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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保贷款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联保模式的小额信贷在孟加拉国获得巨大成功以来，以农户联保模式为典范的小额信贷已经被迅速的推广到全世界。该模式以其内生的甄别机制和小组成员间因连带担保责任形成的相互监督作用而在无担保贷款方面显出其优越性。然而同样的模式在最受关注的还款率方面却在世界各国之间或者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现象，这引起了世界众多学者极大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沿着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进行研究，试图拓展以针对贷款模式为主体进行分析的思路，结合银行本身治理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差异，特别结合我国联保贷款现状对文献进行梳理，期望能突破原研究领域限制，从更广泛的角度对这
2、些问题进行阐释。关键词：联保贷款 甄别机制 还款率一、 引言农户联保模式（团体贷款）指的是由几家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相互为对方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一种贷款模式。以反贫困、促发展为基本宗旨的小额信贷业务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发起人是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1977年10月,尤努斯创办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Grammen,意为乡村)试验分行,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开始逐步形成。联保贷款因其在解决农村金融无担保贷款中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以及降低贷款监督成本方面优势明显，因此该模式在孟加拉获得的巨大成功后就被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特别是受到亚洲、非
3、洲和拉丁美洲欠发达国家的广泛效仿,各国根据自已的具体情况创造了不同的信贷模式。至1996年,世界50多个发展中国家小额信贷项目覆盖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00万。1997年,100多个国家在华盛顿召开小额信贷峰会,会议代表1000多个组织,包括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多边发展机构和其他国际融资机构。会议通过了小额信贷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各国在2005年前向7000多万户贫困人民提供小额信贷支持。2006年,沃顿管理学院教授凯斯魏格特(KeithWeigelt)称:“全球500家小额信贷机构向约3000万名微型企业主发放了70亿美元贷款,但能用小额贷款开始创业来获益的人群可能有3亿。1999年农户联保贷
4、款模式被正式引入我国，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继无担保的农户个人信用贷款模式之后的第二大农村金融贷款模式，现已满足了我国广大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并且其贷款额度依然在逐年上升。孟加拉的成功，最引人注意之处是能保证在高贷款利率的同时实现高额还款率，从而实现了贷款公司的独立发展，以实践推翻了80年代以前农村金融补贴论的观点，成功帮助了千千万万贫困农户摆脱贫困。根据理论上的论证和孟加拉实际经验证明，这种模式能够实现小组成员间相互监督从而降低银行监督成本，同时因为同类型贷款者更倾向于相互联保，因此能够甄别不同风险类型的贷款者从而降低银行与贷款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实现小组成
5、员间的相互监督和贷款风险类型人的自动甄别是该模式理论上能够获得成功的最大优势，相比无担保的个人信用贷款模式而言理论上更优。然而就目前各国开展情况来看，最受关注的还款率在各国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很大差异（章元、李全2003）。本文主线正是沿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试图理清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点出下一步研究的出路。二、 国外研究现状2.1联保贷款甄别机制研究早期的文献对联保贷款中连带责任对成员间相互选择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在联保贷款中由于成员之间彼此负有连带责任，所以在自发组成贷款团体时，他们将趋向于选择同种风险类型的人或拥有同类投资项目的人作为队员。如Var
6、ian(1990)认为在团体贷款中，在次序融资的影响下，人们倾向于选择相同风险类型的借款者组成团体，从而可以将银行的贷款审查转移到团体内部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信贷配给导致的市场失灵；Wenner(1995)用哥斯达黎加 25组贷款团体的实际数据证明，成员间的甄别机制在其中还款表现良好的团体中得到良好实现。而Ghatak(1999，2000)、 vanTassel(1999)则通过构建博弈模型验证了连带责任对团体选择的影啊，即如果允许借款者自由组合，则在连带责任的驱动下，他们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私人信息，自发组成相对同质的“安全型”和“风险型”贷款团体；Xinhua G(2001)发现由于借款的实际
