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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字化时代农村新业态与社会分化机制数字化已经上升为国家乡村建设的重点要求，被视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认为数字化将给农业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社会进步提供重要的契机。国家将数字化建设作为政府向农村提供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之一，但是，数字化建设能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以及怎样转换，成为推进数字化乡村建设之后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这里涉及乡村是否具有利用数字化的能力以及谁能利用数字化带来的机会等主体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不仅是出于对乡村振兴成效的考虑，而且是对乡村振兴的推进方式和动力的关注。新的乡村社
2、会分化动力问题社会分化一直是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原因在于社会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变迁现象，也源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尤其是对社会不平等的警惕。社会分化并不一定是社会问题，事实上存在合理和不合理的社会分化。就中国农村变迁来说，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社会分化太小，平均主义盛行，损害了社会公平，严重挫伤了人们劳动、工作和发展的积极性，尤其是禁止个体创业和创新，阻碍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改革开放实际上重启了社会分化，包括乡村社会分化。这种分化首先表现为农民有更多的机会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农村转向城镇、从计划转向市场，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激发了社会活力。不但使农业获得空前
3、发展，而且使乡镇企业得到蓬勃发展，小城镇得以复活和繁荣，这一度被费孝通视为中国农村找到了不需要牺牲农村、农业的农村现代化道路。但是，如此快速的社会分化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社会分化而出现的社会分层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变迁现象。社会学界有一些研究者也展开了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提出了5个阶层、7个阶层、8个阶层、10个阶层、12个阶层乃至17个阶层等的乡村社会分层图景，由此引发了学术讨论。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分化是当时农村社会结构变动中最明显的现象，而农民分化的本质是阶层分化。当时的乡村社会分层研究采用的是积极取向，而不是消极取向。其原因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人口失去了分化和流动的权利和机会，而改革开
4、放后农村人口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他们获得的分化和流动机会都是向上的，是从农民这个阶层分流出来的。农村人口的社会分化实际上大大改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构成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最壮丽的景观之一。当时乡村的社会分化机制就是改革限制农村人口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生产经营体制、产业政策体制、城乡二元体制等），具体表现为农村人口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选择发展非农经济以及从事非农就业等。进入21世纪，社会学对乡村社会分化和分层的关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农村不再如以前那样保持着活跃的景象，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则成为发展热土，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到2007年
5、，城乡收入比扩大到3.3倍左右，达到过去40年的最高点，大量人口继续离开乡村流向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城市，乡村似乎处于相对“衰败”的境况，与城市快速发展相比发展滞后；另一方面，社会分化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似乎在减弱，不论是市场竞争还是教育，乃至考公务员等渠道，似乎对农村人来说都比以前更难了，更是出现农村孩子“读书无用论”的舆论。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规模还不够大，关键在于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民进入中产阶层的渠道并不如以前那么畅通,机会变少，乃至有研究认为“市场机制的缺失让农民富不起来”，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合理的机会结构，农民在这个结构中应该具有市场价格的谈判能力。在我们看来，机会结构就是指农
6、民获得向上流动的一个制度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乃至后来一直涌动的社会分化和流动，就得力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会结构。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这样的制度框架给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民提供的向上流动“红利”不断减少，虽然还谈不上消失，但至少阶层之间向上的代际流动在减少。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新的向上流动源头或动力的出现呢？换言之，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的社会分化动力呢？数字化似乎被一些研究者寄予了这样的期待。“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和普及，改变资源存在形式的同时，也为草根阶层提供展示自我和合理发声的机会和平台，助推流量资源的转移和社会位势的
7、改变。互联网逆转了底层群体边缘化的趋势，给草根等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发声机会准确把握社会地位的数字化重构趋势，利用网络位势对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重塑作用，是改变社会结构，实现社会更大范围内的平等的新动力”，“数据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众多个体数据汇聚而成的流量，成为草根实现阶层跨越的核心社会资本:这些研究发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农村的现状以及未来，数字化会为哪些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特别是会不会改善农村居民面临的机会结构呢？本文调研的农村案例并没有得出与上述研究类似的发现和判断。数字化与乡村新业态数字化乡村建设已经被国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之中，那么数字化在乡村究竟得到了怎样的应用和推广呢？有关数字化
