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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兼论说卦、帛书易之义及汉代式盘的方位观杨济襄：作者简介：杨济襄（1969-），台湾彰化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文学博士。现为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春秋学、礼学、易学。著有【秦汉以前四方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研究】（硕士论文）、【董仲舒春秋学义法思想研究】（博士论文）、荀子政治思想与其礼论的关联、春秋繁露之公羊义法探析、孟子政治思想剖析、董仲舒春秋学中的诠释方法与思维方式，近年来闗注晚清经学史议题，持续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发表通义与异议：孔广森对公羊学关键论题的统筹与澄清、凌曙注春秋繁露奉本远外近内说之商榷、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灭国词义论释之商榷、龚自珍春秋学的经世特质及理论架构、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对公羊学的扩充与新诠一系列学术论文。2004.08.25-29前往中国广州参与第六届两岸中山大学中文系学术研讨会发表孔广森公羊通义与何休公羊解诂释经观点之异同。除经学研究外，亦投入台湾礼俗之田野访查实务，于高雄中山大学开设生命礼仪与文化诠释课程，获得台湾教育部补助设置生命礼仪与文化诠释专门网站：http:/yangy.chinese.nsysu.edu.tw/932life 。提 要周易之方位观，因为经、传成书时代的不同，而反映出四方与八方的两个方位体系；经的部分，坤、蹇、解三卦的卦辞，呈现的是在四方阶段的方
3、位观，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实有文化史上方位象征之意义，不该只是以占卜偶得之雷同视之。传的部分，说卦传有八卦方位之说，说卦传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并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长演化的系统；对照出土文物：汉代式盘、帛书周易易之义，与今本说卦传，我们可以得知，说卦传方位的探讨，对于周易的理解，同时含有文化史及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辞：四方、八卦方位、说卦传、帛书、式盘、汉代、五行壹、写作缘由周易本来是周代通行的占筮书，内容包括卦、卦辞、爻辞，庄子天运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可见，到了战国后期，这本占筮书就已经在经书的行列中，汉书艺
4、文志载易经十二篇，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可见汉代所谓易经已包含经、传二部分。此外，在易纬乾坤凿度也载有十翼的称呼：（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几教，作九问、十恶、七正、八叹、上下系辞、大道、大数、大法、大义；易书中为通圣之问，明者以为圣贤矣。但是，由前后文意可看出，其所谓之十翼，篇名与今本所谓易传（易大传）之十翼并不完全相同。今本号称十翼的易传为彖、象、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其中彖、象、系辞三传各分上下篇，其余则每传一篇，故传有七种，实为十篇。这种说法始见于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第六论夫子十翼：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
5、：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从此说。今本所谓易传之十翼究竟成于何时？史记孔子世家曾指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见唐代孔颖达所提到的十翼，也就是今本易传的若干篇名，在西汉司马迁的时代已经存在，但是在史记的这段文字只提到五种易传，其余两种：序卦传、杂卦传却没有交代。世传易传的作者是孔子，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由欧阳修提出异议，他在易童子问：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七十八，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元刻本）台北：商务，1967。中说：童子问曰：
6、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欧阳修以后，关于易传作者的问题，陆续有人提出来讨论。近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李镜池、高亨诸位先生都加入了讨论的行列：参见钱穆易经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1966）。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顾颉刚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古史辨第三册，台北：蓝灯，1987）。李镜池易传探源，（周易探源，北京：中华，1991）。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山
