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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讲转基因产品安全性争论的技术、社会和伦理考量,一、科学、理性层面的分析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转基因马铃薯是否有害于试验用大鼠？,1998年8月10日，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资深营养学家Arpad Pusztai博士在英国ITV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公布了一份尚未在专业期刊上正式发表的研究结果，声称转雪花莲凝集素(GNA)基因的马铃薯能够对大鼠的免疫系统造成损害；随后他又同Aberdeen大学的病理学家Stanley Ewen一道宣布转基因马铃薯同样影响大鼠的肠道、肝脏和其它一些器官，并暗示对人类健康也存在着危险。,转基因玉米花粉是否致死大斑蝶？,美国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家Losey等在1999年
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在实验室中研究发现，放养在抹有Bt转基因玉米花粉的苦苣菜（“马利筋”）叶上的金斑蝶毛虫发育缓慢，摄食量少，体重只是正常毛虫的一半，且死亡率高。他们由此推论，Bt转基因玉米中含有毒素，如果在大田中种植的转基因玉米花粉随风飘到附近的菜田里污染菜叶，会使那些以菜叶为生的非目标昆虫大量死亡。,墨西哥玉米是否受到基因污染？,2001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两位研究人员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宣称在墨西哥南部Oaxaca地区采集的6个地方玉米品种样本中，发现有CaMV 35 S启动子及 Novartis Bt-11抗虫玉米中的adhl基因相似系列。据此，
3、绿色和平组织称，墨西哥玉米已经受到了“基因污染”，甚至指摘墨西哥小麦玉米改良中心的基因库也可能受到了“基因污染”。,中国转基因抗虫棉是否破坏了环境？,2002年6月3日，南京环科所与绿色和平组织在北京召开会议。4日，China Daily发表了题为“GM Cotton Damage Environment”的文章。绿色和平组织也于当天在其网站上，刊登了南京环科所研究员、绿色和平组织顾问薛达元先生长达26页的英文报告，从而再次引发国际争论，在殴、美世界产生巨大反响，成为国际上争论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重大事件之一。,6月5日，德国农业报发表题为“Chinese Research：Large Envi
4、ronment Damage by Bt Cotton”的文章。绿色和平组织的“中国项目主管”卢思聘声称：棉农“将面对不受控制的超级害虫”，“可以减少农药使用的转基因抗虫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棉农）将被迫使用更多、更毒的化学农药”。,针对这些看法，中国、美国、德国、加拿大、比利时、印度等国家的科学家在网上纷纷发表评论，反驳绿色和平组织的观点。总的来说，国际农学界认为，绿色和平组织的文章没有经过同行评审，没有说明研究方法，没有生物学统计数据，违反了生物学的一般常识，只是按作者个人的意愿断章取义。,5、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例一 发生于法国 发端于科研论文2007年，法国分
5、子内分泌学家Seralini及其同事对孟山都公司转抗虫基因玉米的原始实验数据作过统计分析（文章发表于环境污染与毒物学文献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2007,52:596-602），得出老鼠在食用转基因玉米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孟山都转基因玉米事例二 发生于奥地利 发端于研究报告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兽医学教授约尔根泽特克（Juergen Zentek）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抗除草剂转基因玉米NK603和转基因Bt抗虫玉米MON810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动物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
6、泽特克发现转基因玉米对老鼠的生殖能力存有潜在危险。,事实上，关于转基因玉米是否影响老鼠生殖的问题，共进行了三项研究，而仅有泽特克负责的其中一项发现了问题。该研究结论发布时，尚未经过同行科学家的评审，泽特克博士在报告时自己都表示，其研究结果很不一致，显得十分初级和粗糙。欧洲食品安全部评价转基因安全性的专家组最近对泽特克的研究发表了同行评议报告，认为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时，两位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专家（Drs.John DeSesso和James Lamb）事后专门审查及评议了泽特克博士的研究，并独立地发表申明，认定其中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该研究并不能支持任何关于食用转基因玉米MON
7、810和NK603可能对生殖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引自农业部网站,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二、转基因产品安全性评价中的利益渗透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全集，第47卷，第571页）支持转基因产品实际上是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贾士荣教授指出的：“国际转基因作物争论的实质并不纯粹是科学问题，而是经济和贸易甚至是政治问题。”,1.研究者的利益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良反对给 转基因产品标注，认为“在食品上标注是否为转基因，就会把转基因和非转基因隔离开来，无形中就使消费者产生：非转基因产品要比转基因产品好。这一
