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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HowCanHistoricalDataBecomeMethod”:StUdyofHistoricalDatainContemporaryChineseLiterature作者：李强作者简介：李强，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争鸣（长春）2019年第201910期第66-71页期刊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2期史料研究近年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在热闹景象背后，已有学者敏锐地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强调史料研究应该形成方法意识而非在平面上重复的炒;令饭，这种讨论极富启发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在当代
2、文学学科视域之下的“方法，简单说就是指当代文学研究中有效的同时也是需要被不断更新的路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意味。只不过，作为年轻的学科，当代文学的“方法并未能如范式那样成为科学共同体的主导模式,其转换也比范式转换要迅速。若以“方法”为视角去考察史料研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生产行动，就需回答两个根本问题：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为何是史料研究而不是其他研究领域或路径被凸显出来？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史料”才能成为推进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一、“方法”的探寻：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在最近两年呈爆发之势，并非巧合，而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们有意策划、发动的结果。早在199
3、1年，张颐武就提出了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展开实践。到新世纪之后，反复提倡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做出重大探索的是吴秀明和程光炜两位学者。吴指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是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程多次讨论当代文学的“资料整理”问题。二人分别申请并姿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带领团队展开了当代文学史料编纂工作。吴主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多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程做了莫言家世考证系列？的尝试。近年的史料研究热”，便是以这二位为中心所发动的结果。这种“发动”在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是有重大意义的。当代文学研究主要分可为两部分，“一是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现状研究，另一是文学史研究。另外
4、，当代文学有时还会被理解为现实的文学体制，文学机构,文学现象。但在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并非均衡发展。1950-1970年代所谓的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当前文学批评。到1980年代，文学批评更加活跃，往往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正如谢冕较早就意识到的，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口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也正因为如此，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之前就遭受质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唐强等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争
5、论。或许，写史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发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争论的1985年，也是文艺理论的“方法年（11）。这一年有大量西方理论被译介到中国，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少理论武器。相对于较为稳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需要快速对时代的文学变化做出反应，因而也更依赖理论资源。正如曹文轩所指出的，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将近二十年），情况变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已成为西方理论的二次重现。我们从前门请走了别、车、杜，又从后门请进了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杰姆逊、海德格尔、罗布-格里耶、马尔库塞。（12）这样的理论二次重现变多了之后，当代文学批评也逐渐失去了其有效性。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自己的研
6、究兴趣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转向了所谓的文学史问题，这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语境转向90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志。（13）当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是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深化的结果。在这个“转向中，文学史问题的方法”特征也被呈现了出来。也正是从“方法的角度，我们才能辨明这场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转变的内在逻辑。文学史转向”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文学史研究的新空间。但这些方法在当前的文学与现实所带来的难题面前，也日渐失去了其效力。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学史叙述本身的分裂，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我们能否拥有TB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文学史？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化加剧、知识立场的分
7、化也趋于激进的时代，也许将更多地出现的，会是某一种文学史：左派的文学史，纯文学的文学，或新媒介的文学史。（14）在寻求“有共识的文学史叙述越来越困难之后，直接跳出文学史叙述，由叙述回到材料，也许是一种探寻“方法”的可靠路径。二、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如果梳理史料研究主要倡导者的研究脉络，就更容易看清史料研究背后所包含的“方法”诉求。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多与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和再解读有关。其中，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在当时虽然没有落到实处，但打开了许多反思文学史著述的空间。重写当代文学史的实践，一般认为是在1999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洪
