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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題演講摘要講題：讓社會大眾需要心理學主講者：楊國樞發表時間： 10月1日發表地點：中原大學國際會議廳讓社會大眾需要心理學楊國樞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心理學系演講綱要一、 反躬自省，可以知己 (一)台灣心理學發展的四階段1. 萌芽期：心理學是一種附屬品。l台大哲學系、師大教育系、及政大教育系等開授心理學課程。2. 開創期：心理學是一種點綴品。l一九四年代末期，台大成立心理學系。l師大教育系設立心理學研究室。l一九六年代中期，美國著名心理學家Carl Murchison訪台。返美後為文言及“ Taiwan is a military camp ”。3. 成長期：心理學是一種調味品。l師大與政大成立心理
2、學系。l其他公立大學陸續成立心理學系。l私立大學成立心理學系。4. 遲滯期：心理學是一種讀者改進個人適應的必需品，但卻不是一種社會性、集體性的專業必需品。l臨床及諮商心理學l教育心理學l工商心理學 (二)台灣心理學現階段的困境：尚未激起社會對心理學專業的體制性需求1. 經濟發展的退步與落後2. 人本精神的趔趄不前3. 公私機構用人不重專業4. 心理學系教師人數的最小化5. 心理學界的社會意識薄弱6. 心理學界的應用意識薄弱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一) 戰後美國心理學的困境：一九八年代的觀點1. 美國心理學者對自己的研究工作與學者角色的不滿與疏離。2. 美國心理學者感到不為自己社會所需要。3
3、. 美國心理學的理論、概念及研究不免狹隘、瑣屑及意義不明。4. 美國心理學的理論、概念及研究與美國社會的現實問題脫節。 (二) 超脫困境的藥方：改變新世代心理學者的世界觀與學術觀1. 在人（包括研究者）與社會的關係中，人是社會中的人（man in society），而不是人與社會對立（man and society,或 man vs. society）。2. 在養成教育中，加強未來美國心理學者對自己文化、社會與國家的認識與認同。3. 在理論、概念及實徵研究中，儘量注入足夠的文化關懷與社會意義。4. 在理論、概念及實徵研究中，儘量清楚說明其應用或實用的可能方向。5. 在理論、概念及實徵研究中，儘
4、量避免狹隘、瑣屑及意義不明。三、 讓台灣社會需要心理學 (一) 治標之道1. 心理學界同仁多主持心理學通俗演講，多參加相關座談會。2. 心理學界同仁將有關大眾生活與問題的研究成果寫成新聞稿件，寄給中央通訊社及各大報編輯部，以備採用。3. 台灣心理學會針對與心理學相關的文化、教育及社會問題與事件舉行座談會，邀請各報記者出席。4. 台灣心理學會針對相關的文化、教育及社會問題與事件舉辦調查，並舉行結果發表會，邀請各報記者出席。 (二) 治本之道1. 台灣心理學會應設置應用心理學之學術研究獎，特別鼓勵有關應用課題的學術研究。2. 台灣心理學會應邀集有關心理學者（及相關學科學者），商定台灣社會當前最重要
5、的相關實用課題，並分就不同課題，敦請個別學者為主持人。各課題之研究主持人邀請不同心理學系的相關同仁，組成跨校研究團隊，以突破當前心理學系最小化的困境。3. 在各大學心理學系與研究所的養成教育中，加強培養學生對自己文化與社會的關懷與認同。4. 心理學界應提倡與鼓勵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熔於一爐，達到基礎研究中有應用研究，應用研究中有基礎研究。l以基礎研究為本的研究團隊應邀請至少一位應用心理學者參加。l以應用研究為本的研究團隊應邀請至少一位基礎研究的心理學者參加。5. 在所建構的心理學理論與概念中，應清楚闡述其文化意義與社會關聯。四、 結語：創造有用的台灣心理學專題論文摘要(一)發表時間：10月1日
6、13:3015:30發表地點：真知教學大樓1、3樓目 錄主題1-1 工商：工商心理學的社會責任: 從顧問倫理到社會參與 6主題1-2 社心：華人自我的本土化研究11主題1-3 實驗(I)：語言相對論15主題1-4 實驗(II)：知覺19主題1-5 計量：當代IRT的應用(I)22主題1-6 教心(I)：課室目標結構與個人目標導向對學習行為之影響26主題1-7 教心(II)：課程與教學成效30主題1-8 發展：嬰幼兒發展(I)-嬰幼兒認知發展36為什麼不敢告訴你我是誰：不同顧問模式所隱含的溝通設計李志鴻亞洲大學心理學系過去幾十年，顧問業在台灣起起伏伏，不少專家都投身其中，令人驚訝的是，顧問做什麼
