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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地流转下的生产效率改善分析及农地租赁激励约束机制设计 本论文是笔者于2006年4月在陕西省蓝田县的农村调查中，通过与当地农民的交流，从中获取相关信息，并进行整理思考后所写。2003级经济学基地 余艳炯摘 要本文首先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的农地分散性与不流动性对中国农业继续发展的阻碍影响，并在第二部分中通过模型分析适度规模经营对农业生产率的改善与资源配置的优化，最后在基于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发展的制度缺陷，通过建立一个激励约束机制使承租人的经营行为与出租人的长期利益实现一致并对相关变量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关键词 农地租赁 农业规模经济 激励约束机制一、引言 20世纪7
2、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保证了农民对其责任田剩余索取权的完整性，从而促成建国30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飞跃。无可置疑，这种以激发个人生产积极性为主要激励手段的土地制度在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上是极为有效的，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推进，这种体制的弊端也日渐凸现。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导致的土地分散性阻碍了规模经济在农业中的实现 对于农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讨论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具体展开。，较小的农业规模对于高生产率的农业技术与农用机械的排斥作为个人理性的体现，但就集体而言却是一种极不理性的行为。其次，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作制使得农业产
3、业化经营难以实现。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已有的解释主要是立足在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即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户处于市场交易的弱势地位，大量分散的农户与横亘在农户与市场之间的各种加工、流通、科技等服务组织间地位与信息的不对称是的农户处于弱势地位，利益无法得到保证（邱风，2003），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定位是将农业作为一种利润来源的致富手段，但家庭农作制使得分散而少量的土地 平均而言，人均土地不足1亩（1亩=十五分之一公顷），又通常被分成若干小块（wen，1996）。只能成为农户的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第三，在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大潮中，这种分散的家庭农作制使得相当比重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
4、是纯季节性的，农民就业的兼业化违背了社会生产分工化与专业化的趋势，导致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第四，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保证农地产权稳定性、鼓励土地投资的同时却产生了另一个矛盾：家庭土地总量的刚性难以与变动的家庭人口相协调，使得人均土地资源的分配将趋于不平等。综合以上所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可以归结为一点：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所有资源必须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我国目前实行的农地制度显然与之相悖。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的经济浪潮中，农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实现也变得日益迫切。就当前中国的农地自由流转情况，租赁和折价入股是较为常见的两种形式，尤其农地租赁凭借操作与交易成本上的优
5、势成为农地转移最主要的方式，其中的效率性不但表现在它避免了传统的行政性土地调整的低效和滞后，降低了交易成本，杜绝了伴随超经济强制权带来的寻租行为，而且“数据表明无论从农户间转移土地的大小还是从土地转移发生的频率来看，土地租赁市场的重要性已经远超过了行政性再分配市场在允许贫穷农户获得土地方面比行政性再分配过程更有效生产能力最高的农户通过租赁市场获得土地的可能性要比生产能力最低的农户高出24%到34%土地市场还倾向于将土地转移给农业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户。”（金松青 和 Klaus Deininger, 2004）对于农地租赁带来的效率改善与资源配置优化，已有文献从理论结合实证进行了分析 详细可见：金
6、松青、Klaus Deininger，“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义”，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4期。本文安排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着重讨论了农地租赁对原来农地分散性的打破，使农业规模化经营得以实现在生产效率上的含义，并用一组简单的模型对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伴随规模经济重新予以论证；第三部分针对当前存在的农地租赁与中长期土地投资间的矛盾，运用解决委托代理冲突的原理构建一个农地租赁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对影响经济主体行为的函数、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最后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农地租赁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分析在我国，当前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障碍是土地的分散性，正是由
