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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朝六代正史引五言诗考论ResearchontheFive-CharacterPoemsCitedintheAuthorizedHistoryBooksoftheSixDynastiesofWei-JinandSouthernDynasties作者：葛志伟作者简介：葛志伟，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原文出处：文学研究（南京）2019年第2019第5卷2期第71-84页内容提要：魏晋南朝是五言诗文体功能不断丰富的重要时期。通过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六代正史引五言诗的归纳，可为其文体功能的拓展演进觅得一些具体例证。五言诗文体功能的拓展，是其最终能替代传统
2、四言而“居文辞之要”的主要原因。梳理魏晋南朝六代正史所引五言诗，可知齐梁之际五言诗创作作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特殊才能，已悄然成为高门子弟与寒素阶层竞相追逐的文本资本。五言诗所具备的“文义之美”正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成为彼时士大夫身份与个人才能的文化象征。期刊名称：中国占代、近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2020年04期关键词：中古/诗歌史/五言诗/文化资本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五言诗的经典化研究”（17FZwoI8）,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门阀士族与中古五言诗的演进”（15ZWCoO4）、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自钟噪诗品而下，古今论五言诗者
3、多矣。或考其源流，或论其体制，或辨其风格，或述其演变。文章著作虽汗牛充栋，然诚如钱志熙先生所言，至于五言为什么会取代四言与骚体而成为正体，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几乎历来没有认真地探讨过。本文所论亦不过冰山一角，主要关注魏晋南朝四言与五言在文体功能方面此消彼长等问题，暂不涉及骚体。众所周知，四言诗体既可追溯到诗经这一经典源头，又在此期不断地寻求新变，也曾涌现出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一些杰出诗人。其诗坛地位最终被新兴的五言诗体所取代必然是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能如某些论者所云完成于建安时期。五言诗体能在此期由俗而雅、蔚为大观，主要得益于其文体功能的不断丰富。通过对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六代正史引五言
4、诗的归纳分析，可为此种拓展演进觅得一些具体例证。美国学者韦勒克（ReneWelIek）认为，当某一文学作品成功地发挥其作用时，快感与有用性这两个基调不应该简单地共存，而应该交汇在一起。齐梁之际，五言诗创作才能被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资本，不仅被运用于“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等场合，更是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快感与有用性得以交汇共存，成为彼时士大夫身份与才华的文化象征。一、问题的提出钟蝶诗品专论汉魏六朝五言诗，对后世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建构影响深远。诗品序在论述完建安诗坛的空前盛况之后，紧接着就说：尔后凌迟式微，迄于有晋。有意思的是，钟蝶建构早期五言诗史的时候，并未提及或
5、者说是有意回避了正始年间（240-249年）五言诗的创作情况。又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擦焉。按刘彦和于正始诗坛虽标举嵇、阮二公，然似并非专指其五言诗而论。事实上，嵇康诗歌创作更长于四言体，而阮籍亦有四言咏怀诗13首传世。“人才实盛”的西晋诗坛，诗歌创作风格发生较大变化，且存在一种明显的雅化现象。其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四言诗创作的再度兴盛。葛晓音先生将之形容为：西晋诗中长篇四言泛滥成灾，上至庙堂雅乐歌辞，下至应酬赠答，无不典重奥博，僵死板滞”此类四言诗在艺术价值方面或许有所欠缺，然在数量上却颇为可观，最终成为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创作潮流
6、。此外，逮钦立先生还曾注意到西晋诗坛的一个有趣现象。其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微诗在西晋傅玄又答程晓诗（此为五言）后下按语云：”晋人于宴赠答等诗篇，率四言、五言并作，已属其时风习。此篇与前四言，类聚以序并列，皆歌颂君主之加元服者，知是同题同时之作。西晋荀勖有从武帝华林园宴诗（此为四言），又有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此为五言）。逮钦立先生亦认为二者为同时之作，盖一用四言，一用五言也。此外，诗人潘岳金谷园集会作诗，亦是四言、五言并作。凡此种种似皆可表明，西晋人在创作实践上，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对四言、五言两种文体的选择并无轩轻。然而即便如此，四言作为诗坛正体的观念亦还是深入人心。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夫诗虽以情志