7、？怎麼做？如何承擔其責任？如何評價其表現？種種的問題至今仍然未得到適當的釐清。通常，他負責一些面談、調查，或小團體討論，而這些細節常常隱含不同的假定，例如案主本質、協助本質、顧問角色如何等。Schein（1987，1991）將顧問模式分成三類：（1）專家銷售模式（the purchase of expertise model）顧問提供模組化的知識、技能或工具，解決組織的問題；（2）醫病診斷模式（The doctor-patient model）顧問如醫師般的進行組織診斷（diagnostic act），找出造成困境的缺陷或者病因，然後提供專業的建議即處方；（3）歷程諮詢模式（process c
8、onsultation model；PC）雙方協同合作，互相學習和啟發，從而聯合診斷、處方並投入改善行動。由於求助關係的本質，顧問自然地被置於一個高度的位置上以及傾斜的關係當中，因而受到信任他是權威的專家，同時受到質疑個案並不認識而信任他。這是一個經驗中的事實。個案基於自我保護而必須刺探，不斷地透過提問來測定其優越與適任的程度；而顧問為了發展初步的評估，必須探問組織的輪廓；雙方正待真誠的溝通，藉以適當的評估彼此，付託或接受改善的責任。然而，問題正要開始。專家與醫病模式的假定，就是要強化知識、技術與推理、判斷上的優越地位（越厲害的收費越高），而在對權威的認同之下（同時為了承攬方案），顧問不能坦露
9、任何優越或適任不足的訊息。互相刺探與閃躲的過程，至終使溝通變成一種不能告訴你我是誰的低級遊戲一邊企圖遮掩組織的實況，一邊則努力迴避對方評估自己。於是，雙方的努力不是溝通、而是不溝通，不是被了解、而是不要被了解，而那些企圖了解對方的努力，則不斷累積成大量的挫折。歷程模式有相當不同的思考。它將問題解決的機會寄託在協同與合作的作用上，使溝通的深度與效度成為核心的議題；顧問坦承自己的力有未逮，促使成員建立心理契約，而投入了聯合診斷與介入的行動，進而樂於揭露、說明並反映個人與組織的實況。藉由兩個小片段的顧問經驗，筆者嘗試分析並討論這種弔詭（paradoxical）的動力歷程；顯然的，不同模式的顧問歷程呈
10、現完全不同的動力與氣氛。總結而言，一個企圖保持優越而不敢現身的權威者，最終失去了個案的信任與追隨，而一個真誠的坦承軟弱有限的顧問，卻有效的推進了研究與介入，呈現其專業的能耐與智慧。當顧問與案主的價值發生拉扯時：一個在課堂中諮詢關係之案例王思峰輔仁大學心理學系如同OD方案中隱含了一些價值觀，不同的諮詢模式亦隱含了一些不同的價值觀。當顧問與案主的價值觀因不一致而產生拉扯時，那麼，顧問如何自處呢？以資本主義的觀點而言，顧問必須放棄或掩蓋自已的價值，顧客永遠是對的（這本身就是一種價值）；以E. Schein的歷程諮詢(process consultation)而言，顧問則或需要終止這個諮詢關係。然而，
11、當環境條件不允許終止時，顧問又當如何呢？或者，當諮詢領域本身（如：組織發展OD、組織學習OL），就是無法脫離於價值觀時，顧問又當如何呢？本文對這些問題並沒有答案，而是透過將一個課堂諮詢關係的案例呈現出來，尋求一種自我反映，也尋求他人的反映。Rogers（1983）呼籲，我們應當將課堂中的師生關係視為一種諮詢關係。當我們努力嘗試實踐Rogers的呼籲時，某種程度上這同時也在解構既有的社會關係及教與學的模式，解構歷程中伴隨著不慣、不安與焦慮，於是乎一些平日看不到的個人差異開始浮現，學生們選擇了不同的回應策略，也產生出不同的學習結果與課程評價，部分學生經歷某種程度的負面情感經驗、部分學生則經驗了高涉
12、入的正面情感經驗。我們能就此宣稱Rogers的呼籲是錯的嗎？或者宣稱錯的是這個教育系統嗎？抑或宣稱學生不是好學生、或教師不是好老師嗎？如Argyris & Schon所揭示的，個人、群體與組織的學習能力，與其所深藏的不同價值觀（Model-I, Model-II）有極大的關連。課堂的目標就在於學習，當我們視課堂師生為一種諮詢關係而產生解構與焦慮的歷程時，幾乎無可避免的，我們就面對了組織發展與組織學習領域的類似處境：會碰觸到價值觀的拉扯與抉擇。在本課堂案例中，教師後來轉換成以生涯錨定的視框，來面對同學的個別差異與正負面情感經驗。這樣的視框轉換，讓筆者看到與瞭解了更多學生個別的情感與處境，也緩解了
13、拉扯與焦慮，同時也大致符合筆者個人的價值。然而，更深層的學習，或許需要將這樣的拉扯與焦慮本身視為一個議題，師生進一步地共同探究與面對之（但這樣的方案本身卻也涉及價值觀）。促進職場健康：重拾工業與組織心理學遺忘的使命洪瑞斌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根本而言，工業與組織心理學的重要使命有兩方面，包括提昇社會與組織生產力，以及增進組織中人的福祉（well-being）。但在現實情況下，兩者如何兼顧？是否可能兼顧？工業與組織心理學較常用人-組織(工作)契合度觀點來兼顧兩者，除此之外，考察現今I/O心理學家在理論與實務的投入，多數集中於前者。對於人的幸福相關議題之關注，還得藉由能夠提升績效與生產力，才能有正當