7、于农地的分散性导致附着在农地上的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的分散性，因而不同承包主体的土地及相关生产要素是相互独立的，但只要存在一个有效率的农地租赁市场，也许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原本分散的农地能够适度集中，相应的其他生产要素也能够实现协调规划。因此，如果农地规模经营可以带来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那么农地租赁市场的发展无疑将使被压制的土地生产力得到释放。对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会带来规模经济的争论，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下观点转摘于：邱风，“与农业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探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认为，农业规模经济的基
8、础是农业报酬递减和要素的不可分性，农业企业在资源、科技、信贷、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与其规模成正比例变化；但舒尔茨通过对生产要素的假不可分性进行分析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农场的规模会发生变化，它们或者变大，或者变小，但是，规模的变化并不是这种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次，多数实证研究也认为农业规模经济并不显著，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农场规模超过拥有一台中型拖拉机的家庭农场可以管理的规模，决不会取得任何规模效益。同时，国内学界对于这个观点也存在不同观点：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粮田实行规模经营后，粮食生产平均成本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而江苏省农业现代化试验
9、区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规模经营户的年均亩产比一般农户为高等。针对已有的这些观点，下面将运用一组模型，通过对以下两种情况的对比来分析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效率问题：当存在农地租赁市场，农地能够通过自由流动实现经营规模的扩大与不存在农地租赁市场，农地及相应生产要素分散经营。首先建立模型的假设：1、鉴于农业规模经济不如工业中那么显著，我们首先假设农业规模报酬不变，并逐渐放宽条件依次分析。2、相关变量与函数的解释如下：（1）对一定总量的土地可有n种经营方式，各种经营方式的产出向量为（xi为第i种经营方式的产出量）；各种经营方式的单位产出收益向量为，因此总收益的函数表达为；
10、（2）第t种经营方式的m种生产要素消耗向量为，因此全部产出的要素消耗矩阵为；同时假设全部m种生产要素的总量约束向量为；（3）将全部生产要素分散为k种不同数量与比例的组合，其中第i种组合占各要素总量的比例对角矩阵为 ，其中， 矩阵元素 。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得到统筹经营与分散化经营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组模型分别为（1）与（2）： s.t. s.t. 线性规划(1) 线性规划(2)模型的目的是分析Max z与zi之间的关系，下面给出推导：假设规划方程组（2）即第i种生产要素组合的最优解为 ，即 , , ,将所有k种组合的最大目标函数的等式与约束方程不等式组连加，得到： zi=， ，提取公因子： ，
11、（2.1） 由（2.1）可得满足线性规划（1）的约束条件，因此是其的一组可行解；比较线性规划（1）的最优解向量，两者存在以下关系： zi 如果要使上述关系中的等号成立，条件是所有分散的生产要素组合的资源比例必须相当接近考虑到文章分析的重点部分，这里不再作具体证明。，显然这个苛刻的要求在当前中国农村很难得到满足，尤其是伴随着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土地承包法推行之后。因此得出结论1：在农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即排除随着经营规模扩大的技术进步等），将相同质量、数量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规模化经营所获得的最大收益优于生产要素分散经营下各随机组合的最大收益之和。对于这种并非由技术进步或生产要素
12、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提升，合理的解释是规模的扩大改善了不同生产要素间的协调效率，使它们的组合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这种生产力的提升在原本农地分散度越高的国家表现的越为明显。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要素生产力的最大发挥是就整个总体而言，因为在某个分散组合中存在配比效率优于总体的可能，但这是以另一组合更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所以从总体上分析仍然是低效率的。这一点可以从模型中所有线性规划方程组的要素影子价格及剩余变量分析中得到证实，这里不再具体证明。许多理论和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机械的运用与农业科技的普及极大地受到劳均农地资源稀缺的限制，一旦原有规模突破将极可能伴随生产率的提高