8、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真正落地，后来也取得了不少实绩。需要注意的是，程光炜和吴秀明也是较早写出了具有“重写特征的文学史，且对重写文学史的成果展开反思的学者。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2002）和程（与孟繁华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中已经显示出了他们要更新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主张，这种主张背后，已经预示着从“文学史叙述”到“文学史料”变化的可能。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强调：与通行的大多数教材不同，我们致力于淡化个人的主观色彩，强化突出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把大部分的篇幅留给原始文献史料的辑录介绍上，自己尽量少讲；即使讲，也是多描述、少判断。（15）该文学史选取了文学作品简介、原
9、创评论等内容，呈现了许多资料，展现了用史料说话的风格。他有意凸显文学史叙述中的文献性客观性，强调回到材料，实际上是为史料赋予了更新文学史叙述的使命。程、孟合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2004）中没有直接强调史料之重要性，但其指出：文学史的写作，离不开对史实的叙述和研究，但是叙述主体和话语权力掌握在史家手里，文学史事实上就是史家的历史。他选择什么和如何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力行为，历史/叙事事实上是矛盾的。有了这种意识，可能会从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对主观意志的控制，但只要掌握了叙述权力,一种真理意志控制的历史建构就不可避免。因此历史与叙述在文学史里只能是尽可能的统一。（16）这种对于文学史叙述权
10、力”的警惕，也是对“文学史叙述”的反省，这其实已经触碰到了重写文学史”的核心：如果文学史叙述本身都有需要被反省的一面，那又该如何展开文学史的重写？于是，从对于“叙述的检视转向对于支撑叙述的“材料”的重新考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吴之强调“编写的文献性、原创性和客观性，程之对文学史叙述权力的自省，殊途同归，都落实到了文学史著述材料上。厘清了二人的所来径，也就清理了当前史料研究热潮的学理起点一重写文学史.文学史料是重新文学史”在经历“文学史转向之后的再出发。作为事件的重写文学史”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力持续存在。90年代以后，这种重写也并没有终结。作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想支点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从9
11、0年代开始遭遇到新兴的包括女性主义、新左翼、后殖民主义等在内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潮的质疑。重写文学史再度成为文学研究的焦点，成为国家、阶级、性别、种族等话语冲突和争夺的空间,成为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吴与程的文学史著述比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1999）面世要晚几年，但他们同处于重写文学史所打开的视域之中。吴与程的文学史著述，是重写文学史”讨论的成果。不过，他们在文学史之后强调史料研究，并非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遥远回响，更不是为重写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新素材，而是要回到学科分野的“源头”，再次出发。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正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
12、现代文学研究彻底分家”的起点，是此后呈现出不同学科特点的原因。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中，现代文学对于当代文学是有着解放意义的。”没有对现代文学学科的五四性质和启蒙意义的重新确认，就不可能把当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性质中抽离出来，而这两个学科的重建则统一于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中。“（18）但历史的复杂之处在于，重写文学史的解放，又有使当代文学研究被矮化的危险。正如李杨所指出的，将左翼文学完全同启蒙文学对立起来，根本不承认50-70年代文学的价值，新时期文学被表述为对被中断的五四文学的回归，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代文学研究才被实际等同于以当下文学创作为对象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当代文学被等同于文学批评。（19
13、）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重写文学史”在当代文学学科化之初就制造了这个学科的内在困境。要想突破这个困境，可能就需要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去探寻新的学科方法。现在对史料研究的强调，就隐含着一种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的诉求。在当年重写文学史之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有过一阵“回到乾嘉的热潮。（20）至少在1985年之前，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还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其所采用的方法大概类似于乾嘉朴学的实证主义。（21）现代文学的回到乾嘉”，通过史料为新方法的到来打下了基础。当时的史料研究与作家作品的重评”紧密捆绑在一起重评往往借助新的史料的发现，而在史料发掘的同时关于作家作品的重评也同时得以展开。（22）
14、重评是重写文学史”的前导。至U后来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提出z形成了方法的创新。彼时，而当时，当代文学研究却在批评的旋涡之中艰难的寻找方法。史料研究回到重写文学史之前，可看作是以基础性的材料工作去重新开掘那些被重写所遮蔽的当代文学的复杂面向，是一种对“重写”的重写，也是一种“搁置方法”的方法。现代文学“回到乾嘉的潮流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语境中发生的。彼时的口号”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23）,有着明确的学术上拨乱反正”的诉求。目前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并没有这种重评的时代语境。方法的更新，只能来自学科内部的自觉。那么，现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们对于史料研究的倡
15、导，是否也预示着新的“方法的到来？更确切的问题或许是，以史料研究促成方法”的可能性在哪里？三、“方法”的可能：史料的批评性与当代性之前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大多来自新理论的输入，这些理论多是舶来品”。现在突出史料研究的地位，强调用材料说话，有一种基于材料从内而外”展开研究的倾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应该远离理论或抛弃批评性，将文学研究完全诉诸实证经验。史料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兽出之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24）所谓还原历史的原则，当然也是一种理论的预设。确切地说，史料研究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路径。过分强调材料
16、，而不注重新的理论和批评性因素的介入，那也只是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内部打转。史料研究乃至历史编纂学也是需要!比评性原则参与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料”才有促成新的“方法”到来的可能。人文学尤其是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之形成离不开批评性”的介入。荷兰汉学家任博德的人文学的历史一被遗忘的科学在回溯人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指出，历史编纂学中的史料处理一直是需要基于某种批评原则的。希罗多德是第一位系统地收集资料并以某种方式检验资料准确性的历史学家。这种批评态度是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的历史编纂的真正开始。（25）古代历史编纂是不可复制的。它依然是关于史料是否被视为可信的一种个人的选择，尽管是批评性的。（26）到了2
