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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赈灾救灾研究 赈灾救灾研究赈灾救灾体系通常被称为赈务，是荒政的核心。由于战争不断，重灾纷至，民国前期湖南赈务充满了诸多变数。传统赈务被严重削弱，官赈的主体地位有所衰变，近代意义的义赈异军突起，并一度主导着湖南赈务的发展潮流，实现了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的转轨。因此，民国前期湖南赈务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一）沿袭传统赈务阶段（19121917年）据前民国前期湖南灾害统计表对水旱疫虫灾的统计，1912年，全省共受灾30县次，1913年为25县次，1914年达58县次，1915年至57县次，1916年有38县次，1917年则被灾47县次。1914年，浏阳水灾，损坏45856亩，益阳溃口27垸，淹田约计
2、15万余亩，沅江20垸先后扫溃，淹田5万余亩，灾民3000余户27（P10-13）；1917年水灾，沅江堤垸溃决十分之七，汉寿溃20垸，计田64700亩，安乡溃决150余垸，约田20万亩，华容共溃53垸，约计田5万亩，南县共溃91垸，约田21万亩28。不难看出，此阶段湖南天灾连年，是晚清以来灾害日频局面的延续。不过，由于经济实力相对较强，仓储相对较丰，政府对赈务予以了一定的重视。因此，民初湖南尽管天灾肆虐，但多年传承下来的赈务基本可以抚平人民灾伤，这决定了传统赈务在本阶段仍居主导地位。从施赈的主体来看，政府依然是灾害赈济的主力，也是赈款的主要来源。民间私赈因袭着过去的传统模式，仍然停留在地方善
3、人、庄主熬粥施饭的水平之上，相互之间彼此孤立，纯为个人义举。在城市，特别是省城，尽管存在着一些慈善机构和团体，但在民初却均处于各行其是的散漫状态，没有统合为有机的整体，办事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严重。在省城长沙，1915年，这些慈善机构和团体统一到了省城慈善事业总公所管理之下，但这种管理相当松散，有名无实，且其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在育婴、养老、慈幼、抚残、施医等方面，很少直接介入灾害救济。即使有所介入，也多为间接赈灾，或仅局限于个别城市，影响甚微。从施赈的方式来看，这一时期在长沙、南县等地虽偶尔有平粜、工赈，但直接施予灾民钱米寒衣药品棺木之类的传统急赈在赈济中仍占主导地位。1913年，财政部拨款5万元
4、赈济湖南水灾29（P51）；1914年，中央拨给湖南水灾赈款3.5万元，钱1万串，官方内外募捐协赈银10130元,钱12867串,配发20余县办理急赈；1915年，中央特颁湖南水灾赈银16万余串，由各地购办赈米4768石，散发赈款11万串，赈济灾民33.35万人30（P463-464）。可见，由于社会承灾能力相对较强，特别是仓储相对丰裕，这一时期赈款数量也相对较少。同时，为维护统治，显示德政，一定程度上蠲缓灾民各种赋税成为此阶段官赈另一主要赈济方式。1917年，内务、财政两部将芷江、麻阳等12县上年的应征钱粮一律蠲免，沅陵、泸溪等5县蠲免3成，同时还部分蠲免武冈应征钱粮31；同年，省府又分别蠲
5、免道县、石门、绥宁、永顺、武冈等县一定赋额32。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地有利于灾民医治灾伤。不过，传统赈务占主导地位，赈务腐败不免大量因袭。大灾之年，急赈虽是必不可少的施赈方式，但它毕竟是一消极之法，只能延及旦夕，且最易滋生弊端，“各省争分中央之款，各县争省有之款，各区争分县得之款，各乡争分区得之款，各平民争分灾民之款，几成定例”，“赈款不为县中各公法团所挪用，便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不为各乡村豪强所侵蚀，便为一般平民所瓜分，三者必居其一，或兼而有之。绝无真正灾民独得实惠”33（P10）。蠲免虽不失为有效赈济之法，但一般只限有地之家能沾实惠，对于大多数无
6、田之户，蠲免有如隔靴搔痒。民国前期湖南著名赈务人士谢国藻就曾提出：“各县争相报灾，不特希分润赈款，至少企图蠲免田赋，然蠲免田赋，须经财政厅另行派员查勘，虽属走马看花，亦恒在二三月以上，迨核准蠲免，而各县早已开征，则所蠲免者不是地主挪用，便是留抵次年，且湘省田赋多由地主缴纳，故均于灾民毫无所获”33（P11）。同时，蠲免效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赈济方式的有效实施，假如急赈乏力，对诸多处于死亡边缘的饥民来说，蠲缓往往缓不济急。饥民度日如年，蠲缓多半于事无补。需要指出的是，在民国初年，卫生防疫的重要性已被初步认识。1912年11月湖南省民政内务司设卫生科，管理卫生工作。
7、之后，督军署又设军医课。1915年10月湖南省警察厅又设卫生科管理卫生防疫，置警正1人，督察长1人，警官2人，学习员1人，管理省会街道卫生和饮食卫生事宜34（P882）。不过，民初湖南疫情不甚严重，据前民国前期湖南灾害统计表载，此阶段全省疫灾县份总计才13县，平均每年被灾仅过2县。因此，此阶段卫生防疫主要限于管理机构的设立，而无更多防疫实践。在此期间，社会近代化的成果虽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到赈务领域，特别是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日渐增多，湖南赈务领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近代化趋向。但在筹赈视野、筹赈手段、施赈方法乃至荒政理念等诸多方面，湖南仍基本沿袭清代以来的传统赈务。19121917年期间，急赈和蠲免
8、在湖南赈务中居主导地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究其原因，此阶段灾荒压力并没有超出社会的承受极限，传统赈务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仍能勉为支撑。而从1917年开始，湖南兵祸日重。由于财政拮据，经费奇绌，对于各县所报灾情，省府除电请中央发赈和蠲缓赋税外，对灾害的应急之法主要为号召各县绅商就地筹集35。此时，官赈已是强驽之末，危机四伏，一旦重灾从天而降，带给社会和人们的灾伤必将至深至痛。（二）探索近代化新路阶段（19181920年）据前统计，1918年全省遭水旱疫虫灾共37县次，1919年为34县次，1920年灾害日重，达64县次。不过，客观地讲，无论是被灾县数，还是灾害强度，这一阶段自然灾害与过去5年
9、基本相似。然而，到1918年，异常惨烈的兵祸将湖南民众的御灾能力消蚀殆尽，“湘省兵燹连年，人民已不堪其苦，各属储蓄谷米，损耗已罄”36（P257）。兵祸之下，百物昂贵，金融低落，富人化为穷人，饥民则比比皆是。大兵之后，继以天灾，层层浩劫，相逼而来，湖南受到的伤害异常深重。诚如熊希龄所言：“此次湘省现状，兵戈潦疫，迭至交攻，为数百年来所仅见，灾区之广，遍于七十五县，无食之众，达一千万人”36（P317）。此言或许有所虚夸，但此阶段灾祸已大大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和以往一样，官赈尽管仍是荒政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面对愈益严峻的荒情，官赈日渐窘困。对于1918年的水灾，张敬尧仅核发赈款洋银3000元，用以设立粥厂和举办平粜。水灾后，中央虽拨款3万元，但张敬尧以纸洋3元折光洋1元散发，灾民所得不及三分之一36（P258）。1919年8月，为赈湖南水灾，北京政府仅拨银1万元29（P220）。赈资如此微薄，各项举措流于形式，广大灾民要籍官赈以求残喘无疑是不现实的。面对人数众多而嗷嗷待哺的灾民，湖南赈务走出传统已势在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