7、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曾师从大儒皇甫谧，是西晋儒家土大夫的代表人物。今存诗六首，其中五首为四言。据此，则其雅音之韵,四言为正”之论显非虚言。东晋玄风独盛，诗坛盛宴亦必首推兰亭集会。与会者按规定应兼赋四言和五言各一首，不能者罚酒三斗。参加此次集会者多是王、谢等高门子弟，也是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群体的代表。启功先生认为，”用四言和五言两种形式，来尝试表现一个相近的主题，这或许就是兰亭诗会中一个匕檄重要的写作规则，也说明晋朝人当时非常关心不同体式诗歌的表现功能。显然在此群体看来，四言与五言作为两种诗歌体式，”共同承担着精妙玄理的表述与阐发（11）
8、。由此可见，五言诗体最终代替传统四言诗体并成为诗坛主流样式，绝不会早于东晋时期。有学者认为五言诗早在建安时期就已完成对四言诗的征B艮，并倾向于用数据统计的方法来予以自我证明。（12）比如建安诗坛四言、五言诗各占百分之多少，四言所占百分比若小于五言，则由此就可以得出如斯结论。但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魏晋诗歌文本首先由南朝人保存与整理，后者的审美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前者的存世形态。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认为,如果作品没有直接寻找保存者从而使保存者应合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保存者作品也能成为作品（13）。换句话说，作品要是没有合
9、格的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也将不复存在。此种理念与中国古代文人对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汉书,司马迁传）的心理期待可谓不谋而合。南朝文人士大夫事实上并不甚重视四言诗体的创作，或者说创作四言诗并不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种值得仰慕的文化身份的标识。钟噪曾声称齐梁时期的四言诗体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诗品序）。在此情形下，由于文学审美观念的转变，必然会有许多魏晋四言诗作品亡佚于诗歌文献的整理与流传过程之中。但也正是在南朝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尤其是齐梁之际,五言诗创作已是土俗竞逐、蔚然成风。可以说当时整个诗坛，完全为五言诗创作之风所笼罩。诚如萧子显所言，五言之制，独秀众品(南齐书文学传论)。此观点在南朝史乘
10、中还有多种间接的表达方式，如南齐书谢眺传云：眺善草隶，长五言诗。沈约常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14)又南齐书陆厥传云：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15)又梁书昭明太子传：(撰)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16)又梁书刘孝先传云：兄弟并善五言诗，见重于世。(17)又梁书伏梃传云：为五言诗，善劲谢康乐体。父友人乐安任昉深相叹异，常日：此子日下无双。(18)又陈书张正见传云：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诗尤善，大行于世。(19)又陈书阴铿传云：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为当时所重。(20)正如上文所论，如果单就诗歌体式而言，那么五言诗对四言诗的征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11、作为经典样式的四言诗为寻求发展，也在不断秉持时代风气而进行自我变革，如曹操、嵇康等人的四言诗创作，可谓独具特色。但少数文化精英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整个四言诗体创作趋于僵化的迹象，因此总体变革结果并不理想。其间原因，前人似已有公允之论。如清初王夫之古诗评选云：“四言诗三百篇在前,非相沿袭，则受彼压抑。（21）又清代沈德潜说诗碎语亦云：”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只袭其貌也。（22）王、沈二人所言颇有见地，但他们只看到了作为经典样式的诗经四言体对后世四言诗的影响结果，而未言及具体的影响过程。对于四言诗自身的变革以及走向失败的过程，葛晓音先生指出：汉魏到两晋长达四百年
12、的重构体式的探索中，实字四言所找到的新句序主要是与二二节奏最相配的对偶及排比句的连缀。对偶的单调性和高密度造成了使用单音节虚字和连接词的困难，使四言最适合于需要罗列堆砌的内容，自然就成为颂圣述德应酬说理之首选。于是，向诗经的风诗和小雅寻求减少对偶、自然承接的句式，就成为必然趋势而陶渊明复归诗经体的成功，却说明实字四言重构体式的失败。（23）此番论述与中古诗歌演进实际情形相吻合，作为结论无疑极具说服力。与此同时，四言诗体之所以在诸多文体竞争中渐失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文体功能的僵化。文体功能的僵化又导致其自身实用价值的逐渐丧失，进而形成文繁意简、世所罕习的创作局面。四言诗体实用性的减弱在汉
13、代已肇其端。汉武帝以后，受经学氛围的影响，西汉四言诗体仿佛一个坚硬的外壳，只把经学当作内核（24）以韦孟讽谏在邹、韦玄成自劾戒子孙等作品为代表的四言诗，给后世读者的整体印象是诗人之风，顿已缺丧（诗品序），因而始终无法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但起自流俗的五言诗体却恰好与之相反，其文体实用性优势在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渐显现。不仅如此，五言诗体还全面继承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进而可比肩于既往经典风、雅、颂,缺席的“诗人之风”在该诗体中又得以重现。（25）因此到南朝齐梁之际，也就是钟崂、萧子显等人生活的时代，五言诗体遂能居文辞之要独秀众品，最终成为文人士大夫群体颇为依赖并竞相追逐的一种新型文化资本”。二、隐
