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非“权谋之书”也不是“帝王教科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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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治通鉴非“权谋之书”也不是“帝王教科书”主题:资治通鉴里的“通”与“识”时间:2022年12月9日地点:线上直播间嘉宾: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持:贾雪飞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阅读推广人宋晨希资深媒体人、书评人读资治通鉴,“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贾雪飞:张国刚老师的资治通鉴通识8月由中华书局上海聚珍文化出版,问世两周就开始重印。我想,这不仅意味着读者认可张老师的学术研究,也反映了读者们对资治通鉴的兴趣。张老师可谓当今解读资治通鉴的第一人。之前他著有与家国兴衰,2016年出版,后来入选“中国好书”,现在销量是20万册。资治通鉴走向普通读者,应该就是自与家国兴衰始。

2、后来张老师又出版了资治通鉴启示录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等几本研究、解读资治通鉴的著作。他解读得非常到位,让人一看就能明白,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学识。有些学者只做专业研究,这让我们非常敬仰;有些学者,除了专业之外,管理能力也特别强,张国刚老师正是其中之一。我猜这与张老师研究资治通鉴有关,他应该是从中获得了一些启发。张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并阅读资治通鉴呢?张国刚:我读资治通鉴很早,小的时候我姑父送我一部旧的线装书,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扫叶山房石印本的纲鉴易知录。我真正开始读资治通鉴是上研究生期间,认真、系统地进行了阅读,那个时候主要是找史料。我受郑天挺先生传统的影响很深,跟随他的学生杨志玖、王玉哲、

3、杨翼骥等先生学习。郑天挺先生从北京大学来南开大学之后,讲“研究断代史要精读一本书一一学习明史,当然要读明史;隋唐呢,最好读资治通鉴。因为我做唐史研究,所以资治通鉴里隋唐之前的内容都是大略翻翻,而隋唐以后我都是做卡片的。那该如何评价资治通鉴呢?我觉得可以用宋元之际史学家、注资治通鉴最权威的学者胡三省的一句话:“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J资治通鉴如同一条长河,我们在其中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肚子小就喝少点,肚皮大就多喝,多大的肚子都能喝。读资治通鉴,我们会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它不是一本故事书,读完就完了。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它们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其中任意一句话,都可以让你从各个方面去琢

4、磨,你可以不断地去阐发它。我们把春秋战国叫“轴心时代”,说当时的思想是人类最早的超越和突破。资治通鉴其实也有这样的价值。资治通鉴篇幅很大,294卷,300多万字,是一部集体编纂的书。司马光自己写过一本稽古录,按照中国避讳的传统,这本书避了他父亲司马池的讳。比如在写秦昭襄王和楚怀王淹池之会的时候,“池”这个字他就进行了避讳。可是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没有避讳,因为这是国家工程,集体著作,只能避国讳。也因为是国家工程,所以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字斟句酌,在材料、叙述、评论上都非常审慎,至少花了20年时间。我在书里写到,司马光在宋仁宗嘉祐末年,就已经有了编纂战国到五代历史的初衷,拿到编写资治通鉴“项目”

5、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通志八卷(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所以资治通鉴里面的内容很值得琢磨。求真是史家的职责,求用是读者的诉求,但只有“真”才有用贾雪飞:与“二十四史”相比,资治通鉴书写历史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张国刚:我举一个例子,高欢是渤海族人,属于汉族高门,是长孙皇后的舅舅,他是东魏做的权臣,而且已经鲜卑化了。他晚年四十九岁的时候,眼看跟西魏的战争没完没了,很难实现他的抱负,他让手下将领敕勒人斛律金作敕勒歌一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一边唱和,一边老泪纵横。资治通鉴里的这个情节真的让人非常难忘。司马光不太写这些伤感的东西,但从这个情节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有能力写的。还有一个例子,我在资

