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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刊藏文文献佛像插图研究AStudyofBuddhaImagesinTibetanLiteraturePrintedintheYuanDynasty作者：乌日切夫/苏米亚作者简介：乌日切夫，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081；苏米亚，蒙古国国立大学哲学与宗教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原文出处：美术研究（京）2021年第20211期第52-58页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西藏发现的几部元刊藏文文献与雍和宫发现的两部元刊藏文文献以及尼泊尔发现几部元刊藏文文献的过程、文献基本信息和版印插图等情况。经过比较其多种文字文献版印插图，论证了元刊蒙藏佛教版画是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晶，并印证了元刊
2、藏文文献对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各版本大藏经的插图风格和版式的影响。期刊名称：造型艺术复印期号：2021年04期关键词：元刊藏文文献/雍和宫发现/版印插图/图像风格一、元刊藏文文献概述蒙古族人的图书印刷技术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0世纪，其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学者们认为，蒙古民族很早以前就与毗邻的中原汉民族发生文化接触和交流，并开始学习和吸纳他们先进的技术，运用木版刊印书籍。到元朝时期，蒙古族人的文化,尤其是印刷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不但有木刻版技术，还有其它版类技术。这些为蒙古人利用版印技术印刷经书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元代单刻佛教经籍，遗存于世不多，以数量和品种而言，尚不及两宋、辽、西夏
3、、金一代。但其中所附版画，却不乏构图上乘、刻精良佳构。无论艺术成就还是审美价值，与前朝相比，都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元代蒙古族佛教版画因历史的种种原因留下来的极为罕见，从艺术与学术角度研究实物证据缺乏有待于考证和挖掘。据有关资料，辽、金和西夏时期，蒙古族人就与佛教有了民间的接触和交流。辽代刻经，目前仅有山西应县木塔、内蒙古巴林右旗、河北丰润等几处发现。”从内蒙古巴林右旗发现的辽刊文献来看也印证了以上的事实。”这些被称为蒙古木版的书籍可追溯到15世纪早期，并且这些印刷本早于青藏高原开始广泛采用木版印刷技术之前。”这里讲到15世纪，如果没有标错年代，那远远比这个早。图1元代1299年藏文佛经阿毗
4、达磨集论，雍和宫收藏，笔者拍摄，2016年8月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封西藏地区的佛教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佛教在蒙古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蒙、藏文刊印的佛教文献也多了起来，到清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如今，这些佛教经书文献资料成为国际蒙古学界和藏学研究领域追捧的珍贵资料，元刊藏文佛教版画因其数量少而更显得弥足珍贵。在2009年第1期的中国藏学上，西藏大学的西热桑布教授发表藏文“元版考，公布了他近年在西藏各地见到的8组在北京刻印的元代藏文刻本，并对其主要特点进行了逐一考证。这些资料的公布和有关它的研究，填补了元代无藏文刻本的空白，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熊文彬教授在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首先对西热桑布
5、教授发表的藏文“元版考予以高度评价，并对其意义和价值做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研究了元代皇室施刊的藏文文献资料的有关学术问题。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一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元版藏文佛经，对其中由皇室成员所施刊佛经的施主、刊印地点、插图和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考证和研究，认为元大都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的主要刊刻中心之一。2019年法国巴黎普斯勒大学高等教育局MartaSerneSi先生关于元刊藏文文献研究蒙古木刻版庄严经论的藏文版本一文，主要介绍尼泊尔野马的南嘉寺图书馆藏元刊(1299)卜鲁罕皇后资助藏文文献庄严经论等经卷的概况，与藏文元版考里的介绍基本一致
