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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样的细节当然具有象征意义：公元1067年，在位不到4年的英宗皇帝去世，皇太子赵顼继位，这便是王安石变法的发起者宋神宗；有一天，20岁的年轻皇帝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英姿挺拔，意气风发很少有人能从中看出，一场震憾中国历史的改革，已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日一样浮上这位年轻皇帝的心头。王安石看到了，并从中看到自己的历史机遇，所以，宋神宗刚一继位召王安石出山，他便马上奉诏复出。宋仁宗经范仲淹新政折腾之后，锐气全消，王安石向他上改革万言书，泡都没冒一个；宋英宗上台，身体都不行，更别说改革锐气了，继位不到4年就去世了，所以，自从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置之高阁后，一直到宋英宗去逝，王安石都要么盘桓在基层政坛，要么在
2、江宁为母守孝，或者讲学培养变法人才，朝廷多次召他到中央任职，都被他拒绝了据说有一次使者送任命书来，王安石躲进厕所，使者灵机一动，把任命书放在客厅转身就走，王安石只好从厕所出来，拿着任命书追还使者。此时的王安石，特立独行，深怀大志，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以安石不为执政（宰相）为屈”。十年前，被梁启超喻为“秦汉以下第一大文”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点烧了尚在颖邸的宋神宗赵顼热血沸腾的胸腔。王安石的追随者韩维，正好是赵顼的伴读兼老师，他经常给赵顼灌输改革思想，待到赵顼为某个观点激动之时，韩维便告诉赵顼：“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于是，这位被柏杨所称的历史上少见而有为的
3、君主，1076年登基之后，马上就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从江宁市长到翰林学士，从参知政事到宰相，一年多内三级跳，君臣风云际风，掀起了震撼历史的“熙宁变法”，也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之前，英宗4年，仁宗40年，这40多年，被历史学家称为中国文化最为灿烂的时代，也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人“最好的时代”：从经济总量上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堪称世界第一经济体，重要的文化名人，也在这个时期纷纷登台表演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柳永、王安石、曾巩、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仁宗皇帝驾崩之后，连辽国皇帝都泪流满面，骄傲的乾隆皇帝，也认为宋仁宗与唐太宗和他爷爷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三个皇帝。这样的时代，当
4、然容易遮蔽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其实，宋神宗与王安石看到了变法的迫切理由，在他们之前的宋仁宗与范仲淹也看到了：历经百年的北宋政府，繁华的背后，是“积弱积贫”的现实。按宋史的记载：“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百于昔。百姓益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兵籍益广，吏员益众”，这就是上百年来积重难返的“冗兵”和“冗官”问题。冗兵和冗官肇始于宋朝制度的设计者赵匡胤：建立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包袱随着时间越久雪球越滚越大，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和厢军的人数是27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宋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宋仁宗庆历年间为125万，到宋神宗登基时，已经达到
5、140万；官、职和差遣分离的三套班子，经科举、恩荫和荐举等来源，演变出大量冗官，据说，有官有职而没事情干的官员，已经占到官员总数的60%以上。据李亚平先生帝国政界往事里的数据，北宋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在6300万到6800万缗钱之间，而上述冗兵和冗官两项开支，已经占到6000万缗，如果加上皇家开支，以及每年要给西夏和辽国的“岁赐”，国家财政已到赤字地步。给辽和西夏“岁赐”银和绢，涉及到北宋“外患”。早在北宋建国之前50多年，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与后唐皇帝李从珂争天下，引入契丹军队，答应自己做了皇帝后，向契丹割让燕云16州，并答应做比自己小10岁的耶律德光儿皇帝。燕云16州不仅包括今天山西、河北和北京的
6、大片领土，而且还使契丹轻易占据长城一带显要地区，从此契丹可以长驱直入直到黄河岸边，中间没有了抵抗的天然屏障，给中原生存带来致命的威胁。后周皇帝柴荣企图收回燕云16州，在大功快成之际突然生病返回，不久即去世；宋太祖在统一南方之后，也曾做过收回燕云16州的准备，无奈壮志未酬，就在“烛光斧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宋太宗赵光义更是两次带领大军讨还燕云16州，其中还牵出杨家将的英雄故事，无奈第二次亲征的宋太宗，却落得像逃兵一样只身生还；到宋真宗“澶渊之盟”时，已经没了收复燕云16州的英雄豪气，打了胜仗，也只能选择与辽国和平共处。到宋仁宗时，这“和平共处”的日子也过得胆颤心惊：在辽国的不断挑衅下，北宋政府给
7、辽国的“岁赐”只得不断增加。以上就是宋神宗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也是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理想的正当理由。在神宗皇帝召王安石“越次入对”讨论改革时，“帝问为治所先，安石曰：择术为先。上问：然则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为方今之所急也。上深纳其言。”“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就是王安石变法“顶层设计”的核心思想。宋神宗以“理财”为主题，安排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让王安石通过与司马光辩论的方式，以宣传和推进改革思想：正逢朝廷春季大典，按照惯例，皇帝要赏赐文武百官银两和绸缎，但此时国库已空，很难拿出这样一笔钱，于是，本届政府应该怎么
8、办的问题，严峻而尖锐地摆到大家面前。司马光主张国用不足就带头减俸，王安石却认为：“减俸不能解决问题。造成国用不足，是因为没有人才为国家理财。”司马光针锋相对：“你的善于理财，不过是巧立名目从老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王安石反驳：“君实不懂理财之道，有了善于理财的人才，不增加捐税也能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司马光不以为然：“岂有此理？天下之财是一个固定常数，不在官就在民。桑弘羊当年也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事实证明他这是欺人之谈。”王安石仍然理智气壮地回答：“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场改革从“顶层设计”开始就产生针锋相对的分歧，显然没有收到统一改革舆论的效果。宋神宗看到司马光“
9、带头减俸”的忠心，但选择了王安石的方略。张宏杰先生在王安石一书中做过统计：就是宋朝的经济发展，也大过于前代；宋太祖之后财政收入一直上升，到宋真宗时期，财政收入已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可见，王安石的经济方略要比司马光高明和超前，现代经济学理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王安石曾经被当成孔孟之道的继承人，位至“舒王”，配享孔庙；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王安石又被当成法家人物的杰出代表，作为孔夫子的对立面，受到连篇累牍的颂扬。其实，这两个时代都把王安石看走眼了。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直觉到王安石的法家影子：“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
10、踵而失也。”从王安石答曾子固书中也可以看到，王安石无书不读，不分门派，从来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儒法之间。宋神宗在“越次入对”时请教王安石：“唐太宗（为学习榜样）如何？”王安石明确指出：“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我们知道，尧舜时代并不是一段信史，而只是一种理想；王安石明确反对“末世学者”对传统经义的误解，主张重回至简“大道”由此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的顶层思想中，实际上是在把一种“尧舜理想”当成改革的参照，从中装入自己为政几十年对现实的全部思考。这使我们想起西方的文艺复兴，它也并不是在提倡重回古希腊，只是借古代文化之名宣传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把“人”从中世纪封建教会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超越儒法诸家，法先王，而且法其意，一切从现实出发。应该说，这是王安石变法“顶层设计”中，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