13、，因此我们在上述模型中加入技术因素使其更符合现实。修改假设：当对原本分散的土地进行统筹经营时更高的农业技术能得到应用，生产力提高，因此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减少，资源约束放宽。在模型中我们可以给资源约束向量左乘一个效率矩阵，模型改变为： s.t. 线性规划（3）其中 ， ；同样得出线性规划方程组（1）的最优解满足规划（3）的约束方程组： ， ；因此亦为线性规划（3）的一个可行解，则（3）的最优解必满足以下关系： （2.2） 由（2.2）可得农地规模化经营带来的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收益，由此得到结论2：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后，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体现在两方面：一、生产要素协调效率的改进；二、更先进的
14、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生产技术的应用。我们可以结合下图对该结论进行分析：在如图的空间直角坐标系中，横轴X表示农业科技水平，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等等；纵轴Y表示农业劳动力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为便于分析假设土地是同质的；竖轴Z代表产出农作物的平均成本，可知Z=Z(X,Y)，其函数图为一空间曲面。a曲线为反映初始土地分散经营状态下（同样为与其相适应的农业科技水平下）劳均土地面积与平均成本间的关系，由于劳均资源稀缺使得对应的平均成本位于较高水平的AB段；随着劳均资源的增加，一方面各种生产要素协调效率的提高将推动平均成本沿曲线下滑；另一BAaZXYABba图1 平均成本曲线变化方面,农业技术
15、的提高使横截面沿X轴前推，使平均成本曲线整体下移，最终使平均成本位于b曲线的AB段，a曲线为a曲线在该技术平面上的投影。 同样可以据此解释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农业规模经济不显著的观点，在美国等地多人少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农业科技水平还是劳均农地占有量都已经推进到X轴与Y轴的相当高的水平，因此如果没有农业技术上的突破，单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当农业科技应用和劳均土地面积达到一定水平后，劳均资源占有量已经不是农业技术水平的压制因素，因此经营规模的扩大难以带来应用技术的自动提升。，即使不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效率的改进也是极为有限的。需要补充的是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并不等同于规模的无限扩大，土地自由
16、流转所产生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会促使土地边际产出较小的农户将土地租让给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两者的边际产出趋于相等，此时资源配置效率达到了无法再进一步改进的地步 参见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至第9页。在一个富有弹性的土地市场下，土地规模将逐渐逼近最优效率规模。三、农地租赁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与分析（一）相关简介在确定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将极大地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改善和长期效率的提高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应该设计一个怎样的激励约束机制规范交易者们的行为并最大化各自的福利，这对于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至关重要。我们不得不对下
17、面这个问题给予重视：频繁的农地交易与中长期投资显然并不兼容。中长期农地投资需要较大的投入成本，并且其收益往往也具有长期性，因此理性的短期承租者并不会做出这种决策。但另一方面，“当工业化带来日益显著的家庭经济专业化时，交易的潜在需要使投资后悔效应的经济成本上升了，而部门间均衡增长是可持续工业化战略的重要部分，至少在这个意义上，维持一个有益于农业投资和增长的制度环境显然是必需的。”（Michael Carter 和姚洋，1999）虽然土地的出租方与承租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但随着当前承包土地的农民的权利束不断完善，土地产权的稳定与承包期限的延长，租赁交易中同样存在着委托代理冲
18、突。委托代理冲突的本质在于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短期利益、风险承担者与长期利益、风险承担者间的矛盾，这在农地的出租方与承租方之间的确存在。承租方不但会像面临不确定土地调整的农民那样放弃对农地的中长期投资，而且存在为了获得短期利益而让出租方承担长久的损失的行为倾向，这也许是当前农地租赁行为局限在本村亲邻之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基于血缘、乡缘间的关系限制了原本一次博弈的关系，显然这压制了土地租赁市场的规模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至关重要。设计机制之前需要对农地租赁这种土地流转方式的本质进行分析，与折价入股相比租赁制需要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一笔固定的租金，因此保留了承租人所有
19、的剩余索取权，而且事前约定的租金使其拥有足够的动机牺牲出租人的长期利益去最大化自身的短期利益，所以在租赁交易中需要建立一个激励承租人长期投资并约束其短期行为的事后监督机制。下面我们解决委托代理冲突的原理来设计一个农地租赁的事后监督机制模型。（二）模型的假设与函数说明 1、模型中的农地租赁交易不存在额外成本，出租人的租金所得等于承租人的全部支付。2、鉴于关注的重点在于农地租赁交易中道德风险的防范，为简化模型假设出租方的确定性期望收益适终大于机会成本效应。3、模型中涉及的各时期货币价值均已按照贴现率进行了折算，因此具有可比性。4、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评级体系的不健全，租金