14、藏的证据史传引诗较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及诸子著作。传统学术观念中的“引诗，主要针对诗经而言，是一种对诗经的“语用学色彩浓厚的运用。（26）在具体引诗语境中，其文体功能与社会功用得以彰显。此种研究方法为我们探讨中古五言诗文体功能的拓展演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新视角。有鉴于此，倘若我们对魏晋南朝六代正史引五言诗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27）,则中古诗歌创作的一些变化过程，可以更形象、更有说服力地予以揭示。兹略按朝代先后为序，以出处、作者、诗题、内容、性质、作用为纲，对魏晋南朝六代正史引五言诗案例进行归纳，并列表如下。出处作者诗题诗歌内容性质作用Ir书帝庾阐从征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传主引诗打
15、情晋书潘岳传潘岳金谷诗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史官引诗叙事晋书周处传周处无题去去世事己，策马观西戎。藜蕾甘粱黍，期之克令终。史官引诗叙事晋书殷浩传曹掳感旧诗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传主引诗-抒情晋书羊昙传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传R引评抒情晋书桓伊传曹植怨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传主引诗I晋书袁淑传范泰赠袁淑诗亦有后出隽，离群颇骞篇。史官i_一戏谑晋书刘毅传刘毅无题六国多雄土，正始出风流。史官引TZ叙事晋书吴隐之传吴隐之无题古人云此水，一欹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史官引诗叙事晋书顾恺之传顾恺之无题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史官引诗叙事晋书郭澄之传王粲七哀
16、诗南登瀚陵岸，回首望长岸。传P-引T讽谏晋书苻朗传苻朗临终诗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己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史官引诗一叙以宋书谢晦传谢世基临终诗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螃蚁食。i叙*1谢晦临终诗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宋书傅亮传傅亮迎大驾诗夙棹发皇邑，有人祖我舟忠诰岂假知，式微发直讴。史官引诗叙事宋书刘义禁传陆机赴洛诗营道无烈心。他人引诗戏谑宋书谢弘微传谢混无题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官i叙事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赠王诱诗邦君难地崎，旅客易山行。史官引诗一叙事逆志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临终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恨我君子志，不获岩
17、上泯。叙事宋书范晔传范晔狱中赋诗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史官引诗叙事宋书王玄谟传宋孝武帝四时诗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狼。鹿酱调秋菜，白醛解冬寒。史官引诗叙事宋书沈庆之传沈庆之宴会赋诗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史官引诗文义之美I宋书索虏传宋文帝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作诗逆虏乱墙场，边将婴寇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史官引诗叙*1北伐诗季父鉴祸先，辛生识机始无令齐晋朝，取愧邹鲁士。南齐书高帝纪袁粲无题访迹虽中宇，循寄乃沧州。史官引诗叙事I南齐书顾欢传顾欢无题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官i叙事梁书昭明太子传左思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传、E引I言志书传柳悻捣衣
18、诗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史官引诗文义之美奉和高祖登景阳楼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梁书刘孝绰传任昉答刘孝绰诗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史官引诗叙事梁书傅昭传虞通之赠傅昭诗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清尘谁能嗣，及尔遒遗芳。史官引诗叙事梁15张率传梁武帝宴会赐诗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史官引诗叙事梁书刘孺传梁武帝宴会赋诗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史官引诗叙事梁书王籍传王籍至若邪溪赋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史官引诗文义之美陈书虞寄传释道擦赠陈宝应诗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入紫微宫。史官引诗叙事陈
19、书江总传刘之遴酬江总诗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下上数千载，扬榷吐胸臆。史官i叙事陈书谢贞传谢贞春日闲居诗风定花犹落他人引i文义之美陈书鲁广达传江总哭鲁广达诗黄泉虽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史官引诗叙事从上表可知，陈寿三国志不见征引五言诗。这绝非偶然现象，一方面是由于陈寿本人深受儒家经学思想影响，故引诗、用诗皆以诗经为准的(28);另一方面，当与五言诗体在当时诗坛创作者少、文体地位不高等情况有关。萧涤非先生在论述建安乐府时曾说过：五言在当时虽为一种新兴诗体，然在一般朝士大夫心目中，其格乃甚卑，远不如吾人今日所估计。(29)倘若我们重新审视建安文坛，就会发现上述判断非常准确。在当时，