6、，因欠缺资料具体信息没有藏文元版考详细，特别是关于佛像插图信息更少，也没有版印插图资料，所以不再重复介绍。以上三篇文章是对元代皇室施刊的藏文文献研究比较全面、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和理论依据。以下文献调查报告是热西桑布藏文元版考中采用的资料，并将文献调查报告的诸多详细信息省略概括。”近年来本人有幸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进行文献普查和编目、整理的工作，期间意外地接触到元代不同时期印制的藏文印刷品。这些文献大多珍藏于各个寺院和图书馆，包括西藏的哲蚌寺、色拉寺、切卡寺、江孜寺、夏鲁寺、贝蚌寺、喝妥寺、西藏图书馆和北京民族文化宫等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版本中有的从未在已知的文
7、献中被提及。从这些文献的题款及发愿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主持编修、资助印施、刻印、校对人员的名字、地位、社会关系等。其中有：（一）1284年由察必皇后和阔阔真皇后刊印的量里宝藏首叶上有两尊佛像图。（二）1298年元成宗时期由鸵坚巴大师在大都刊印的时轮摄略经首叶为朱印，两边上有两尊佛像图。（三）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庄严经论等6部。庄严经论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2）篇名：中观根本经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3）篇名：阿毗达磨集论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4）篇名：阿毗达磨藏（未找到）。（5）篇名：量抉择量首叶两边有两尊佛像图。（6）篇名：量里宝藏。（四）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刊印的三律祥释。
8、（五）1311年在大都刊印的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首页有两尊佛像。（六）金光明经.这部金光明经5卷是桑杰贝帝师在大都传法期间即1313-1314年由普颜笃仁宗皇帝为了祭奠父皇武宗帝所资助印施的。（七）1317年元仁宗时期由苏桑布贝在大都刊印的本续密要释。（八）1351年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帝师之意由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资助刊印的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和时轮经无垢光略义。（1）时轮摄略经首页有两尊佛像。（2）篇名：时轮经无垢光广释首页有两尊佛像。（3）篇名：时轮经无垢光略义.首页有两尊佛像。以上元刊藏文文献信息均为热西桑布文章藏文“元版考中内容。笔者主持雍和宫佛教版画调查研究课题正在进行
9、，本课题主要成员，以原雍和宫苏米雅经师为首的几位喇嘛整理雍和宫经卷，登记目录时发现了几部元代和类似元代藏文珍贵经书。经过跋文考证后确定了阿毗达磨集论（图D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P92图7）,均为元刊文献。在藏文“元版考和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均介绍过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元大都刊印的阿毗达磨集论，但没有附图版印佛像。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它的任何介绍和有关研究文章。,2016年8月26日下午4:OO调查北京雍和宫藏元代藏文文献，书名：阿毗达磨集论，雍和宫目录编号：000579,共有132页，还有一个硬多层纸封面和封底。外尺寸为长：66厘米，宽12厘米；
10、内尺寸长：58.5厘米，宽：7厘米。首页有两尊佛像，中间有五行藏文，没有外框链接。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雍和宫目录编号：000901,共有188页，还有一个多层纸封面和封底。外尺寸长：68厘米，宽12厘米；内尺寸长：62.5厘米，宽：9厘米。首页有两尊佛像，分别是龙树菩萨和另T立上师，中间有七行藏文，没有外框链接。”以上是当时去雍和宫和苏米亚经师调直文献时做的记录。其跋文中记载：转力轮王,成吉思汗，其第六代，在瞻部洲，推行佛法,实为法王。其上皇后，种姓高贵，具足洪福，因深解三宝善德，皈信而得不转者，大皇后名卜鲁罕。正值帝师喇嘛札巴斡节儿弘法之时，雕版大乘经庄严疏中论智慧疏阿毗达磨集论阿毗达
