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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讲：汉唐时期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2,本讲主要探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由地方郡县制而集权中央，君主对中央与地方实行独裁专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或者是主流思想文化的确立与调整的过程和特征。它包括法家思想建立国家权威、维护君主神威的尚法重刑，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虚君尚静的休养生息，独尊儒术而兼融诸子，在社会管理方面汉承秦制，,3,国家权威因“大一统”观念而得到固化，君权神威虽有些“屈君而升天”的调整（意欲申述：利益之上有正义、强权之上有良心、君威之上有天鉴），但同时有“屈民而升君”的修补，所以“奉天法古”、“天人感应”构成了经学时代主流思想文化的特征。,4,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以法
2、为教”、“以吏为师”，政府意志完全统摄百姓的社会生活，到与民休息、由民生养，百姓的生活由百姓自主，再到倡导教化、表彰孝悌，以礼仪渗透辅佐法制管理，进而实现社会有序。汉代经学是主流思想文化在经过再三抉择后最后确立的标志，而“玄学”的出现展示了作为传统主流的儒、道两家再一次交融、互补。,5,这虽然是思想文化适应社会存在的反映，但同时使两家思想进入了一个更高的理论平台，后来唐代出现思想文化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以及宋明理学对传统的转型，都是从这个台基上起步的。,6,一：主流思想文化的最终确立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成长期，但又表现为春秋时期各主要学派新生、创发、标新立异、宣扬自己主张的时期，诸如道、
3、儒、墨、法、名等都各自宣称自己对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生命个体、运动生化、感性认知、理性思辨、直觉体悟以及价值意义等等方面的独到认识，,7,进而展示出各自对理想人生终极关怀的差异和特色；到了战国时期，过去“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国称雄争霸的时髦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被强国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兼并弱国、扩张势力、瓜分天下、弱肉强食、渐趋一统的潮流所取代。社会政治领域由春秋时期的尊天子而王诸侯，发展为战国时期的强君势以树君威,8,构建在社会公权管理方面的君主独裁的新模式。这方面主张消解传统社会结构的法家顺应历史潮流以变法改革出尽了风头，虽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却也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伴随这种由多元趋
4、向一统的社会存在，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不同学派间的交流、融通、吸收、综汇，不再是各唱各的调，不再是一味地指斥对方、否定对方，而是相互间有批判、有比较、有,9,沟通、有吸纳。如果说道家的庄子与儒家的孟子只是批判、比较、与沟通的开始，那么稷下黄老之道与儒门荀子之学在交流、融通、吸收、综汇等方面可谓是典型代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是法家变法改革、消除旧贵族势力、鼓励全民守法、强化中央集权、维护君主专制、实现富国强兵的必然结果。秦王嬴政自信功过三皇、业比五帝，于是觉得自己在六级之内、,10,八荒之中无人可比。秦国自孝公、商鞅以来变法图强，坚持法家的主张和实践，最终使这个关中弱小之国强大起来并灭掉六国一统
5、天下。所以秦始皇称帝后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除法家之外的中原其他学派，对具有厚实社会基础的传统思想文化诸如儒、道之学，他也根本没有放在眼里，更谈不上用心仔细琢磨（虽然吕不韦,11,下了很大工夫著成吕氏春秋为之做了准备吕不韦也是赶时髦，当时魏有信陵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养士论学议政，他是庄襄王的恩人，三年后小嬴政即位而他继续掌实权，故能养士三千.可惜事业上的大作为被生活上的不检点葬送了而后果严重）。因为法家的主张与实践已经使他富有天下、功迈千古了。,12,中国历史在由“家天下”到“私天下”的一个关键性转折点上，在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确立的重大问题上，遇上了一位胆识过人、功业盖世、独断专
6、行而刚愎自用的君主，应用了一个简单的算术方法，即1+1=2的方法（如果用吕不韦的设计或者照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做，中国的历史将的重写）。,13,秦始皇坚信法家能使秦国统一天下，也一定能帮助他管理好天下。当他发现自己的愚蠢要求被方仙之士（战国之前荆楚多神仙、燕齐出方术，而后南北合一，有神仙方术之士）欺骗了之后，他也更坚信儒、道、墨、名之徒都是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伪君子、“五蠹”之类，,14,所以一旦诸如李斯之徒借端发难，继六国旧贵族之后，中原诸子之学便迎来了严冬。“焚书坑儒”之后，倡导“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全社会以法家思想主张为宗。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这样轻率地树立起来了。,15,法家的思想主