20、确实很少有人把写作五言诗看成是毕生不渝的追求或者是出类拔萃的才华彰显。如魏文帝曹丕，他生前最看重的并不是五言诗，而是子书创作。其与吴质书评徐干中论云：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30）典论作为精心建构的一家之言，曹丕对此亦自视甚高，并将其视为日后身名不朽的资本。此番心理，观其于黄初间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31）等史实亦可推知。又如曹植，虽被誉为建安之杰，却一生都在追求“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32）可见即便是功业未竟，曹植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一家
21、之言”的子书著述来予以现实未M尝，而不是将身名不朽托付于新兴五言诗的大量创作，即便他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五言诗人。自晋书（按唐修晋书实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撰晋书为蓝本，此已为学界常识）起，南朝历代正史对五言诗句（篇）皆有所引用。这说明五言诗的价值已逐渐得到史官的关注。详察各书所引五言诗案例，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一为传主本人引前代诗人的五言诗句；一为史官撰写时引传主生平所赋的五言诗句。简而言之，前者引诗目的多在于抒情言志（包括戏谑）,而后者引诗目的则多是出于叙事本身的需要；前者是作为史料的客观存在，后者则完全出于史官书写时的选择裁剪；前者的行为当源自先秦时期即已盛行的赋诗言志传统（如左传引诗等），后者
22、则似源自早期史官的经典叙事模式（如史记汉书引汉赋文本等）的影响。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情形当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引诗类型。赋诗言志的观念与行为在先秦时期十分兴盛。有文化修养的贵族土大夫们常在各种社交场合朗诵诗经中的片段，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止科情形，左传国语等早期典籍中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云：“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既。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朱自清先生在解读这则材料时认为，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33）。据此,则对于赋诗者来说，赋诗行为就是借诗歌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即所谓的“言志；对于听诗者来说，可以借此观察赋诗者的意图，即所谓的“观
23、志。很显然，赋诗言志活动的顺利展开，必得赋诗者与听诗者同时在场，且双方对所赋之诗的内容必然十分熟悉。这一必要条件与上表中所列省专主引前人五言诗的具体语境相吻合。为避免行文烦琐，兹略举一例，如东晋简文帝面对权臣桓温内逼朝廷、朝臣都超又竭力拥护之的政治局面时，歌咏西晋庾阐从征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句，就是默认那超亦熟悉此诗，如此则君臣双方之交流才能得以进行。证之于其余诸例，亦莫不如此。不过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士大夫所赋之诗,几乎都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同时由于诗经在当时及后世的崇高地位，这一传统影响非常深远。汉书艺文志将其总结为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
24、贤不肖而观盛衰焉（34）,充分肯定了诗经的实际效用与政治洞察作用。可以说，赋诗言志是四言诗在当时社交场合实用性的最显著表现。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言诗的逐渐兴起，人们在某些公开场合则会通过选择赋诵前人的五言诗句来抒情言志。这一文化行为在本质上与赋诗言志传统并无不同。而且，人们也还是习惯于断章取义的赋诗方式，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将整首诗从头到尾机械地高歌一遍，只是所赋内容在某些社交场合却变成了新兴的五言诗。这一显著变化对五言诗文体合法化、主流化的获取至关重要。据上表所引，在此时期各正史传记中被传主引用的诗人有曹植、王粲、陆机、庾阐、曹掳、左思、谢混等。在钟蝶诗品序列中，曹植、王粲、陆机、左思位
25、居上品，谢混、庾阐、曹掳厕身中品。可见这些诗人的五言诗在当时流传范围必然十分广泛。此类五言诗文本早已摆脱个人一己之情，以文化符号的形式走向公开化的社交场合，最终成为某种立场、观点、情感的载体。我们似可推测，当时欲通过赋诵前人五言诗来抒情言志的案例断然不止史书所载数例。可以说五言诗体虽较四言诗体为晚出，但其在赋诗言志的功能上已经能够与以诗经为传统的四言诗分庭抗礼。这大概是五言诗文体功能不断得以拓展的最好证明。史字本义，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看法当是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清人段玉裁补充解释为不云记言者，以记事包之也（35）。记事记言是中国古代史官的本职工作，而叙事则是古代史书编撰的重要组成
26、要素。选材客观、立论公正、书法不隐是对良史的基本要求，故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36）对史官而言，最值得信赖的原始材料莫过于传主本人的笔墨文字。这些文字对传主来说有着特定的写作背景，是具体情形下人、事、物、理、情、境的融合。因此为了实现更好的叙事效果，史官在史书编撰过程中往往会引入传主生平的诗文作品来作补充说明。此种方法在史记汉书中即已多见，后来历代正史编撰皆喜因袭。以汉代经典文学样式汉赋为例，史记全文录入者9篇、汉书全文录入者24篇、后汉书全文录入者12篇。（37）另据笔者初步统计，前三史的作者在收录汉赋作品时多立足于文本自身的讽谏（亦作风正）言志说理功