7、成本通常与团体成员所要面临的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为降低风险，安全借款者更愿意和安全借款者组成团体。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Ghatak(1999，2000)从理论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目前这一模型已成为该领域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基石，被后来许许多多研究者所借鉴，下面我们对该模型进行简单的介绍：模型假定：市场有风险回避型和风险偏好型两类贷款人，风险回避型项目成功率较大，但成功后收益较小；风险偏好型项目成功率较小，但是成功后收益较大，项目失败时收益均为0。同时假设其期望收益。同时在不从事该项目时双方都可以获得固定工资m。同时假设有两个人的贷款团体，所从事的项目独立，如果失败支付为零，如果成功
8、将要支付利息，并且一方要为另一方的失败承担责任。当风险回避型和风险偏好型联保时，风险回避型收益为：而当两个风险回避型联保时，其期望收益为：，于是我们很容易证明 ，也就是相对于与风险偏好型而言，风险回避型选择与同类型组成联保小组是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这部分收益被风险偏好型所获得，这将最终导致同类型风险贷款者最终走到一起相互联保。然而，近期的一些研究则对团体贷款中的甄别机制提出了疑问，认为其并不一定绝对可行。Sadoulet(l999)提出一个模型对团体贷款中的同型匹配提出了质疑。在这一模型里，团体成员关系是内生的，团体绩效会受到成员类型及这些类型分配的影响，团体成员在缺少保险市场的前提下选择伙伴，
9、由此同质匹配将不再是最优选择，异质匹配可能会作为最优选择出现。 Aghion&Golher(2000)在研究团体成员间的私人信息对逆向选择的影响时认为，若借款者彼此不认识即私人信息缺失的情况下，随机匹配将可能出现。 Joel &Guttman(2005)将动态激励引入团体贷款的信贷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当存在单方支付时，同型匹配不一定必然出现。作者认为，关于甄别机制的研究，虽然有些小的争议，然而大体上趋于认为联保模式是具备这样一种内生机制作用的。虽然许多学者评论Ghatak模型的假设条件太强，然而作者认为其强假设下得到的结论，却正好是该模型博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因而并不失其在该领域理论研
10、究中的重要性。从我国目前各个地区反应出的联富不联穷（富人不与穷人联保）的实际情况来看，其根本上也是一种同风险类别贷款人趋向互相联保的情况，虽然其中还有贫困农户会影响联保小组成员获得贷款机会的因素在内。而就像Sadoulet(l999)、Aghion&Golher（2000）所研究的，无论是关系对成员选择的影响或者是信息对其影响，这实际上是一个在缺乏信息情况下贷款成员对风险的一种判断，根本上也是一种对于风险的选择，所以作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并没有否认同类型风险趋于相互联保这样一个事实。但是就甄别机制是好是坏，却是有争议的，由于农户联保贷款主要在农村实行，目的主要是帮助农户脱贫。正如我国目前所反映
11、出的情况那样，甄别机制使得富农选择与富农联保较多，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富农小组，在资金有限或者银行考虑到贷款风险情况下，那么贫农就将无法贷到款，这就是我国实行该模式所反映出来的又一难题。2.2联保贷款横向监督作用大多数研究认为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能够激发横向监督，从而降低信贷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及契约执行成本。Stiglitz(1990)和Varian(1990)最先开始了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可以激发团体成员间的互相监督，从而能够减少信贷中的道德风险，并构建了对应的模型。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团体贷款的信息优势，即团体成员比信贷机构能够更好地掌握借款者的努力程度或者他们的经营能
12、力等方面的信息。因而，相对于信贷机构的直接监督，同辈监督的成本更低、监督效果更好、还款率更高。Rashid&Townsend(1992)指出团体贷款优于个人贷款，因为借款者能够彼此之间进行监督，且团体成员间的收益没有很高的相关性。Besley&Coate(1995)的研究表明团体贷款中的横向监督能够降低整个团体策略性违约的可能性，从而提高借款者的期望收益，进而提高团体贷款的还款率。Conning(1996)构建了一个模型，证明团体贷款只有在团体成员彼此之间具有实质性的监督和执行优势时，且相互之间的项目回报不是高度相关时才适用。Mehrteab(2005)在对厄立特里亚 2个团体项目中102个参
13、与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基础上，对同辈监督和社会关系对信贷中的道德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同伴监督和组长的社会关系(而非成员的社会关系)可以减少团体贷款中团体成员的道德风险。然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团体贷款中的横向监督不一定总是能够提高团体贷款还款率。如一些有关团体贷款的研究发现，团体贷款中同组监督很少出现(Diagneetal&Simtowe,2000)。Baron&Gjerde(l997)的研究发现，横向监督有利于提高借款者的努力程度，但当考虑到横向监督的成本时，它具有潜在的负效应。这是因为借款者在做出实施横向监督的范围的决策时，并未考虑横向监督给他的同伴带来的成本，以及最后要由委托人来