6、治通鉴通识这本书里提到,资治通鉴是给皇帝写的书,宋朝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讲忠一一西汉人讲孝,东汉人讲气节,唐朝人讲才能,宋朝人讲忠一一所以宋朝统治者要构建忠臣的榜样,但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没有委屈史料来推行政治正确。比如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期有个著名人物冯道,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他非常不齿。后汉皇帝刘知远死前,他托孤老臣,其中一个人是后周的开国者郭威,这是后周第二位皇帝柴荣的姑父,也是他的义父。这些老臣对后汉末帝和他的母亲、兄弟不满意,末帝的母亲想任用娘家人,但是遭到了老臣们的抵制。结果末帝就把在首都开封的几个老臣都杀了,柴荣、郭威的家小也都给杀了。郭威当时在前线抵御契丹,

7、逃过一劫。后来,郭威就率兵打进了开封。按五代的传统,郭威可以取代后汉当皇帝。冯道当时是太师,做出了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对郭威不下拜,就作了个揖,反而是郭威对他下拜行礼。五代史阙文里有一条材料就说,因为冯道的举动,郭威的篡位之心得到了遏制。对于这个材料,司马光不仅没有采纳,他还做了辨析。他通过分析当时五代的局势,认为“汉之宗室(刘)崇在河东,(刘)信在许州,(刘)赞在徐州,若遽代汉,虑三镇举兵以兴复为辞,则中外必有响应者,故阳称辅立宗子”,正是这个原因,郭威才表示谦卑,请太后迎哩刘赞。“俟其(刘赞)离徐已远,去京稍近,然后并信除之,则三镇去其二矣,然后自立,则所与为敌者惟崇而已二从这个例子里,我

8、们可以看出司马光是有政治智慧的,分析合理,哪怕他不符合宋代崇文抑武、要求尊敬士大夫的意识形态。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司马光在处理材料的时候是求真的。求真是史家的职责,求用是读者的诉求。但是只有“真”才有用,“真”是前提。当然,这个“真”怎么表达,怎么书写,史家也有他的目的、诉求。资治通鉴一直写到了宋英宗时期。司马光是在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下来写历史,这也是为何这部大书到现在也不能被取代的原因,它把很多重要的历史详尽地写了出来。我经常讲,从学术研究来说,我们要向未知领域进行开辟,比如研究家庭史、社会生活史等,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历史作为治国理政的经验,还是要研究政治、经济、军事。亨廷顿讲现在是文明的

9、冲突,那一定是大的历史面向的冲突,这不是狭义的生活史、文化史所能取代的。虽然现在很多历史研究者注重挖掘细节,但我觉得细节往往是要挂在大的历史事件下进行叙述的。贾雪飞:我作为编辑,在读张老师著作时,能体会到一种生命的感受,从“读”到“知道”一本书,再到最后用心和情感去感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读者朋友跟我讲:“这本书太好了,我处在人生困顿期时,看了几篇,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开朗了,从困境中跳脱了出来。”很多人读了张老师的书,都有很大的受益。韬略智慧是历史本身展现的,资治通鉴把政治实践进行了还原宋晨希:从古至今,很多人都将资治通鉴看作是“帝王教科书”,认为这部书是政治家看的,里面都是治国的方法,还有一

10、些权谋之术。您认为如此评价是否正确?张国刚: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自然从一部史书里看到的内容也就不同。不过在历史上,司马光是一个老实人,不搞阴谋诡计,所以他也不会写阴谋诡计的书。北宋有个平章政事(宰相)名叫章惇,他和苏轼是朋友。章惇考了两次进士,第一次考上了,但是因为侄子考中了状元,他不服气,又考了一次。可以说,章惇才华很高。有一次,章惇跟苏轼一起游玩,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有个独木桥,下面是万丈深坑,苏轼不敢走,章惇就很快走了过去,在那边写了一个“苏轼,章惇来”。苏轼说,你这个人对自己太狠了,将来能杀人。到了元祐更化早期,章惇对司马光很不好。苏轼就跟章惇说“温公是个老实人,你不能老讽刺人家”。司马