11、摩藏量识详释量识论藏等，分别印造各四百册。以此布施与持经藏者之善缘，回向大皇帝、皇太后、大皇后、诸皇子、大王贵胄，健康长寿，国泰民安；佛法十方普被，终证无上菩提。岁次己亥(1299)七月望日,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吉祥。图2阿毗达磨集论有佛像插图的首和末页图3弥勒菩萨图4无著菩萨图5有跋文的末页。笔者拍摄，2016年8月这是目前发现的具有明确记载元代比较早的梵夹式藏文经书之一。其中提供了很多珍贵信息：明确记载了善缘发起人、发起原因和目的、所刊印书名、刊印数量，以及刊印详细年代和撰写刊印具体地址等，并提供了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等信息。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庄严经论
12、等6部在藏文”元版考有详细的调查记录，上面有概述。以上六部经刊印地点均与阿毗达磨集论跋文中记载的写于皇城大都青塔，刊于白塔“一致。此处之白塔即今北京西四之白塔寺，是元代保存至今的唯座藏传佛教建筑遗迹。白塔原为元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大圣寿万安寺（简称万安寺）的主体和标志性建筑，因此又称为白塔寺。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跋文中记载：佛法常住世间计，先贤好生译宣经。思修多种行方便。尤其佛祖示涅槃，三千四百年之后。北方种姓势力强，无量德慧心智增，成吉思汗第八代，讳普颜笃仁宗帝。诚信至坚敬三宝，雕版印行数百册。赠与上智诸有缘，作为法施广流通。在跋文中提到了善缘原因、目的,善缘人是成吉思汗第八代孙普颜笃仁宗皇
13、帝，雕版印数是数百册等。成吉思汗第八代孙元仁宗普颜笃皇帝，名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1311-1320年间在位。所以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经文与佛像插图（图1-9）均是1311-1320年之间刊印无疑。西热桑布教授藏文元版考和熊文彬教授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两篇文章中都未谈到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的任何信息，笔者目前也未发现?口收集到有关它的发则口研究成果。近期笔者与西热桑布教授联系，并将相关图片资料和跋文做了比较，之后他认为这部经应该是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中观根本经的再刊，而且由封面上的特殊登记号看出它是原来西藏哲蚌寺收藏元刊书，具体哪个年代、什么
14、原因请回雍和宫，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图6元刊藏文佛经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封面，13111320年之间刊印,雍和宫藏，笔者拍摄,2016年8月二、蒙元时期大藏经与元刊藏文文献版印插图图像关系蒙元时期在蒙古统治者的管理和主持下出版发行了汉、蒙、藏及其它多种文字的书籍和佛教经典。这些佛教经典的刊印为版印技术发达的中原地区和沿海地区佛教版画的内容和形式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为藏区佛教艺术增添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对藏区佛教版画的形砌口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大藏经插图版画格式风格的形成，以及后世版画艺术发展有开拓性的影响。蒙元时期最早的汉文大藏经是窝阔台汗时期开始刊印，元太宗八年(125
15、6)补雕的赵城藏。本大藏经是在金国留下的经版基础上所补雕，它没有改变原有的版式及汉式图像风格。1959年，文化部所派西藏文物调查组在萨迦北寺藏经殿(图书馆)发现大量汉文佛经和元朝宫廷所赐各种礼物。1959年北寺差贝拉康(即藏经殿，藏文对音为Phyag-dpeIakhang)所藏汉文佛经多达31种555卷。其中，每卷之末都附有蒙哥皇帝丙辰年(1256)燕京卢龙坊居民王从惠印造大藏安置于京大宝集寺的木记。值得注意的是，这555卷汉文佛经的正文之前，即卷首都插有一幅木刻版画，与磺砂藏的做法完全相同。（11）这说明元朝以前蒙哥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已经从内地往西藏引进了大量的刊印佛教经典，我们目前还未收集到
16、这些汉文佛经插图版画，还不能提供有价值的图片资料进行比较研究。13世纪后期，随着研读经典书籍者的增多，政府建立了国立性质的版印处和专门制作书籍的工厂。在元朝首都汗巴拉格专门设立了翻译汉文经典、撰写国史的版印处。（12）由此可见，元朝时期在大都翻译和出版了很多经典书籍。元政府不仅在元大都开设专业出版机构，同时也在江南汉地加强监督管理出版各种文字佛教经典和大藏经，同时也把大量佛教经典和版印技术推广西藏，推动藏区出版事业和版画艺术的发展。”也有证据表明，不同的人参与了制作这些书的不同阶段。在阿毗达磨集论出版说明跋文中有趣的提到了那些参与撰写绘制的人的名字：这些人包括博学的藏族大师（嘉木样呼图克图和d