14、性，兩者完全不成比例，後者幾乎變成被遺忘的社會責任。近來職場健康心理學（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OHP）成為一個新興而跨學科的領域，它一方面與工業安全與衛生、職業疾病與醫療、流行病學等相關聯，另方一面與工商心理學、諮商或臨床心理學有關。OHP近年的興起其實也與大環境趨勢有關，諸如組織結構劇烈變化，包含組織瘦身（downsizing）、併購、外包（outsourcing）、境外投資（offshoring）等等，使裁員、關廠與資遣盛行，進一步造成工作本質的變化，也就是彈性工作的趨勢，意指在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地點、勞僱關係契約等四者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的穩固不變（
15、Castells，2000）。身處於其中的工作者面臨新的挑戰，快速而持續的變化帶來的不安全感、不確定感，全球化人力競爭、長時間工作帶來了工作壓力與耗竭，這也變成工商心理學的一個重要關照面向。總而言之，職場健康心理學可以是現代工業與組織心理學家參與社會關懷與實踐的一個重要取徑及場域，不應缺席的重要使命。心理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參與：美國經驗 vs 台灣經驗詹昭能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副教授現代人的道德問題已不限於人際間、個人與法律或社會規範間以及自己內在的絕對命令問題，還有對所屬世界的責任問題（Tomaszewski, 1979）。其次國內心理學家絕大部分在大學任教，常被賦予知識份子角色及濟世甚或救
16、世的使命（葉啟政，1992/2001）。基於知識份子的反省與批判性格（葉啟政，1984，1986/1991），也爲今年年會探討心理學家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參與喝采，本文試著以文獻探討與檔案內容分析方式比較美國與台灣經驗，進而提供心理學界積極參與社會關懷研究與行動的方向與原則。從專業倫理的角度探討，心理學家的社會責任涉及與人類福祉有關的關鍵價值，將社會價值融合並應用於專業行為（Clark, 1993）。其次就負責任的對象而言，心理學家直接的社會責任則應指對社區、社會、國家、國際社會或全球、環境(含自然、人文、與社會）等方面應負的責任。至於社會參與就是社會責任的實踐，很多社會、政治、經濟與個人的混亂與
17、不安本質上是心理學的，尤其在健康、教育、社會福利、犯罪與暴力預防以及其他影響人們生活品質的公共議題方面，心理學具有相當的貢獻潛力。心理學家的社會參與可以經由社會議題研究啟發社會大眾或社會行動，也可以親身參與改善社會與提升人類福祉的社會行動。美國心理學界的社會參與較積極與多元，除了進行知識啟蒙的應用心理學研究與心理學應用（詹昭能，2000; Drenth, 1993; Intriligator, & Brito, 1988）外，還有成立NGO團體(例如Psychologist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一己之力投入社會行動（例如William James反對帝國主義
18、與帝國主義戰爭行動）；透過美國心理學會國會獎學金會參與公共政策（DeLeon, 1986)，或直接參與選舉介入政策制定過程(Sullivan, & Reedy, 2005）；參與促進立法行動心理學家委員會（Psychologists for Legislative Action Now），透過競選募款支持心理學家或心理學之友參選國會議員；甚至包括參與有特定立場、以專業立場或以市民立場參與政治行動或草根性組織的激進份子科學行動（Cherry, 2001）。至於國內心理學界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在應用研究方面對於社會問題的探討明顯不足（詹昭能，2000），在公共政策的參與方面主要是接受政府委託進行相
19、關專案研究。至於參政案例十年來也不乏其例，例如吳英璋、曾志朗、黃榮村、陳皎眉等人擔任擔任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也有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例如夏林清（1999）、林文瑛與王震五。至於以勇於批評時政參與社會者則有黃光國等人。另外921大地震後心理學界積極參與災後復健工作，也是很好的社會參與範例。儘管如上所述美國心理學界早已積極參與社會議題研究，並介入公共事務運作多年（DeLeon, etc., 1995; Levant, etc., 2001; Nelson, 1988），學者認為仍有待加強（Braaginsky, 1985/1992; Intriligator, & Brito, 1988; Lev
