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LiteratureAKindofSocialActivityofLanguageforItself.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LiteratureAKindofSocialActivityofLanguageforItself.docx（33页珍藏版）》请在三一办公上搜索。
1、文学：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1.iteratureiAKindofSocialActivityofLanguageforItself作者：高楠作者简介：高楠，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高楠（本名高凯征），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美学研究。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18年第20184期第79-91页内容提要：言语是文学的语言形态。言语的文学语言形态不同于其他社会活动的语言形态。从根本上说前者是言语自为的，而其他活动则在于言语他为。言语自为的基本特征是非实指性的言语的自我设定，这是一个自我圆合的言语组织过程。通常讨论的文学形式、文
2、学性、文学意义在言语自为中落实。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活动，这种活动在言语自为中与其他活动形成界限。文学的言语自为活动有发生学根据、群体活动根据，以及言语自为根据。文学活动是社会性活动，它不仅与其他社会活动同时共在，而且与后者相关联、相规定，并在后者言语他为的关联与规定中进行言语自为。期刊名称：文艺理论复印期号：2018年07期关键词：文学/言语自为/活动/社会活动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批评研究”（项目编号：14BZM）O4）的阶段性成果。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4-0079-13把文学理解为言语自为的社会活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
3、的特殊意义须预先指出，即言语自为与社会活动”。言语自为，不仅涉及语言学经常谈到的言语选择、组织与结构，而且，也涉及言语功能，这便进入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学科领域；文学，正是在言语自为中获得它之所以是文学而不是其他的根据。当把文学指认为社会活动时，创作中心论、文本中心论、接受中心论乃至语言中心论等，便都在各自中心的位置上失去了它们的设立重心，在它们相继死去”之后复活，并且在彼此交汇与融合中为活动所属性化。这两个关键词使理论的文学研究及批评的文学阐释走出当下常见的观念与活动相割裂的尴尬境况，也使理论建构与批评获得更合于文学的指向与依凭。一、言语他为与言语自为语言的非实在性来自于语言所指,语言经由所指构
4、入存在，并成为存在之所。语言所指在实践性的言语运用中获得面对事实的具体化，面对并指示事实，是言语之所为。（一）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为是一个富于能动性的概念,它因其巨大的能动性而成为中国古老的哲学范畴，即儒家注重的自强进取的为与道家主张的由退而进的为无为而无不为。为又包括何为、何所为与如何为，这涉及哲学所说的方法。这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母题,也是西方哲学的母题。从语言学角度说，晚近的西方语言学真理性地阐释了语言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关系，尽管人类文明、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物质性实践的成果，即是说，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不是写出来与说出来的，而是物质性地做出来的，但就其历史过程而言，任何物质性实践又都是语言交流的实
5、践并通过语言交流而实现。因此，从这个角度说，语言不仅是人在世界中彼此交流的根据,而且就是世界的语言形态。对此，维特根斯坦在概述了思想与图像、与意义、与事实的一体性关系后，强调语言见于思想的意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则在于强调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通过象征进行，象征又受引喻与转喻两种关系操纵，而这种操纵乃是在语言结构中实现的。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中揭示语言与存在的密切关系，即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三位在西方语言学建构中居代表性位置的学者，强调的都是语言之于世界的关系，他们所揭示的这一关系的实质在于语言因世界而在，语言在世界之维中成为世界的语言。即是说，从世界的语言交流而言，世界既是语言的目的，