14、承担的成本。也就是说，横向监督虽然能够代替传统的激励措施促使借款者达到最优努力程度，但这一优势却会被横向监督的成本抵消掉一部分。此外，考虑到合谋的因素，团体贷款中发生违约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借款者不愿意还款，而并不是没有能力还款，那么即使同辈监督存在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提高团体贷款的还款率。如在MRFC(Malawi Rural Finance Company)中，联合债务的团体贷款已经实施了近40年，但不愿意还款仍然是违约的第一大原因，占MRFC违约的25%(Simtowe&Zeller，2006)。作者认为，对于Stiglitz等人从理论上的研究，其结论是基于互相担保责任的基础上促成的
15、一种监督压力。然而，我们从甄别机制的研究中知道，同一个小组成员之间，其互相之间信息是很透明的，也就是互相之间很容易掌握对方信息，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本（同时这一研究方向也是后来的学者在该方面进一步所研究的方向）。因而，对于小组成员而言监督可能是一种很容易且自然就能够得到的一些信息，这种基于相互了解的互相信任（当然包括人品、关系等），或者说这种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才是使得其还款率高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就可以回答Baron&Gjerde(l997)所指出的监督成本这一负面影响其实是可以忽略的，这就反过来支持了监督机制的有效性。然而对于Simtowe&Zeller（2006）
16、所发现的事实，我们却又难以解释为何小组成员会和这些恶意欠款人互相担保，这显然是个悖论，但是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国内部分进行分析。2.3农户联保实践中问题研究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在多数国家开展的都不尽如意，大多数都依靠政府补贴而难以维持自身发展。Braverman&Guasch(1986)认为许多联保贷款的失败要归因于制度方面的缺陷,例如银行体系中的腐败。他们认为将来的团体贷款要想获得成功,就要大力治理腐败。Bhatt和Tang(1998)则认为许多团体贷款的失败或有限的成功要归因于它们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交易成本的忽视,是高交易成本使它们走向了失败。Woolcock(1999)对五
17、个团体贷款的失败案例进行分析后认为:团体的业绩不但与贷款的政策和成本结构有关,而且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和范围有关,这一社会关系包括:潜在的与现实的团体成员之间、团体成员与银行职员之间、银行职员之间的社会关系。Bratton(1986)对津巴布韦的调查发现,在丰收年里团体贷款的还款率要比个人贷款高,而在歉收年里则正好相反,这说明了某些还款率的失败与生产的自然环境有关。Besley(1995)对包括团体贷款在内的非市场机构进行的研究认为,这些机构的失败或衰退是由于在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中,它们所利用的信息机制和契约执行机制被破坏了。作者从现有的研究中发现，虽然理论上联保贷款是缓解了农村缺乏抵押品情况下信息
18、不对称和高额管理成本等问题，然而一个好的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文化以及农村金融发展程度息息相关。所以，对联保贷款的开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就不能仅局限于对模式的研究，而应该展开到包括文化、银行本身的治理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然而另一方面，虽然各国学者能够意识到其他社会因素对联保贷款的影响，却因其影响因素的多样性特别是很多社会因素（例如社会资本的概念）难以量化，所以很难融入到传统的分析范式中去，这也是目前该研究领域的一大难点之一。三、 国内研究综述由于联保贷款地域上的差异极大，为了突出反映我国经济、金融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对我国联保贷款的影
19、响，我们专门把国内研究现状列为一章进行探讨。自1999年我国正式展开农户联保贷款以来，联保贷款在我国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负责该项贷款业务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然而时至今日联保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的还是依靠国家补贴，虽然许多地区表现出盈利的局面，却始终是基于国家补贴基础上的，可以说至今始终没有走上像孟加拉式的完全脱离政府补助的良好运转状态。并且许多地区已经反映出贷款出现萎缩、违约率居高不下的局面，国内学者针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可惜的是至今尚未能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下面我们就对国内研究做详细介绍。3.1小额信贷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诸多文献都论证了小额信贷对改善农民生活的正向作用，比如