20、ant, etc., 2001），比起來我國心理學界則顯得相對冷漠許多，可能原因包括：保持價值中立（林文瑛，1993; Braaginsky, 1985/1992; Clark, 1993; Drenth, 1993），心理因素問題被忽略或忽視（Intriligator, & Brito, 1988），心理學家興趣闕闕或努力不夠（Nelson, 1988），以及溝通方式問題（Levant, etc., 2001）。實心理學研究程序的客觀中立，只能確定研究成果的客觀性，無法證成在社會正義方面的價值中立（葉啟政，1992/2001），因此心理學家應該突破價值中立的矜持，勇於實踐社會責任。首先應盡其
21、智慧與經驗，指出與教育人們察覺研究發現對個人與社會的後果，並發展適當準則與防範之道（葉啟政，1992/2001；Drenth, 1993）。其次應認識、期待與反應可能影響專業的週遭變化，以專業可能衍伸的最大社會場域為限（葉啟政，1992/2001；Drenth, 1993; Tomaszewski, 1979），擴大既有角色並觸及新角色，發展與大眾或公共決策者更有效的溝通，心理學的發展才會更樂觀，追求人類與社會福祉的倫理目標也才會更接近。關鍵字：關鍵字：心理學家、社會責任、社會議題、公共政策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概念分析與實徵測量陸 洛沈君珊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本研究採楊國樞 (
22、Yang, 1995) 之個人取向/社會取向建構為理論框架，經由理論分析，意圖釐清東（華人）、西方（歐美）文化中不同的自我觀念內涵，進而概念化並測量現代華人所可能持有的兩套自我觀，謂之個人取向自我觀及社會取向自我觀。研究者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了文化對自我觀念的影響，參考各家學者對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及相關心理建構的闡述，特別是與自我有關的論述(如獨立我/互依我的自我基模)，經概念分析建立了兩套完備有用的概念架構，即個人取向自我觀的概念架構與社會取向自我觀的概念架構。這兩套概念架構又經專家檢核與修訂，成為研究者撰寫個人取向自我觀量表題庫與社會取向自我觀量表題庫的概念依據。這兩套架構都包含兩大項，
23、分別指涉自我觀中有關本體性與結構性的內涵，及有關功能性與運作性的內涵。前者是指自我作為一哲學本體的實在及自我在構成成份上的特性，回應的是哲學層次上的自我是什麼？的問題；後者是指自我作為一心理系統的運作及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功能，又具體表現為處理與他人的關係、與團體的關係、及與社會（含環境）的關係。這兩套架構各有相對應的24細項。依前述之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自我觀的概念架構，研究者循心理計量的程序，編寫了兩套題庫，經預試修正後，再對台灣大學生及社會成人進行大樣本施測，共發出992份問卷，回收874份，回收率為88.10，扣除其中遺漏項過多及有明顯答題傾向者後，正式納入後續分析的有效問卷共計
24、839份，有效率達84.58。以所蒐集的實徵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發現社會取向和個人取向之自我觀的兩套心理內涵皆為四因素的結構，社會取向自我觀的四因素分別命名為：順應情境、家庭優先、自我修養、和社會敏感；個人取向自我觀的四因素分別命名為：獨立、自主、競爭、和一致。據此因素分析的結果選擇題目後，編製成標準化的社會取向自我觀量表（40題）和個人取向自我觀量表（41題）。初步分析已確認兩份量表的信度俱佳（各分量表的值皆在.70以上）；社會取向自我觀四個分量表間的相關介於 .28.50，個人取向自我觀四個分量表間的相關則介於 .16.50，皆屬中低度相關；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各分量表間的淨相關介於 -