7、张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覆盖了华夏民族的社会管理领域，而且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蔓延。商周以来的礼仪之邦、德治文教，第一次受到由国家公权组织牵头的尚法轻礼、严刑苛政的冲洗，这是一种具有戎狄文明风格与法家思想主张结合的强权政治文化对中原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16,其实秦始皇在确立法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已经忘记了法家的一个重要信念，或者叫社会历史观：“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法家的生命力就在于不留恋过去，就在于总是以当下现实为考量基础而面向未来。当嬴政由秦王变成秦始皇时，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世异”！,17,“事异则备变”，这是法家的核心价值观，可惜秦始
8、皇没能把他消化吸收。难怪汉以来总结秦二世速亡，都为其不懂“攻守之势异也”、不明白“逆取而顺守”的道理而扼腕。秦始皇坚持继续以法家思想主张为指导思想，虽然有严刑酷法、暴虐无情、专横独断、急功好利等等的不足和失误，但在短时间内强化国家权力、塑造君王威势、形成一统观念等方面是有功的。,18,商周以来形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至上、天下一统的观念，到了春秋时期伴随着周天子的昏庸、周王室的衰微和一些诸侯国的强大而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威势。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举措意味着天子尊严、王权至上、天下一统的时代结束，群雄争霸、强权夺主、没有权威、只信实力、缺乏敬畏的时代到来。,19
9、,春秋两百多年的强大诸侯王轮番争霸，除了社会的动荡与巨变、百姓的痛苦与灾难、思想的活跃与繁荣以及诸侯国间的争强夺势外，如果从全民族的观念与信仰看，统一国家维持社会安定有序的安全感越来越淡，公权组织保证百姓日常生活的公信力越来越低，关于天下的一统观念、关于全民信赖的权威观念或者王权观念被严重消解。,20,到了战国时期，历史由对传统的来自各方面的解构进入了新建构时期。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的重要区别之一，表现为诸侯王重视的不是一时的雄霸，而是如何使自己越来越强大，不是领导、命令小诸侯们，而是将他们变成自己的一部分。,21,这不仅需要内部实力的强大，同时也要求不断的对外扩张。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富国强兵、
10、君尊权威是最好的捷径，也是最关键所在。于是英君明主纷纷招揽人才，变法改革。而在这个过程中，强化国家管理功能，加强对地方、对百姓的控制，集中权力，突出诸侯王的绝对威势是优先考虑的问题。伴随兼并战争的越演越烈，生死存亡与实力强弱、反应快慢紧密相连，,22,这种客观需要的刺激，强化国家权力、塑造君王威势、保证令行禁止成了一种新潮。这也就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唯法家最受权势集团青睐的根源。新权威观念在动荡的社会变革中汇成潮流。当历史顺着其发展的方向前进，由惨烈的兼并战争演进为向重新统一迈进时，人们期盼尽早地结束战争、实现天下统一的愿望更助长了这种新权威思潮的势头。,23,当然，秦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灭掉
11、六国，统一天下，现实存在的突然巨变远远超过了人们观念世界的适应能力。尽管人们早有希望天下统一的愿望，社会中奔流着重塑新权威的思潮，,24,但真的国家统一了、中央集权了、君主专制了、郡县全面取代分封了，关东故六国不同社会阶层的反映却各不相同。不满、抱怨的声音处处皆有，抵制、反抗的势力同样很强。,25,就是在这个特殊时期，秦始皇以铁腕不仅在社会的行政管理方面实行统一，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甚至强制人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意识也要符合国家统一规定的标准。,26,一律令，齐衣冠，同言语，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一切有碍于大一统、不利于新
12、权威、分化中央集权、破坏君主专制的行为、言论和社会势力都将受到限制与制裁，,27,确实保证新政权对全国的管理能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秦帝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虽然由于自己的极端行为过快、过早的结束了自身的生命，,28,但他同时用很短的时间在国民的心中把春秋以来五百多年被消解淡化了的国家信念、君王威势、公权信誉和一统观念等重新塑造起来。这对后来汉初在观念世界确立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史家都接受“汉承秦制”的说法，,29,但大家都把这个“制”理解为管理制度，忽视了秦始皇和他的短命帝国在关于华夏国家观、君王观、公权观、一统观以及行政观等方面所留下的观
13、念形制。可惜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汉初，乃至汉武帝与董仲舒“独尊儒术”、确立国家意识形态都是在这些观念形制的基础上完成的。,30,刘邦当了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手下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他为什么能打败项羽，二是秦朝为什么这么快就灭亡了。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他心中有数，所以当几个大臣从不同的角度拍马屁而答非所问时，高祖简洁明快地告诉他们，主要是项羽不如他会用人。关于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其意义可就深远了。,31,它是在寻找汉朝如何避免秦朝的覆辙，也就是如何才能使政权得到稳固并能长治久安。因此刘邦不仅仔细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而且让他们不要只是随便说说，要仔细研究，写成文章，深入讨论，形成共识。,32