11、光废王安石变法,苏轼觉得王安石的免役法还是不错的,应该保留,但司马光呢,全废了。苏轼气得说他是“司马牛二我觉得,资治通鉴给人韬略智慧,有讲解帝王术的感觉,是因为他记载上层史实比较多,是从家国兴衰、治国理政、兴亡成败这个角度来撰写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资治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J历史是人走过的路,我们不知道,司马光把它记下来了。司马光作为一个从小就痴迷、敬畏历史又有丰富政治经历的人,他写历史,而且还有一个班子给他帮忙,这种事属于空前绝后,自然会将历史的丰富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12、。宋晨希:与纪传体史书和典志体史书比如“三通”(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样讲制度的史书相比,资治通鉴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张国刚:我们可以将其与司马迁的史记进行对比。史记属于“私活”,司马迁的父亲写了不少,司马迁又进行补充。史记虽然号称记载了3000多年历史,但是春秋以前的内容价值不大一一比如五帝本纪占了很长时间,但内容很少;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也比较简单。第一个传记伯夷列传后面,就到了管仲、晏婴列传和老子、韩非列传了。我们可以看到,史记主要是聚焦在春秋战国以后,时间相对比较短。而且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还不一样,编年史不能写成“断烂朝报”,事件之间还要有联系,这一点上,司马光其实学了左传。我们的制度史当然

13、是以通典为代表的,可上面记载的制度都是死的。制度史的关键变化是政治活动,只有政治生态、政治实践才导致了制度变化。如果要真正研究汉唐间的制度变化,光看“三通”、光看“二十四史”里的志书,我们无法弄清制度背后的原因。比如宰辅制为何要转变?汉武帝以后,中尚书(中书)取代了原来皇帝一君独大的情况。他既要保证自己不用事必躬亲,同时又要防止大权旁落,所以汉武帝建立了中朝,设立了录尚书事。录尚书事的变化、丞相制的出现,包括后来肇始于魏晋的三省制,都跟政治有关系。研究政治制度史,离开了政治实践,是写不通的,它只能把过去史料翻译成现代汉语,这也是我们过去读制度史发愁的原因,会觉得制度史就是一个个官职、机构名词,

14、而资治通鉴则把这些政治实践完整还原了出来,它比较忠实地记录了1362年的兴衰,重要的人物和制度变化都在这里面。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更真实?要用历史逻辑讨论史书的价值宋晨希: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是否有一些阅读的主线?张国刚:我们读起来难的原因,是头绪太多,但我们没必要从头读到尾。所以我选了重要的人物和事。如果读我那几本关于资治通鉴的著作,可以先读与家国兴衰,有助引发兴趣。在那本书里,我第一个讲了“当仁君”,第二个讲了“为人臣”,第三个讲了历史变革,每一个故事都是有主题的。书里是有思想的,我希望总结一些人生智慧。如果继续读,可以读治术:周秦汉唐的经世之道,有了一定历史基础之后,你再看通识,你就有更

15、深的感受。关于人生智慧的感受,我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桓范(桓温的祖先)和曹爽都是安徽人(曹操也是安徽亳州人),资治通鉴魏纪记载:“爽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礼之,然不甚亲也。”因为桓范是老乡又是年长的人,有学问,还是曹爽的智囊,所以曹爽特别以礼待之,但是他们两个人不甚亲近。后来司马懿让桓范当禁卫军二号人物一一中领军,这原来是曹爽弟弟率领的军队,但是桓范没有去,他想天子在外,应该去投奔天子。从中我受到什么启发?我去见我老师的时候,自然也会恭敬谦卑,但是不甚亲。在生活当中,当你年资高了,对你恭敬的人就会变多,但还是要以常理对待。我读了这一段,就得到这个联想。宋晨希:在历史爱好者和一些学术研究群体