8、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数字化乡村建设的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化乡村建设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推进,涉及乡村治理、乡村产业、乡村文化以及乡村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国家把数字化设施建设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对待。但是，数字化乡村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工程，涉及多方面的条件和要求，特别是农民参与的程度不高，动力不足，能力有限。这里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人在参与乡村数字化建设？哪些人在享用数字化乡村建设成果？哪些人从数字化乡村建设中获益？这些问题与数字化能否成为乡村社会分化的新机制有着直接的关联。数字化乡村建设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乡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发射基站建设、终
9、端提供等；二是乡村数字化阵地建设，比如乡村数字化服务中心；三是乡村数字化治理；四是乡村产业数字化，包括电商发展、智慧农业以及智慧物流、智慧旅游等产业发展；五是乡村文化数字化发展。国家把数字化建设作为向农村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于改善乡村生活质量、增强乡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和交流、提升乡村居民的现代化素质、缩小城乡差距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数字化乡村建设不能带来直接的社会流动机会，特别是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能间接地促进这样的机会，比如有利于吸引外部资源进入乡村,有利于乡村人口到外部寻找发展资源，等等。2021年，乡村居民每百户手机持有量达到了266.6部，意味着一家至少有两个人持有手机。
10、不论是在东部还是西部乡村，都会见到村民包括一些老年村民持有手机，用它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联系，或是给同村村民打电话。但是，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与想象中的数字化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数字化乡村建设是否存在“上面热闹、村民沉寂”“上动下不动”的现象？如何观察数字化建设给乡村社会带来新的社会分化动力？从数字化与乡村新业态角度出发，更容易把握和探讨。对于乡村产业通常有一种广泛的误解，即认为乡村只有农业一种产业。事实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乡村一直存在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不同产业形态。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被划定为仅仅从事农业生产，而非农生产和经营活动被划归给城市，由此使人产生在农村只能从事农业的刻板印象
11、和偏误。事实上，那个时期依然没有彻底消灭农村的非农活动。比如，20世纪70年代，苏南一带小型社队企业相当活跃，与当时国家放宽对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和就地销售的五小企业的限制有直接关联。改革开放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更说明了乡村产业形态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就是乡村社会分化的新动力和新机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城乡产业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研究提出“后生产主义”“农村工业化”“去农业化”“六次产业”等不同概念来刻画乡村出现的新业态。笔者曾提出，当前中国现代化进入了新社会转型时期，其表现不是过去那种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
12、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伦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而是同时出现反向的转变：城乡突破二元结构，出现城中有乡、乡中有城的城乡融合，农业与其他产业也走向融合，出现新的业态。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是数字化。由数字化带动的新业态在乡村已经出现，比如淘宝村、淘宝镇、智慧农业、数字大棚农业、直播农业等，农旅、文旅等乡村旅游经济新业态，以及各类乡村文创，都与数字化紧密关联。新业态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当作乡村振兴的主打方向。新业态与乡村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业态的改变与社会分化和流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工业化之所以影响深远，就在于改变了社会分化和流动的机制和动力。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由工业化打下社会基础，因为
13、工业化诞生了一批现代企业家、管理者以及相应的社会治理群体,还涌现了庞大的工人阶层，而农民阶层开始走向衰落。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就在于它引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了中国社会分层变化，注入了新的社会分化和流动动力。这一切都是通过一定的业态变化作为中介机制产生的。因此，当我们讨论数字化对乡村社会结构有怎样的影响时，我们不能不关注它引发的新业态及其产生的影响。淘宝村和淘宝镇被认为是由数字化与乡村融合而出现的、与传统的农业生产以及集市交易不同的一种新业态。这种新业态在最近十多年内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阿里研究院共同实施的最新研究显示，2
14、022年全国的淘宝村数量达到7780个，较2021年新增757个；淘宝镇数量达到2429个，较2021年新增258个。虽然2022年淘宝村和淘宝镇的新增数量比较多，但是与全国行政村数量（542019个）和乡镇数量（38558个）相比,占比分别为L4%和6.3%,相当小。虽然这里并不以它们作为新业态来分析其为乡村社会分化和流动提供怎样的机制和动力，但是，它们目前的发展状况表明数字化在乡村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那么，数字化给乡村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分化和流动呢？本文着重关注数字化新业态影响乡村社会分化和动力的机制，因此，基于乡村数字化新业态的产业案例做深度的探讨和解剖，更容易理解数字化的影响路径和机制
15、。这些案例分布在东部和西部农村，涉及农业产业化、农旅融合、文旅融合等数字化新业态。虽然手机在村民当中的普及程度相当高，也有不少村民用手机上网购物，由此带动农村快递业的发展，给村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销售提供了机会，但是真正形成新的业态并不是容易的事。乡村出现的新业态多种多样，大多围绕农业生产、生态景观和乡村文化，通过数字化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新业态的参与主体中有普通村民，但是普通村民却发挥不了带头主导作用，能带头且发挥主导作用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村集体、企业、入乡的城市市民以及返乡创业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每个县都会有几个在乡村振兴中亮点突出的村庄。如果经常去某个县，当地