14、,刘邦没有嬴政出身高贵（当然嬴政的出身也很有戏剧性，那是自然血缘型的，不是社会政治型的），但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了解，对民生、民意的感触、体会要比嬴政强。,33,他是通过与自己的泥腿子伙伴们一起豁出命拼打才得到了江山，所以在当皇帝的初期，还是能续接往日的习惯，采纳和接受部下的意见与建议。尤其是陆贾毫不客气地顶撞他：“君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不能养政权，不能长期靠枪杆子维护政权。,34,嬴政不懂“逆取顺守”、“攻守之势异也”，不明白得下马治天下的道理，结果二世而亡。刘邦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文人儒士有用处（当然叔孙通
15、的朝仪使高祖体会到文治时期需要调整对读书人的态度与看法），,35,因为他们不仅了解历史，而且把握传统，能结合现实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汉初的国策就是实事求是、因时顺势、量力而行。秦灭六国，战火遍地；严刑峻法，暴政酷吏；赋税沉重，徭役繁苛；楚汉之争，八年兵燹；人口锐减，财富贫竭。“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权顺”（贾谊过秦论）。,36,所以汉初立国，满目疮痍，民不堪生，百废待兴，一切无从谈起。恢复生产、扶持经济、安顿民生、维持秩序是当务之急。“高诈力”的时代结束，“贵权顺”的时代开始。秦始皇以法家主张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就自然流产，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呼声响彻朝廷上下，据说这是黄老学的基
16、本主张（历史的真实是：,37,统治者不是了解并主动地选择了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是鉴于现实状况不得不这样做，而黄老学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后来史家一致认定是西汉初年直到武帝“独尊儒术”前朝廷的指导思想。,38,在行政管理方面因时顺势、“汉承秦制”，军事管制时期的“约法三章”太粗略，还是承接秦六律并略作调整，形成九章律。行政建制及职能设置基本沿袭秦制。但在地方管理方面，承认基层社会的宗法礼仪传统，倡导“孝悌”亲情，所以在官职建制方面“孝悌”与“力田”共同为两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官。不强调“法教”“吏师”，而倡导“孝悌”和睦。,39,承认宗法制的土壤，和在这片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文明与文化，并
17、把它落实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管理中，这方面绝无“汉承秦制”，是汉朝与秦朝在社会管理与世道风气倡导方面最大的不同(汉初就开始的“荐举”“征辟”一直是以“孝”为中心展开的。,40,人才的标准对社会风尚的形成有重要的推助作用)。社会很贫穷，人们大多数生活的很艰难，但是此时此刻对于生存下去有重要作用的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温情得到认可，受到政府的保护与提倡，这对稳定基层社会的秩序发挥了特殊作用。,41,正是这股源头活水，顺势发展到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刑法宽、赋税轻的“文景盛世”。所以说汉初70余年，在社会管理工程方面相对于秦朝是有大的改进的，它除了在法律、行政方面有明显的“汉承秦制”外，指导思想方面的重
18、大调整、尤其是对基层社会生活和改变世道风气方面采取“润物细无声”的调整，,42,承接传统，吸纳儒家的思想观念，对春秋以来受到冲击与破坏的宗法制度与观念进行修复。正是这种三管齐下的策略，不仅稳固了建立在一片废墟上的高祖政权，而且使之日渐强壮起来，乃至出现了“私天下”以来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43,汉初废除“挟书令”，迎来了诸子学的复兴。但战国后期学术的沟通、交流、融汇、综合之势已经使先秦的子学除了法家在政治上得势变为秦朝的指导思想外（当然由吕不韦主持的吕氏春秋，后来汉书说它“兼儒墨、合名法”，实际上也是思想学术融汇、综合的代表。,44,它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天生民非为君，
19、天立君以为民”的主张，自然不被秦始皇所容。而本书与后来的淮南子具悬书于市、一字千金，王充认为“所由出者，家富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赏”），,45,其余各派实际上总成为黄老之道学与荀孟之儒学，诸如名、墨、兵、农、杂、阴阳与纵横等学派势力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弱。所以汉初的子学复兴，最有势头的也就是这两大阵营。如黄老之学有河上公、盖公、萧何、曹参、陈平，以及陆贾（著有新语，,46,既讲“行仁义，法先王”，又主张“道莫大于无为”，盛赞虞舜、周公“师旅不设，刑格法悬”，弹琴歌舞以治天下）、窦太后（个人随遇而安深感“不争而无能与之争”：随代王北上，因文帝而立后），总其成者当为刘安（48岁自杀