17、0世纪，现代与后现代史学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方法原则。”尽管存在大量相互矛盾的历史原则，但也有一种共同的方法一史料批评。它是历史中的一个不变因素，从希罗多德的本土史料选择和适合口头转述的形式化的伊斯纳德法,到兰克式的文献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批评方法。没有批评,就没有历史。（27）在历史学的史料编纂中，批评从来都不曾缺席。当代文学若要真正保持“史学化”趋势（28）以求得学科自立，史料研究更需要批评性原则。史料是有具体的学科建设意义的，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29）史料作为文学史叙述的重要基础，也是学科合法性的重要支撑。过
18、去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史料搜寻工作，今天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下变得相对容易。相应的，资料的量的增加，会使得史料的“资料汇编和文学史依赖”的问题将更加突出，批评性原则恰恰是当前最欠缺的。当代文学史料的批评性原则并非鼓励套用理论去阐释材料，而是以适当的理论视域去激活材料的可能性。批评性原则所作用的范围，既包括对已有文学史材料的批判性使用，也包括新的文学史视野下的“再发现。其所针对者，是史料研究中那些缺乏史识的资料汇编和依赖旧史识的重复生产。就运用时机来说，批评性原则不仅是在编纂、使用材料时才显现，而应该贯穿史料相关的文学研究的始终。传统的史料编纂工作有标准和时效性，但批评性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则应是
19、一种开放的、自反的因而是未完成的状态。未完成也是当代文学学科的特点,这是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文学学科不同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化，当初也是参照古典文学学科，极为强调史料研究。（30）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王瑶先生在1980年提出：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31）另一个更直接也更有代表性的观点是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32）现代文学有一个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趋势（33）。不过，古典学
20、术规范化”也是有代价的。程光炜指出，从研究状况来看，现代文学在逐渐脱离自己的时代而“退到书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34）那么，强调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史料研究是不是也有使当代文学脱离时代而失去其学科独特性的危险呢？史料整理是一种以当代历史意识去建构历史的路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当下的特征，但当下并不是当代文学所独有的那种“当代性。整理者应该意识到，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后设性的，历史因为我们的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叙述。重要的已经不是有没有这样的预设，有没有历史的偏见，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后设性的自觉反省。因为没有这种后设，历史就无法叙述。（35）越是当下”的文学史意识与判断
21、准则，越是需要展开反思的。目前的一些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高度依赖已有的文学史叙述，缺乏对“后设性的反思，往往会用一些既有的文学史判断来规划材料。”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导致了史料研究的“原地踏步。要摆脱这些问题，需要对文学史共识进行清理。因此，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当代性，应该与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相似：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36）在这个意义上，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具备超离于时代语境的意识。在熟悉当代文学史既有共识的基础上，以材料刺激这些共识，为某种新“方法”的到来创造可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应该打破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与文本
22、之间、材料与历史之间的壁垒，弥合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分裂。以一种整体性的目光，以问题为导向去发掘史料，形成史料与文学史叙述的有效互动。如此，才有可能抵达一些文学史叙述的盲点”，发掘出全新的材料；而不是相反的，以旧眼光去找新材料”，一哄而上地为史料而史料”。因准备不足，这种史料研究就有变成运动式研究的可能。如此一来，从“文学史到文学史料”不仅不能完成方法的转换，反而会陷入重复生产”的怪圈。当代文学研究要摆脱批评化”状态而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强调史料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在学科化的目标下，做有当代文学特征的史料研究，进而确立本学科自己的“方法，也应是史料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在探寻“方法”的可能时，洪
23、子诚先生十六年前的忧虑和追问仍有其意义：文学研究者在逃避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责难中，向着严谨的科学方法1顷斜的时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放弃鲜活感，和以直觉方式感知、发现世界的独特力量？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完全以思想史和历史的方式去处理文学现象和文本？而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37）2016年到2018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相关事件：2016年6月，由吉林省文艺理论研究室、文艺争鸣杂志社、到匕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并召开研讨会。相关论文讨论刊发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洪子诚的当
24、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丁帆的亟待抢救的共和国文学史料，王尧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程光炜的当代文学考证中的“感情视角，张福贵的当代文学史料的历史价值与构成逻辑，谢泳的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几个方向，黄发有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老问题与新情况，张均当代文学史料利用中的问题意识，王秀涛的地方性史料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7月，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中的公共性文学史料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9月，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月，张均的档案文献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11月，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在
2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陈国恩的当代文学史料学及其应用的几个问题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吴秀明的论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一基于文学史料的一种考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发表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接着，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刊发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的笔谈：赵卫东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是个伪命题、姚晓雷重视史，但更要寻找诗一也谈当下文学研究中过度强调史料建设作用的迷津、周保欣重建史料与理论研究的新平衡、斯炎伟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理论思维问题。9月，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第