20、：徐珺（2003）指出，小额信贷可以在不改变劳动力素质和投入总量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资本投入结构实现生产函数的全面上抬,从而增加产出和收入水平；李俊江、郭晴丽（2008）指出小额信贷有很强的优势去解决贫困农民缺少资金问题，它能使农民更好的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生产资本以创造财富。王景富（2002）指出，小额信贷既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农民致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支持作用，小额信贷通过资金注入修正了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投入比,使经济增长进入更高的通道。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通过对青藏地区农户小额贷款调查后证实了小额信贷已覆盖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户、下岗失业人员和贫困生,在全面
21、实现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发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王荫林、范淑莲、闰福龙、温红丽（2002）通过对山西临汾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制度创新的实证研究认为，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满足弱势集团融资需求和确保政府、农户、信用社三方利益方面都具备显著绩效，属于帕累托改进。另一方面，学者认为小额信贷对农村信用环境的塑造也有着积极作用。例如：梁山（2003）指出，小额信贷在机制上具有提高借款人信用状况的动态效果，同时能降低了借贷双方的交易费用。郭明奇（2002）认为小额信贷发展对农村金融有塑造作用，对农村信用的重新设计有激励作用，并且能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发展；徐珺（2003）指出小额信贷对农户信用水平形成激励
22、。我们看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足以说明农村金融的开展，对于农民来说是件好事，通过资金的注入可以帮助许多贫困农户脱贫，同时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因此我国提出的以金融支农的方式来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三农问题，这是有根据并且有成效的。然而近年来一直近3:2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比告诉我们，农村的资金依旧在大量的外逃，外逃的原因却并不是资金已经饱和，正好相反，下面我们会指出实际情况。3.2农村信贷需求的研究就目前许多文献资料反应的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信贷需求缺口很大，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还不能填补这一缺口。例如：杨伟坤、王立杰（2009）选取河北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问卷调查
23、后发现这些地区贷款需求很大；何广文（2001）通过农村存贷差的历年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同时何广文（2004）再次在其文章中说明，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村贷款需求的满足率仅有25%左右；苏士儒、段成东、李文靖、姚景超（2006）从一组对民间信贷的调查数据中显示，我国金融供给的严重不足；李锐和李超(2007)发现农户借款数额中有72.8%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梁山（2003）指出小额信贷即使在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存在需求。另一方面，部分数据也反应我国农村居民对消费信贷有着很高的需求。例如：杨伟坤、王立杰（2009）调查显示，农村婚丧、建房、医疗等信贷需求强烈；徐明（2006）认为我国农村消费信贷不能
24、满足实际农民需求。正如何广文（2007）所指出的那样，我国联保贷款时上时下并非连续向上发展，而且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萎缩现象，这与调查中发现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矛盾的。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金融支农虽然是是一项很好的利民政策；然而大量的资金外逃，却又让这一“美梦”大打折扣。国家一直以一种极为优惠的利率政策支持着农村金融的发展，这比起孟加拉完全商业化的运作而言是优势明显。那么我们不禁会问，是什么使得既能利民也应该能利银行的大好事业无法有效的运转起来呢？许多学者指出，银行产生慎贷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信用社实行贷款责任制，在面临农业高自然灾害、虫病风险以及市场风险情况下，许多信用社宁愿把钱存入央行获得利