27、能，是描述传主生平思想最可靠的原始材料。然而对于史书作者而言，则始终是以利于叙事为旨归，绝为作品本身的文辞之美。如后汉书边让传云：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38）这或是“前三史所收录汉赋唯一提及文辞如何的TL史官虽对此赋多淫丽之辞表示了反对，但最终仍予以收录，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边让章华赋终之以正的缘故。从上表所列魏晋南朝时期史官引五言诗的情况来看，叙事功能仍然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因素。如宋书谢灵运传篇未引其诗云：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此诗本无题名，谢灵运作此诗本义我们也不得而知。沈约引用此诗，应该是为了替灵运逆志找到某种可靠的佐证。在史官对灵运意
28、图的评判之下，后世学者遂按图索骥，将此诗生发出哀庐陵王之意。如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引清人陈胤倩语云：累仕之后，忽发此愤，诚非情实。然吾谓康乐胸中未忘此意，于其哀庐陵信之。（39）正是出于叙事而非文饰的目的，故史官所引这一类五言诗多非名家、名篇、名句。三、引人注目的历史书写现象通过对上表各史书引五言诗案例的谨慎归纳，我们认为有一种有趣的历史书写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即从南朝刘宋开始，史官在某些传记中引入五言诗的动机，似乎不再是为了纯粹叙事的考虑，很多场合是为了彰显所引诗歌的“文义之美。史官关注征引作品的文义之美而不是终之以正的讽谏劝诫功能，这应该是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史书编写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在南朝后期
29、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梁书柳辉传云：悻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之。(40)又梁书王籍传云：至若邪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为文外独绝。(41)此外，还有史官不引诗歌内容而亦作揄扬者，如梁书文学传到沆传云：时高祖燕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沆为二百字，二刻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42)又陈书陈君范传云：初君范与尚书仆射江总友善。至是总赠君范书五言诗，以叙他乡离别之意。辞甚酸切，
30、当世文士咸讽诵之。(43)如果说史官对五言诗文义之美”的关注还只是一种书写现象，那么此现象反复出现的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更为深刻的社会因素。笔者认为，其间原因大概就是在此时期五言诗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相当重要的“文化资本.所谓文化资本，最早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在其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设。布尔迪厄试图以此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的学术成就的原因(44)。我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其概念定义为指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45)。与此同时，布尔迪厄还指出：任何特定的文化能
31、力，都会从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占据的地位，获得一种物以稀为贵的价值，并为其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46)物以稀为贵原本是经济学中价值规律得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是相对于无限度的社会需求而言的。就中古五言诗而论，这种物以稀为贵”即表现为创作才能的难以获取。如何通过诗歌创作为其才能的拥有者带来明显的利润”呢？笔者认为，作为文化资本的五言诗具有一种文化稀缺性，当这种稀缺性与一定的权力体制的合法认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必然由于拥有一定的符号资本而表现为一定的符号权力(47)。在某些特定的社交场合，诸如帝王、权贵、幕主等参与的宴会或诗会，五言诗创作并非只是一种纯粹的诗歌写作能力的表现，而是与传主的仕途经
32、济密切相关，是他们获取声望进而迈向政治权力场的重要方式。这方面的文献材料在南朝史乘中不胜枚举。兹举数例证之，如南齐书萧颖胄传云：世祖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胄诗合旨。上谓颖胄日：”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将军、安陆内史，迁中书郎。(48)又梁书张率传云：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日：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奏诗，往返数首。其年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49)又梁书王规传云：(普通)六年，高祖于文德殿饯广州刺史元景隆，诏群臣赋诗,同用五十韵。规援笔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诏为侍中。(50)又陈书阴铿传云：世祖尝燕群臣赋诗，徐陵言之于世祖。即日召铿预燕，使赋新成