6、又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与方法。而这就是语言的世界之为。语言的世界之为即语言为世界而为，这是一个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结构,在这一关系结构中，世界是语言所言说的东西，因此是语言的他者一尽管语言通过世界的他者之为使世界成为语言的世界，但这毕竟是语言他为的结果。就语言的本质而言，语言是他为的。语言他为，通过语言之具体形态的言语的他为而实现一语言总是在对于世界的他为中，在向着世界的具体形态即构成世界的各种事实中具体化为言语，言语是语言对于世界具体的具体之用。语言作为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生成物，这是人类历史对于人类的馈赠。这一馈赠，并非封存在某一历史的时间点而固定不变，它随人们的历史活动而变，因此它是具有永久
7、保鲜性的历史馈赠。语言对于任何时代的言语具体化而言，都是先在的整体规定，西方结构主义者吕西安戈德曼把语言结构的这种无所不在的整体规定性用隐蔽的上帝予以象征。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对于言语表述的先在规定性称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彼此理解的前提。由此说，言语所为的为之所在有两个方面，一是言语被语言所为，它必须在先在的语言规定性中安置自己，使自己在语言规定中被规定；二是言语在语言规定中所面对并指示的事实，言语必须在非言语的事实中安置自己，使自己被事实规定。言语的这两种被规定，都来自于言语之外，亦即两种所为是非言语的，因此都是言语的他为。卡西尔通过英国精神病学家杰克逊的失语症及言语障碍研究提出“低级言语和“高
8、级言语术语，他阐发说低级言语是被感叹地使用的，属于感情言语，它指向言说者的感情，并将之表现出来；高级言语则是陈述性的，在陈述语言中，我们有一诸观念的客观连接，我们既有主语,又有谓语，还有二者的关系。在人对客观世界的发现中，在对着固定不变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的发现中，正是这种言语，即陈述言语成为人的首要思路。在这条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象世界，一个具有固定不变的性质的经验事物的世界”。感情言语被言语者的感情规定，当情感袭来时，言语被情感所为；陈述言语则被所陈述的对象世界及经验事物的世界所规定。这里实际是谈到了三种言语他为，即言语的情感他为、言语的对象他为，以及言语的经验他为。卡西尔特别强
9、调了经验事物世界的固定不变的性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唯有确定的经验可以提升为普遍性的经验，才能构成言语的经验他为；一是被经验他为的言语使经验得以固定。这是语言在不断变换花样的言语游戏中施为于言语的他为。（二）日常言语、科技言语、理论言语的他为特征卡西尔在柏拉图那里了解到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几乎被逻各斯的力量所压倒，因为他必须时时屈从这种力量，对他而言这是言语的能力和理性的能力。柏拉图又渐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有问题的、含糊的能力，他在苏格拉底对话中看到了这种能力的正当运用，即发现了对话逻辑这种哲学的真正方法；但同时，他也看到了诡辩派，这种能力在诡辩派那里不是用来探求真理，而是用来达到实用目的，于是，
10、言语能力才成为他们手中最危险的武器”。卡西尔所发现的柏拉图这种揭示真理或追求实用的逻各斯力量，正是不可避脱的言语他为的力量。它发于语言的整体规定性一音、词、句、E殳、语法关系、逻辑关系，用于不同目的的对话交流。语言的对话交流以具体的言语方式进行，言语组合是目的性的，人们根据不同的交流目的一这目的可以是状况的表述、对象的指示、过程的传达、经验的交流、情感的抒发、真理的论证，运用即时的方式、对话的方式、演讲的方式、书写的方式，进行目的性言语的组合与交流。如格雷马斯所说：我们所描写的意义结构在交流中表征，就是说它在人的感觉活动中自呈于前。交流汇集了其表征的必要条件。正是在交流活动或交流动程中，内容重
11、新找到了表达”。即是说，交流即是言语的目的规定性、组合规定性、意蕴规定性、表达规定性，而且就是综合可见的言语交流本身。换句话说，交流就是言语的他为形态。常见的言语形态，如说的形态一随时发生的日常生活对话，公共场合的发言、演讲，职业性的专述、报道、知识讲授;写的形态一科技报告、情况说明、法律文书、公文信函、理论阐释，都他为于各自的目的、各自的条件、各自的效果要求。这类言语虽然不是所说的实在，但都有实在所指,即便是各种人文理论与哲学，也都有其实在所对，这实在所对或者是事实性的，或者是推导性的。亚里士多德用可然、或然与必然对之表述，康德用理性批判对之表述，黑格尔用精神现象对之表述，海德格尔用在与此在
