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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能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吗？ 一、关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博弈分析 在这一方面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一个是哈马达注:哈马达为音译，实为日本经济学家滨田宏一。提出的哈马达模型，另一个就是罗格夫建立的罗格夫模型。 （一）以哈马达模型为代表的分析 哈马达模型分析了相互依存条件下的货币政策决策问题。在该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参与者为国家1和国家2。假定各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都以稳定价格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通常针对通货膨胀冲击程度来确定其货币政策的最优水平。国家在选择某一货币政策时，都力图选择那些蒙受损失最小的货币政策，即如果失业和通货膨胀之和的绝对值越小，那么它所选择的货币政策
2、越好。 那么，博弈双方是如何具体地实现其最优化策略的呢？这可以用哈马达图（Hamada,1985）来直观地说明。该模型图演示了两国条件下的情况，但其论证可以推广到多国条件的情形中。假设有相互依存度很高的两个国家(国家1和国家2)，两国制定货币政策是为了追求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国家1的政策工具I1，纵轴代表国家2的政策工具L2。沿着坐标轴移动，国家1和国家2的货币政策趋向扩张。由于两国相互依存，对一方而言，它的最佳政策选择必然受到对方政策选择的影响。很显然，对于国家1必然存在这样一点，它表示国家1最愿意采取的政策与国家2的政策构成的组合。这个对于国家1的最佳福利点用B2来
3、表示，同样对于国家2也必定存在这样一个最佳福利点，用B2来表示。在图1中两组无差异曲线u1和u2分别表示国家1和国家2的任何政策组合产生的同等的福利水平，从国家1的角度看，越接近B2的政策组合，给国家1带来的效用越大，国家1获得的福利越高，即u11的政策组合优于u21，u21的政策组合优于u31，以此类推。同理，对国家2而言u12政策组合优于u22，u22的政策组合优于u32等等。 图1 Hamada模型图 每个国家在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时，都面临着在给定对方政策的情况下选择决定自己的最佳政策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每个国家的反应函数。反应函数意味着一国的最佳政策是另一国最佳政策的函数。一个给定的国
4、家2政策决定了国家1的最佳政策，当国家2政策改变时国家1政策也相应改变。根据反应函数可以画出各自的反应曲线。在图1中，国家1的反应曲线就是国家1的无差异曲线与对应的国家2政策选择线的水平线切点的连线，即R1。同样，国家2的反应曲线为R2。图1中，线AB为两组无差异曲线u1和u2的一系列相切点的连线。沿着AB线移动，说明一国的福利水平在另一国福利水平不降低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提高，故AB线称为帕累托契约线。在契约线AB的区间内，越靠近A(即远离B)，国家1的境况越佳，国家2境况越差。同理，对于国家2的情况也是如此。 通过图1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两国非合作条件下的情形。当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时，有两种情
5、形： 一种情形是纳什均衡。假设两国都独立行动，即国家1和国家2均在给定对方政策选择下，独立地、不受影响地选择自己的最佳政策。那么，均衡点为两国反应函数R1和R2的交点N，经济学上定义为非合作解或纳什均衡点（Nash equilibrium point）。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反复叠代的方法得到。在这个纳什均衡点上，两个国家都在另一国家政策给定时的情况下选取自己的最佳政策，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改变其政策。但这个纳什均衡点的产出是无效率的。因为，纳什均衡点N远离处于帕累托状况的契约线B2B。 另一种情形是斯塔克尔伯格均衡。斯塔克尔伯均衡是斯塔克尔伯博弈下的均衡。该博弈模型是一种含有两国货币政策协调制度性
6、安排的博弈，它要求一方作出斯塔克尔伯格承诺，作出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领头国，不作承诺的一方为斯塔克尔伯格尾随国。领头国按照其承诺的货币政策行事，尾随国在进行博弈之前已经知道领头国的承诺和选择，它只需要作出相应的最优点，因此领头国的最好承诺就是，在尾随国的反应函数上寻找能使领头国损失最小的那一点作为领头选择。假设国家2为先行者，国家1为追随者。先行者意识到一旦自己采取某种政策选择时，追随者将用最佳反应函数R1选择其最佳政策，却忽视了自己的政策可能对先行者的影响。那么，博弈的结果是在S点达到均衡。经济学上称S点为斯塔克尔伯格均衡。在此点，国家2的无差异曲线与国家1的反应曲线R1相切。因此，S为
7、国家2的最佳政策选择。此时，国家1的政策选择为I1S，国家2的政策为L2S。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有利于先行者而不利于追随者。结果是由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充当追随者的角色。这种博弈的局面最终将会崩溃。 通过分析不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的两种非合作均衡可以发现，其均衡点N和S都不在契约线B2上。所以都不具有帕累托效率，在存在两国之间政策协调情况下，如果两国公开信息，经过充分协调，采取比非合作均衡更能改善处境的政策组合，使得经济处于有效的契约线B2上，双方达到合作均衡。在双方达到合作均衡时，任何单方的毁约行为都将招致另一方的严厉报复而使双方利益蒙受更大的损失。与非合作相比，通过政策协调，博弈双方的
8、福利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因为，在契约线B2上双方都处在比非合作均衡点N和S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 至此，我们讨论了三种不同的解，即合作解、纳什均衡解和斯塔克尔伯均衡解。对这三种解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不进行任何协调的非合作解（纳什均衡解）效率最低，斯塔克尔伯博弈通过承诺规则来协调两国货币政策，虽然两国的结果都好于缺乏协调时的纳什均衡，但两国得到的好处并不相同。领头国的好处可能多于也可能少于尾随国，即存在“先发优势”或“后发优势”的问题，所以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有时两国会争做领头国，有时两国又都不愿意出头做领头国。效率最高的还是合作解。这说明协调产生的合作均衡有利于双方福利的提高，不过协调产生的