25、.02.63，只有順應情境與獨立的相關達.63，為最高，餘皆屬低度相關；社會取向自我觀的四個分量表與既有的互依我測量間的相關較高，而個人取向自我觀的四個分量表則與既有的獨立我測量間的相關較高，初步顯示兩份新編之自我觀量表的區辨及輻合效度俱佳。關鍵字： 個人取向自我觀，社會取向自我觀華人整體自尊與自貶的概念分析及量表建構楊國樞 翁嘉英 許燕 黎士鳴1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心理學系 2,4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3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 楊國樞（2004）從本土化的觀點提出一套有關華人自尊的三面向模式。此一理論性或概念性模式包含三個自尊的面向，即自尊的範疇性、穩定性、及公私性。在範疇性的面向上，可將自尊分為整體
26、自尊與特殊自尊（包括個人取向自尊、關係取向自尊、家族取向自尊、及他人取向自尊）；在穩定性的向度上，可將自尊分為特質自尊與狀態自尊；在公私性的面向上，可將自尊分為公開自尊與私密自尊。這三個面向的自尊可以組合成八（2 X 2 X 2）種自尊。一般研究所測量的整體自尊（global self-esteem）是指一種在公開條件下所測量的特質自尊。此種自尊所代表的是一套超越特殊互動或生活範疇之自我價值（self-worth）的綜合或籠統評斷。自William James (1892)與Horton Cooley (1902)以降，西方心理學所探討的自尊主要是整體特質自尊（global trait sel
27、f-esteem）。到目前為止，西方心理學者所編製之測量整體特質自尊的工具，大約有三個成人用的自尊量表與兩個兒童用的自尊量表。但採用最多者仍屬Rosenberg (1965) 所建構的自尊測驗（Self-Esteem Inventory），所測量的是成人自尊。台灣學者測量成人自尊所最常用的則是此一測驗的中譯本。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編製一套比較本土化的成人用整體特質自尊量表，以用於研究與實務工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們完成了兩項研究。在研究一中，我們撰寫與選用了25個超越特殊互動或生活範疇的題目，其中14個是正向題，11個是負向題。施測對象是台灣大學生744人（男330人，女414人），大陸大
28、學生702人（男333人，女369人），合計1446人。將合併樣本所得資料加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後，獲得正向題與負向題兩個因素。從兩個因素中分別選出最好的題目，編成華人整體自尊量表（13題）與華人整體自貶量表（10題）兩種工具。研究二的目的是檢核研究一所編成之兩種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再測信度、及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檢核內部一致性所用的樣本是台灣大學生744人，大陸大學生702人，合計1446人，再測信度（間隔四週）所用的樣本是台灣大學生127人。檢核構念效度所用的樣本人數則隨驗證效度所選用的其他變項（簡稱驗證變項）的不同而有異。在此研究中，所選
29、擇之理論上或概念上應與整體自尊成正相關的驗證變項有生活滿意度、他評自尊、父母教育程度、及父母收入高低，成負相關的驗證變項有負向情緒與身心症狀。所選擇之理論上或概念上應與整體自貶成正相關的驗證變項有負向情緒與身心症狀，成負相關的驗證變項有生活滿意度、他評自尊、父母教育程度、及父母收入高低。所得各項結果顯示整體自尊量表與自貶量表皆有頗高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再測信度，且皆有大致良好的初步構念效度。關鍵詞：自尊三面向模式、特質自尊、華人整體自尊量表、華人整體自貶量表特質自尊與狀態自尊的關係：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潘君鳳 許功餘 楊國樞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心理學系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心理學助理教授 佛光人文社
30、會學院心理學系講座教授本研究採用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四元論之架構將華人自尊分為四類：個人取向自尊、關係取向自尊、家族（團體）取向自尊、及他人取向自尊。這四類自尊是個人在四種不同生活範疇中表現的自尊，因此皆屬於特殊自尊，但是其互動對象與正面評價的主要基礎皆不相同。楊氏進而提出華人自尊的三面向模式，主張要探討華人自尊可從自尊的穩定性、範疇性、及公私性三方面著手。本研究結合有關華人自尊的上述兩套理論構念，將狀態自尊依據文化差異區分為社會取向自尊（含關係取向自尊、家族（團體）取向自尊、及他人取向自尊）與個人取向自尊，使用本土化的測量工具（1）以華人整體特質自尊量表測量受試者之整體特質自尊，（2）
