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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的演变介绍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1911-1994）：江苏吴江人。著名历史学家。早年治辽金元史，后转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山居存稿、唐书兵志笺正、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多种重要学术论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是唐先生一生研究的总结之作，是先生对中国三至九世纪这一时期历史的宏观把握和高度的理论概括。,中国三至九世纪，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这既是一个从长期分裂走向稳定统一的时代，又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低谷走向高度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有
2、三个方面的历史变化应给予充分重视：一、魏晋时期的变化；二、南北朝的差异；三、唐代历史的变化。,一、魏晋时期的变化（一）社会经济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人口的减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竞起，割据混战，战争频繁，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曹操蒿里行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仲长统昌言理乱篇云：“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由于长期的战争，导致大片的土地荒芜，无数人民死于战乱，或者向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转移。因此，这一时期人口的减耗十分严重。,试以三国时期户口数与东汉永寿三年（157）相比：朝代 时间 户数 口数 东汉 永寿三年（157）10677960
3、56486856 曹魏 景元四年（263）663423 4432881 蜀汉 炎兴元年（263）280000 940000 孙吴 天纪四年（280）523000 2300000由此可见，三国时期著籍户口总数约为1466423户，7672881口。与东汉相比，户数下降近86.3%，口数下降86.4%强。户口的下降幅度实在惊人，故时人多称当时的户口仅及汉代的一郡。,这种情况到西晋太康年间才稍有改变。晋书卷14地理志上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吴后，全国有户2459840，口16163863。尽管如此，比起东汉而言，仍相差甚远。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减耗的严重。当然，户口的减耗，除了天灾人祸外，
4、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如不少人口流入私门，成为地主田庄的佃客和依附人口，这部分人属隐漏户口，不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其次是劳动者身份地位的下降，尤其是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客一般指外地人，相对于宗族而言，非宗族成员是客；相对于乡里而言，外乡人是客。客本无身份低微之意。但在西汉中叶我们见到了奴客连称或奴客互称的例子（汉书卷67胡建传）。说明客的地位开始有了下降。但最初客的卑微化主要体现在对官僚豪强生活和权势的依附上，而不是在土地上。明确记载宾客从事生产劳动的是后汉书卷24马援传。马援的宾客有一部分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劳动，被称为“田户”，收获与马援对半分成。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标志着由随从性质的客开始
5、向近似农奴的分成制佃农转变。,到了东汉后期，豪强拥有的客越来越多，人身依附关系越来越强烈。三国志卷38蜀书糜竺传记其“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又记糜竺曾送给刘备“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其中一部分奴客即从事于农业生产劳动。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曹魏和孙吴政权都曾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大规模推行屯田，屯田上的劳动者即称为“屯田客”。屯田客不属州县，直接隶属于中央大司农，不承担国家的租调力役，收获与官府实行四六和对半分成（用官牛与私牛之别）。屯田实际上是国家的私田，而屯田客则是国家的私客。这样一种经营方式实际上是对当时通行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经营方式的模拟。,曹魏后期还把屯田客赏赐给公卿大臣，孙吴
6、亦是如此，甚至把一般百姓也赏赐给功臣作客，并免除赋役，称为“复客”。此外，一般百姓也因困于官府徭役而纷纷前往投充，于是，以客的名称出现的封建依附者遍布大江南北，成为普遍现象。到了西晋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规定各级官员依品占有土地的限额，以及各级官僚贵族荫占田客、衣食客的限额。不管这个限额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实行，但它毕竟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客的私属地位。隋书食货志中有一句话叫“客皆注家籍”，即表明了客的依附关系，也说明这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与普遍化进程至此最后完成。可以这样说，这是一个大量的自耕农与自由佃农封建化的时代。,其三是自然经济地位的加重。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
7、商品货币关系相当发达，商人非常活跃。东汉时期虽稍显逊色，实物交易现象开始增多，但货币仍然是主要的流通媒介，商品经济仍在社会经济中居有一定地位。到了三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商业活动和私人手工业在一个时期内几乎陷于停顿。当时货币铸造很少，市场上的主要交换媒介是谷物和布帛等实物，钱币基本不通行。曹魏曾将两汉算赋、口钱以丁为单位征收货币的方式，改为民户为单位征收绢布的户调，即是此时商品经济衰落的典型例子。总之，魏晋时期自然经济基本上占据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必然会促使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二）政治、军事制度的变化 首先是门阀制度的形成。门阀制度乃形成于魏晋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