33、安乐宫。铿援笔便就，世祖甚叹赏之。累迁招远将军、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51）盖此类例证，史书记载尤多。梁书王承传云：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52）据此可知，当时多数门阀土族子弟似已抛弃安身立命之儒家经术，反而转向以文学相尚，因此王承发言吐论才独标时异。显然，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文学表现得比传统儒学经术更有现实价值，对膏腴贵游子弟也更有吸引力。从上引诸例可以推测，文人士大夫擅长创作五言诗的才华若是能得到帝王、权贵、幕主的赏识，则往往会为他们带来社会声望乃至仕途升迁。更有甚者，一些文人还能借此机会而获得仕途超乎寻常的晋升，如梁书刘峻传云：”高祖招
34、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53）此条材料似可为梁武帝赐张率诗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句作一注解。这种社会现象对门阀土族与寒门子弟皆具吸引力，故斯风能大盛于世。正因为五言诗创作在当时与文人士大夫的仕途经济多休戚相关，故史官们才会在他们的传记中用充满艳羡的语调特别强调这种文义之美，而不是对历史事件本甥乍纯粹记录。所谓“文义之美，实际上不仅是社会舆论的导向，也是史官本人的阅读体验。作为文化资本的五言诗，要想在社会交际的不同场域中实现资本价值”的多重转换，最终还是离不开对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的依附。然而幸运的是，南朝历代帝王自宋武帝刘裕以下，爱赏文义、妙善诗赋者颇多。这为作为文化资本的五
35、言诗参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持续的可能性，也成为中古诗歌史发展的独特文化景观。梁书文学传论云：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廷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54）又陈书文学传论云：后主嗣业，雅尚文词，傍求学艺，焕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献上赋颂者，躬自省览。其有辞工，则神笔赏激，加其爵位。（55）刘师培先生早已指出，宋、齐、梁文学之盛，皆由在上者之提倡。（56）此论若专就五言诗体而发，亦不失其通达。三代帝王之中，无疑以梁武帝萧衍诗歌成就最高，无论从其自身创作的成就还是对齐梁之际诗风的影响来看，萧衍都是齐梁之际的重要诗人（
36、57）。萧衍醉心诗文、热衷文章著述尤为史家所称赞。他不仅自己积极从事五言诗创作，而且能通过宴会赋诗、唱和赠答等方式提携同好、奖掖后进，如梁书刘苞传云：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便、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燕坐。（58）那些天赋才能较为突出者，多受梁武帝侧目青睐，恩赏优渥成为土流美谈，如梁书刘孝绰传云：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5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才智偏弱且陋于为诗者，则多遭时人轻视鄙夷，如梁书胡僧祐传云：性好读书，不解缉缀。然每在公宴
37、，必强赋诗。文辞鄙俚，多被嘲谑。（60）善为诗者则“朝野改观，不善为诗者则多被嘲谑，成为时论笑柄。此当为萧梁时代之典型社会风尚。作为一种新兴文化资本的五言诗，正是在梁武帝治下的天监年间（502-519年）成为朝野上下争相摹写的诗歌体式。故钟蝶在诗品序中感慨道今之士俗,斯风炽矣。因而当时文人无论社会出身如何，都试图能更好地掌握五言诗写作技巧。为给膏腴子弟与后进士子”提供准的可依，钟蝶诗品应运而作，其撰写动机当与此社会风尚有关。（61）根据此期史书引五言诗的诸多案例可以推测，文人士大夫唯有尽可能多地占有并利用好这种文化资本，才能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谋求到更多的社会声望和现实利益。当然，文学有其自
38、身的审美独立性，作为纯粹私我化而未参与场域间价值转换的五言诗在当日诗坛亦大量存在。这是我们无法忽视的诗歌史实情。但使独立个体具备社会生活常态的原因，不是其相对于社会的封闭性，而是其对社会进程的多方面参与。而且在作为纯粹私我化五言诗与文化资本的五言诗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二者作为诗歌文本的同源性，使得前者向后者的自由转化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推动中古诗歌在公共生活与私人化之间、在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之间追求某种协调、互动，成为诗歌发展的常态（62）。文本资本所具备的具有隐蔽性，使得诗人的文学才华很容易成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特殊能力，进而在各种文化权力场中实现价值的自由转换。上引柳辉亭皋
39、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等诗句，皆可为证。盖柳、王诸人当日赋诗，或为初始练笔，或为遇物辄咏，初无舍己为人之心，然因其“文义之美而获当世赞誉，即为纯粹私我化五言诗向隐性文化资本转化的经典个案。四、结论及其他从三国志到陈书的六代正史，大致能为我们勾勒出中古社会生活的场景。当此时期，五言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式，经历了从俗体流调到独秀众品”的艰难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因素自然有很多，但其文体功能不断得以拓展则是其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新兴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能很好地继承四言诗赋诗言志的优良传统。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史料，诗歌文本也颇受史官信任。魏晋南朝正史所引大量五言诗即