20、不能完全地体现农地真实质量，但租金的期望值是土地真实质量的函数。若为t时间点（即该租赁期期初）上农地的真实质量变量，为该期农地的租金，则有 。5、影响农地承租者的短期经营收益的除了农地质量外，还受外部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短期收益与农地质量相关但不完全一致，但短期收益的期望是农地质量的函数。这里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但仅将农地质量作为变量，因此将其他影响要素固定为常系数。若表示该期（即从t时间点至t+1时间点）的农地经营收益，则存在，将作为的函数是由于在租赁交易中实行该机制时，承租方为了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会尽早改变并保持能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农地质量水平，其中，；由于 ，m为期望经营
21、收益对农地质量的弹性。因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上，农地的租金中已将由土地质量改善带来的经营收益增值部分折入，因此期望租金对土地质量的弹性同样为m，即。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及下面涉及的函数式中均已经剔除了期限长短及农地面积因素的影响，即均为单位面积与单位期限。6、一定的土地质量对应一个累积的货币投资，与租金与经营收益相比土地投资在对农地质量改善中的不确定性较小，因此在模型中将其忽略。设累积货币投资 这里的累积货币投资指将一块荒地改造成具有农业生产能力的耕地的全部物质、人力等投入的货币价值折算。与农地质量间的函数关系为：；则 ，由于农地真实质量对累积货币投资递增与边际量的递减，则：，得到：；7、设计
22、的机制最终要实现的是通过在承租人的收益函数中加入事后成本影响的部分，约束其短期内的道德风险来最大化出租人当期租金收益与未来收益的总和。事后成本是承租人的收益超过其投入成本的部分，可视为其对既有农地投资的透支，根据上面的假设它将会在下一期的租金中得到体现，因此可将两期租金之差乘以一个分担系数加入承租人的收益函数。出租人的未来收益只是一个预期值，并在每期租赁结束后根据农地质量调整，因此决定该期租赁结束后出租人的预期未来收益的是(t+1)时间点上的土地质量，相当于假设出租人为未来永久承租人的情况下预期农地的经营收益。若表示该期租赁结束后出租人的预期未来永久收益，并且预期值不存在客观不确定性，可设：，
23、长期经营收益与短期经营收益对农地质量同弹性，但鉴于期限差别，。（三）机制设计在以上假设与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的激励约束机制模型如下： （3.1） (1) (2) (3) (4) s.t. (1) (2) (3) (4) （5） (参与约束) （3.2） (串谋约束) （3.3） ； (激励相容) （3.4） 其中（3.1）式为出租人的目标函数，共由四个部分组成：（1）是该期期初的合同租金，（2）是支付给本期承租人土地投资的报酬（当时为承租人短期行为的惩罚），（3）为期末预期未来收益，（4）为农地租金实现的风险成本；（3.2）式的不等式左边为承租人的收益函数，为承租人的保留收入，因此整个式子表示承
24、租人的参与约束。其中经营收益函数也由五部分组成：（1）为该期的农地经营收益，（2）为对农地质量的投资（当时为承租人短期行为收益），（3）表示由于经营收益与租金的不确定性引起的风险成本，（4）为事后成本或收益部分，（5）为承租人本期支付的租金；（3.3）式表示本期承租人与下期承租人的串谋约束；承租人将控制以最大化短期收益，从而得到激励相容条件（3.4）。将各函数的具体形式代入模型，得到： （3.5）s.t.（3.6） （3.7）将（3.7）化简解得承租人最大化短期收益时的农地质量水平：（3.8）将（3.8）代入（3.5）并对进行一阶偏导求解最大值条件：，得到为以下关系式的解： （3.9）将解得的
25、代入（3.8）即可求得得激励相容条件下承租人的最佳土地质量选择： （3.10）当与均满足参与约束与串谋约束时该解即为模型的最优解，下面对最优解与最优解下的最优最大值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四）影响控制变量的因素首先，对于函数式（3.9），我们在其他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分别从数学及经济意义上分析各个变量组合对的影响。：从（3.9）式分析，当出租人预期经营收益函数的系数增加时，若保持等式平衡，也会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是的递增函数。从预期经营收益函数形式分析，包括了除农地质量外影响的其他因素，包括预期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变化、农业科技的应用、政府支农政策的力度与稳定性、粮食保护价格的波动。当作为出租农户对
26、未来预期较乐观时的增加将同时带动分担系数的增加。从经济意义上分析，出租人作为农地的长期承包者同时也是长期利益、风险的承担者，因此农地质量的改变对出租人的利益影响远大于承租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即农地质量的边际收益亦为的递增函数，的增加使同程度农地质量的改进将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立足于长远利益，出租人为了鼓励承租人对农地的投资行为将会增加承租人农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分享，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约束承租人的道德风险增大其短期行为导致的事后成本承担比例。：对（3.9）式进行变形得到： （1） （2）因为 ，得到式（1）与式（2）均为的递减函数，且（3.9）式亦表明（1）（2）也为的递减函数，此时将会随的增
27、大而减小。从承租人经营收益函数分析包括了除农地质量外影响的其他因素，与上类似，唯一的区别在于中包括的是现实情况下的真实值。当租赁交易发生时若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机械化水平较为普及，支农政策得到稳定与实施，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时，将会随着的增加而减小。对于出租人而言这种选择是理性的，因为短期内农地质量改善的边际生产力与保持同方向变化，农地质量提高将会给承租人带来更多经营收益，此时在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承租人将有更大的动力改善农地质量，因此出租人可减少激励刺激成本。：从（3.9）式可得，将与保持同方向变化以最大化长期收益。由于，即包括使(t+1)时点上农地质量水平达到一定质量的其他决定因素，如农地投资