7、东：齐鲁书社，1979）。，他们一致否定孔子作十翼的说法。朱伯昆先生在易学哲学史认为：易传非一时一人之作。他从思想上作了详细的考订，指出：易传的主要部份成于战国中后期，即以易传中最早产生的彖传而论，也当成于孟子、庄子之后（P42）。戴琏璋先生在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则考定：易传作者为战国末至汉初的儒者，其思想主要渊源于易学与儒学之传统（P37）。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里也认为：从易传中保留的不少子曰云云的言论，以及大部分内容所反映的浓厚的儒家思想，似可说明作者当属孔门弟子们，而创作时代当在春秋、战国之间（P38）。尽管学者们对易传之成书时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却可归纳出一个事实，就是：今本周易的
8、经与传在成书时代上有一段相当的睽隔。正如张善文先生在周易漫谈所云：周易六十四卦经义和易传十篇的思想，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其内容与价值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纔能得出全面的、科学的结论（P41）。易传的哲理无疑提供给我们解经的许多方便，但是，这二种不同时代的产物，其所代表的文化背景是否已经有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我们援易传以解经义，是否有所影响？因此，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更了解周易经、传的意义，在易学史的研究上，更有厘清的作用。本文对易传以八卦去解释方位感到好奇，八卦与方位，其占卜的吉凶结果是不是经得起科学的验证，这不是本文所关心的；本文所在意的是，易传
9、在诠释八方卦位时，其思维方式是否可以反映易传成书时代的若干思想特征？还有，在周易经文中，坤卦、蹇卦、解卦，这三卦的卦辞都提到方位的吉凶，易传对八方卦位的诠释可以用来解释这三卦的卦辞吗？卦辞中对方位利与不利的判断，在我们探究周易的方位观时，能提供我们哪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在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明确对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单卦分别配以不同的方位，号曰八方卦位（宋儒邵雍称为后天八卦），说卦传对八卦与八方的配属有一套思维的方式，并且在传文中对这种配属关系加以解释与说明；此外，向为宋儒指为先天八卦的说卦传天地定位章，其影射的方位观念，显示与后天八卦有不同的方位配属，在帛书周易出土之后，再度引
10、起热烈讨论。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早已为后代术数家所沿用；但是这段文字却不见于帛书周易。帛书周易易之义存有与天地定位章相似的文字。有关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乃至今本说卦传的二种方位图，这种种的疑问，便是本文写作的导引线，比对帛书周易、以及出土汉代式盘上八卦方位的解读，透过资料的搜证，本文希望能对周易经、传的方位观念，作文化史与学术史上的厘清。贰、四方与八方周易经、传中的二个方位体系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从观测太阳的运动（视运动）而产生的。从无方向观念，到有方向观念，又逐渐发展出二维、四维、六维、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古人对大地方位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也许以现代人的
11、立场觉得平平无奇，在考古学、人类学、文化史等研究角度看来却拥有深切的探讨价值。在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之前，上古先民必定只能靠视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即太阳升起的方位以及下落的方位，甚至感受到太阳所带来的温度变化，是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的。何新先生在神秘数字八卦与九宫便提到上古这种二方位的大地观念，是与在季节上的二分位相对应：他所指的季节二分法，是太阳在北回归线、赤道、南回归线之间的移动，因太阳照射地球角度的不同而产生二分二至的变化，其中，最能令人感受到季节移易、温差变化的，当属春、秋二季，在时令而言便是春分、秋分。详见：何新，诸神的起源，台北：木铎，1987.06初版。页257。，于省吾先
12、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199304三刷。页124。但是李学勤却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四方风名的解释，总是和四时分不开，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李学勤集，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1989。）中也说：甲骨文和山海经均没有四时的说法，尚书尧典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合。应该指出的是，商代的一年为春秋两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当作季名用，两者有时对贞。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两季制，到了西周后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为四时。季节气候的改变与太阳光的位移有关，而先民的方位观就来自于对太阳移动位置的观察，所以中国上古时期的空间观念
