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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营利部门对社会需求与预算响应之关联性研究文章来源 毕业论文网 中文摘要在廿一世纪的现代中非营利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其中，尤以庞大的政府组织最受到实务与研究上之瞩目。本文采与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关的警政部门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预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响应人民报案及破案之需求，以进一步了解非营利事业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关键词：非营利部门，
2、社会需求，预算响应，台北市警局非营利部门对社会需求与预算响应之关联性研究以台北市警局为例壹、前言非营利部门在廿一世纪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部门包括医院、大学学院、各种基金会、宗教组织、与庞大的政府组织等均是。其中，尤以政府部门的运作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纳税给政府，并由政府替人民做事，这其间有关政府部门的无效率或官员贪污舞弊之报导更是时有所闻，造成人民对政府之不良印象。而且，近年来由于政府愈来愈困难，相反地，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却愈来愈多，尤其是各项社会福利措施或建设等，在人民的需求、政府预算编列、及政府实行绩效间是否有个平衡点，便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政府为人民服务，其中
3、，与民众安危直接攸关者即为警政单位，而警政单位在保护人民之余，由于与犯罪案件站在第一线上，故所出的问题亦不少，故本研究即以警政单位为例，特别是选取最具指针意义的我国首都各警察分局，对社会之报案与破案需求时，在预算编列上是否有适当地加以响应，或者两者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凡此皆是政府部门在积极为民服务之同时，人民所愿意知道的事实，而本研究即拟由实证的角度来了解此一议题。本文系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单位预算书、台北市警务年报及台北市政府所提供之相关文件，采民国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间之资料，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十四个分局之样本进行探讨，以澄清警察机关警力及预算之配置，是否及时因应社会需求之变化，以作为相关主
4、管机构之参考。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贰、文献回顾一、非营利事业之研究文献美国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对非营利组织之定义认为区别营利与非营利的基础，乃在于有无营利的动机，非营利组织从其行动上的含义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1)无营利的动机；(2)无个人或个别拥有组织的权益股份或所有权；(3)组织的权益或所有权不得任意出售或交换；(
5、4)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例给予资金捐助者或赞助人上的受益。非营利组织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政府功能与企业功能之不足。故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之角色。由于的发展，人民智识的逐渐提高，地方政府的问题更日益受到重视，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施政品质的同时，常常对政府的产出与服务感到不满。胡美琳(2001)即以南部七个县市政府为研究范围，来探讨县市政府在组织、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等研究变量间之关系。此外，李衍儒(2000)亦针对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探讨政府采购法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是以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采购制度为研究之对象，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各种型态与其采购行为所受采购法之羁束
6、，并从非营利组织在法制应有何种建构之角度，以及政府采购法立法之本旨，来分析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之适当规制。韩意勤(2001)认为信息时代之非营利组织其信息化成熟度普遍不足，而为了适应网络型态的未来社会，同时还能够增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连结，非营利组织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革，其目的则在于透过信息技术和工具来达成公益和利他的本质，亦即使其能够更加精确的掌握本身的使命、服务和资源，以有效克服高度复杂和变迁快速的外在。非营利组织在营运管理上的重点，即是针对目标的需求，将组织资源做有效的整合，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个完善的非营利组织应具备的基本运作程序，便是要能够充分结合组织内外人力、财力与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透
7、过一些有组织、有规划性的活动，来提供具有价值的服务给特定或不特定的社会群体。但Todd and Ramanathan (1994)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多限于财务面，而忽略非财务结果的衡量，故本文亦将探讨非财务变量的影响。二、警察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必能提升组织经营绩效。而人力资源要长期保持一定工作水准，对组织而言，无异是一个挑战，尤其警察工作是一种特殊职业，工作对象为不同背景，需求为不定的社会大众；工作环境又是错综复杂，深具高度危险性；尤其工作本身更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故要有效管理及完善运用人力资源，是有效执法唯一最重要的考虑，使之成为组织提高工作绩效的指针。投入警力的增加是否能提升警察的工作
8、绩效，而有效遏阻犯罪的发生或提高破案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蔡俊章（1984）透过对台北市历年的剖析，及犯罪量成长的情形，预估未来犯罪量之发展趋势，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结论并指出警察人力资源需针对未来的社会犯罪情事作调整，否则未来刑事案件破获量与发生数之差距会逐渐增大，因此建议建构警力的扩增模式，以增加警力的方式来提高破案率。警力是警察机构赖以推行作为，发展业务的原动力。高政升（1985）认为警力投入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降低犯罪量，提高犯罪破案率，以维持社会治安的良好，当警察机关须扩增警力而发现无适当人员可用或为数不足时，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拟订警力扩增准则，以遏制
9、犯罪是有其必要。该研究并针对台北市历年人口，犯罪量成长情形，作为推估未来犯罪量发展趋势的基础，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同时与世界各重要国家、大都市作一比较。其次，根据警力与犯罪遏制因果结构关系构建警力密度模式，对于模式参数值的推估方法也加以说明。最后，借着警力密度模式的运用提出一套能够因应人口成长、犯罪量逐增，且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警力扩增准则。结论则指出考虑政府的财力负担及现实环境因素，未来的警力扩增准则，宜采取渐进，逐年调整扩增警力的方式进行。对于影响警察人力的需求因素，刘世林、陈礼中（1980）则指出共有六大因素，分别为防治重大犯罪、处理游行示威、警察工作量、社会变迁、正常轮休与执法
10、因素等，而其中影响警察人力需求的程度以防治重大犯罪因素为最高，占17.38%；其次为处理游行示威因素，占12.66%。而此六大因素对于整体的警察人力需求有71.2%的影响程度，因此在规画警力时应对这些因素加以考量。但仅仅警力数量的增加是否能够提高警察效率，当然除了警察预算经费的投入之外，朱孝良（1998）研究发现警察人力虽逐年增加，但素质却并无相对提升（如警察专科班就占83.9%），故无法真正提高警察工作效率，此外，郑安盛（2000）亦认为单纯的警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全国警察机关之整体效能，亦不能强化对抗犯罪之组织。因此，应以质为着眼点，重质而轻量，如何将适合、适量、适当的警察人员，在最适当的时间，配置在最适当的地方，使警力得到最经济最有效的运用，以发挥其最大的力量，此乃警察人事管理最重要的课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