8、点，我是坚决抗议的！”,媒体和公众对张启发等科学家在转基因产业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诉求提出质疑。张启发则和同事们提出了将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公益化的设想。,2.企业的利益 2006年8月15日，孟山都宣布，它将出价15亿美元，收购世界上主要棉花种子公司“三角洲和松兰”（Delta&Pine Land，D&PL），这个公司拥有转基因技术领域的顶尖技术-终结者技术。这种技术通过杀死自己的胚胎，使之无法发芽，防止获得丰收的种子再生。结果，在每个种植季节，农民都被迫从美国的跨国种子公司购买种子。此外，终结者还是一个“平台”；一旦农民接受这项农业技术，他们将沉迷于孟山都等美国供应商销售的除草剂和其它化肥。
9、,农民的利益：美国农民,3.绿色世界的利益。国际环保界提倡绿色食品，而国际生物技术界则提倡基因工程。两大研究取向的冲突必然反应到企业上。在西方国家，许多绿色食品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走在抵制转基因作物队伍的前列。例如全球最大的天然食品公司WhOle Foods就不遗余力地攻击转基因作物，并通过互联网站号召消费者进行一场“食品斗争”，反对转基因食物，鼓励使用天然食品。1998年，Whole Foods公司的食品销售量仅增加了24%，而纯收入却增长了70%。,国内非转基因的有机自然食品的销售量从1997年的 36亿美元上升到本世纪2008年的2110亿美元，增加了58倍多。尽管美国发生经济衰退，
10、但有机食品市场一直蓬勃发展，并导致自然有机农产品定期短缺。,4消费者利益美国本土各地人民纷纷谴责种植转基因作物引起污染环境、损害居民健康的议论，并看到他们以表达集体民意的抵制行动向政府提出抗议的信息。诸如：美国加州的人民曾经利用人民公决权，在三个县的范围内进行了全民公决，迫使州政府在这个范围内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不久前（2010年月3月3日），美国全国有机联盟（简称NOC）宣布，为数超过20万与有机农产品 的生产和经营有关的人们，向美国农业部（USDA）提交了措辞强烈的呼吁书，要求该农业部拒绝批准孟三都生化公司推行种植草甘磷苜蓿（转基因苜蓿m xu）工程的意见书。支持这个行动的还有300多个公
11、共利益组织和许多农民、奶制品供应商、零售商和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有机食品生,5.国家的利益。以美国为例,1983年美国在世界上成功培育出第一例转基因作物。但在此后10年，这项技术并没有长足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美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出口量下降的局面，1991年2月，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在其“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调动全部力量开发转基因技术并促使其商品化”。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孟山都、杜邦等著名化工、医药公司转向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商业性开发利用农业技术的主角。,显然，美国想通过迅速增加转基因粮食产量和建立快速、便捷的全球农产品与粮食流通网络，形成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的巨大
12、的竞争力与支配力，从而实现掌握21世纪世界农业与粮食生产流通主导权，这是美国积极发展转基因农业的战略意图，美国转基因农业的迅速发展，使大量的美国转基因农产品进入世界农产品市场，对国际农产品贸易形成巨大的冲击。,转基因产品全性评价的政治考量美国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不仅是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基辛格有句名言说：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整个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而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机要秘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凯瑟琳贝尔蒂妮更直白地指出：“掌握了转基因技术就可以掌握对很多东西的控制权，尤其是粮食与人。粮食就是权利！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中
13、国的粮食安全,三、转基因技术安全性争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考量,中国对转基因技术持一种近乎拥抱的态度，原因在于中国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它相对地隔离于由消费者、NGO等构成的国际压力。而其中支配性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争论的参与者制度与社会框架中，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尚不具备能够针对市场变化自主地选择生产产品、经营方式、自身组织形式以及向政府施加压力的资源与能力。因而在遭遇某种新的作物和技术时，其信息、资源和能力都是极度缺乏的。换言之，中国农民尚未与转基因农作物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也不构成相关决策中被考量的重要部分。,非政府组织（NGO）是影响各国相关政策的又一重要力