25、差而不愿意冒风险放宽；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地区往往只有一家信用社几个社员办理这些业务，因此银行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道德风险等问题，就成为目前国内农村信用社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造成贷款的监督成本以及管理成本都很高，因此这也是引起信用社慎贷的主要原因之一。3.3还款率研究就联保贷款还款率方面研究，各地反应的情况不一。例如：刘峰、许永辉、何田（2006）用实际数据肯定了农户联保还款率高这一事实，但是同样反映出联保团体建立困难、贷款期限以及结息方式不合理等问题。杨伟坤、王立杰（2009）通过对河北几个地区调查显示，农户还款意愿强烈，显示还款的达到90%以上；杜晓山、孙若梅（1997）
26、通过对易县、虞城和南召的调查显示小额贷款回收率一直保持在96%以上的高水平。汪旭晖（2009）以辽宁朝阳为例，截至2007年末，朝阳全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5428万元，按五级分类划分，其中不良贷款17693万元，高达69.6%;农户联保贷款21196万元，其中不良贷款15071万元，高达71.1%。到2008年6月全市农户小额信用贷款22372万元，不良贷款17349万元，增长到77.5%;农户联保贷款19930万元，不良贷款14680万元，增至73.7%。赵岩青、何广文（2007）通过调查得出，联保贷款的实施并没有使得农户贷款难现象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信任程度、缺乏共同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7、机制、信用社自身等问题的存在仍然使得联保贷款方式难以成为有效的融资方式。作者发现就还款率而言，各地反映不一。同时上面这些学者的研究只是各局部地区的一些零星的数据，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特殊性，很少有学者能够得到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一手数据来支持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就我国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以及根据一些具有权威性的专家研究（例如：何广文）来看，还款率问题并没有因为联保模式的实施而得到解决。对于违约的研究，主要分析有以下几点：（1）传统历史文化方面，例如我国长期的国有制使得许多农户认为信用社的钱就是银行的钱，还不还都是国家的，带着这种不贷白不贷的思想恶意欠款；（2）还款期限设置死板。正如：石润梅、通讯员、张
28、国新、刘立新（2007），刘峰、许永辉、何田（200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每年信用社年底为了还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一般贷款期限仅为一年，而这与农业生产周期以及市场行情等许多条件是矛盾的，这就造成许多农民无法按时还款。（3）机制本身引起的违约。正如章元、李全（2003）所指出的那样，产出分布对农户是否选择违约是有影响的，农户可能会因为其他农户还不起款而同时选择违约。另外，对农户联保的出现的问题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于贷款额度开始萎缩、组建联保小组困难、联富不联穷、贷款额度不适合以及还款期限不合理等几个方面。例如：来自中国金融界网（2009）报道，安徽亳州市联保贷款额于08年和09年出现了相连续
29、下降。郑桂杨（2007）报道了德宁市联保贷款从2005年起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中国金融界网（2008）报道，赤峰市从2006年开始，不论是农户联保贷款的投放量，还是发展速度及在各项贷款中的占比都相对下滑，并且进入2007年出现负增长。石润梅、通讯员、张国新、刘立新（2009）、郑桂杨（2007）、丁龙辉（2003）、李井明（2009）、刘峰、许永辉、何田（2006）、唐红娟（2008）等都分别在其文章中反应指出了组建联保小组困难、联富不联穷等其他几个方面的问题。对于目前大量文献中反应出的这些问题，作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学者从理论方面加以明确阐释的，大都止步于点出问题然后泛泛而谈。因此如果能在这个
30、方面接下来在研究中有所创新，那将在国内也算是一项突破。3.4国内联保理论研究简介国内关于团体贷款的理论研究，章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章元、李全（2003）通过建立五人博弈模型，得出：(1)团体的总产出大于总负债并不是高还款率的充分条件,产出在成员之间的分布状况是决定还款率高低的重要因素;(2)当产出分布在少数成功者手中时,大多数失败者无法对他们实施社会约束,这种“社会约束失灵”会导致成员的“搭便车”行为;(3)当团体的总产出大于总负债时,决定成功者还款决策的是信贷市场的完全程度和他对未来再贷款以及社会约束的评价而不是产出水平。章元（2005）建立社会担保模型，对联保贷款还款率高的原因进行了模型解
31、释。同年，章元用模型解释了团体贷款对信贷市场效率改进的可能性。另外还通过对以往模型进行拓展，解释了为何团体贷款的高利率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导致逆向选择而造成还款率低的问题。赵岩青、何广文（2008）通过建立在声誉效应基础上的信任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实地调研的数据进行实证剖析,提出了通过借贷双方长期博弈建立信任关系、不断投入资源以维护信任机制、发挥农业保险与专业组织的作用降低农户经营风险等政策建议。理论研究方面一直是该领域我国学者研究的弱点，国内理论方面的基本研究范式一直都是建立在Ghatak(1999，2000)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未能有较大突破。还有些学者如李兰兰，赵