16、中有这样一句话:“引用资治通鉴中唐以前部分的人多为外行。”包括我们阅读历史书籍,也几乎看不到资治通鉴中唐以前的史料被引用。而您在写著作的时候着重发掘了资治通鉴里唐以前的内容,您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张国刚:我从两个方面谈。第一个,就新材料说,资治通鉴是有贡献的。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陈勇教授,就发现资治通鉴里很多史料在正史里是没有的。司马光时代存在的许多书,有些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比如刚才提到的桓范,他的书就佚失了。但是在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里记载了桓范的书籍,写到商鞅有一个门客叫尸佼,尸佼有句话很有名:“无私,百智之宗也J根本的智慧来自于无私,不要偏私。还有我在书里也提到,赵襄

17、子为何被赵简子选为接班人,资治通鉴和史记赵世家用的材料就不一样,资治通鉴里的有些记载也不见于战国策等书,这可以证明司马光有新的史料来源。资治通鉴里也有一些错,比如搞错了苏秦、张仪的年代。后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资料以战国纵横家书为名出版,根据帛书材料记载,史记里苏秦、张仪的很多内容搞错了,司马光也延续了这些错误。不过,我现在认为或许这并不是司马迁、司马光搞错了。之前我们总以为出土文献要比传世文献更真实,但是我们现在出土文献多了,发现里面荒谬的内容也很多。比如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里的赵正书说,秦二世在位时期,大将章邯杀了赵高,而不是像史记说的是赵高杀了秦二世。现在,很多学者认为赵正书类似于小说,并

18、不真实。还有竹书纪年里说伊尹篡夺了王位,然后太甲把他打败。但是我们看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祭祀伊尹的规格一直保持和商汤一样。那商朝统治者子孙不知道伊尹是篡位的么?第二个,要用历史逻辑讨论史书的价值。我们研究史料有一种是考证,学者必须要引最早出处的文献。比如研究唐史,你引清朝人编纂的全唐文好像就不对;如果文苑英华有,你就要引文苑英华;如果旧唐书新唐书都有,你就要引旧唐书。这么来看,确实资治通鉴唐以前部分价值不大。但这种行业规则其实不太重要。资治通鉴的重要性在于,司马光编辑了很多资料,让我们看到事情发生的因果。举个例子,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这个人在三国志里你不太能完全了解清楚。但是资治通鉴为了阐明曹

19、魏为何失败、司马家族为何会取得政权的问题,司马光把相关的史料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展示。在卷七十三魏纪五就记载了,从明帝青龙三年(235)四月开始,“帝好土功”“帝耽于内宠”以及一系列穷奢极侈的昏庸行为,继而在景初元年(237)也连续记载了魏明帝移长安钟策又不听大臣谏阻等荒唐行为。司马光的意思是,魏明帝如此昏庸,国家还会不出问题么?这种追述的叙事方式来自于左传。左传开始都是写“初”怎么样,然后进行倒叙,追根溯源。这是在“二十四史”等正史里看不出来的。还有“淮南三叛”,也就是曹魏后期,掌握军事重镇寿春的统帅三次反对司马家族的事件。在这期间,没有人为曹魏说话,导致“淮南三叛”最终失败。在第二次平叛的过

20、程中,司马家做得非常到位。当时,曹魏三路军伐吴,东吴老将丁奉利用魏将轻敌,击败魏军东路人马,其余两路也烧营而逃。司马师主动承担责任,引咎自责。所以,研究三国史,史料未必从三国志来。司马光将史料建成了一个“集团”,一个组合,让它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一般人评价史料的时候,其实不注意这一点。很多人都认为,最早的记载就是真实的,这是用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史料价值。我们应该用更高级的历史逻辑讨论史书提供的价值,包括征引的价值。贾雪飞:我们这本书定名为资治通鉴通识,所谓“通”,就是希望帮助大家“通古今之变,识兴衰之源”,带给大家一个宏观的视野。“识”则是希望大家借此可以“通世事人情”,学会为人处世,让你更好地去面对周边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更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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