12、对之表述，罗素则称之为有保证的可断言性。总而言之，西方学者普遍地接受这一语言一言语事实：语言一言语不是实在的言说对象，但却因对实在的言说对象的言说而存在。中国古人虽早有言不尽意、轻有重无的说法J取寸名实、言信、言理、辨用、正实、见端这些涉及语言学中语言及言语与实在关系的问题一向是非常认真的,如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把为万物命名置于万物之母的高度；”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十四章），以道为本的老子，提出道之所以能执古而御今，如朱谦之所注，是凭语、言相传的。即是说，史记于言，道语于今。孔子的名实之辨，为政必先正名（论语鲁论），把语言名实关系的重要性提升至
13、治理国家的高度，而且，他的很多重要言说都集中在名实关系的辨析之中。荀子的圣人之辨与君子之辨的阐释，都是就言辞的指实而言的，发之而当、成又而类、“文而致实（荀子非相）。所以，语言一言语务求真实的规定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文学在言语自为中营造差异于非文学的领地日常言语、科技言语、理论言语,都由其所言之实而为,都把言语实现他为的程度看作言说者言语能力的表征，因此这也是衡量言语的普遍标准。而这种情况在文学中就是例外，甚至被颠覆了。毫无疑问，文学是无可对证的。即便某一文学写作以某一真实的历史事件或现实事件为蓝本，并且力求如实地再现这一事件，也无济于事。这是因为真实事件中的大量具体过程都随着事件的过
14、去而散落于无限的虚无之中，这类大量的具体过程连任何亲历者都不可能完全知晓，他的身体局限及视野局限使他只能被封闭在彼时彼地的关注中而不计其余。而且，即便是新历亲为，过后的反思性的想象愈是逼近细节便愈只能是特征性的摹仿一对于某类相似经验的摹仿性再现。当亚里士多德以其摹仿说而被文学家与其他艺术家们膜拜为圣哲时，文学艺术的并非实在的摹仿属性就被确定了。这倒不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奠定了文学艺术非实在的属性，而是因为他发现并理论地阐释了这一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彳王可文学作品都游离于历史实在与现实实在之外，它的任可实在性叙写，都没有实在的确定所对，因此都是非实在的，只能是实在的模仿。文学不被历史与现实的
15、实在所为,而只是被自己的非实在所为，它便获有了自为的属性。即是说，它被自己设定的某种东西所为。由于这种设定是文学的自我设定，因此这种自我设定的所为便是文学的自为。文学自为通过文学的言语自为而实现，因此，概括地说，文学是言语自为的存在。文学的非实在性又被研究者们称为摹仿性、虚构性、想象性、虚幻性，也有学者直接称之为谎言性，并据此宣称作家们说的都是谎言，因此都是编造谎言的骗子。上述说法已成为对于文学的共识，无需多论。不过，文学的非实在性是通过文学写作的言语活动而获得的，不被实在所他为的文学言语也因此获得不同于上述言语他为性的自身言语属性。正是自为性从言语角度构成文学的独特属性，亦即使文学不同于非文
16、学的言语属性。这个问题是文学研究中有待深究的问题。1 .文学的言语自为文学言语不为任何实在负责,只为文学负责。这种负责，体现为文学的目的性操控。不管后来的文学中心论如何推论作者已死，任何后继的文学中心都决定于作者的言语创作，这似乎毋庸置疑。作者是文学的永生的死者、永不在场的在场者，他是文学言语的书写者，他把永生与在场留存在他所写的文学言语中，并因此被永生在场地封闭在他书写的文学作品中。他因他的文学言语而存在。文学言语的自为，自为于作者书写时的意愿，因此是作者见于意愿的自为。即是说，他为自己的意愿而书写，并时时地把自己规约于自己的意愿中。很多创作论研究都揭示了这种创作中自我规约的性质。作者的写作
17、意愿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想书写什么，一是他想如何书写。如何书写通常被概括为风格，这是一个可以无限丰富的范畴，从风格即个性的角度说，有多少作者就有多少个性，因此，理论地说，也就有多少风格。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文学言语地展示个性并非易事，很多作者终生都在通往风格的途中。作者意愿的自为，从语言角度说，是一种语义设定及语义的言语表述。语义在言语表述中并不直接现身，而是潜身于言语所表述的各种具体现象与境况中。语义是召唤性与组织性的，它把可以体现语义的相关现象与境况召唤过来，并按照语义表达的需要将之组织得各就其位。在文学中这是一个自我圆合的言语组织过程，它有一种向内收敛的力量，即语义的自我召唤与自我回
18、归。它不受它之夕M5何实存的事实所规定，因此也没有任何实存的事实需要它表达，它既没有现实生活的实际交往目的，也不为自己设置实在的现实功利目的。言语他为的本质规定性，在文学言语中被作为束缚而否定。当然，这不是说言语自为的文学就一定不求它为，它可以干预生活，可以面对实在，可以传播真理，也可以进入功利，但这一切，不是作为言语的本质规定性，而是一种可以不时地闪现，可以专门地突出，但也可以淡化、可以忽略的选择。它作为书写意愿的一种自由而发挥作用，是一种既可就之又可离之的自由。罗兰巴特谈到过文学文本这种表述的自由，并因此称文本是一种神物，这种神物期待着阅读者，但始终与阅读者共在的则是那个在法律上虽已死去，