20、）以及淮南子（“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47,一是围绕着生命如何能“保真”、“贵身”、“反情”，避祸而祛病。有“一言而悟”“尊天保真”，“再言而通”“贱物贵身”，“叁言而究”“外物反情”之论。探讨了生命中形、气、神的关系：“形者生之舍”，“气者生之充”，“神者生之制”。“精气为人”，生则三者合，死则神升而形归。人生尚恬淡无欲。,48,二是围绕着社会的安危问题探讨如何能长治久安：“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强调“道”与“事”、规律与存在的结合。提倡“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法令制度，各因其宜”。治国推清静无为。,49,汉初社会的恢复与黄老之学的兴盛是
21、相辅相成的关系，汉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现状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主张被时代认同的厚实土壤，而黄老学的这些主张也恰好为当时的统治者恢复社会元气、稳定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50,但是汉初经过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不仅使现实社会的满目疮痍得到恢复，而且使整个民族的心灵意识得以安静并有机会反思和整理。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逐渐成为文景之后治学的最高境界。同时这也暗示着一个崛起的强大帝国在指导思想与精神信念方面的宽广胸略。,51,董仲舒正是适应时代的发展思潮，在这种反思与整理的基础上不仅为汉代，而且为后来的中国古代社会构建起了以“天人感应”（其实“天人感应”在淮南子中已经有很细致的讨论
22、，董子只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大一统”新信念。,52,这可以说是“私天下”以来，在不足百年之内关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第三次抉择，也是儒学自孔子开创以来历经代代不懈努力，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远不说先秦孔、孟、荀，秦朝以来如伏胜、叔孙通、辕固、申培、贾谊、王藏、赵绾，直至公孙弘、董仲舒不懈努力，坚守一种信念，肩负一种责任，,53,走教育传承的路线，把理想人生与和谐社会作为追求目标。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学派比，儒学显得基础厚实、内力持久、生命强大而前景更好）。当然这个时候的“儒术”已经不能等同于先秦的儒学。它虽然继承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同时也吸收了道、法、名、墨、阴阳、刑名之学的许多
23、内容，,54,德刑并举而德主刑辅、王霸杂用而尊王抑霸。它虽然承接传统以解经、传经来探讨和发展学术，而且也部分地坚守传统、严守家法，梳理典章，确解音意，形成古文经一派（他们的六经排序是易、书、诗、礼、乐、春秋，经文是由汉以前文体书写，目录、篇章也与今文经有别），,55,但真正有势力、有影响的是将学术向政治靠拢、用解经为现实服务，倡导微言大义、代圣人立言的今文经学（六经排序是诗、书、乐、易、礼、春秋，经文是由汉隶文体书写）。,56,故汉代儒学又称经学，终汉之世，古文经学虽未受到打压并在王莽时期与东汉略有抬头抢势之势，但今文经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看西汉宣帝时的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即知。
24、汉武帝、董仲舒和公孙弘等将儒家的学术思想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57,不仅使原来的知识与权力的紧张与对抗被士而仕所消融（知识阶层进入上层建筑，人格培养融入官吏选拔），而且学术的自由、独立也被政治的权威与强制所吞噬。所以说，“独尊儒术”是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借用政治的权力将以儒家为主兼容各家的思想观念向社会渗透，在世俗化、通俗化的过程中完成意识形态化。,58,而这种“儒术”不同于法家思想和黄老之学那样具有在特定时代的实用性，它本来就有与中国传统社会厚实的宗法制相融洽的基础，所以它的意识形态化会渗透的很深，收到了泛意识形态的效果（它超越了国与民、政府与百姓间的管理范围，而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
25、以它的统治地位一经确立就具有超稳定性。,59,“奉天法古”是汉代“天人感应”“大一统”新信念的核心范畴。信奉天命、遵顺天道是商周以来的主流意识，崇拜祖先、“信而好古”也是华夏民族的悠久传统。虽然历经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洗礼，百家争鸣使传统的天人关系有了更丰富而全新的内容；秦始皇一统天下、,60,“焚书坑儒”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传统的天人、古今的宇宙价值观经受了革命性的挑战；但“奉天法古”命题自从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以来，便成为“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大一统”新信念的核心支点。董子在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开卷即言：“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董子可谓开门见山、开宗明义。,61,以之与“春秋大
