘、食古不化的书呆子。从吕诲的全篇奏疏来看，他根本就没有研究过王安石的变法内容，或者研究了不愿直说，而直接把人置于姓“忠”还是姓“奸”陷阱，和我们当代首先质疑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战法一样。吕诲在上朝的路上先把奏疏给司马光看过，就连反对派“精神领袖”司马光，也坚决反对吕诲对王安石个人品质的攻击。相传王安石20多岁时，曾巩把他的文章推荐给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极为欣赏王安石的文学才华，
5、然而，等到王安石变法时，欧阳修却又明确表示反对。我们来看看欧阳修是怎样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的。王安石的“青苗法”，极为类似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节，以自家地里的青苗作抵押，向政府借钱以度饥荒，等到收获之后再向政府还款；政府收取20%的利息，除运转损耗之费外，政府也有收益而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则是100%，甚或200%至300%。熙宁元年九月，欧阳修知青州，同时兼任京东路安抚使。京东路转运使王广渊于熙宁二年春上书朝廷，请求留本道钱帛50万，用以贷给春耕期间缺乏资金的农民，一年借贷两次，可获25万利息。这一请求与王安石正在酝酿的“青
6、苗法”不谋而合，于是，熙宁二年秋，王安石开始推行“青苗法”，然而，舆论却纷纷扬扬。大概在熙宁三年的二三月和五月之前，欧阳修向朝廷连上言青苗钱第一札子、言青苗钱第二札子，反对“青苗法”，欧阳修的理由是“取利于民为非”，他主张只是借贷给农民而不应收取那20%的利息。不知欧阳修是年老眼花看不清世相，还是智力衰退拎不清道理，他的反对理由显然是幼稚而肤浅的，因为任何经济或商业行为，都必须考虑成本和利润，否则就无法推行、无以为继。所以，王安石没有直接回答欧阳修，而是在答曾公立书中侧面回答这个问题：“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
7、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本文最后讲述此时任枢密使、相当于“军委主席”的文彦博别具一格的反对理由。与司马光小时候“砸缸救人”类似，文彦博的“灌水浮球”主意也非常聪明：文彦博和小朋友们一起玩球，球掉进一个树洞里，用手掏够不着，用棍拨拨不出来，最后文彦博想了一个主意：用水灌进树洞，水的浮力便把球托着浮了上来。2010年，中国邮政还发行了一枚“灌水浮球”的邮票。对于改革来说，文彦博是一贯的反对派。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开始他就反对。但他又是一位深具才干的
8、帝国官僚，范仲淹半途而废的烂摊子，就是由文彦博来收拾的。当时四川试行“交子”，也就是中国最早的纸币，后来准备在全国推广，西安民间谣传铁钱很快就要被废弃了，于是市场上做生意都纷纷拒收铁钱。文彦博便把自家的丝帛拿到市场上去卖，而且声明只收铁钱，他就用这样奇特的方法把市场稳定了下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了一段文彦博与宋神宗的对话，遮几透露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煕宁四年三月）“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王安石变法，当然要触及士大夫的利益，
9、而捍卫士大夫的利益，争取和保护“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局面，这是大贵族出身的文彦博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由。宋朝是在晚唐之后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乱世中建立起来的，当时流行的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颇类似胡传魁的“有枪就是草头王”。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的启发下，开国皇帝赵匡胤举行了一场改变国策的晚宴，“杯酒释兵权”之后，北宋走上了一条以文抑武的发展道路。经隋朝发韧、唐代偶一为之的“科举制”，伴随着赵匡胤的国策终于在北宋遍地开花。于是，大量文人士大夫走上帝国官僚管理集团，形成了文彦博心目中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景象。这种政治景象，或者说叫
10、政治幻象，至今也还有人歌颂，而且这种景象就出现在宋仁宗与文彦博和他的好友包拯之间：包拯可以拉着皇帝讲道理，把唾沫星子喷到仁宗脸上，仁宗拿不定主意之时，文彦博曾经为他做主裁减了八万冗军；“包拯戏曲”里说包拯的靠山是皇太后，其实应该是文彦博，戏曲里虚构的那个处处支持包拯的太师王延龄，就有文彦博的影子。所以，文彦博坚决维护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事出有因。顺便说一下，苏东坡和苏辙与文彦博的观点有些相似，只是他们当时比文彦博年轻得多，所以见识也表面和肤浅得多。东坡志林载唐村老人言，有谓：“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虽天公不能齐也，子欲齐之乎？”苏辙的诗病五事也有相近观点：“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
11、破富民以惠贫民。”今天我们已经懂得，调剂富人惠及穷人，应该是一个政府应尽的管理责任。文彦博的理由既不像吕诲那样荒诞无理，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天真幼稚，然而，同样是为了江山社稷，文彦博的眼光就不如王安石深刻：王安石看到了历史上周而复始的豪强兼并现象，既得利益集团固化，导致社会分裂与矛盾激化，正是为了“江山社稷”不出现秦末、汉末和唐末农民大起义，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一部宋史，反对派都得到彪炳，而改革派，除人品洁如冰霜的王安石之外，几乎都被打入了“奸臣传”，其背后的“史识”，透露出统治集团狭隘、保守和僵化的观念。也许，鲁迅先生从来不信任所谓“正史”的原因，也与宋史这段做法有关？至少，在谈到王安石变法时，鲁迅先生曾经明确说过：宋人保守，不愿意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