32、岩青（2008）、张维，高雅琴，熊熊，张小涛（2008）试图把社会资本加入其中研究的，但是终究因为该变量难以量化而无法把其融入到模型中来。理论方面较有价值的文献当属章元、李全（2003）所研究的结果，这至少在一定范围内解释了我们在研究国外文献是留下的疑问，即部分的回答了为何联保贷款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如此大的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回答了之前提出的为何农户会跟恶意不还款的成员组成联保小组的原因，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由于产出分布引起的。对于新模式的探索，目前我国也有学者开始从第三方担保、抵押品等方面寻求突破，然而大多数研究都已经跨出联保贷款所探讨的体系而步入个人抵押贷款等领域去了，因此并没有能就如何解
33、决联保中遇到的问题有所创新。而另一方面，由于信用社无论是组织结构还是管理上都较为分散，所以对于农户联保的实践研究方面，缺乏有广泛代表性的数据和事实作为支撑，这可能也是照造成目前研究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四、 评论目前学者就联保贷款模式的甄别机制、组员监督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已经趋于完善，特别是从Ghatak(1999，2000)之后创新就较少。而后学者关注的热点主要是针对联保贷款在各国推行并反映出的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热点主要是想要解释为何同样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差异如此之大，甚至在同一个地区不同的时期内也是如此。该时
34、期的研究逐渐把解释的根源转向了银行本身内部治理（如Braverman，Guasch(1986)）、各地区实行的政策以及社会关系（如Woolcock(1999)）。这一时期的文献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局部范围的代表性，并且大多数没能从理论角度进行回答。虽然我国学者章元、李全（2003）构建多人模型部分的回答了还款率差异的困惑，但是其中涉及到备受关注的社会关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却未能加入模型中探讨，这也是该文献的局限之一。另外对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各国政策等研究，大都已经超出此研究范围，同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产生了另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无法判断问题的根源到底是出自银行内部管理、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差异、亦或是理
35、论预测的贷款模式功能有问题。国内方面，无论对贷款需求还是贷款功能的研究都已经很丰富，目前最缺乏的是深入的理论和调研性研究文献。现在一方面缺乏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调研分析以支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因此而导致对模式创新研究方面文献稀少。同时对现象的理论解释型文章也很少，这可能跟前述原因类似，也就是学者目前难以分清众多影响因素的主次。比如：我国对农村信用社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三次重大改革，这足以说明其内部治理结构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现在国内对农村金融开展中所遇到问题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从贷款模式上进行研究，另一派从银行本身治理方面进行研究，所以这就会让很多学者困惑到底哪个是主那个是次。
36、 所以作者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在以下这几个方向进行突破：（1）从实践方面入手研究，做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调研文章，这无论是对银行工作者进行模式创新寻求根据还是理论研究者寻求数据支持都将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这方面的跟踪研究必定会产生一系列的好文献；（2）从理论方面探索，毕竟一种模式不可能永远的适合时代的发展，联保贷款最初也是基于农村缺乏担保物品这样一种环境下被创造出来的，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从抵押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担保、保险公司或者第三方组织担保等方面进行创新，而目前这些方面都是正在被我国政府逐渐重视的领域。参考文献：1Varian, Hal R., 1990,“Monitoring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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