26、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互释，反对战争、反对分裂，追求和平、追求大一统这是时代的呼唤。而这种新的思潮需要有新的信念。“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已经被历史证实行不通，“与民休养”、“无为而治”随着王朝实力的强大越来越显得乏力不适。,62,董子适应时代、总结历史以“奉天法古”作为构建“大一统”思想的信念基础，即以上天为人间行为的范式系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前古为现实秩序的合理依据与理想目标（三代圣治，天下为公，举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财必分与人，力不必存于己，夜不闭户，盗贼无有）。,63,“奉天法古”这一命题从此为中华民族在时空观方面可以说从两
27、汉到明清确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即空间方面天、地、人三者以天为尊；时间方面以不满现状、赞美过去、向往古圣、厚古薄今为尚，未来被掩埋在对过去的美好回忆（或者是对先王的赞美）中。,64,“奉天法古”既是董子思想的宗旨，也是汉朝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而且为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奠定了框架。董子在对商周以来国家意识形态与主流思想观念有比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把握了从春秋战国争霸与兼并战争之后到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呼吁政治统一、,65,希望建立共同信念的时代要求，并适应时代潮流以自己坚实而全面的知识基础、深邃而精准的洞察能力与敏捷而缜密的思辨智慧，巧妙地借助春秋经典总结出不仅被他当时的
28、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而且后来长期被不同朝代奉为信条的“奉天法古”。这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一种思维方式。,66,秦始皇自称“千古一帝”，但秦王朝因暴政短命而亡。这对于汉初的王贵官僚以及一大批士人而言，秦始皇目中无天命，心里无古圣，无惧无仁，刚愎自用，尚法重刑而不知攻守之异，所以秦朝短命而亡。虽然其功业鸿烈，但留给历史的似乎只有教训而无经验。,67,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从完成地方的郡县建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行政控制、构建起一套上通下达的官僚体系从而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且最终体现为中央的绝对集权、皇帝的独尊与专断，秦始皇以及他缔造的秦帝国为封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树立了千古范式。,
29、68,不仅如此，在思想领域，历经春秋战国几百年称霸争雄而受到削弱的权威主义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环境中获得重树，虽然时间很短，但雷厉风行、全面展开、上下一贯，因而皇帝至尊、王权至上的观念开始在全社会渗透，这为汉初再树君威、张扬王权，尤其是董仲舒倡导“大一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69,所以说，秦始皇与秦王朝虽然短短几十年，但所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对汉初确立封建帝国官僚体系模式与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弥足珍贵。而董子的“奉天法古”正是基于汉初政治上中央集权的深化、王权与君威的强化，而在思想领域历经诸子复兴、黄老学得势和儒学渐强，,70,从而士林学界掀起反割据分裂、宣扬大一统的思潮；又鉴于汉承秦制，主张天下一
30、统、中央集权，但限制君主独断、苛政暴刑，并吸收当时思想界除了儒家之外的诸如阴阳家、名法家、墨家以及黄老学等的尊奉天命、崇尚古道的思想而总结出来的。,71,所谓“奉天法古”实际上就是奉天命而法古道，既是对传统的总结，又是对传统的创新。董子“法古”是对传统儒家历史观的继承，也是对“不期修古”而又好苛政暴刑的短命秦朝的借鉴。秦国从商鞅以来一直重耕战、奖军功、法后王，,72,变法图强而雄视六国，最终一统天下。但蔑视圣贤、耻笑仁德、羞于法古、不讲教化而尚法重刑，所以得天下易、失天下亦速，不可不为鉴。所谓传统儒家，既指先秦孔、孟、荀等儒家学说，也包括伏胜、贾谊、申培、辕固与叔孙通等汉初大儒。,73,他们虽
31、然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甚至是对立，但在赞美古圣先贤、向往远古的圣治王道方面有非常一致的信念“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王道”即是“古道”，董子认为它就是“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卷一）。,74,所谓“改制”是因为历史的“三统”（白、赤、黑）轮回而“新王必改制”，所以在“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有新动作，这是“新王受天命”的象征。而有关纲常伦理、道德教化和政治习俗等“不易之道”，则是超越“三统”轮回的千古圣王之道，“万世无弊”而本与天命一致，所以董子坚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