8、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些有文化的高门望族垄断了政府的高官要职，士族们按门第、品位的高低，分享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家世成为衡量士族子弟身份的最高标准。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门阀制度源于两汉以来的地方大姓势力。,西汉时期的大姓豪族由于受到中央集权的压制和打击，还未有形成像东汉“世仕州郡”“家世仕郡”那样的大姓冠族。东汉政权是在地方大姓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这些人大多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士大夫，故清人赵翼说“东汉功臣多近儒”（廿二史札记卷四）。地方大姓势力在东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东汉继续沿
9、用西汉的察举征辟制，东汉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僚属，以及各地贡举的秀才、孝廉、贤良方正、文学等，照例由地方长官从本地人中辟举，而辟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本地大姓子孙，州郡僚属中的那些大吏右职通常由本地大姓所垄断。而大姓冠族每郡只有几姓，因而州郡大吏实际上带有很大程度的世袭性。后汉书、三国志诸传中，有关“世仕州郡”“家世仕郡”的记载不少，可以说，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地大姓、冠族所控制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姓冠族子弟都有资格被辟举，最有资格者乃是所谓的“名士”，即有声名者。要得名成为名士，除了自己的道德实践外（“刻情修容”），还必须得到乡里的公认，这就是“乡论”。,太守辟举属僚，举荐秀孝，
10、都必须考虑和依据乡论，而主持乡里清议即操纵乡论的，往往是地方大姓中的名士。东汉时最有名的人物批评家公推郭泰、许劭，尤其是许劭，其与其弟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则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卷68许劭传）由此可见，东汉后期的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一方面通过“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地方政权；另一方面，又凭借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和手中的选举权，通过察举和辟举跨出地方，步入朝廷，甚至“世为公卿”。还由于他们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他们往往能占有广大土地，并有条件招纳并荫庇逃亡农民。正因如此，他们最终构成了汉末地方割据政权的社会基础。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
11、也主要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曹操虽然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但他不能摆脱传统的大姓名士的势力，他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而且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如曹操所信重的颍川大姓荀彧，就曾向他举荐了不少颍川大姓名士。因此，传统的乡里清议实际仍在起作用。但是，在曹操统治时期，由于战乱中人民转徙流亡，“人士流移，考详无定”，从而影响了乡里清议的贯彻和威力。在此情况下，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了。,延康元年（220），曹丕继承魏王、丞相位，吏部尚书陈群建议，设九品官人法，设置郡中正品第郡人，吏部则据其品第加以任用，中正由本郡推举现任朝官的郡人充当。从而
12、力图把选举权收归中央。但最终还是为士族门阀的世袭性政治特权起了保证作用。制度初创之时，本以家世、才德并列，综合二者定品。到了晋代，才德标准已是非常次要，主要取决于家世，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门阀制度最终形成。,需要指出的是，魏晋时期的政权尽管从政体上仍可视之为中央集权制，但政权的性质已是一种贵族政权，因为能够出任高官的，大多是大姓冠族。如西晋政权的建立者司马氏，本身就是门阀贵族之一，乃河南大姓，世代通经，以家门礼法著称。西晋政权实际是一个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这一性质与两汉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次是军事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兵士身分的低微化
13、上，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孙吴建立了世袭领兵制。两汉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普遍征兵制，士兵服役有一定的年限规定（“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汉书卷24上食货志引董仲舒上书）。从军的士兵还可以通过军功得官，其社会地位并不低。除此外，由于战争的需要，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征发和召募，如征发刑徒和罪犯。东汉时期，这种征发罪人、刑徒入伍的情况越来越多，一定程度影响了士兵的地位。,而地方豪强大姓在动乱之时，多组织以宾客、宗族为主的私人武装，以抵抗农民起义军或自保。东汉末年时，大姓豪强组织私人武装的在在皆是。如袁绍等发动讨伐董卓的战争时，这些大小武装势力纷纷起事，参与此次军事行动，史称：“名豪大侠，富室强族
14、，飘扬云会，万里相赴。”（曹丕典论）曹操、孙坚等都带着自己的家兵部曲和召募的队伍参加讨董联军，镇压黄巾起义。这些家兵部曲与主将有着极强的依附关系，他们又多是由宗族宾客所组成，随着客身份地位的卑微化与普遍化，他们的地位也呈下降趋势。三国时期的国家军队即是仿照汉末以来的家兵部曲制度组成。,曹魏的士家制与孙吴的世袭领兵制都是世袭兵。士家是曹魏兵士的特称。这种世代为兵的士家有单独的户籍，称“士籍”，不入州郡户版，男子打仗，妇孺运输。父亡子继，兄终弟及，世袭为兵，不能改业，除非功至封侯，一般不能免除军籍。士兵逃亡，要罪及家人，妻女没为奴婢。士兵不能与一般民户通婚，婚姻只能在士家之间进行。甚至穿着服饰与百
15、工奴婢一样，都有严格的限制，可见其地位低下。孙吴的世袭领兵制是指将领可以世袭领兵，父死子继，所领军队实际上即为私人部曲。有关士家制，可参唐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思想领域方面的变化：玄学的形成 魏晋时期，士大夫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合称为三玄，玄学就是指对三玄的研究与解说，它是糅合儒、道两家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主要讨论本末、有无、名教与自然等哲理问题，但又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西汉初期盛行黄老之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遂被定为一尊。但两汉列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由于与阴阳家合流，包含着大量的谶讳迷信成分，各种荒诞怪异的说法充斥于解释