14、量。而NGO也是反映中国特色的重要社会结构性特征。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NGO似乎给人以蓬勃发展的印象，据统计，到1998年底，中国的NGO已有大约87万个，日益成为促进中国走向文明和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在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所代表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期许背后，在各类社会团体数量增长的表面之下，市场、政府和第三部门三足鼎立的现代社会图景并未出现，中国社会的现实展现给NGO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们的是与期待很不相同的情形。,有关高科技及其产品的基本态度与选择策略的中国特有的两个背景，可用两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官方话语来表达：其一：“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
15、人权就是生存权”人口与资源的巨大矛盾是中国长期以来面临的生存困境，常提起这样两个事实：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耕地只占全球的7；与此同时，耕地的减少又是不可逆转的。以仅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对生存危机的一种提醒,其二：与上述发展话语密切关联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崇尚科学”。在这样一种科学技术占据强势意识形态和话语地位的背景之下，对科技专家的尊重、在相关决策过程中科技专家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成为必然。,在转基因领域，知识与权力的结合获得最为充分的显现。,忧惧意识逐渐形成,四、转基因技术争论的伦理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项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都是由社会造
16、成的。关于转基因技术是否安全的结论，取决于该项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取决于特定社会的人们究竞把哪些价值目标（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往往要以暂时放弃或牺牲其他同样皿要的价位目标为代价）置于优先的地位来加以考虑。而关于价值目标的优先性的考虑，主要是一个伦理和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因此，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争论，便不可避免地要与相关的伦理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从形式上看，当代社会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主要涉及两类问题，即人际伦理(包括代内伦理问题和代际伦理问题)和环境伦理问题。,当代伦理学关于好生活的规范判断主要是从两个视角展开的，即道义论的视角与后
17、果论的视角。道义论依据特定标准对行为本身的正当与否进行判断，而后果论则主要依据行为的后果来对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判断。我们将主要从这两个视角来讨论转基因技术涉及的伦理问题。,从道义论的角度看，人们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主要围绕权利视角和正义视角而展开。,正义原则。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如何平衡相互冲突的各种权利，并确保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要求得到满足。从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讨论得比较多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第一，由于价格便宜，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将主要是穷人，与转9因食品有关的健康风险将主要由穷人来承担。那么，谁是转基因技术的主要获益者？他们对那些因发展转荃因技术而边受损失的人提供了足够的补偿吗？,第
18、二，转基因技术主要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转基因作物的全面推广是否会加剧发展中国家在粮食供应方面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依赖？第三，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全球生物技术领域的主要玩家的数量已减少到大约5个，包括孟山都（美国）、杜邦（美国）、诺华（瑞士）、阿斯利康（英国瑞典）、安万提（德国）。许多人担心，跨国公司会利用它们对转基因种植技术的这种高度垄断地位获取不正当的利益。,第四，跨国公司把生命形式和生命过程当作专利来加以中请和保护的做法是否正当与合法？第五，更为复杂的是代际正义问题。当代人分享福利而后代人承担风险，这种不对等性明显违背了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自主性原则。依据自己的独立
19、判断对事关自己重大利益的问题做出自主的、自由的选择，这是人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关于是否应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性的产品标识的争论中，这一原则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是自主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与人的基本权利相比，其他任何经济考虑都应让步。,后果论视阈中的伦理争论,后果论认为，如果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的决策所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总量，大于不推广和不使用转基因技术的决策所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总量，那么，我们就应该加以推广和应用；然而，由于技术具有风险的不确定性，而人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评估又存在分歧，因而，关于这一问题推广和应用转基因技术所带来的利益或福利是否大于