32、仲舒传）。,75,在董子的思想体系中，尤其是他的“奉天法古”的命题中，“天命”与“古道”同源，空间与时间合一，因此才“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这种合一是以古圣先贤应天命而得天道为前提的。董子“奉天”是对中国传统天道观的张扬。“奉天命”而“尊天道”是商周以来的统治意识。,76,历史进入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的转型变化，在思想意识领域出现了多元纷争的局面，诸子百家各持己说，因而使传统的天人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道家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德经二十五章），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而道高于天的观点，,77,“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33、道，道法自然。”可以说是第一次对传统的天人关系提出挑战的学派。墨家虽然在人生观方面主张“恃力不恃命”（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但在天人关系方面可以说承袭商周统治意识，尊崇天道、信奉天命，主张天有意志（墨子天志上第二十六）。,78,而儒家孔子虽然有时也感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而“畏天命”（论语季氏），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告诉弟子们：“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主张天道自然。其后儒门两位主将在天人关系方面各持一端：孟子承因孔子“畏天命”之说，提出“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孟子尽心上），,79,让社会的人向伦理的天靠拢、升华，通过天人合一，构建起性命主体哲学；而荀
34、子则顺着孔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道自然观，努力对天、地、人进行归位复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强调“天人相分”，既主张“圣人不求知天”、“不与天争职”，又突出人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篇卷十一），建立了引领时代潮流的新型的天人关系。,80,秦一统天下，“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秦国尚法治、重监管的传统价值观向新统一的全社会渗透；而一向自信的秦始皇凭着前无古人的功业更不把天命放在眼里（尽管它相信谶语和五德轮回）。所以说，商周以来的“奉天”思想在这个时候是最低谷。但历史总是在二律悖反中进行，当商周“天命”坠入低谷之时，,81,秦始皇却以自己的胆识、智慧和才干完成了在现实社会中“
35、君即天”、“君令即天命”的新权威主义的塑造。这实际上为历史进入“私天下”时代，再建新的“天命”论提供了平台和契机。陆贾逆龙威高呼马上不能治天下，不仅顶出刘邦一头冷汗，而且引发出整个意识形态、甚至思想界正视传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殷鉴论的历史政治观有厚实的土壤与悠久的传统。,82,汉初诸子复兴，虽然在许多方面各有不同主张，但在如何维护和平、实现长治久安、保证天下一统方面，大家有一致的追求和探索。而儒家从叔孙通、陆贾、贾谊到伏生、申培、辕固等，无论在朝或在野，都把明主以仁义为本、以王道为先、以祖制为重、应天命而顺民意、文武并用、刑德兼举、“王霸杂之”作为标准。,83,董子继承了这些思想先驱的
36、文化基因，并结合时代条件，将儒家天人思想作了划时代的发展。在上下（即天人）的思维空间中，把天推尊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这种在观念方面的顺利推进全社会主流意识都觉得“天可尊”、“天至尊”，恰恰是在对真实历史做了巧妙地假设推理实现的短命秦朝是因为暴君目无天尊、心无天威、不奉天命、有悖天意所致。,84,秦始皇完成了君令即是天命的新权威主义构建，奠定了皇帝就是真龙天子的至尊地位。但秦朝的短命给后来的思想者们留下了天命天意不可违逆、天尊天威不可亵渎的借鉴口实。董子在回答人类社会为何要奉天命而尊天道的问题时构建起自己的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天不仅神威至尊，而且
37、道德至善。,85,天主宰一切，号令一切，示范一切，人间的所有事情都要遵从天命、顺应天意。人君感应天意而行政，庆赏刑罚都只是天的喜怒哀乐的体现。王朝递嬗、君位更迭都是五行运转、三统轮回的必然法则。总之，天道昭示人道，人道顺应天命。从实际情况来看，董子提倡“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的原则，便是天道高于人道，天意宰制人意的典型表现。,86,他之所以这么做，其主要目的有三：第一，确立一个外在于人世间的心理价值行为律令，以整齐秩序，划一风俗，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第二，“屈君而伸天”是有限制君权，张扬天威的意思，目的是为君王虚拟一套精神枷锁。但“屈民而伸君”又明确要限制诸侯势力，树立天子
38、权威。,87,第三，论证君权神授，证明既存的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强调现实政治结构及其功能表现是“顺天应时”的结果。天子君临天下，既继承了往圣先王的伟业，又合乎五德、三统运转的法则，于是，奉天承运便成为统治者行为的合理性、神圣性的理论根据，成为笼罩在“当朝天子”头上的令人眩晕的光环。,88,董子这种奉天承运的理论，沿袭了儒家思想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天命思想，利用阴阳家的五行生、胜以致王朝更迭的理论创造出白、赤、黑“三统轮回”的观点，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奉天承运的理论，既继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他的关于天人之间同构、同类、同感而互动的思想，与其说是对儒家传统天人