13、比季节观念的发展要来得早，殷人已有东、南、西、北的观念，例如卜辞已有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卜通三七五）的记载。所以坤、蹇、解诸卦的卦辞出现东、南、西、北等方位词，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卦辞所云之西南（东北）是指西南（东北）一隅，或是指西、南（东、北）二方？这就牵涉到四方、八方两种方位观的问题。甲骨文的时代已有四方，但尚未有八方之方位观念，从传世文献来看，八方的出现皆在较晚期的资料上，例如：十三经中的尔雅、礼记、周礼：礼记乡饮酒义指出：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14、。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以道德配合气化论，来阐释方位的意义，气之所生的西南、西北、东南、东北是所谓的四隅，合之以东、南、西、北四方，即是八方（四方、四隅）。尔雅中所出现的八方概念，则是用以列举各地的物产之宜。尔雅释地云：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尔雅提出宫室四隅
15、之名称，可见当时方位观念已普遍运用在生活之中。另外，尚书禹贡虽然记载了九州的地理位置及土宜，但未言及方位，周礼夏官职方氏指出九州的方位，以正东、正南、正西、正北、河南、河东、河内、东南、东北为九州之画分，却非完整的八方叙述。，至于诗经、左传、尚书等，皆只见四方观念之列举，又如：在诸子集成中，八方不见于先秦诸子之文，而仅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中出现：吕氏春秋有始览及淮南子地形中均提到八风，根据四方四隅，对于不同方向的来风予以不同的命名，所以，八风是指八方之风；在解释八风时其实脱离不了八卦方位的关系，高诱注解吕氏春秋有始览的八风，即释之为八卦之气生风，在注释淮南子地形之八风时，则更进一步指出：东
16、北炎风，为艮气所生；东方条风，为震气所生；东南景风为巽气所生；南方巨风，为离气所生；西南凉风，为坤气所生；西方飂风，为兑气所生；西北丽风，为乾气所生；北方寒风，为坎气所生。这种将八卦和八风配对所依循的八卦方位，是本自易说卦传而来的，在说卦传里，八卦分别有对应的方位。至于列子向来被学者视为伪书（如：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即痛陈列子之伪），故本文在此亦不视之为先秦诸子之文。所以，我们有必要正视易经的经、传在时代上早晚区隔的问题，卦辞所言属于经文，应是八方概念尚未成形的时代，因此，本文主张西、南得朋、利西、南，应是指西方与南方，而不是指西南方一隅，东、北丧朋、不利东、北，应是指东方与北方，而不是指东
17、北方。参、周易经文中的方位休咎东、南、西、北四方被贴上吉凶悔吝的诠释卷标，是见于周易，坤卦卦辞云：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蹇卦卦辞也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又解卦卦辞亦有云：利西、南。三处直接言及方位休咎的经文都是以西、南为利，而其中二则又以东、北为不利：除了此三处之外，周易经文中出现方位词的，还有小畜卦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随卦上六：王用享于西山、明夷卦九三：明夷于南狩、升卦卦辞：南征吉、小过卦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既济卦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诸条文字，然而这六则文字的方位词只是说明方位之形容词，各有其形容的主语；并非如上引三则卦辞之
18、直接占卜方位为利、不利，所以本文探讨周易经文所言之方位休咎，仍以上引之坤、蹇、解三卦卦辞所述为主。，我们虽看不出方位与休咎的配合，这其中有什么必要的因素，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占卜问筮用的易经已经把方位列入吉凶悔吝的考虑要件。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若以卜筮的立场来看，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样的答案，不过是机率偶合罢了；但是若进一步了解先民对于方位的感受，其实是缘自于生活里的实际需要，那么，对于何以周易经文中言及方位休咎的卦辞，都同样以西、南为利，东、北为不利，其中也许有某种奥妙存在，这是本文所感到有兴趣的。人类基本的空间方位概念，起源甚早。如：云南、四川两省的少数民族普米族人，没有文字，却有表