31、以華人多元特質自尊量表測量受試者之特殊特質自尊，（3）以不同版本的華人狀態自尊之模擬故事問卷測量受試者之整體與特殊狀態自尊，由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兩個角度探討華人的特質自尊與狀態自尊之關係。主要研究目的有三：（1）擴充楊國樞（2002c）的研究，試將狀態自尊區分為社會取向者與個人取向者，（2）探討特質自尊與狀態自尊的關係，（3）探討狀態自尊是否會受到模擬故事所設定之各項條件（故事取向、公私情境、及主角性別）的影響。所得結果如下；1. 狀態自尊是否可分為社會取向者與個人取向者。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整體狀態自尊或特殊狀態自尊都只能抽取一個因素。2. 特質自尊與狀態自尊是否呈統計上顯著的正
32、相關。由相關分析結果得知，成功事件發生時，整體特質自尊高者，其整體狀態自尊的增加也高；在成功事件下的他人取向故事中，個人能力與獨立、人際關係與人緣、家人情感與互動、及社會認同與道德四種特殊特質自尊高者，其特殊狀態自尊的增加也高。在失敗事件下，整體特質自尊、特殊特質自尊分別與整體、特殊狀態自尊沒有顯著的相關。3. 是高低特質自尊、成敗事件、故事取向、公私情境、高低特質自尊、故事主角性別、及受試者性別的不同條件下，在狀態自尊上是否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以整體狀態自尊與特殊狀態自尊為依變項的多因子變異量分析結果中，發現在成功事件中，高低特質自尊、公私情境、及不同故事取向分別在整體狀態自尊與特殊狀態自尊
33、之增加上有顯著的主要效果，但是在整體狀態自尊與特殊狀態自尊之增加上沒有顯著的互渉性效果（interaction effect）。但在失敗事件中，高低特質自尊、公私情境、及不同故事取向在整體狀態自尊與特殊狀態自尊之減少上並無顯著差異。關鍵字：自尊、特質自尊、狀態自尊、整體自尊、特殊自尊、個人取向自尊、社會取向自尊、關係取向自尊、家族（團體）取向自尊、他人取向自尊華人自我複雜度的初探：自我複雜度測量工具的建立孫蒨如中原大學心理系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套適合華人使用的自我複雜度的測量作業。自我複雜度的概念原為Linville(1985)所提出，他認為個體的自我認知表徵是多面向的，個體會隨著其所扮
34、演的角色、或情境等狀況，主觀地去區分自我相關訊息，這些區分類別就是所謂的自我層面(self-aspects)。 Linville認為每個個體所擁有的自我層面數目不同，而各個自我層面之間的關聯性也不同。所謂的高自我複雜度的個體是指該個體自我層面數目多，且各個自我層面間的關聯性低；而自我複雜度低的個體其自我層面數目少，各個自我層面之間的關聯性高。Linville(1985, 1987)的實徵研究中發現，高自我複雜度個體不管在經歷成功或失敗事件後的情緒反應都較穩定，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緒變化幅度也較低。而且相較於低自我複雜度的個體而言，高自我複雜度似乎較能緩衝生活壓力事件對個體身心狀態所造成的影響。Li
35、nville的自我複雜度概念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後續研究中也顯示自我複雜度確實對於壓力的因應及情緒反應有著良好的調節效果（Koch, & Shepperd, 2004； for a review）。但自我複雜度的概念是否可適用於華人呢？筆者認為Linville在考量自我相關訊息的組織及結構時的兩個重要變項：自我層面的數目及層面之間的關聯性，是可一體適用於華人的，但誠如先前提出正向及負向自我複雜度的學者所言，自我訊息的內容也應是考量的重點。 先前的自我複雜度研究絕大多數是在歐美國家進行，其自我訊息內容應與獨立自我建構密切相關，但對以相依我或關係我為主的華人而言，自我訊息的內容應大不相同。因此筆者首
36、先根據華人普遍性的自我概念內涵，發展出一套可以測得自我複雜度的自我分類作業，除了以不同版本施測，希望能將各種自我描述涵蓋周延外，也同時也分別收集不同年齡層的受試者，總計489名。筆者以獨立我向度及相依我向度兩大層面為依據，並參考過去相關的研究分類的方式，嘗試建立轉換歸類的標準及完備的分類架構。在獨立我層面可區分為四個類別，分別是 (1)基本資料(2)穩定自我特質(3)心理特性(4)其他，在這獨立我層面下的四個部分共計涵蓋了14種次類別。而相依我層面也可區分為四個類別，分別是 (1)基本資料(2)穩定特質(3)心理歷程(4)其他， 在這相依我層面下的四個類別共計涵蓋了17種次類別。 最後無法歸類