16、会多次安排调研相同的村和镇。它们之所以被当作“范本”示人，是因为当地政府确实花大力气改善了这些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精心打造了一些产业。当然，有少数村庄是因为有了较好的基础，当地政府将其纳入乡村振兴示范村，给予财政投入，使其好上加好。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示范村都离不开数字化建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某村有很长的文旦种植史，从1983年开始就有村民较大规模地种植文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当地政府依托文旦种植，将该村打造成文旦旅游村。该村通过数字化建设构筑了电商平台，将文旦种植、采摘、包装、保存、加工、销售和运输等环节连接起来，并融入了文化和旅游，形成新的产业形态。不仅使种植户获得更
17、多的收入，还吸引了部分外出打工青年回流。这样的新业态是否为打工者、务农者创造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呢？对于回流的打工青年，新业态确实改善了他们的就业条件和状态,但还没有使得他们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而那些文旦种植户从数字化建设中获利最多，他们的生意做得比以前大，但他们依然是“小老板”“中老板”的角色和身份。当然会出现个别回流的打工青年通过努力转变为小老板，而大多数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该村有几十位老板在外经商，他们中也有部分回村投资文旦产业,但并没有借此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数字化嵌入原来的产业，并衍生出更多的新产业，实现了产业融合。在融合成新产业、新业态的过程中，并没有解构原先的社会
18、结构和关系，而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因此并没有拓展出新的社会分化渠道和机制。当然，数字化带来的新业态，并不是完全没有改善社会结构的作用。就像上一个案例所呈现的，外出打工的青年回流在家门口就业，也获得了创业的机会。对于其个人来说，获得了向上流动，但是并没有出现很多青年实现向上流动的规模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化只是在原先的社会阶层结构上促进存量的改善,即完善了原来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让其变得比以前更有弹性。其原因是，数字化带来的新业态发展需要相应的投入，虽然给务工者和务农者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但是他们不拥有新业态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利用这一机会，即便如此也是沿着原先的社会分
19、化和流动机制向上流动。乡村开办研学基地越来越多地成为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从事和投资研学基地的基本上不是乡村居民，而是进入乡村的投资者。他们不仅拥有相当好的经济实力，而且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而参与经营和管理的人员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者，他们至少是大学本科毕业，其中不乏硕士和博士毕业。这样的业态给村民和村庄带来如下影响：一是，带动部分村民兴办民宿和农家乐，实现了他们做小老板的梦想；二是，留住一些村民，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比如一些年纪大的妇女当保洁员；三是，让本村原来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返回村里就业；四是，让村集体有一笔租金收入。当然，一些村民可以自己办民宿和农家乐，成为
20、老板。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数字化技术应用带来的向上流动，在没有数字化应用的其他旅游项目中也有这样的成效。数字化与现有社会分化机制的镶嵌本文关注的是数字化是否给乡村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注入新动能，我们观察和收集到的案例给出了“否定”的回答。虽然案例有限，也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是，这些案例的实际运行逻辑却支持了“否定”的答案，即数字化在推进乡村新业态发展上并没有成为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新动源，而是镶嵌进原先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之中。这背后的机理是数字化的使用并不是无条件限制的，至少需要两个严苛的条件：其一，没有受过一定的教育，就不能自如地使用数字化，更不能将数字化应用于产业发展；其二，需要一
21、定的资本条件，没有资本或者不能获得资本的支持，就不可能将数字化应用于产业发展，尤其是新业态发展。而有一定教育水平和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在社会分层阶梯上已经处于较高的地位，尽管他们可以通过数字化在业态上的应用进一步改善其阶层地位，但是他们并不属于草根民众，也就意味着数字化并没有给草根民众提供明显的社会流动位势。也就是说,教育和资本本来就是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机制，数字化并没有在这两者之外增加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机制，而仅仅是镶嵌进这两者之中，强化了这两者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显然，数字化只有与乡村产业融合，形成新业态，才能成为乡村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的新动源。但是，从事新业态的人需要具备较高的受教
22、育水平和拥有一定的资本实力，这实际上就使得数字化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之动源。就全国乡村而言，数字化的应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并非所有的乡村产业都能与数字化融合，即与数字化融合需要产业本身具备一定条件。比如，产业应有一定的规模，通过数字化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产业需要一定的品质才能获得市场青睐，并不是所有村庄都适合发展文旅产业。因此，并不是所有村庄都可以应用数字化来做文旅产业。数字化与乡村产业的融合是有选择性的。这与数字化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种普惠需要，但是这种普惠需要并不一定能为草根民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和资源，只有与就业、产业结合在一起，才能激发出社会
23、流动的新动源。因此，当为数字化向乡村扩展并为乡村带来发展空间和机会而欢呼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其背后的运作机理，即数字化并不是无条件地给所有人带来这样的机会，而且也没有提供新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而是与原有的机制镶嵌在一起，或者说是附加在原有的机制上，强化原有机制的效果。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结论并不是反对数字化进乡村,并不是认为不需要用数字化手段来发展乡村新业态和推进乡村振兴。我们认为，用数字化来发展乡村新业态，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且乡村新业态的发展是必然的，并不取决于主观意愿，否则乡村振兴就无从谈起。我们得出的这一结论,其价值在于一方面表明，乡村振兴需要各类人才进村发展；另一方面表明，只有从技能培训和金融等方面支持村民参与新业态的发展，才能获得新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机会。后者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现在各地都有此类的政策支持，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对此需要有更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有助于改善目前这种尴尬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