9、利益如何分配(即双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多少)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谈判力量。即假使国家1和国家2双方通过协调而位于契约线B2上，那么均衡点在B2的确切位置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而且随着博弈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在长期内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势必被打破，双方又开始一轮新的谈判与协调。这就是哈马达模型要证明的观点：国际间经济政策不协调是无效率的，而通过国际间经济政策的协调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 （二）罗格夫模型 罗格夫的研究是在基德兰德和普里斯科特（1977）等人关于“政策时间不一致”理论、以及巴罗和戈登（1983，1986）等人关于货币政策可信度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开展的。为便于理解，在介绍罗格夫模型之前有必要对
10、这两个理论作一概述。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im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中提出了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初始制定的在未来某一时期的最优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到执行时已不再是最优的，两者存在不一致性。假设政府宣布它将在未来某个时间t执行政策x，私人部门也根据政府宣布的政策形成预期。第t时期到了的时候，具有自身目标函数的理性政府发现，根据私人部门已形成的预期，再执行原来的政策已
11、经不是最优而是次优的了。此时，在利益的驱使下，政府可能就会放弃执行政策x，而是转而执行政策y。此时，最优政策就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对于一个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政府而言，尤其做出决策后，如果再给其重新选择和调整政策的机会，政府就会根据该时期给定的约束条件，重新选择最优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同样存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中央银行虽然预先公布了保持货币秩序的最优货币政策，但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利用公众已形成的低通货膨胀预期去执行相机抉择的政策，以获取实施意外通货膨胀的利益。但由此而来的后果是货币政策可信度的降低，公众的理性选择就是重新确定自己的通货膨胀预期，使中央银行的决策环境恶化，
12、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偏差。 巴罗和戈登（Barrow and Gordon, 1983）在他们的经典论文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规则、相机抉择和声誉中通过“巴罗戈登模型”对货币政策领域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该模型实际上就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博弈的战略参与者为货币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和公众部门（prevents agents），并且博弈双方信息是对称的，互相了解对方的偏好和战略集合。博弈双方的决策时序为：首先政策制定者先公布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并由此形成一个特定的通货膨胀率），随后公众部门根据所拥有的信息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并据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确定名义工资等
13、，最后是政策制定者执行一项特定的货币政策。政策当局在第三阶段执行政策时可以在“欺骗”和“守信”两种策略中选择行动。根据“政策时间不一致” 理论，在公众部门形成预期后，货币当局通常会利用菲利普话斯曲线选择具有“欺骗”倾向（chisel prone）的策略，因为这样可以通过制造意外的通货膨胀提高产出。但是，具有理性的公众也不会善罢干休，当他们看出政府的猫腻后，会在今后提高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并根据新的通货膨胀预期要求增加名义工资。结果，货币当局行动的结果是社会福利受到损失。反之，如果政府选择“守信”策略，执行最初公布的货币政策，则公众会认为政府是有信誉的，从而会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可见，这个三阶段博弈
14、的解，取决于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 巴罗戈登模型讨论了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存在的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那么，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情形如何呢？罗格夫建立了一个理性预期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博弈行为进行了分析。 在一些基本假设下，该模型的大致框架为： 1社会福利目标函数。 该模型以二次损失函数来定义社会福利函数,即以实际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与社会最优（期望）就业量和通货膨胀率偏离程度的平方和代表总的社会福利损失。各国中央银行的社会福利目标就是使社会损失函数最小。 具体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如果两国有货币合作,均衡的社会损失函数同样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与没有货