37、於獨立或相依層面的資料則納入無法區分類別。分類之後將整體自我特性描述（涵蓋穩定特質與心理特性部分）區分為獨立我正向、獨立我負向、相依我正向及相依我負向四種，整體受試者共產生2374個獨立我正向描述、1973個獨立我負向描述、1593個相依我正向描述，及621個相依我負向描述。 因此在新編的自我複雜測量作業中採用的獨立我正向描述詞、獨立我負向描述詞、相依我正向描述詞、相依我負向描述詞之比例為4：3：3：1。其中正向及負向比例約為7：4，獨立我及相依我比例約為7：4。最後筆者以44個自我描述詞為總數，依循上述正負向及獨立我相依我比例，選取16個獨立我正向描述、12個獨立我負向描述、12個相依我正向
38、描述，及4個相依我負向描述詞，建構完成整體的自我複雜度作業。關鍵字： 自我複雜度，測量作業一個活在當下的民族：從語言的用法解析說漢語的人的時間觀念蘇瑞如*、陳振宇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背景：漢語跟英語對於時間的表達最大的不同在於英語有“tense”，而漢語沒有；沒有時態的變化會不會影響說漢語的人理解一個動作事件中某一動作的時間點呢？ 目的：本研究從語言相對論的角度來比較及討論有“tense”的語言（如英語）及沒有“tense” 的語言（如漢語）對於相同的事件發生的時間點的理解及解讀是否會有不同的描述？ 研究方法：本研究設計了18個動作事件（例如：吃香蕉、上台階等），分別拍下每一個動作事件的三個
39、時間點（例如：準備要吃香蕉，正在吃香蕉，剛剛吃完香蕉），並以三個不同的人來做這些動作，每一個動作事件各拍攝有9張照片(三個人X三個不同的動作時間點)，18個動作事件共有162張照片，每一個事件中的9張照片用隨機的方式選出一張給受試者看，要求受試者用一句話對所看到的照片中的動作事件做自發性的描述，因此每一個受試者會看到18張照片(18個事件)，每一張照片代表一個事件中的某一個人所做出的某一個動作時間點，受試者與主試者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實驗，受試者看完一張照片後寫下對事件的描述，然後再看下一張照片，依序進行直到完成18個事件的描述。本實驗共有24位說漢語的受試者及16位說英語的受試者參與。 結果與
40、結論：說漢語的受試者正確描述照片中的動作時間點的平均比例為0.64，而在所有正確的描述中，正確描述準備要做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表示未來)的平均比例為0.57，正確描述正在做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進行式)的平均比例為0.89，正確描述剛剛完成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表過去)的平均比例為0.38。說英語的受試者正確描述照片中的動作時間點的平均比例為0.88，而在所有正確的描述中，正確描述準備要做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表示未來)的平均比例為0.80，正確描述正在做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進行式)的平均比例為0.98，正確描述剛剛完成某一動作的動作時間點(表過去)的平均比例為0.83。在整體的正確率上，
41、說英語的受試者對事件的動作時間點的解讀很明顯的比說漢語的受試者掌握的較好。三個動作時間點的平均正確率分別為：說漢語的受試者：56（準備要）、91（正在）、36（完成）；說英語的受試者：80（準備要）、98（正在）、83（完成）。當照片中的事件為準備要做的動作時間點時，說漢語的受試者的描述中有44的比例描述為“正在做”（說英語的受試者：20），當照片中的事件為剛剛完成的動作時間點時，說漢語的受試者的描述中有63的比例描述為“正在做”（說英語的受試者：16），這樣的結果顯示說漢語的受試者在看待一事件時很容易傾向將事件視為某一進行事件，因為漢語裏有“正在”的用法，而“將要”表示未來也可以從一些準備動