26、一卷出版。10月，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中的通俗文学史料卷文学评奖史料卷文学史与学科史料卷出版。10月13日-15日，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研讨会在杭州召开。10月28日，八十年代文学史料文献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12月9日-10日，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在杭州举办。2018年，文艺争鸣持续发表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相关论文，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一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第2期）、吴秀明整体性视域下的80年代文学史料研究兼谈“年代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的
27、意义（第6期）、王尧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第9期）。斯炎伟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知识化现象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0期。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持续之中。与此同时，史料研究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立项的热门选题。据吴秀明的观察，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并予以立项资助。如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就有新中国文学史料综合研究、分类编纂与数据库建设一项；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首次将当代文学史料（具体题目为“50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列入。（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
28、月刊，2016年第9期）。当代文学史料整理编纂工作也大规模展开。除了整理旧有材料，还有大量当代作家、学者年谱的编写工作业已展开，有代表性的是东吴学术策划的“年谱丛书”系列。可参考布莉莉、黄发有的东吴学术学术年谱”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王尧：作为方法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吴秀明：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程光炜：资料整理与文学批评一以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为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
29、2期。吴主持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2010）,程主持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长编（2011）。分别是创作莫言家世考证（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3期）、家庭莫言家世考证之二（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教育莫言家世考证之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8期）、劳动生涯莫言家世考证之四（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2期）、参军莫言家世考证之五（当代文坛2015年第3期）、与大哥一莫言家世考证之七（励耘学刊文学卷2016年第1期）、故乡朋友圈莫言家世考证之八（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茂腔和说书莫言家世考证之九（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高密剪纸和泥塑莫言家世考证之十（东吴学术2016
30、年第5期），至本文截稿时，未见莫言家世考证之六”公开发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唐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文汇报，1985年10月29日。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12月2日。（1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12）曹文轩：丢不下的尴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贫困化，北京文学1998年第1期。（13）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14）贺桂梅：文学性与当代性一洪
31、子诚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9期。(15)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1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Q7)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陕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18)(21)(22)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第65页，第40页。(19)李杨：为什么关注文学史从问题与方法谈当代文学史转向”，南方文坛，2003年第6期。(20)较早系统总结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是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在
32、马良春为其所写的序言中写朱金顺讲，我写小册子时的指导思想，就是打算用乾嘉学派的思想和方法。”(23)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24)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总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5)(26)(27)荷兰任博德(RenSBod):人文学的历史一被遗忘的科学，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第33页，第294页。(28)部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29)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30)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参考
33、杨庆祥：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正文及注释Io(31)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32)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一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题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33)黄修己：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34)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83页。(35)旷新年：犹豫不决的文学史，文学史视阈的转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36)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37)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