19、却在阅读中随时复活的书写文本言语的作者。这个作者之所以书写，只是因为文本能给他带来快乐。文学的言语自为，即它通过作者的书写意愿为自己设定目的并在自己的言语领地将之实现。它的这种相对于非文学言语的他为性而在此处被予以强调的言说特点，不同时期的西方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有所论述，其中有三种说法具有代表性。一种说法即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以布拉格语言学派重要成员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他在对科学论文、报刊文章中的言语与诗的语言进行比较时提出一个语言行为目的的说法,认为科学论文、报刊文章选择与组织言语时总是以主题内容的交流为目的，这种用法几乎是自动化的，自动化的程度越高，则言语的选择与运用中受意识支配的成分就越少，
20、因此这种言语便成为标准语。诗的言语则不同，在诗的语言中，突出达到了极限强度（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它的使用本身就是目的，而把本来是文字表达的目标的交流挤到了背景上去。它不是用来为交流服务的，而是用来突出表达行为、语言行为本身的”。语言行为目的，强调的是言语在诗中被突出为非标准化的行为，这类似于芭蕾舞演员的舞蹈行为，它没有其他目的，把自己凸显出来本身就是目的。第二种代表性说法是经验决定性的，法国解释学哲学家保罗利科尔在对科学与诗歌的比较中，从诗歌言语表现力的角度提出诗歌言语是通过保持歧义”来进行言语选择与组织的。他提出两种类型的语言学，即语言的语言学与言论的语言学。前者以音位学、词汇学和句法学的
21、有限结构为基础，后者则从句子的不归约的特性中推演出人类言语的无限产品。两种类型语言学所研究的就是语言这种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为此，他提出一词多义的普遍性语言现象一在一词多用中语言的有限性进入言论（言语）的无限性。一词多用既满足着作为语言基础的经济原则一用经济的结构传达多种意义效果，同时，一词多用又把语言变成从上下文出发碰运气的解释工作。由此，他认为科学语言的特征是消除一词多用的歧义，使一个符号只具有一种意义，而诗歌语言则相反,它拥有“保留并创造歧义的程序”，以此增加诗歌语言的可感知性。由此，利科尔提出，诗歌并不教给人们任何!现实的东西，诗歌是不可证实的每一首诗，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有一个世界，都
22、展示了一个世界：作品的世界（11）。而这个作品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因此，是诗人感情世界的独特经验自为地规定着诗歌保留歧义的程序。第三种代表性意见来于语义学派，语义学派的创立者瑞洽慈从语义接受效果的角度，解释何以文学言语是指向自身的。瑞洽慈在当时语言学还不受关注的情况下，发现并阐释了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他认为艺术是人类信息传达的最高形式，但艺术的传达不同于其他信息的传达，艺术信息传达的核心概念是冲动”，冲动既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能满足冲动的艺术言语是不能用经验事实核实的言语，是一种情感言语。情感言语的指称性屈从于情感满足的结果，人们在艺术的情感语言中思考美，但这种思考却未必指称什么东西，
23、在美的思考中冲动完全受制于内部因素而且不受刺激因素控制，结果指称并未发生（12）。由于诗的言语并不向夕杼旨称什么，因此当它被创造与被阅读时，并没有实际刺激的发生而只是情感这类内部因素的活跃。他区别了三种真”,即科学意义的真、可接受性的真及正直与真诚的真，后两种真是诗的言语传达的真。瑞洽慈引用济慈的话说想象力视之为美而捕捉住的东西必定是真Q3）。由此，没有确定的指称满足着内部冲动，但具有真”的接受性，实现着美的想象力的诗歌言语，便在其向内部的情感活动中有了自为的根据。2 .言语自为与文学形式、文学性、文学意义俄国形式主义学派致力于把文学与其他社会现象与生活区别开来，他们进行这种区分的动力是批判性
24、的，即批判当时盛行的在社会环境和作家生平中研究文学作品的风气，认为文学作品是自我规定的，因此应该到作品中寻找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属性。他们的这一批判性主张作为世纪新声引发了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世纪转向。文学的形式属性的探索、语言陌生化的创作方式与创作手段的探索，使文学研究转向自身。从为文学划界的角度说，本文的言语自为的提法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化及陌生化提法有大体相同的指向。其中的差异在于，本文的言语自为研究的是文学的言语状况与言语特征，而后者则侧重于文学的属性与方法。言语自为的语言特征性体现在各种文学活动中，是文学的活动形态，文学的活动性问题下面将专门阐释。形式论及陌生化则封闭于文本，揭示的是文本
25、属性及生成这种属性的方法。形式主义研究，即文学性研究及其方法研究开启了西方后来的结构主义研究、语言学研究、修辞学研究、审美现象学研究及艺术心理学研究，同时，这又是文本中心论的继续。其实，形式主义研究一开始就预设了自己走向衰落的道路，它把文学活动的多样性在文学形式的单一性中收拢的努力注定使文学研究狭隘化，因此也注定走向片面。文学形式又是一个外延模糊且宽泛的概念，并且它本身又处于不断变动中，为使收拢多样的努力不至于无所着落，形式主义者必然想方设法地织密这个收拢的网，使模糊的得以明确，使敞开的得以封闭，并且收束这个网。而当它织密与收束这个网时，只是收束了文学可以被它收束的那一部分，那一小部分，而文学