17、GeslongrinChenphel）、翻译者DampaKaranada,以及PadmasenaDulagyangnga（可能是蒙古语名字的抄写？）、SalIghada和Zamchung虽然这些人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似乎表明他们是一群有着不同专业知识和可能来自不同民族背景的人，这反映了元朝文化是高度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这此经卷由藏族大师抄写员ChosSkyabs写下，然后由不知名的工匠大师雕刻。有人认为元代木版本的雕刻是由汉人工匠完成的，因为页边的页码处总是同时包含了藏文和中文的两种数字形式：后者会向雕刻家指明手稿对开本的顺序。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汉文的编号可以帮助刊印者（也可能是汉文）
18、将书中的散装页装订成册。事实上，木刻技术在13世纪便已经广泛应用，并大量出版印刷汉文书籍了，因此，能够雕刻藏文字母和用木块印刷的熟练工匠在元朝首都是很容易得到的。Q3）在元代，主持和监督刊印佛教经典和蒙藏佛教图像传播的重要人物，即元朝廷派遣的著名佛学大师管主巴，是一位西夏人。元代又尊称为广福大师。他在江南的主要活动是于大德六年至大德十年Q3021306）间，在江苏横砂延圣寺和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和流通了大量汉文、西夏文和藏文的佛经。据前引管主巴愿文，管主巴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在大德六年（1302）完成了为数众多的汉文、西夏文、藏文佛经和佛经插图的刊印，而且还在大德十年（1306）开始补
19、足了横砂藏密教部分经姆口插图（P95图16）,从而成为后人了解元代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图像资料。元代著名的普宁藏（P95图17）的经典插图版画又和管主巴有着密切关系。普宁藏是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宗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始刻于1277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99年（至元二十七年）完成。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普宁寺版大藏经中刻有八思巴文的咒语（P95见图18）。（14）1256年所印汉文佛经和大藏经，以及元刊藏文经部分经典在蒙元时期陆续传入西藏，对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艺术有极其重要而有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在于雕版印刷术从此开始在西藏有规模地使用和发展，使蒙、藏地佛教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弘扬和传播，与此同时，
20、促使西藏艺术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样式，佛教版画开始有了大量的传播和长足的发展。据学者研究，第一部藏文雕版大藏经，即那塘古版大藏经就是雕于1312-1320年间。但实物早已失传。（15）西热桑布教授调查研究的元刊几部藏文文献中，均认为那塘古版大藏经雕于1312-1320年之前或与之同一时期。特别是1284年刊印的量里宝藏、1298年刊印的时轮摄略经、1299年刊印的庄严经论等6部有明确记载，均为那塘甘珠尔丹珠尔木刻本大藏经开雕或完成之前已经刊印或者有可能到了西藏。图7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有佛像插图的首末页图8龙树菩萨图9月称上师图10有跋文的末页。笔者拍摄，2016年8月图11元成宗时期Q29
21、8),由郭坚巴大师在大都刊印的朱印时轮摄略经，西热桑布提供图片，2020年图12量里宝藏，元刊Q284),西藏哲蚌寺乃久拉康收藏，热西桑布提供，2020年图13量里宝藏(局部)本文中的从雍和宫发现的元刊阿毗达磨集论就是1299年，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在大都刊印的6部之一，早于西藏第一部藏文雕版大藏经（即那塘古版大藏经），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Q311-1320年间刊印）基本与它同一个时代刊印。所以以上汉、藏文刊印佛像插图版画不排除对西藏第一部藏文雕版大藏经，即那塘古版大藏经的图像风格有直接影响。由热西桑布教授等人从西藏发现的元刊藏文文献中，哲蚌寺乃久拉康收藏的1298年刊印的时轮摄略经首页是朱印
22、佛像（图11）,1299年卜鲁罕皇后资助刊印的六部经中庄严经论中观根本经阿毗达磨集论量抉择量，1311年刊印的甘露要义八支秘密诀窍续（四部医典）,1351年由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资助刊印的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和时轮经无垢光略义首页均有两尊佛像。其中1299年卜鲁罕皇后资助刊印的六部经中阿毗达磨藏（未找到），量里宝藏中没有提供插图信息。同样，由卜鲁罕皇后资助刊印的三律祥释和1313-1314年由普颜笃仁宗皇帝刊印的金光明经，1317年桑布贝在大都刊印的本续密要释介绍中均未提供任何插图信息，首页原来就没有佛像还是后丢失需要进一步核实。1351年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帝师之意由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资助刊印的