19、示数字、占有、和方位（与空间识别相关）的符号：严汝娴，普米族的刻画符号兼谈对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的看法，考古，1982年3期。显然这些符号是因为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于该族的系统文字之前。李景源先生在史前认识研究：李景源，史前认识研究，长沙：湖南教育，1989。页293-294。中便说明：人类社会所有的方位观念，在起初都是与自然现象和环境相联系而产生的。以太阳的升落定方位，是各原始民族共有的特征。较早出现的方位概念是东方和西方。南、北方位观念的产生，却和每个部族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直接和太阳出没相关的方位是东、西二方。而南、北二方观念的产生则是与居位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最直接的因素便是气侯、
20、温度的影响。以黄河流域而言，北边是干冷的蒙古高原，所来的是阵阵酷寒呼啸的疾风，而南边则是湿度适宜、暖意盎然的熏和气息，先民的生活起居受气候、环境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若追溯这种自然地理环境的背后因素，以今日天文学的观点分析，气候的变化实来自地球绕行太阳，太阳照射地球的角度位移所致。在中国传统的天文学里，古人为决定一年的季节，乃观察昏旦中星的位置、朝出东方和夕没西方的星星以及日月交会所在的星宿，即以一定的星象作为标准，这种用来作为标准的星象，被称为辰。上古先民曾用以作为辰星的，有参、大火、北斗、日月交会、太阳等等。我国古代虽然昏星、晨星并举，而大体着重昏星。夏小正指明初昏时候斗柄（指北斗星）方向
21、和时令的关系：夏小正是大戴礼记的篇名，记载每月的物候，详明生物随节候的变异。如草木的春生秋枯，昆虫之冬蛰春发，候鸟之随气候而来往等，它载有正月，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言斗柄者，所以着参之中也。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1992.01三刷，页29、40。；鹖冠子更明显地指出古人借着黄昏时候斗柄方向来决定四季：详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一册，台北：明文，1984.02初版，页32。鹖冠子是周代楚人，姓氏不详，隐居幽山，以鹖羽为冠，因以为号，著书十九篇，名鹖冠子。姚际恒伪书考谓汉书艺文志所载只有一篇，今本是后人所窜伪者，载有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
22、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根据卢央、邵望平二位先生在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卢央、邵望平，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北京：文物，1989.12一版一刷。所言：人类最初的方位概念如何，成于何时，我们虽难于确切地回答，但却可以有把握地说，东、西、南、北四方概念绝不会出现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即刚刚脱离动物界的时代，而是人类智能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的复杂化及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才出现了通用于广大地域中确定空间位置标志的社会要求。广大地域中空间位置的确定，是以观测太阳、日影来定方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的升落与人们的生活
23、是关系密切而又最容易观察的，透过天体星辰的观察，方位往往也成为季节气候冷暖的象征。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有了相当的原始农业，黄河流域种植了粟，长江流域栽培了稻（参见注12），对季节的掌握，是开发农业的要素；对太阳的观察则是判别季节的重要依据之一，农业的出现，要求人们掌握季节，不误农时，亦即掌握由地球公转所引起的自然界周期性变化的规律，通过种种看得见的表象，如：物候的推移、太阳的升落、日影的短长以及斗转星移等来逐渐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在卢央、邵望平，云南四个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情况调查报告，（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北京：科学，1981）曾指出在滇南民族的拉祜语、哈尼语、佤语
24、、基诺语中，东方均为日出，西方均指日落。在这些民族中，南北两向的概念很淡薄，或者说尚未形成没有形成与东西向垂直的明确南北两方的概念，也许是因为这里纬度低，仅管有些民族能以某些星辰的出没来定季节，但却缺乏以星辰定方位的知识。在王胜利、邓文宽，鄂伦春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中（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北京：科学，1981）就指出在我国北方纬度较高地区的民族（如：鄂伦春人）就能以北斗星来定北方。中国仰韶文化彩陶：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文物1978年9期。、大汶口文化陶文所出现的太阳形象，反映了先民的太阳意识。陕西半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北京：文物，1963。、姜寨：西