42、作中看出端倪，但是漢語裏並沒有所謂的過去式的用法，因此說漢語的受試者對剛剛完成某一動作的描述沒有辦法掌握的很好。由此看來，說漢語的人的時間觀念似乎較傾向於現在，是一個活在當下民族。關鍵字：關鍵詞：時間的認知、跨語言差異、時態、語言相對上下古今、承前啟後：探究不同語言裡，對時間的思考方式蔡依恬*、陳振宇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研究背景與目的 我們所說的語言是否會影響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以時間為例，說中文和說英文的人在表達以及理解時間的時候，都是以空間譬喻方式進行。英文中偏向採用水平空間的譬喻方式（例：The good times ahead of us.或是You should push dea
43、dlines back）;而中文兼採水平與垂直的空間譬喻（例：前幾天發生大地震、後天我就要去台北了、上個星期我生病了、下個月她就畢業了）。這種譬喻方式的不同，是否會造成說英文的人和說中文的人對時間的理解方式產生不同？Boroditsky（2001）的研究發現，說中文的人似乎傾向用垂直的方式來思考時間，而說英文的人則傾向以水平的方式處理。不過由於Boroditsky的實驗只用了一種時間單位（月份），其研究與結論是否可以類推至其他的時間單位（日、季節）上，不無疑問？加上本研究所進行的漢語語料調查發現，說中文的人使用水平（前/後）空間譬喻時間的頻率大於使用垂直（上/下）空間譬喻時間的頻率。因此，本研
44、究認為Boroditsky的實驗與結論有必要重新檢驗。研究方法 本研究參考Boroditsky（2001）的材料以及程序，將原本Boroditsky設計只有月份的目標句，細分成三種不同的時間單位日、月、季節。實驗中，讓受試者先看兩張水平或兩張垂直的空間圖片與句子，並作是否的判斷（如：The black worm is ahead of the white worm.或The black ball is above the white ball.），這是用來促發水平或垂直的空間處理。接下來再讓受試者對一個有關時間的目標句（如：June comes before August.或Monday co
45、mes later than Wednesday.）作是否的判斷。所有的句子都以英文呈現。受試者的反應時間為本實驗的依變項。如果受試者以水平的方式思考時間，則其反應時間在水平的促發狀況下會比在垂直的促發狀況下快；反之，如果受試者以垂直的方式思考時間，則其反應時間在垂直的促發狀況下會比在水平的促發狀況下快。結果與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包含月份這個時間單位的目標句，說中文的人的反應時間，在垂直的促發狀況下比水平快，故是以垂直的空間方式理解時間；而說英文的人的反應時間，是在水平的促發狀況下比垂直快，故是以水平的空間方式理解時間。就另外兩種時間單位日、季節的目標句而言，說中文的人的反應時間仍是在垂直的促
46、發狀況下比水平快，故確實是以垂直的空間方式理解時間；不過說英文的人的反應時間則不一定是在水平的促發狀況下比較快。綜合本研究的結果可知Boroditsky的研究發現與結論恐未能遽信，時間單位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重要變項。關鍵字：時間、空間譬喻、中英文、時間單位、語言相對論語言影響認知：中文與英文動作事件敘述句之比較分析研究莊郁諄*、陳振宇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面對形形色色的外在世界，人類發明了語言將事物標籤化，當人們說出事物名稱時，也同時賦予它一個意義。不同的語言之間不僅有共通性，亦有相對性。語言的共通性係指人類語言中的語法與詞類大致類似；而語言的相對性則係不同的語言對於相同的事物會有不同的說法。語言之
47、間的這種細微差異，導致學習不同語言的兒童對外在的客體世界建構出不同的概念，此概念結構進而形塑其認知基模，因此學習不同語言作為母語的人類會發展出不同的認知。因此當人類使用語言陳述事件時，並無法忠實客觀地呈現事物的完整概念，每一種語言都會有某種表達思考的傾向。為了驗證語言確實會影響認知，方法之即是探討不同的語言之間是否確實具有相對差異性，亦即以不同語言作為母語的人類描述相同的事件時，其陳述的方式是否有差異以及有何差異。為驗證語言相對性，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中文與英文表達動作事件（motion event）之敘述句是否有差異以及有何差異。此外，當前研究對於中文所屬之語言類別眾說紛紜，因此本研究目的之二在探討中文應類屬於Talmy(2000)指稱的Satellite-framed languages、James H-Y. Tai(2003)指稱的Verb-framed languages或Dan I. Slobin（2004）提出的Equipollently-framed language。在研究材料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