23、时轮摄略经时轮经无垢光广释和时轮经无垢光略义三部经首页均有两尊佛像。同样，雍和宫藏元刊文献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的两尊佛像插图龙树菩萨（图8）和月称上师（图9）的桃形欢门（佛龛）和背后的螺旋纹（卷草纹），佛尊的百纳袈裟、马蹄形头用口背光,卷纹双层莲花座，背后的菩提树以及量里宝藏的插图佛像头顶上方的帝威之脸俗称鬼脸和两侧摩羯等图形元素与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和佛学大师管主巴等人主持刊印的磺砂藏（P95图16）普宁藏（P95图17）和西夏文大藏经（P95图19）以及元大德年间Q2971307）刊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蒙古文木刻本佛经版画残片看出它们均为一种图像风格体系，相应的位置和图像上不同程
24、度出现图像元素。可以说北京刊印量里宝藏的插图佛像头顶上方的鬼脸”和两侧摩羯等图形元素是江南刊印的这些大藏经佛像背景中的精美帝威之脸”和摩羯等图案的雏形或原型。同样，元大都1317年刊印本续密要释（图14）的马蹄头光，马蹄式身光（或欢门）以及身光（或欢门）内的螺旋形花纹，同样也有吻合之处。虽然磺砂藏普宁藏西夏文大藏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是折装式，与元大都刊印藏文文献梵夹装有区别,但是这几种大藏经的佛像插图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从这些梵夹式的图形来看，是把很多的图像元素;口总在这些江南刊印的大藏经佛像插图之中，再换一个角度说，元刊藏文文献插图也一定程度上受到江南刊印几部大藏经的影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
25、中，雍和宫发现1299刊印的阿毗达磨集论（P91图2）的图像风格与1298年元大都刊印的朱印时轮摄略经比较接近（P92图11）。时轮摄略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朱印梵夹式佛经，1351年刊印的时轮摄略经（图15）,同样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朱墨双色套印梵夹式佛经。元代还出现了最早的雕版彩印版画，即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思聪）和尚注金刚经,卷首扉画为一老僧坐着讲经，卷尾注经图，桌前地面上生出几枝灵芝草，灵芝草用朱墨两色套印，经文朱印，注解墨印。但也有研究者从每页仅几个红色大字推断为一版涂两色印成。Q6）从这些记载来看元刊藏文文献的朱墨双色印刷，比元刊汉文文献晚11年，可以
26、说梵夹式经卷版画多色套印的雏形和开端。阿毗达磨集论从图像看出不同于元刊磺砂藏普宁藏西夏文大藏经和蒙、藏区佛教图像风格，既没有马蹄形或桃型头光，背光中也没有螺旋花纹。圆形头光、马蹄身光、曲线光芒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明（图21、22）清（图23、24）两代。图141317年由苏桑布贝在大都刊印的本续密要释，转载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图15时轮摄略经，元刊朱墨双色，1351年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帝师之意由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资助刊印，西热桑布提供（当时拍照条件很差），2020年三、元代藏文文献对明清两代的影响以上所述从西藏和北京雍和宫发现的诸部元大都刊印的梵夹式藏文文献，与江南刊印多种
27、文佛经和大藏经佛像插图有密切的图像传承关系。同时也发现它对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各版本佛像体系和图像风格及版式设计影响深远。从元代刊印藏文文献佛像插图的马蹄头光、背光、身光，桃型头光、身光，背光身光内螺旋、背景曲线光芒和菩提树，以及整体图像风格及两侧方块对称佛像，中间无边框经文，佛像边框外下方有佛像名号看，右侧汉文编号或经文名称非常接近明代永乐版甘珠尔（图21）因此,元代皇室成员大都刊印藏文佛经和明代永乐年间刊印的甘珠尔有一定的图像与版式传承关系。明代最具影响力的藏文大藏经莫过于永乐版甘珠尔，此版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刊印版甘珠尔。“藏历第七饶迥之中期Q5世纪初），根据第五世喝玛巴彳导银协巴之谆嘱，明成
28、祖永乐皇帝为超度已去世的父母，报答双亲养育之恩并祈愿一切众生获得无漏福德,发信刊刻藏文大藏经。遣使前往西藏迎请藏文大藏经。（在该版本目录中虽未记载所参照的蓝本名称，但据藏文有关资料分析,当时迎请的很可能是那塘写本甘珠尔或蔡巴写本甘珠尔）遵照皇帝圣旨，在都城南京灵谷寺刊刻甘珠尔，公元1410年完成刊刻工程，连同目录共计106函。（17）1410年永乐版甘珠尔刊印之前，在藏区共有三个手抄版本藏文大藏经，均为元代刊印完成。如上所述，一是1315年缮写那塘甘珠尔和丹珠尔手抄本；二是1323-1348年之间缮写完成的甘珠尔蔡巴手抄本；所以，上面的推测有一定的根据。当然还有一个更早的版本，夏鲁寺泥金写本甘