25、安半坡博物馆、临潼县文化馆，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演示文稿，考古1973年3期。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5期。、山东大汶口：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北京：文物，1974年。、江苏大墩子：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等新石器时代墓地，都有头向西或向东的葬俗，方位幅角皆与当地二至日日出或日落与正东、正西相差不超过20度角，江苏刘林：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2期。、北阴阳营：南京博物院，南京市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1期。新石器时代墓地头向则
26、偏北，方位幅度在当地二至日日出地平夹角与正北方的90度范围内。何以墓葬的头向会有一致朝某方向的情形产生呢？不同的部族基于其原始信仰、社会习俗也许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并不在此，而在当时人们何以在数百年间能使墓葬方向沿袭不变，始终如一？卢央、邵望平在考古遗存中所反映的史前天文知识曾讨论此问题：同一墓地上墓葬排列有序，方向大体一致，可能有多种成因。如一些民族把墓地辟在山坡上，死者的头向多朝向山头，这可能与山的崇拜有关，或仅仅是地形所使然，有些墓地附近有固定的标志，或有可见山峰，或有神树，或有宗教建筑，人们把死者的头向对准这些崇拜的对象，这样也可以在一片墓地上形成整齐的墓列，并形成向心
27、的扇形排列；还有一种可能是早期墓葬在地表上留下了封土或其它纪念物之类的标志，后死者的埋葬就依照前者的可见标识来定向挖穴。然而，本文所列的几处墓地的情况，并非如此。，认为墓地附近多无可见的高山，即使有山，也明显与墓向无关，各墓地的头向均不作扇形排列（可见非依单一标志而立向），并且都有后期墓压叠，打破前期墓的情况，如在大墩子等地墓葬压叠竟达五层之多，说明早期墓并未留下显示方向和位置的标记，因此，可以推测另一种可能，便是当时已有了方位概念和依天象定方位的办法；再从古代建筑和其它遗址来看，半坡遗址发掘出位于广场北部的四十余座建筑遗址，绝大部份出入口偏向西、南，半坡建筑有门无窗，出入口兼作日照采光之用，
28、为避免冬季寒凛的冷风，门以西、南向为宜，并且考虑了日照采光的最佳方位，因此，房屋选择了冬季日气温最高时的太阳方位为门向。原始居民对建筑方位并不是由科学计算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经验和营造实践，所做出的较合理的设计，尽管当时或许尚未有四方、乃至八方的方位名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之中，已经包含了对太阳周年视运动规律的一定程度的了解，表明当时人们在日影指示下，对空间方位的安排，在位向上有一致性，因为气候、耕作等实际需要，他们一致迎向和煦的方位-即后来方位名称中的西南区域，而背弃冷冽的方位-即后来方位名称中的东北区域。肆、说卦传八卦方位的呈现以哲学的论点来诠释八卦方位，文字明确见于今本周易说卦传帝出乎
29、震章，这段文字即宋儒邵雍所谓的后天八卦。关于今本说卦传，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云：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之所为也（P182），其内容不只说出八卦的形成和性质，并以八卦象征八种自然现象，以八卦配四方四隅方位而衍生出八方，同时也依照八卦方位与特性，加以解说卦象和卦义。然而，除了帝出乎震章所明确指出的八卦方位之外，今本说卦传天地定位章，也就是宋儒邵雍所谓的先天八卦，虽然没有明文联结八卦与方位，其实也在图式中隐含了八卦的方位。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早已为后代术数家所沿用，但是这段文字却不见于帛书周易；向来被指为先天八卦的天地定位章，其影射的方位观念，与后天八卦有不同的方位配属，在帛书周易出土之后，
30、再度引起热烈讨论，帛书周易易之义存有与天地定位章相似的文字。帛书周易易之义：天地定立，山泽通气，火水相射，雷风相榑，八卦相厝。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故易达数也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08，P461-462。李学勤先生认为：以帛书与传世本周易各本对校，卦爻辞的异文，大多属于文字通叚，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帛书经文的特点，在于六十四卦的排列次第，也就是卦序。传世诸本都是始于乾，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始键（乾）终益，卦序完全不同。论述帛书周易的几篇论文，都指出帛书卦序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易卦由阴阳两爻构成，本来蕴含着阴阳说的哲理，故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但传世本经文的卦序，却很
31、难找出合于阴阳说的规律性。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周易经传溯源，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08，P204。李先生明确指出：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因此在文献时间的判定上，李先生认为：帛书卦序不会早于传世本卦序，理由很简单，如果周易经文本来就有像帛书这样有严整规律的卦序，谁也不会打乱他，再改编为传世本那样没有规律的次第，而序卦传也用不着撰写了。事实只能是，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同上，P206）帛书周易是文帝初年写本，因而和序卦不妨说是并存的。长沙和淮南两地晚周