15、币政策合作的解不同的是,货币政策合作会带来更高的通胀P。 导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旦工人基本工资w确定（由此确定了基准就业量n），政府就希望通过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即制造意外通货膨胀）的方法来增加货币供给，减少国内失业，促进经济增长以实现社会的最优就业量n。但在一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情况下，本国央行单边增发货币会导致实际汇率q=e+p*-p的贬值。根据公式（3），这将直接引起本国CPI即p上涨；同时，根据公式（2），由于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名义工资也会随之上涨，就业量可能不增反减。这些都将使央行的社会损失函数zt值上升。所以，本国央行缺乏采取这种单边行动的动因。但是，如果存在着两国货币合
16、作，两国政府通过政策协调同时增加货币供给，两国之间的实际汇率就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没有实际汇率的贬值，以上那些对央行社会损失函数zt的负面影响就会大大减少，这时本国央行就不再会有上述的那种顾虑，而以超过公众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给。但是，在理性预期模型里，工人能正确预见到两国央行可能采取联合的货币扩张行动，从而会提高通货膨胀预期。这样，工人一开始谈判时就会要求提高他们的基本名义工资w来保证其实际工资不变。这使得央行的行动最终只提高了通胀率，即P更高，但没有改善就业量。 由上述分析可见，两国货币政策合作之所以可能出现相反的作用，还是因为中央银行的政策可信度问题。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由中央
17、银行信誉产生的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性问题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剧了。而能否克服这个问题并保持模型中的最优政策，关键取决于行为人发现了不遵守承诺现象之后做出怎样的反应。 在封闭经济中，如果当局实现了本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也就保证了可信度；不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受到公众的惩罚，他们的办法就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博弈期间改变他们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当局必须将背弃政策承诺的诱惑与下一期受到惩罚的贴现成本进行比较，从中作出取舍。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这种信誉问题不仅体现在中央银行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博弈中而且也体现在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博弈中。因为参与协调的一方也可能背弃以往协调政策的承诺。但同样，背弃政策承
18、诺可能会遭到对手国在未来各期惩罚性报复。如果没有任何具有法律约束性制度协定的话，信誉就是促使一国履行对另一国所做承诺的唯一因素。乌蒂兹和萨克斯（Oudiz and Sachs,1985）就指出，当局必须在背弃以往承诺的预期收益与下一期对手国不合作行为的可能成本之间做出平衡比较。由此看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策制定者背弃以往的政策承诺将面临一对相互伴生的威胁：对手国的不合作和私人部门的报复。柯里和列文（Currie and levine,1989）指出，在一定条件下，两种形式的威胁都有助于保持最优政策动态一致，特别是在惩罚期间比较长的情况下。但是，显然，仅仅靠“巴罗戈登式的威胁”并不具有稳定性。
19、为了解决货币政策可信度问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实行规则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如罗格夫建议通过立法确定货币增长规则，对这一规则的偏离只能是应对未知外部冲击，而不是实现改善就业的临时性目标（即增加央行独立性）。这样，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下，工人在谈判最初的名义基本工资W时就不会害怕央行今后突然提升货币供应来增加就业。这就避免了均衡的基本工资从而物价全面高于货币政策不合作的情况。 二、对相关理论模型的评价及启示 上述关于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协调收益的理论研究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执行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从总体上看，哈马达模型对两国之间货币政策协调的博弈行为进行了
20、较为出色的分析，并对政策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给出了一个较为直观的解释。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的一个重要局限是，它忽视了公众部门和参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相对国的理性预期因素，从而没有考虑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货币政策的可信度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可能就不再有任何合作解绝对优于非合作解的保证。罗格夫的分析考虑了更为全面和现实的因素，对一国货币当局与公众部门及相对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行为作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从而对国际经济现实中存在的大量“以邻为壑”的现象以及由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导致的重大失误给出了一个较为符合逻辑的理论解释。但是，罗格夫的分析也有局限，它主要分析了货币政策协调背景下货币当局与公众之间的
21、博弈行为，却没有具体分析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博弈行为，而是把两国货币当局合作作为分析的假定前提。实际上，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货币政策协调面临两个层面的可信度问题，一个层面是一国公众对货币当局政策的信任度问题。由于公众具有理性预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可能会加剧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从而导致比不协调时更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另一个层面是参与政策协调的两国货币当局之间的信任度问题。因为当两国达成协调的协议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执行原来协议确定的政策可能就不是最优的了，即最优政策存在“时间不一致性”，这时具有经济理性的该国就会有违约行为的激励。违约冲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使国际货币政策协调