29、珠尔。那么永乐版甘珠尔究竟参照了哪个版本藏文大藏经？还得进一步考证，但不管参照哪一部版本，它均为元代产物”是无疑的。同样,以阿毗达磨集论（P91图2）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P92图7）为代表的元大都刊印梵夹式对称的佛像，以及无边框的经文，对明代的梵夹式藏文佛经的图像风格和版式风格都起到了样板式作用。可以说明永乐版甘珠尔（图21）是从元版梵夹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关于明万历版甘珠尔多年以来在国内学术界均认为已失传，并没有人发现实物存在，但德国康奈尔大学学者AgnieSZkaHeIman-WaEHny2009年在国际藏学研究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找回失去的文学遗产一来自柏林的万历版甘珠尔的初探（英
30、文），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宗教系龙达瑞教授2017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波兰亚盖隆大学藏万历版甘珠尔（中文）（18）之后，国内有关学者了解到明万历版甘珠尔还有幸存。德国学者对波兰藏万历版甘珠尔介绍很详细，同时也附了很多万历版甘珠尔佛像插图，但是像素很差，难以分析图像的细节，美国龙达瑞教授文章中未附插图。故宫博物院翁连溪教授给笔者提供了几幅波兰藏万历版甘珠尔佛像插图（图22）,虽然像素不太好但清晰可见与明永乐版（图21）和清康熙39年藏文甘珠尔（图25）的版式与图像的直接传承关系。明万历版甘珠尔近期在北京由故宫博物院翁连溪研究员无意中发现装藏用过的一套卷装式36函，其中一函真实明经第一卷（
31、图23）有佛像插图，这是清代以来在中国本土第一次发现和公开的万历版甘珠尔，翁连溪把这批文物捐给国家图书馆，有极高的宗教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图21、22、23、24、25的对匕缮出，清康熙39年甘珠尔的一种版本（图24、25）是明永乐版和明万历版甘珠尔的版式与图像风格基础上加了边框重刻，所以元代蒙藏佛教图像风格不仅直接影响明代蒙藏佛教图像体系和风格，而且一直影响到清代。元刊藏文文献和精砂藏普宁藏西夏文大藏经的马蹄形或桃型头光，背光中的螺旋花纹，背景的云纹和菩提叶，以及头顶的大鹏鸟和两侧的摩羯象等元素的蒙、藏区佛教图像风格，对明刊（1400侏印佛像集（图26）和1423年刊印汉、
32、梵、藏、蒙四种文字合璧的佛像集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图27）的影响很大，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特别是元刊本续密要释(P94图14)插图佛像背景上方的两个日月星辰符号，在佛教版画和唐卡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图16磺砂藏(局部)，元刊(12971307),翁连溪、李洪波主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中国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86页图17普宁藏，元干JQ277-1299),翁连溪、李洪波主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第38页图18元代普宁藏，阿弥陀佛经插图(局部)，张双福提供图19西夏文大藏经，元刊(1307),翁连溪、李洪波主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第74页图20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蒙古文木刻本佛经版画残片，元大德年间
33、(1297-1307),西：J次斗学考察团黄文弼先生从*吐鲁番采集，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21布达拉宫藏明永乐版藏文甘珠尔，宾巴旺堆提供图22波兰亚盖隆大学藏明万历8年藏文甘珠尔，翁连溪提供图片，2020图23翁连溪发现明万历8年藏文甘珠尔，笔者拍摄，2020年图24雍和宫藏清康熙39年藏文甘珠尔，笔者拍摄,2015年图25雍和宫藏清康熙39年藏文甘珠尔，笔者拍摄，2015年图26明刊(1400侏印梵文佛像集，私人收藏，笔者拍摄，2016年图27明刊(1423)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郑堆、熊文彬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254页元代蒙、藏地区佛教艺术不仅有力影响了中原及沿海内