32、时同为楚境，这又表明卦序不同的两本周易在当时都在这一地区流传。不能因为帛书在长沙发现，认为楚地的周易都是帛书这样的本子（同上，P207）。笔者以为，李先生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而改编经文是相当有价值的立论，虽然李先生此言是针对传世本与帛书本的卦序而发，这种体认却有助于理解今本说卦传何以有二种八卦方位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释帛书周易易之义何以存有天地定位章，却不见后世术数家惯用的帝出乎震章的疑义。周易始终未脱离占筮的本质，基于占筮技术层面的钻研，周易经传传世本、帛书本等不同版本的文字，正是反应易学者占筮技术的历史纪录。坤、蹇、解三卦卦辞所指涉的方位，经文原义的解读应是在四方观念下的指称，也就是西与
33、南，东与北，而非四隅中的西南与东北。但是在八方概念下的后世术数家，特别是在汉代易学家理解下的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利西南，不利东北等卦辞，其诠释与理解的方式，就未必谨守四方的素朴观念。周易经传方位观念的探析，之所以具有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而不只是探究经文原义该如何解读，其原因即在此。虽然，汉墓出土帛书本系辞传中有今本说卦传的部分文字（即学界所称之易之义），无论今本说卦传该如何切割？有哪些该原属于系辞传？这些质疑都不会动摇到，说卦传中的一部分，在汉初已经存在的事实，史记孔子世家（见前文所引）已经将说卦传列入易传之中。李学勤先生认为，传世本与帛书本两个版本的周易，晚周时应已同时在楚地流传。朱伯昆先生
34、在易学哲学史也指出：今本说卦传中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顺性命之理的句子，而道德、性命连称，显然是战国后期的作品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一卷易传及其哲学，北京：华夏，1995，P53。今本说卦传帝出乎震章所示之后天八卦方位是，以震生出万物，配东方；巽洁齐万物，配东南方；离光耀万物，配南方；坤养万物，配西南方（传未明言）；兑悦万物，配西方（传未明言）；乾使阴阳相薄，配西北方；坎劳万物，为万物之所归，配北方；艮成就万物，配东北方：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
35、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乎艮。值得注意的是：在帝出乎震章中，方位之说其实缺少了西南方和南方，而坤卦和兑卦在配应说法中也少了方位之配属；既然传未明言，我们何以知道坤卦是西南方而兑卦是西方呢？这是由于说卦传文中提到兑，正秋也配四时之义（其余诸卦皆未配言四时，只有兑卦提及），如果合以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所载，战国中期以来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四方的说法，我们可以发现，兑卦既配属正秋，在五行说中，正秋又配属西方，若将兑
36、卦放置于八卦方位中的西方，则剩余的坤卦自属配于西南方，那么八卦方位即可合而无缺。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卦传八卦与方位的相配，与四时方位的配应有关；而四时与方位的关联，又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阴阳五行说盛行以后的产物。从说卦传本身来看，它是从宇宙观的立场来发展方位之说，根据八卦的基本物象来构想天地间八种自然物互相配合，产生神妙的作用，促使万物生成发展。说卦传并企图说明八卦在万物生成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与八卦所象征的八种物质有关，八卦之方位虽然受到五行系统中四时-方位配应的影响，但是，说卦传对八卦方位的解释，架构于八卦的取象上，自有其思维理路，而有别于五行系统；事实上，八卦所象征的八种
37、物质：乾天、坤地、巽风、震雷、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不尽然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合；说卦传试图架构起宇宙万物生化的系统，由八卦象征所进一步呈现的空间观念，我们见到了缘由于宇宙观而来的方位图说。说卦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上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又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八卦所象征的自然物对于万物的生成有重要的作用。不过，八卦与方位的序列关系是在怎样的基础上产生的呢？关于这一
38、点，说卦传本身并没有提出强而有力的说法，说卦传既认为八卦与万物变化有关，是不是只要以万物变化为枢纽，就可以把八卦与方位联系起来了？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春雷一响，大地复苏；而雷是震卦的卦象，自然就可以推演出万物出乎震的说法，万物出是春季的现象，五行系统中春配东方，那么震代表春季，属于东方之卦便可以理解了；万物仰赖日以烜之，而燥万物者莫熯乎火，火是离卦的卦象，燥万物又是夏季的现象，夏配南方，那么离代表夏季，属南方之卦也可以确定了；西汉孟喜有卦气之说，其理论来源便是说卦传的八卦方位和礼记月令中关于四季配四方的说法。按孟喜之说，以震、离、兑、坎为四正卦，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方，此四正卦分别主管二十四