26、则仍然走着它多样发展的自为之路，形式主义者因此陷入它所收束的文学与它用以收束的形式之间的狭窄的循环论证。这种状况，使它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靶的，并酿成西方后现代主义风潮。言语自为的研究面对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这是文学的实在性面对，又是文学的敞开性面对，它从言语特征的角度揭示了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自古以来，不管彼时彼地它是否被称为文学，只要具有言语自为这个属性，诗经也好、荷马史诗也好、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便都可以因此获得文学直接的或追加的命名。形式主义的文学形式研究，主要是文学的语言形式的研究，在言语自为研究中它不是被排斥，而是将缸中的鱼放生为河中之鱼，任它在更大的水域中自由游
27、动。随形式主义而来的文学性研究，也自然在言语自为的文学现象中，它可以被称为狭义的文学性，也可以被称为广义的文学性。文学性的狭义、广义之分，既是中国新世纪之初对于文学边缘化的策略性的理论应答，也是西方形式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应答。对此，言语自为的说法均可予以汲纳。对文学性狭义、广义之分的问题，姚文放在他的一部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新著中借助乔纳森卡勃作出了切合实际、也切合文学言语自为实际的评价：卡勃对于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与理论既相互分化又相互交织的格局中的未来走势作出了充满乐观的估价与展望：如果文学性成分如辛普森所说的那样已凯歌高奏（对他来说，后现代是文学性成分高奏凯歌的别名），那么
28、也许是重新奠定文学中的文学性成分的基础的时候了，也许是回到实际的文学作品，以便察看后现代状况是否可以从文学操作中推知出来的时候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14）。姚文放肯定卡勃的这段话，认为他提振了文学理论的信心，厘清了“理论”向文学理论回归的路径。文学性由形式主义的与生活形成差异的文学属性，进入理论视野的生活属性，又进而在后现代状况中成为沟通文学与生活的属性。这种属性的转换其实正是在言语他为与言语自为的生活言语形态与文学言语形态、理论言语形态与文学理论言语形态的交互转换中完成的。至于文学意义，对于文学的言语自为而言，即它如何在万事万物的意义世界获得合法地位。这其实是一种价值追问，同时，
29、这又与被大众生活所瓜分、所分享的文学性相关。由于言语自为，文学从一切言语他为的社会活动领域退居出来，成为一种非言语他为的属性，这种属性的价值在于回归言语自身。言语自身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言语他为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活灵活现地发生，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的景物，各种各样的对话，各种各样的事件。它类似于梦境，一切都可以发生，但现实地说又什么都没有发生。读红楼梦，一切都栩栩如生，读者却只能意在其中，其余便毫无作为，林妹妹的爱也好死也好都只能由着她去。这种意为而体不为的情况，由文学言语自为所造就。言语自为规定着文学意义的五种属性。其一，意为属性。这个意，即意念，包括欲望、想象、情感、体味
30、等心理活动。这类心理活动被言语自为唤起，被言语自为限定，并消解在言语自为中。其二，话为属性。话，即通过言语说话。话是具有一定内容的言语单元。在生活中话是他为的，为交流内容与交流目的而话。在文学中言语之话表面上看与生活之话并无二致。其实，它只可以读或听，却不可以参与其中地另外说话，它是文学的自话，因此是文学自为的话。故事之所以流传，诗歌之所以吟诵，在于它言语自为的话为属性，它在言语他为的世界里保持着自己的世界独立性，它永远可以在交流中分享并且不因分享而有损耗。其三，言为属性。这是言语自为的言语自身的属性，包括指向言语自身的修辞属性、陈述属性、言语结构属性。修辞属性，是言语的审美属性。它的作用是使
31、言语读起来、感受起来、诵起来令人愉悦、令人思味、令人关注，令人有产生合于生命节律的快感。对言语自为的修辞属性，中国古人深有领悟，如广为运用的比兴说。这类言语自身之为，是有所感却又难以言传的效果，但其所示却是明确的，即这是言语自身的效果。其四，陈述属性。这不是陈述什么的属性，而是陈述本身的属性。同一个事件过程，可以有众多陈述方法,这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陈述获有自身陈示的意义。如德勒兹所说，陈述的根据，即归档的根据，它不在于词汇、句子、命题的某种结构或作者主体的意图,而在于它在整体中的简单功能，即究竟什么在规定着所表述的事件。（15）生活中的陈述，也包括科学陈述与理论陈述，则被它们之