28、所需的要素价格等等；的增加意味着同水平的农地质量需要的累积投资将增加，同时因为，也导致同程度质量的改进需要的边际累积投资额增加，这必然会抑制短期经营者的投资行为，因此从长期利益出发出租人将增加鼓励承租人的投资行为，或者说对于承租人减少农地投资的消极行为施加更大的约束。其次，考虑满足激励相容条件下承租人最大化自身收益时控制的农地质量水平 受哪些变量因素的影响。：首先，将直接受到变化的直接影响，一般而言与同方向变动，同时，上面已分析是的递增函数，因此也将与保持一致的变动方向，即当承租人对未来预期较乐观时承租人的投资行为将会在投资激励下与承租人意愿保持一致。对于与的影响并不完全确定，从前者分析值的增
29、加一方面将促使承租人增加对农地的投资，而另一方面随的减小出租人的激励作用也随之减弱，因此将变动到的边际激励与农地的边际质量生产力相等处。同样对于的变动影响，的增加在抑制承租人的投资动力时也会使出租人增强激励作用，最终将变动到农地累积投资的边际成本与出租人的边际激励相等处。：从以上函数形式可得 因此表示短期农地经营收益对农地累积投资的弹性， 从的函数形式分析，的增加更可能的结果是引起承租人农地质量控制水平的提高。同样可以从经济学角度理解，即收益对投资弹性的增大，相同增长率的投资带来的收益增长率将增加，这种情况下承租人从自身出发为了最大化短期经营收益，将适当提高对农地的累积投资。（五）关于最大期望
30、收益的分析1、最优解下最大期望收益的分析当与满足参与约束与串谋约束时，将它们代入（3.5）式与（3.6）式即可得到激励约束机制最优解下的交易双方最大期望收益：其中是方程 的解。2、非最优解下最大期望收益的分析当与不满足参与约束与串谋约束时将激励相容条件（3.8）代入（3.6）得到参与约束：若解得的值域为集合，当，则比较最优解与集合在数轴上的位置关系从而判断取区域的最大值或最小值为的次优解，将代入（3.8）式即得的次优解。 当时，串谋约束与参与约束无法同时满足，此时该租赁交易将不会发生，双方将重新寻找新的交易对象。四、结论及政策含义随着变化的经济形势，农村土地改革与推进农地的流转已经成为学术界关
31、注的热点之一，许多文献都从农地租赁市场及其与农村劳动力的产业流动、城乡流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对于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及伴随而来的效率提高，传统的方法是以理论结合事实进行论证。本文第二部分则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论证了对于中国这样原本农地极为分散的国家，通过农地租赁等流转方式实现适度规模化经营后，产生的农业规模经济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生产要素协调效率的改进；二、与农地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与生产技术的应用；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界中长期存在的关于农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的争论，从该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既有的高生产要素协调效率与先进的农业技术已经逼近了规模经济极限，没有突破的
32、伴随，依靠单纯的规模扩大即使不出现相反的结果，效率的改进也是极为有限的。文章的第三大部分针对当前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规模狭小的现状，基于农地作为资本与资源双重运作的特殊性，指出频繁的农地流转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抑制了承租人对农地的中长期投资。承租人不必为其短期行为负责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对农地的投资还是“透支”，收益或是成本均是事后的。由此出发该部分构建了一个农地租赁市场的激励约束机制，并对交易双方激励相容下的最优解进行了分析。其中影响出租人分担系数选择的因素主要有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机械化水平、政府支农政策的力度和稳定性、农民合法权益的实现，这些因素的当前状况与预期发展都
33、会使出租人重新做出选择；其次农地质量投资函数的系数也不容忽视；在影响承租人农地质量控制水平的因素中，承租人分担系数的选择至关重要，因此影响出租人分担选择的因素也将间接作用于承租人农地质量水平的调节。同时农地经营收益对累积投资的弹性对承租人选择的影响也极为重要，这即使在其他领域的投资行为中也同样存在。也许机制本身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应用价值也受到很多局限，但模型的价值在于探索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将事后成本（收益）加入承租人的期望收益函数是一种方法，或许也可以考虑在下期交易中对本期承租人一定折扣来改变他的行为倾向，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不断尝试中构建出一套最适合的制度来保证
34、目标实现，毕竟，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制度的确重要。参考文献1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金松青、Klaus Deininger，“中国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发展及其在土地使用公平性和效率性上的含义”，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4期。3 Michael Carter、姚洋，“工业化、土地市场和农业投资”，经济学（季刊），2004年第4期。4邱风，“与农业规模经济相适应的农村土地制度探讨”，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5韩伯棠编著，管理运筹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6陆根尧、杨义群，数量经济学。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7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