16、经典的文字之中。今文经学的另一个弊端是章句繁琐、支离，史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不少学人对此早就表示厌弃。,而当汉末大乱，统一王朝解体，经学衰微自是必然，史称汉魏之际“经纲既衰，儒道尤甚”。以至曹魏京师上万名大小官吏和太学生中，通经知礼者“略无几人”。经学既已衰微至此，学术上的变化或者说是新思想新学说的出现已是不得不然了。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正是在两汉经学衰微的情形下出现的。这是从学术思想本身而言的。,东汉以来名教之治的动摇则是玄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所谓名教，即因名设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包括政治制度、职官设置
17、、人才配合以及礼乐教化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据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选拔人才，使被举人才与所居官职相配合，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当时选举标准即所谓的经明行修，尤其注重人的道德操行。而名教政治最重声名，一个人名声越大，其社会政治地位就越高。因此，当时人为追求声名，常常作假，以至名实不符(“举秀才”)而且还交结朋党，彼此标榜，互相吹嘘。这种情况当时就遭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经历东汉末年的动乱，尚名之弊更加突出，依据名教标准选拔的官吏并不能应付当时多变的时局，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要改弦更张。但又不能放弃传统的儒家的纲常名教，而业已衰弱的经学并不能也无力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在此情况
18、下，统治阶级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统治法术，以解决迫切的现实政治问题，从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人才。新的思潮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由于统治阶级中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不同，从而所寻求所发展的理论也不一样，故魏晋时期的思想界显得十分活跃，最先受到重视的法家和名家，而儒、墨、道德、纵横以至兵家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只有在传统上已定于一尊的儒家思想丧失或削弱其统治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史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竟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三国志卷16杜畿传附了恕传)西晋人傅玄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卷47傅玄传)诸家议
19、论大多聚焦于名实之辩特别是人才选拔中的名实相背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外儒家的正名与法家的循名责实，由此进一步推论，势必会归结到道家的无名。,在以上历史条件下，以老、庄、易作为基本资料，进而探讨自然和社会的奥秘，为现实政治寻求合法存在的理由的玄学诞生了。需要注意的是，魏晋玄学的盛行主要是在洛阳及其周围地区，其它地区影响并不是很大。,玄学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为第一阶段，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二人祖述老庄，以道家思想解释周易，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显然这一看法来源于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
20、子第十四章)由于重无，他们的理论被称为“贵无论”。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了自然和名教的关系。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汉；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王弼宣称名教出于自然，而人的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企图统一儒、道，协调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竹林七贤是指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在曹氏与司马氏的斗争中，何晏等正始名士多被杀戮，使得一些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士大夫，虽不满司马氏的篡权企图，但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使酒任性，玩世不恭，标榜老、庄，攻击司马氏所宣扬的名教。嵇康、阮籍就是其中的代
21、表人物。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认为名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的理想政治是“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西晋玄学是玄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以向秀、郭象为代表。西晋政权建立后，不少士大夫投附西晋，玄学完全成为西晋统治的思想工具。向秀、郭象发展了何、王弼的“贵无”思想，提出有生于无：“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也。”认为名教与自然是一致的，政治就是天道的表现，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中的君臣上下、尊卑贵賎、仁义礼法都是“无理自然”，“任名教”就是“任自然”，认为圣人最能领会名教就是自然的道理，“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做帝王的虽然
22、过着世俗生活，其精神却十分清高，“外王”与“内圣”其实是一回事。,西晋灭亡后，玄学亦随之南渡，建康成为东晋玄学的中心，但东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渗入了佛教的教义和学说，逐渐改变了原有的面貌。由原来对理想政治的追求转化为对个体生命及精神价值的重视。东晋名士与佛教高僧经常探讨的是人的生死问题。魏晋玄学是在经学衰微、名教之治动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给僵化的儒家哲学带来了新解，刺激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魏晋时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大问题，它关涉到中国古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这里一段历史的大家，大都持魏晋封建论，即认为魏晋时期才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如唐先生、王仲荦先生、何兹全先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