32、外的陈述又麻、交流对象的实在性规定。文学陈述，只有陈述规定的对象，而没有规定陈述的实在对象,陈述即是其所陈述。显然，顺叙、倒叙、插叙、补叙这类陈述手法如何在陈述事件中安丹时使用，其效果是陈述自身的效果，其意义也是陈述自身的意义。其五，言语结构属性，这是言语以何次序排列的属性，是使言语被组合为具有自身整体性的属性。吕西安戈德曼正是从这一属性角度阐释他的结构主义观点：”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似甚至相同的词、句子、片断，在被纳入不同的整体时，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16）。这个整体，就是言语的结构整体，它本身没有言语意义，但是当词、句子、片断获得了结构整体时，意义却由此产生出来并且被此规定。言语结构在言语他
33、为领域是历史生成的,是被历史规定并进而规定历史的，它与实践活动、习俗活动、思维活动具有深层对应性。在言语自为的文学中，虽然在言语组织与运用上不排斥甚至离不开他为的言语结构形式，比如日常言语在小说与戏剧中的运用，但总体而言，言语的叙事结构、抒情结构是自为性的，它只为自己所封闭所承载的文学内容负责。美国学者西摩查特曼对故事结构与叙事结构进行研究，提出情节表达JI质序问题，亦即文学的情节结构不需要与故事的自然逻辑顺序相同，情节的作用是要强调或不强调故事中的某些事件，解释一些事件,把其他事件留给读者去推断，表现或告诉，评论或保持沉默，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事件或人物的这个或那个方面”（17）。即是说，文学情
34、节是言语表述，它不同于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故事性，后者受自然逻辑顺序所限定,这是他为。见于文学作品结构的言语自为既是自为言语的内在构架又是它的外部形式。内在构架，支撑着文学言语的次序安排、起承转合；外部形式包括文学言语的视觉形式与听觉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节律形式，它体现为文学的个别性、风格性，又具有文学的共性。文学言语结构形式之于文学言语，很类似于一座别墅的建筑图纸，它不是那座别墅，但生成与规定着那座别墅，它是一座个别的别墅设计，但又拥有别墅的共性。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词牌，可以看作抒情性言语结构的典型。上述五种属性，均是言语自为的文学构成属性与规定属性，文学意义在这五种属性的综合作用中生成，并经由
35、文学言语自为的接受而获得。二、言语自为的文学活动言语自为从语言学角度划分出文学与非文学言语特征的界限，前者的自为目的性、动力性、过程性、想象创构世界的真实性、可接受性，都为文学所独有，并都在言语自为中获得体现。当不是从文本角度而是从活动角度面对与思考言语自为问题时，文学便是言语自为的活动，这类活动因言语自为而与其他交往活动有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这里要着重说的是文学何以是活动，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文本。这不仅因为文学的言语自为只有在文学活动中才能进一步确认，而且，更因为言语自为乃是见于文学活动的自为。这里有一种怀特海所说的生成与规定的关系。（一）交往活动是文学的发生属性把文学的根本属性确认为活动属
36、性，其根据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发生论的，因为很多认识的东西是衍生性、阶段性或假象性的，根本性的东西总是存在于最初的发生中，进而以种种变体形态得以延续。这是哲学对于世界、对于对象进行根本性追问的基本方法。孔子的礼的追问，老子的道的追问，巴门尼德的存在的追问，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追问，柏拉图的理式追问，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追问，这些代表着人类智慧进入自觉期的先哲追问，都具有发生学意义。而人们对于神的敬畏，对于创世神话的迷恋，对于佛主、上帝充满想象力的深思，体现出人类思维永恒的发生学指向，即人们习惯于在生命与世界的本源上思考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种指向扩及无限宏远的天体宙宇。黑格尔把这种发生学的追问热情引入美
37、学，找到了象征这个概念：象征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因此，它只应看做艺术前的艺术（18）。这种发生学的根本性追问，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他提出研究经济学问题不能从现实与具体出发，尽管这一出发点看似是正确的；而应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简单范畴，经由比较具体的范畴，进而上升到具体。这类简单范畴就源于人类文明发生期的简单的家庭或氏族公社如果说这样的家庭和公社，它们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这倒是对的。所以，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简单的家庭或氏族的公社在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