20、其他决策 的答案并非,一目了然。除了预期风险的不确定性外，人们所追求的不同性质的目标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进而难以进行数字化的计算和加总统计，也是导致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利益和风险评估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人们从后果论角度对转基因技术展开的伦理争论主要沿着两个维度进行，即推广这项技术是否不对弱势群体构成伤害(不伤害原则)及是否有利于缓解人类的粮食危机(行善原则)。,不伤害原则。反对 首先，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伤害。其次，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对环境（包括实验中的转基因动物）构成伤害。再次，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它吸纳了约80的劳动力，如果在这些国家推广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
21、的转基因农业，广大的农民将失去生活的依靠。最后，由于无法与具有雄厚资金的跨国生物技术公司抗衡，生产和销售有机农产品的中小公司和农民将面临倒闭和破产的威胁。,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也诉诸不伤害原则。他们认为，鉴于地球上的耕地正在减少，而人口仍在增加，人类如果不通过转基因技术解决人口增加与粮食短缺之间的矛盾，那么，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将首先是富裕国家中的穷人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行善原则 我们应当给人们提供充足的粮食，以减少他们的痛苦，促进他们的幸福主张大规模推广转基因技术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这种技术能够改善食品的品质，极大地提高粮食的产公生物学家还许诺，转基因工程能够改善食品的营养结构，能够把预防疾病的基
22、因注人食品当中，从而能够减少和预防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以及其他相关疾病。,但是，在那些对转基因技术心存疑虑的人看来，人类今天生产的粮食已足够人类食用。所谓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生产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分配问题“正是一整套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尤其是那些与土地和贸易有关的制度），加上生态的退化，把较贫困的人群排除在发展进程之外，并剥夺了他们获取食物的机会。因此，粮食问题是可以通过大规模地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来加以解决的。我们为什么不致力于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却要选择转基因技术这样一种具有较大未知风险的方法来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呢？,走出转基因技术之伦理困境的程序伦理与
23、决策伦理,由于人们对相同伦理原则的诉求得出的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结论，因而，人们围绕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似乎陷人了某种困境。走出这种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对人们所诉求的伦理原则的优先性进行排序。总的来看，不伤害原则具有最大的优先性。这是因为不伤害是我们的决策或行动的底线和最低要求。如果一项决策或行动违背了不伤害原则，那么，它对后面的原则的追求要么是虚伪的，要么就是毫无意义的违背了不伤害原则的任何道德努力都是自拆台脚的。,如果说上述价值排序方法为人们走出转基因技术的伦理困境提供了某种程序伦理，那么，预防原则则为人们制定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决策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决策伦理。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24、principle，亦译风险防范原则、预先防范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如果某项行动（特别是对技术的使用）会给我们的健康和环境带来某种严重的或不可逆的潜在伤害，那么，我们最好不实施该项行动，尽管对干这种潜在伤害的可能性、严重程度或因果联系尚存在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同时，那些主张实施该项行动的人应承担举证的责任。,预防原则的核心内容有两个：第一，积极预防原理：如果有证据表明，被排放的某种物质（或拟实施的某项工程或决策）有可能会给健康或环境带来伤害，那么，即使目前的科学证据尚没有完全证明这种排放（工程或决策）和伤害之间的联系，我们也应采取行动以减少或禁止该种物质的排放（或叫停该工程或决策）；第二，举证责任转移原理：那些认为目前的排放行为（工程或决策）不会给健康或环境带来伤害，或伤害很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有责任向人们证明其行为的无害性。这两条原理是预防原则的独特价值和创新之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价值取向。,企业和科学共同体对举证责任的这种承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延缓某些技术发明的推广速度。但是，与保证人类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完整相比，付出延缓某些技术发明的推广速度的机会成本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