39、关系的继承，,89,倒不如说是直接对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秦汉之际人们对天人关系基本知识与思想的总结。从功能上看，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政治宣传，论证“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其次，它强调的是现存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从政权演变的角度论证了“政统”的前后相继，体现了统治者的“统绪”意识。,90,再次，它标榜的是既存统治局面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起到了凝聚民心、威慑“异端”、消弱分裂、强化集中的作用。要指出的是，“奉天承运”作为一个明晰的理论观点，并不是董子直接提出的。但“奉天法古”确实是他的创造。与“向上看”的奉天思想相联系，董子还十分钟情于“向后看”的法古思维路向。,91,我们知道，儒学祖师孔子以“述而不作
40、，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著称于世。他以古圣先贤的是非为是非，向往上古“大同社会”，以恢复古代礼仪为职志。孟子不仅效法孔子崇古、泥古，并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先王”的口号。无论是个人的言行操持，还是社会的行政决策，都以尧舜圣王之道为标准，,92,他一再申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孟子公孙丑上)。认为政治的昏乱，社稷的丧失，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不行先王之道”。说到底，孔孟儒家都是以往古为时间价值的第一取向。董子在时间价值取向上与孔孟儒家一脉相承。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他以不遵规矩不能成方圆、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作比喻，引申出“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的道理。,93,因此，他强调，圣人必须要“
41、常欲法其先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董子搬出了历史上一系列圣主贤君，一切皆有源可溯，有例可循。他大肆演绎春秋之义，使文官制度的体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及其思想观念、治狱听讼的依据、施政的准则、以仁政德治为特色的王道政治等等，都有了古圣先贤的渊源与楷模。,94,这实际上是以先王旗帜为号召，使上下人心归之于一。可以说，董子高举奉天法古的旗帜，推尊先王之道，实际上是为了古为今用，即借天以弘道，借古以护今。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神灵崇拜和先王崇拜分别有其自然科学发展有限的条件和宗法血缘心理的基础。神灵崇拜，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并不因生产力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消失。,95,汉代
42、的科学技术水平虽然比以前（如商周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据杜石然等先生的研究：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的形成和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是这一时期（指汉代引者注）科学技术发展的总特征（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页）。但是，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科技总水平，仍然处于经验直观的范围内。,96,超然于人类社会之上的天，仍是不可捉摸的。而意识形态领域传统的天神崇拜观念，还像梦魇一样纠缠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董子正是利用了这点（当然他本人也相信这点），打出尊天旗号，将天神秘化的。同样，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讲究孝悌的国度里，祖宗崇拜有着广阔的市场、肥厚的土壤。古圣先贤的言行往往是衡量后
43、来人们道德水准和办事能力的标尺。,97,为了表示对先辈的忠孝，每一代君主都以恪守祖训、谨遵祖制相标榜，先王之道成了施政修身的最好模式。而这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历史表明，在宗法封建制的社会里，在分散的个体小农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国度中，神灵崇拜、祖宗崇拜都相当普遍，其影响深入到了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形成了一种合情合理也合法的文化心理态势。,98,只是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由早期的神、祖一元，逐渐发展为“绝地天通”、神祖分离；由简单的宗教迷信，逐渐演变成具有一定知识背景和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特别是春秋以来，在儒家宣扬仁义孝悌的一套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并慢慢被全社会自觉认同以后，祖宗崇拜之类的法古
44、观念，更成了人们精神情感的一种寄托和依归。,99,因而，“奉天法古”思想不仅具有客观的自然经济条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经过秦王朝对传统天命观念的冷淡与对先王之教的践踏，以及汉初思想家对先王之道与应天顺民观念的恢复以后，就更具备了社会心理基础。淮南子修务训指出：“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黄帝神农而后能入说”。这是汉初道家黄老学派对当时社会心理状况的总结，董子看中并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100,以“奉天法古”为旗帜，以先王之道为楷模，使人们趋于同一目标。如果我们用历史主义的眼光透视，那么应当承认，这正是董子的思想洞察力所在，也是他顺应时代要求构建“大一统”新思想的成就所在。与奉天法