38、有为关系的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19）。简单范畴进入比较具体范畴，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思维的演进，而是社会的演进。为此，他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匕匕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20）。马克思关于由简单范畴上升为匕瞰具体范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思考的深刻的历史感。原始的简单范畴作为一种从属关系都延续性地保留下来,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于历史过程的思维过程。把这
39、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用于文学根本属性的思考，它的方法论的提示意义在于找到并抓住了文学的发生学意义的活动性根据。从发生学角度说，原始文学或前文学的动因及契机便是与原始巫术密切相关的活动。这类活动以原始部族的生存为目的，在原始思维中求解原始人与自然的关系难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部族的群体性是原始人的基本活动属性。活动中的协调、活动中的分工，以及活动的形态都在部族群体中展开。由于时间久远，足以证明原始人群体活动的资料极为稀少，最为坚实的证据应该是在世界一些地方有所留存的岩画。法兰克和坎塔布利亚等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岩画，画在幽深洞窟的崖壁上日石器时代之后的岩画则从幽深洞窟走向敞亮的岩面，如
40、我国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河田地区皮山县的桑株岩画等。但不论是洞窟岩画还是岩面岩画,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宽敞的空间环境。对此，多数研究者具有共识性看法，即这是原始人举行群体巫术仪式的场所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的成果，是整个部落举行巫术仪式的成果，是全体成员社会生活的需求（21）。岩画的内容，或舞或跳，或射或猎，也都是群体性的，是群体性的富于动感的活动。如广西左江流域宁明花山岩岩画，几千人聚在一起，人物一律作双手由肘上举，两腿屈膝下蹲，形似蛙状祈祷姿态，动作简单而又程序化（22）。这类画在岩壁上的群体巫术活动，虽然听不到声音，但从画面的动感来看，其中充满原始的蛮力、身体舞动时的呼喊、整齐划一的
41、程序化动作，都可以想象得到。原始巫术活动一般又都是与歌舞喊叫相综合的，以此营造浓烈的宗教气氛，这也是人类学家的共识。这类共识从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资料中得出，也从流传至今的习俗性的文化艺术现象中得出。这里着重提出原始巫术活动中的歌，是因为歌总有歌词，尽管原始巫术活动只有一些简单粗糙的言语，或者只是一些有节奏的抒泄激情的呼喊、喊叫，但到后来演化出诗歌。如屈原的九歌，就是根据楚地民间祭祀歌舞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23）九歌是由巫而艺术、由歌而诗相转化的代表作，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诗由原始巫术活动脱胎而来,并且可以还原于原始巫术活动。对此，钱中文概括说：”这种种的形式，即仪式上的歌唱、舞蹈、雕塑式的偶
42、像的萌芽，逐渐演化成为后世的诗歌、故事叙述和传说（24）。（二）文学的群体活动形态原始巫术群体活动中歌与舞的一体性，为文学的交往活动属性提供了发生学根据，亦即提供了马克思所要求的可以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简单范畴一活动。当文学由原始活动的简单范畴到后来比较具体的范畴即各种文学活动样式的分化，包括诗歌活动、舞蹈活动、戏剧活动、小说活动，再到当下的具体文学活动，这是对于文学的由简单而复杂、由抽象而具体的理论思考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思考过程。虽然这个过程不是在时间顺序中线型地展开，但都受文学的活动属性制约与规定。从活动这一基本属性或整体属性理解文学，则文学活动或文学的如下属性要点须予思考：1 .先行进入并现