34、地，而且反馈辐射到西藏本土。元朝中央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与西碘区有大规模频繁的紧密联系以巩固政权，而且在文化交流上也关系密切。上述事实也表明，元代佛经版印插图已十分发达，不仅以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西夏文等刊印书籍版画，而且也用大量的汉文各类书籍。庄重、优美的宗教版画不仅继承了内朔口沿海地区的历史传统，也有了诸多的新发展。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各类经书中的版画插图、单幅版画、连环画形式都开始出现，套版技术已被应用。元代时期版画印刷技术的飞跃进步，为明清时期版画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雍和宫发现元刊藏文佛经阿毗达磨集论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与西藏发现的其它元刊藏文文献一样，均
35、有极高的文献与艺术价值。2017年11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央民族大学第二届蒙古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公布和介绍在北京雍和宫发现的两部元代藏文文献阿毗达磨集论和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引起国际蒙藏学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以元刊藏文佛经为例，简单阐述了元大都刊印的主要地点和施刊人，更有力地证明了元代拥有先进的多种文字木版雕刻、印刷技术。阿毗达磨集论与西藏发现的元大都刊印藏文文献朱印时轮摄略经是一个风格图像系统；中观论根本颂之诠释显句论的版印插图佛像与元刊藏、蒙、汉，以及西夏等文刊印佛经和大藏经有一定的图像传承关系。元代写本藏文大藏经和元大都刊印梵夹式藏文佛经不仅为明永乐版甘珠尔提供了图像和版
36、式样本，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明清两代宫廷刊印各版本大藏经的图像体系。对明永乐版和明万历版甘珠尔，以及清康熙39年甘珠尔的佛像体系和插图风格的形成起到了直接影响，对清康熙59年蒙古文甘珠尔和乾隆满文大藏经的图像风格也起到间接的影响；同时对蒙、藏地区版印插图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版本作用。总之,元大都刊印藏文佛经和江南刊印多种文佛经和大藏经，是蒙、藏、汉以及西夏等多地域、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结晶。注释：蒙舒格尔：蒙古人的印刷术（蒙文），乌兰巴托，1976年。樊保良：蒙藏关系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心慧主编：新编中国版画史图录，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郎菁：中国雕版艺术
37、的一朵奇葩一（弗经版画概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7月。MartaSerneSi:蒙古木刻版庄严经论的藏文版本，田晓雯译，法国巴黎普斯勒大学高等教育局，2019年。熊文彬：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跋文由苏米雅喇嘛藏译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张双福研究员蒙译汉。西热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熊文彬：上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跋文由苏米雅喇嘛藏译蒙,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张双福研究员蒙译汉。（11）熊文彬：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374页。（12）仁钦戈瓦：蒙古翻译史，蒙古文学
38、历史，呼和浩特，1960年，第29-34页。（13）MartaSerneSi:蒙古木刻版庄严经论的藏文版本。Q4）奈良县教育委员会编：西大寺所藏元版一切经调查报告书，平成十年发行，明新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张双福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经概论（二、蒙古人参与补雕汉文大藏经情形）转载。Q5）杨茂森：论藏文大藏经的版本，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16)郎菁：中国雕版艺术的一朵奇葩一佛经版画概说。(17)布楚、尖仁色：琉璃明经藏文大藏经之源流特点版本暨对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63页。(18)龙达瑞，美国洛杉矶西来大学宗教系教授，波兰亚盖隆大学藏万历版甘珠尔文章编号：1004-3926(2017)01-0088-06,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