45、古、先王崇拜理论相适应，董子继孟子对儒家道统的塑造之后，强调自尧舜至孔孟的道统的继承性和重要性。,101,于是，奉天法古、先王崇拜、道统观念，三位一体，三点一线，方向是复古，以复古来维新，为现实政治服务（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服务）。可以说，作为观念形态的复古是经过董仲舒理论加工并大力提倡以后，才在政治上确立了地位的。这种崇古圣、重传统的思想，从当时的作用来看，对于思想统一的完成，起了积极作用。,102,就后来的历史作用来看，它则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对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和行为模式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成
46、为我们民族的沉重包袱，不仅羁绊着行为，而且限制着思想。中华民族的包袱不仅在于传统沉重，更在于历来过份看重传统。,103,因此，使本来对生命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充满信心的努力，变成了为了未来美好理想的实现要通过学习、模仿远古圣贤的奋斗。上至国家政治决策，下至个人安身立命，总是要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立论的依据，否则便觉得缺少说服力。,104,这种挣不脱传统羁绊的思想惰性、思维滞障，正是不少贤哲曾一再抨击的压在中华民族肩头的“因袭的重担”和难以突破过去而迈向现代的障碍。从方法论的角度和一种理论带给现实的政治功用来看，“奉天法古”的命题是一种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以后，在海内一统、
47、道一风同的时代，,105,专制帝王的权力高于一切，维护既存的政治秩序，强化专制制度的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能，是思想家必然关注的焦点。董子为了确保“天不变，道亦不变”，提出了“新王改制”、损益相济、经权互补等渐进的改良主义的观点。,106,为了给这种渐进的改良原则提供理论根据，董子举起了这把既是总结传统，又具有创新意义的“奉天法古”的大旗。有了这个法宝，既可以秉承天意而自尊，又可以继承道统而自傲，更可以上说君主，下导百姓，从而使社会在思想家们设定的轨道上循序前进。,107,因为，既然是奉天承运，便不必也不能改变现有的政治格局；既然要托古维新，就不能死守旧道，而要适当地给社会机体灌注新的精神
48、活力，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于是，渐进、改良的思想原则便顺理成章的得到确认。所以说，董子的“奉天法古”命题不仅是其“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而且是构建汉初“大一统”新信念的核心支点。,108,董子的“奉天法古”思想，由于适应了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下信天而尊祖的普遍社会心理，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广泛欣赏和大力推崇。汉代以后，无论以何种方式上台的统治者，都要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号（有的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这个命题，但却相当自觉地具有这种思想意识），以维护其统治利益。,109,以下董子的这些命题在历史上也一直有影响，但我们这里不再展开讨论：董子虽然也知道“利以养体，义以养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
49、能安”，但他更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气功”。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爱己非仁，正人非义。,110,二：主流思想文化的调整：独尊儒术之后，今文经学备受尊宠，而天人感应说也越发泛滥。“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天辨在人，“天亦人之曾祖父”为人者天，头“象天容”，发“象星辰”，耳目“象日月”，“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圣经也讲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人同此心啊），,111,人身“小节366副日数也，大节12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人副天数，并将自然阴阳与人伦尊卑、道德贵贱相联系，将五行与五德相匹配，从而构成了天人同根共类、
50、相感互应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主源在天。加上天子受命于天，而天以祥瑞、灾异对天子的行为进行评判。,112,这样在政治的左右下为了更好的为现实服务，天的意志力、主宰性越来越强，逐渐演变成一种神学目的论，这与传统思想文化（易学精神、儒道思想）的精神主旨相背离。尤其是在这种有神学宗教色彩的天人感应论的怂恿下，王莽新政以来具有迷信愚弄特色的谶纬之学越发的泛滥起来。,113,所以东汉初年就出现了反宗教迷信、反神学虚诳的具有复兴道家天道自然、提倡务实理性的思潮，其代表人物有：扬雄（BC53-AC18）、桓谭(BC20AC56)和王充（AC27-100）。杨著有太玄经（仿周易而强调天道自然、天无意志）、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