40、可为证。南朝后期五言诗创作蔚然成风，钟崂诗品序为我们描绘出当时的诗坛盛况。五言诗似已成为彼时士大夫身份与才华的象征。五言诗创作作为一种“物以稀为贵的特殊才能，由于统治者的赏识与社会风尚的驱使，正悄然成为高门子弟与寒素阶层竞相追逐的文本资本。这种文化资本的传递，又成为家族成员之间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文化身份继承性传递的最隐蔽方式。南朝作家的家族化作为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其成因或能从此种文化资本的隐性传递中找到更为可靠的解答。钱志熙：中国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曹旭：诗品
41、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78页。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张朝富：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70页。速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2页。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点校，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18-1019页。张廷银：启功先生论魏晋玄学、玄言诗及玄言诗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QI)葛志伟：东晋玄言诗的第三种价值，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12)许
42、多学者在面对此类问题时都会有这种思维方式，如张朝富先生认为：健安)总计约290首，其中五言196首，占总数的近67.6%,四言54首，占18.4%略多。而且除孔融之外的建安六子，四言诗创作基本上是归曹以前完成的，归曹后的作品几乎都采用了五言样式，可见诗坛一时之发展趋势。五言诗的容纳量及表现力都是四言所无法比拟的，四言文繁而意少，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五言兴盛、四言式微是正常地反映了诗歌的发展趋势的。参见张朝富雅化：西晋诗风的根本成因及其历史功绩,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3)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14)萧子显：南齐书，中华
43、书局1971年版，第826页。(15)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897页。(16)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1页。(17)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95页。(18)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9页。(19)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70页。(20)姚思廉：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72页。(21)王夫之：古诗评选，张国星校点，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22)沈德潜：说诗碎语，霍松林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23)葛晓音：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收入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
44、，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24)田胜利：汉代经学的演变与四言诗的走势，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25)葛志伟：钟崂诗品)与中古五言诗经典谱系的建构，文学遗产2017年第4期。(26)林岗：论引诗,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27)按此处所谓各代正史，指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六部史书，其中三国志考察范围尚不包括裴松之注所引材料。另外，由于李延寿南史较为晚出，目与南朝四部正史多有重合，故此处亦不作考察。(28)参见房锐、谢俊培三国志引诗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29)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萧海川辑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3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1089页。(31)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9页。(3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33)朱自清：诗言志辨，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34)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551756页。(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3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页。(37)张新科：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38)范晔：后汉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