43、实规定的文学活动的目的性文学活动是目的性活动，这是从原始巫术的母体中便已孕育的属性。原始巫术的人神沟通目的，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原始信仰目的。这种目的建立在原始思维的理解基础上，它不需要清楚地言说，当时也无法清楚地言说，但它却是目的，它以不言而喻的方式深入每一个活动者的心灵，不仅使他们被协调为群体，而且唤起他们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感、共同的神往与想象。这样的活动目的性，在后来逐渐复杂化及多样化的文学活动中，仍作为文学活动的基本目的形态保留着。固然，这些目的特征在生活的其他目的性活动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这是文学活动同时也是社会活动的根据,这一点后面要谈，但在文学目的中却体现得更为突出与集中。具有
44、上述特征的文学活动目的，群体性地规定着文学活动的展开。大家在文学活动中不期而遇、心照不宣。这目的性是历史规定并不断在历史中实现的规定性，人们通过耳濡目染的承继接受，使这规定性在具体的文学活动之前便已先行进入文学活动目的中，期待目的的实现，并始终是实现目的的参与者。这类目的性又是时下的，它时下化为具体的活动目的，即写什么、如何写，或谈什么、如何谈等。随着目的的具体化，目的的意志性、情感性、想象性等也随之具体化。具体的文学活动由此展开。文学活动的目的性与其他活动目的性一样,形成活动指向，调整活动状况，协调活动构成，并使自己成为被活动所凝练与实现的目的。对文学目的性的这种情况，杜夫海纳曾从目的的表现
45、性角度予以阐释，他的这个目的表现性，主要是从意向性而言的：表现只能被是自身的人，被体现这种存在先验，即同时是一种宇宙论先验的存在先验的人读解。就是说，表现首先被是这种表现的主体读解，它首先呈现于这一主体，然后从现实中被主体采纳。它是在现实之前给予的真实性，是在对象之前作为意义给予的世界（25）。从文学的活动目的性来理解，杜夫海纳所说的表现，是就表现的目的性发问的表现，即是说，表现之所以是表现，它的目的性是先行理解并先行设定的，目的表现的现实真实性,其实是在现实具体对象之前便已被作为目的的意义所规定了的现实真实性。文学目的性的先在性、当下具体化的可理解性，以及理解得以表现的现实真实性，可以从杜夫
46、海纳的阐释中获得启发性的理解。2 .文学活动的合目的的交往性文学活动是交往活动，而不是封闭的自我活动。此前的一些文学研究有割裂交往而使文学在某一方面自我封闭的倾向，如作家中心论及文本中心论的研究，往往把作家或文本从文学的交往活动中割裂出来，使之成为单独面对的传记性或自述性以及文本自身性的研究对象，进而在文本中试图还原作家原本的意图或目的。交往活动使文学本源地具有唯有在群体交往中才能获得的效应，这是融目的效应、过程效应、表现效应、应验效应为一体的交往效应。它既不是活动交往关系体中的甲，也不是活动交往关系体中的乙，而是甲乙交往的共识。在共识中，甲与乙各自放弃了未成共识的那些东西，或者说，各自未成共
47、识的东西虽然仍然被各自保留，但却不是交流的共识。这种情况是动态的，因交流关系中的个体差异而异，但同时它又是稳态的，这是差异性交流中共态的或普遍性的东西。哈贝马斯曾对交往行为如何协调的问题作过阐释，他认为互动可以说是对如下问题的解决：多个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如何才能协调起来，从而使他者的行为与自我的行为相互联系起来。联系（Anschluss）在这里主要是指把偶然遇到一起的选择可能性的活动压缩到一定程度，从而使主题和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范畴内能够彻底结合在一起”（26）。这是对交流活动共识性获得的过程性阐释，是一个达成联系的过程，是一个克服交流中交流各方不同于对方的差异性（偶然性），进而求得在社会
48、空间与历史时间中彻底结合在一起的过程。由此而言，文学活动交往中,尽管参与交往者都是各自的自我，即自我的创作者、自我的接受者、自我的批评者等等，但他们却都必须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交往，即交往中交往的各自自我相互间的共识（联系），以及不同的交往共识中的普遍性共识。后一个共识步骤并不是交往各方在交往中的进一步寻求甲在对于乙的批评交往中不需要在对于丙的批评交往中求得共识；相反，他们努力求得的倒更是彼此间非共识的差异性；这里说的不同交往共识中的普遍性共识，是就这种普遍性共识的先在性而言的，它以交往各方都可以理解的方式预先地存在于交往差异性中，是差异性共识因此能够共识的前提性保证，是差异性共识的合法性根据。
49、这其实就是交往的历史规范性的保障，言语的约定俗成的规范就是这样的规范。在文学活动中不合于规范的交往，只能是无法实现的交往。文学活动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历史范畴保障是有所变化的保障，唐宋时代唐诗宋词文学交往的规范性，肯定不同于明清时代对于唐宋时代唐诗宋词的交往规定性，这就是所说的文学价值尺度的改变。这种改变总是会带来活动交往的不同程度的混乱，但交往在混乱中自行地整合着交往中的普遍性，并将之逐渐地规范化。这是一个历史必然性的过程，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彼此交往而求存的生存理性的需求。齐格蒙特鲍曼谈到现代社会的变化性时说：“规则的缺乏，或者规则的绝对含糊不清一社会失范是可能发生在人们在对付生活彳王务的斗争中最为糟糕的情况。规范的无所不能，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