22、很难进行下去。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弗兰克尔和罗基特（Frankel and Rockett,1988）就检验了由美国和欧洲敲定的政策协定的影响，其中每一个政策制定者都信奉另外一个不同的模型，而那个模型与国际经济的真实情况也有不同。结果是，围绕着错误模型的合作，其结果还赶不上各自独立做出的政策措施所产生的结果。 综合经济学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推论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确能将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内部化，但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并不必然带来福利的改善，要获得货币政策协调的收益必须满足一定条件，其中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动态一致性，否则，国际间的货币政策
23、合作不仅不会带来福利的改善，反而会起相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把两个层面的可信度和博弈行为放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这应该成为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此推论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一国货币当局在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能过分迁就于行政干预和国际压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把货币政策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为提高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引导公众和它国货币当局的合理预期，本国货币当局应该按照事先确定的一套规则行事，并在货币政策规则的框架范围内参与国家货币政策协调。并且需要建立一个客观、透明的监督机制和强有力的惩罚机制，来保证货币政策规则的实施。尽管难度之大是不言而
24、预的，但是，只有建立透明、制度化的货币政策规则，并通过严格的惩罚机制和监督机制保证货币政策规则的可信度和动态一致性，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否则，货币政策协调中的宏观政策失误可能反而会引发灾难。日本的广场协议之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结果却换来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衰退。尽管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灭有其内部经济制度和结构等方面更深刻的原因，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的失误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理论分析表明，在开放经济下，货币当局在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对各种货币和宏观经济表象背后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在利益博弈和协调的过程中应该
25、保持一种独立性，而不能过分迁就于行政干预和国际压力，更不能把货币政策协调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而应该在利益分享和责任共担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合理的利益调节和风险分担的机制。 参考文献： 1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凯文.多德,默文.K.，刘易斯.金融与货币经济学前言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李雪松博弈论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4日清水启典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财经问题研究,1996；6 5袁鹰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规则的选择与运用.金融研究，2006；11 6Kydland,Finn,Presc
26、ott ,Edward C.(1977).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ime Inconsistecay of Optimal Pla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pp.473-491 其他参考文献：1.赵慧芝.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几点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0(12).2.付林,李冬叶.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监管机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3.江轶.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若干问题探析J.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4.李红宇.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有效性探究J.财会通讯综合(中),2009(1).5.石勉.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和审计的探讨J.经济师,2010(10).6.林大静.构建高校科研经费内部审计机制的思考J.审计月刊,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