39、节气中的六个节气，由冬至到惊蛰为坎卦用事，春分到芒种为震卦用事，夏至到白露为离卦用事，秋分到大雪为兑卦用事。一卦六爻，四正卦中的每一爻又分别主管一个节气，四卦的初爻分别主管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如此一来，四正卦的二十四爻就与二十四节气相配，以此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我们可以确定，八卦与方位的搭配关系应是与四时节候有关，所以孟喜亦循此立说，后世象术派易学讲卦气，对四正卦之说多所继承与发挥，也是本着四时节候去解释方位与八卦。然而，四时节候如何与方位产生关系？又如何和八卦相应呢？新唐书卷廿七载释一行卦议引孟喜之说曰：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
40、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正南，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地下，积而未彰，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则群阳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四时节候与方位的关系，来自于北斗斗极的指向，北斗斗柄随着四时春、夏、秋、冬有东、南、西、北的不同指向。而八卦与四时节候的关系，则是来自于八卦以阴、阳为符号，而阴、阳二气建构四时正是秦汉之际所盛行的宇宙观，管子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正是此种观念
41、的代表。淮南子天文篇亦云：天地以设，分而为阴阳，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因此，我们可以确切知道，说卦传所言之方位，取象于自然界四时节候的观察，印证了人类方位观念与天文星象、气候寒暖的密切性，这一点有其文化史上的意义；此外，说卦传所言之八卦与方位的配置，以八卦之阴阳符号为基础，呼应当时盛行的阴阳气化的宇宙论，这一点又有学术史上的意义。李学勤先生认为：卦气说应该是在见到说卦之后形成的，孟喜的卦气说在汉代易学中影响深远，在京氏易和现存各种易纬里，都可以找到这一学说的痕迹，例如易纬稽览图称坎、震、离、兑为四正卦，又称为四时卦。这一类易学内容异常繁复，各家彼此不同，但都以四正卦作为最基本
42、的间架，究其本源，都可追溯到说卦的后天卦位（P209）。说卦传的后天卦位普遍见于汉代文献，并且与五行说相应和，例如：在汉书魏相传，便可以充分看到八卦方位结合五行说，在汉代所反映的面貌：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
43、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时，节授民事 ：颜师古，汉书注，台湾：永康出版社，页五一三。有关八风缘由（参见注7），以及四时缘天文观察与方位结合，衍生为五行系统配应，乃至五行、八卦二个系统的结合运用，请详见笔者秦汉以前四方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研究 ：杨济襄，秦汉以前四方观念的演变与发展研究，周何教授指导，台湾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一书，此处我们由汉书魏相传的文字，可看出其所援引的四方之卦，正是说卦传帝出乎震章的后天八卦方位，但是它并未全盘采用八卦系统，而是以艮山结合五行之土居中，除以方位联系四正卦外，
44、其余帝神、季节等配应，所采用皆是五行系统的配应。此外，易纬乾凿度：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剥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 易纬乾凿度，见纬书集成，上海：上海古籍，1994，P45。以及清人惠栋所记汉易六日七分图：中孚在北方之坎，时为冬至；解卦在东方之震，时为春分；咸卦在南方之离，时为夏至；贲卦在西方之兑，时为秋分： 皇清经解续编卷一百卅九，汉易学一，孟长卿易上卦气图说。，都可以证明说卦后天卦位在汉代实际应用的情况。帝出乎震章后天八卦方位的观念，既然见
45、于汉代文献，而帛书周易易之义又有天地定位章的文字，那么，后天八卦的方位观，何以独未见于帛书易之义？说卦传所言之八卦方位：震东、离南、兑西、坎北、巽东南、坤西南、乾西北、艮东北，在1925年出土的朝鲜乐浪遗址王盱墓中发现的东汉式（栻）盘（结合了天文、节气、天干、地支，酷似今日堪舆家所使用之罗经），便已将八卦方位运用其上（见附图二：该式图原见于乐浪掾王盱坟墓东京：刀江书院，1930。此处附图乃转引自李零，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1993，页90。）；又如：现藏上海博物馆，六朝晚期的铜式（栻）盘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说卦传所言之八卦方位的痕迹（见附图三：本附图之拓本，见于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2期。而示意图则见于严敦杰，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4期。）。附图二与附图三的八卦方位标示一致，式盘上的四隅所标示的，正是
